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过长江以后，第二野战军司令部估计敌人可能会在苏州、上海、杭州、宜兴等地集结主力抵抗。在《关于全力截断浙赣线、杭徽线给各兵团的指示》中指示道：“本野战军具有截断浙赣线、杭徽线，歼击该两线之敌，准备尔后进击杭州之目的。”

    所以，在解放徽州以后，王近山立即命令三十五师迅速沿徽杭公路，向杭州方向穷追逃敌。李德生从徽州出发不远，到了呈降村东面，却发现此处有两条公路通往杭州，一条向东北，一条向东南，该沿哪条路去追呢？要是追错了，追得越远，离敌人就越远了。

    李德生决定兵分两路，一路向东北，一路向东南，进行试探性追击。一○三团向东北追了一段，没有见到大股敌人逃跑的迹象；向东南追击的一○四团却报告说，他们有一个班，在一条山沟里，遇到了几百名敌人，双方一交火，敌人又没命地向南跑了。

    正在这时，东北面公路上开来了一辆黑色轿车，截住一看，里面坐着一个国民党军官，他供称：杭州已被解放军占领。

    李德生立即命令架起电台，向军部发出急电，建议南下金华截敌。

  

1944年6月6日凌晨，当第一缕阳光穿过连日的阴雨照射在勒瓦尔基地上时，德国第13短程侦察机大队第2中队的拜尔沃夫少尉将他的飞机轻轻地拉上天空。他接到了“去前线看看有什么情况”的命令。在两个小时以前，设在沙特尔的大队司令部不断收到盟军空降兵在卡昂东北部奥恩河口降落的消息。为了应变万一，德军在该地区下达了2级预警命令。4点30分，拜尔沃夫和他的僚机莫尔军士奉命侦察可能发生危机的防线。

2架Bf109G-8战斗侦察机以450公里的时速低空穿越了诺曼底的乡村，雾蒙蒙的灌木从和田野在他们翼下向后掠去，清冷的雨水不时敲击在飞机的装甲风挡上。飞越卡昂不久，少尉和他的搭档就扔掉了机腹副油箱，擦着树梢，看着城市的建筑逐渐消失在他们机翼的右方。他们向右拉了拉操纵杆，很快，运河和奥恩河这两条水流就出现在他们的视野中。在甩开一片牧场后，他们借着微光，证实了自己的担心：到处都是被抛弃的滑翔机体，数以百计的敌军士兵正在向目标发起突击。

拜尔沃夫用两台照相机清楚地拍下了当时的情景。滑翔机拥有褐色的伪装，机翼上却喷着醒目而独特的黑白条纹以避免在盟军

《史记·游侠列传》中对古代的刺客有这么一番描述，说他们“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信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驱，赴士之扼困，既已存亡死生矣”。清末一些矢志于暗杀的革命志士也以游侠相称，如吴樾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孟侠，秋瑾自号“鉴湖女侠”等，他们的理念是“誓捐一死，以少尽力于我同类，而剪除一仇敌”，但死则死矣，同类和仇敌却未必已经分清。

暗杀是个人主义的革命，也是一种低成本的革命，好比现在国际社会上那些恐怖分子，他们没有能力去和敌人的强大武装力量对抗，因而仇恨和怒火只能化成不对称的人体炸弹或者汽车炸弹，在杀伤敌人的时候也自取灭亡。从实质上来说，暗杀其实就是一种产生于绝望、结果于毁灭的革命。

清末实行新政和立宪后，革命党搞的起义无一不败，譬如孙中山在1910年前暗中策划的八次起义便均以惨败收场（武昌起义实质上是兵变而非起义）。在革命屡屡受挫的绝望情绪下，暗杀主义的论调也就突然流传了起来，说是将那些清廷的实力派官员统统加以暗杀，杀一个少一个，那革命也就离成功近了一步。不同的时代和价值观往往导致不同的结论，这种称之为“革命义举”的暗杀行为，如按现在国际政治标准的话，这就是典型的“

核心提示:诸葛亮舍东三郡之强援而置孟达于死地，如此做法实在有悖常理，原因何在呢？笔者认为，除了孟达攻杀蒯祺的私人恩怨之外，荆州与东州两大政治集团的斗争是最根本的原因。诸葛亮为本集团利益而舍弃东三郡，促使孟达败亡，但同时也失去了重夺东三郡这一战略要地的大好时机。东三郡位于沔水上游，“舟行下水差易而上水甚难”，蜀汉若占据东三郡，则可顺流直下，并与东吴联合，直接威胁荆州地区由曹魏所控制的襄阳、樊城等地，从而实现他在“隆中对”中提到的两路伐魏的构想，但他没有这么做，继而就有了由汉中北伐的多次徒劳无功。

本文摘自《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11期，作者:朱子彦

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刘备所

古代官员授职有回避原则，就是不许在原籍或有家族产业的地方任职，所以当时的“公务员”如果经常在职的话，就得到处宦游，一方面少有时间精力在原籍营建房产之类，另一方面无论到哪儿工作，总有条件优越的官邸供你和家属居住。可是一旦休官，马上就得搬出来让给继任者。而且往后定居何处还有限制，比如南宋规定，凡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休官后，三年内不许在任职地居住，倘在当地有亲属，或置有财产，三年以后也不许居住，违反者处一年徒刑。所以若要盘点休官所带来的实际损失，迫在眉睫的就是再也不能继续居住设备齐全的官邸了。

