哈维兰在《文化人类学》中引述了一个故事，双性人的自我认识。

    一个双性人（也就是既是男人又是女人的人），他的存在是个异数。他幼年生活在外祖母身边，在他外祖母的南美原住民意识中，万物都是有灵的，每一个灵的存在都有其理由，都应受到尊重，因而他也是受到肯定和尊重的，更因为他是一个特殊的存在，被视为大神特别赐予的宝贵礼物，既有男孩的强壮有力，又有女孩的温柔美丽，外祖母对他备加呵护。

    看到一篇文章《科学家发现新病毒挑战达尔文生命起源说》。心想，达尔文也不一定正确。

    写出这个句式其实是很可笑的，本来就是如此，任何人都不可能绝对正确，包括达尔文。这句话在逻辑上是正确的。但要落实到具体的人身上，有些人就会感到受了冒范，譬如达尔文的崇拜者，质疑达尔文也就等于质疑了他们，就会受伤，就会不满，就像我有一篇文章《老师的话不可全信》，结果引来众多老师的不满一样。

    今天读到一段很美的话，“当毒药在准备中的时候，苏格拉底正在用长笛练习一首曲子。‘这有什么用呢？’有人问他。‘至少我死前可以学习这首曲子。’”

    这是伊塔洛·卡尔维诺引用乔兰的话，为了说明我们为什么要读经典。

    无论这段典故的真实性如何，它至少是一种理想，一种生命观。真正的哲人皆有如此胸怀，如嵇康之于《广陵散》，阿基米德之于几何题，只有当下的

    读哈维兰《文化人类学》，博大精深，读了两章就决定放弃了。不是书不好，而是因为书是借图书馆的，马上要还了，一想到这个还书的时间，心里就有点紧张，一烦躁，就走神，书也读不好了。

    而且，许多段落总想在书上批注，做笔记。读书犹如一次旅行，做笔记就是让你放慢脚步，停下来，细细品味，如果没有这个过程，再美的风景也只是浮光掠影。当然，浮光掠影有时候也能留下深刻印记，但那毕竟只是感受世界的诸多方式中的一种，所得往往是有限的。

    那天接受一家杂志的采访，谈到孩子的早期教育要顺应自然的问题，我打了一个比喻，两杯水，一杯是白水，一杯是糖水，刚开始区别很大，但是当你不断地加果汁进去，即使加的果汁完全一样，加到最后，几乎也没有区别了。更何况加果汁的时候，两个杯子完全可能加得不一样，假如往白水里加得更多，最后的结果与当初将完全颠倒。

    这是为了说明，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给幼小的孩子灌进大量知识，虽然在一开始时显得比别的孩子有优势，但在人生漫长的竞争中，不一定能把这种优势一直保持下去，甚至因为违背了自然成长的规律，还有反作用。

    交完《作文》书稿后，突然有一种强烈的饥饿感，想要读书。很多慕名已久却又一直没有心思静下来读的书，很想一口气把它们全部吃下去。

    前几天看了电影《浪潮》，感觉很好。长久以来，我连看电影都很少了。看电影也是阅读的一部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忙于写，一直在往外倒东西，现在终于倒空了，感到饥饿，强烈的饥饿，必须大量地装东西进去。

木子：

   看到一辆三轮轿车，是电瓶车改装的那种，车头上插着面小红旗，车身上写着“老年车骑游队”，后窗上写着“夕阳无限好，黄昏奈我何”，看到这两行字，我突然感到悲凉，那不是一种和谐，而是挣扎，而这挣扎是注定要失败的。

    很多豪言壮语都有一种悲剧意味，因为人之所以要发出豪言壮语，往往是已经感到某种无奈，却又于心不甘，还想抗争，还想挣扎，还想改变其发展的轨迹，而这样的努力，在一种强大的必然性面前，会显得非常渺小。

    一个“富三代”青年，由于不想按爷爷的安排继承家族产业而挥刀自残，令人触目惊心。

    人只有按自己的选择去过自己的人生，实现自己的价值，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所谓自我价值，一定是自己选择、自己实现的，别人无法代替，被规化、被安排、被实现的人生，无论在外人看来多么辉煌，对自己来说，都是一场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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