古代“公务员”职业没有失业保障、没有连续工龄、也没有情义体恤，可以说是一个含金量较低的“瓷饭碗”。有人做过统计：西汉时丞相一职的平均任期才四年多，东汉时三公的平均任期不到两年半。朝廷要官尚且如此，以下的自然就更惨了，动不动就会打破饭碗。他们做官时尚且如此仓皇，退休后就显得更加凄凉了

唐代宪宗时，颜真卿的外孙韦丹在江西任观察使，常与隐居在庐山的高僧灵澈上人吟咏唱和。有一天，韦丹派人给灵澈送去一篇新赋的《思归》：“王事纷纷无暇日，浮生冉冉只如云。已为平

1955年，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共有1614名（包括以后补授、晋升的在内）开国将领被授予元帅和将军军衔，其中元帅10人，大将10人，上将57人，中将177人，少将1360人。其中，步兵出身的将军数量居于首位，其次就数骑兵出身的将军了。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除了少量的炮兵、工兵、装甲兵、通信兵、铁道兵外，其他军兵种几乎是空白。骑兵是步兵之外的最大兵种，最多时达19个骑兵师。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时，骑兵出身的将军共55人，其中上将2人、中将8人、少将45人。

笔者把这些将军列举出来，以展现共和国骑兵将军的风采:

骑兵出身的上将2人:国防部副部长、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曾任红四方面军骑兵司令员兼骑兵师师长；国防部部长、国防科工委主任张爱萍，曾任军委骑兵团政委、代团长。

骑兵出身的中将8人: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曾任红军陕甘支队骑兵侦察连连长；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田维扬，曾任东北民主联军骑兵第一师师长；后勤学院院长杨秀山，曾任八路军一二○师骑兵营政委；军委炮兵司令员张达志，曾任大青山骑兵支队政治部主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姚喆，曾任

本文摘自《英雄闲说旧风流:张学良口述历史》 作者:张学良口述 唐德刚撰写 出版社:中国档案出版社

在我们那个地方有一个小土豪，姓王，有几个钱，小土豪，不是顶有钱。那个人也不大正直，常去跑一个小赌场。

有个年轻的孩子家里有钱，但岁数不大，不懂得事，跟这个姓王的两人赌钱。年轻人把钱都输了，输光了，不光输，还负那个姓王的，姓王的就逼他要现钱。年轻人说我输光了，没有现钱了。他说那不行，没有钱，我上你家要。那个年轻人被他逼哭了。这时，我爷爷在旁边就说话了:“算了吧，你都赢了那么些了，就算了吧。”这下，那个姓王的不愿意了，“碍着你什么事情了，你管什么？”这一下把我爷爷说火了，我爷爷也是很凶的一个人，那时候已经五十多岁了:“我说什么？假如我要是说出来，你就在这站不住，你就待不了，你就瘪了！”

这句话就翻了姓王的底儿了，他在那闹鬼儿、做手脚，那么，这个人就不吱声了。

到下午了，大家都回家了，我爷爷和姓王的也回家，走在路上，姓王的就跟我爷爷说:“你要给我道歉，你管这个闲事干嘛？”“你那个事情(指姓王的做手脚)我都看见了，你还瞒得过我？”说着

春节是礼品横飞的节日，每年的这个时候人们都被各种各样的礼品所包围，寻常百姓家如此，皇家亦如此。作为“晚清第一女人”的慈禧太后，因为本性贪婪的缘故，无论是王公大臣还是太监宫女，都要竭尽所能向她备上一份厚礼，博取她的欢心。因此对慈禧而言，春节其实更像是一个发财的机会。清末服侍过慈禧太后的德龄公主在她的回忆录《我在慈禧身边的两年》中，曾对此作过颇为详细的记述。
   慈禧很喜欢过年，除了热闹外，还可收到很多贵重的年礼，这些后来都成了她的陪葬品。1928年7月，军阀孙殿英掘开慈禧的定东陵，盗得了大量的珍宝。极受慈禧青睐的大太监李连英的嗣长子李成武，在其《爱月轩笔记》中对这些陪葬珍宝有详尽的记述，对陪葬品的数量和价值都有说明，光置放在慈禧脚两边的翡翠西瓜，就价值白银二百二十万两。这么多的珍宝不少来自她过寿和过年时收受的礼物。
   慈禧对送她的年礼很在乎，会一件件地看，喜欢的就留下来用，不用的就锁进库内，也许再不去看上一眼了。这些礼物包括细小的用品、珠宝、绸缎，甚至还有衣服，应有尽有。
   慈禧在乎年礼，臣子则把送年礼

——晚唐君臣最担心的几个掘墓人，有的被消灭，有的摇身一变，成了为唐朝“报仇复兴”的“忠臣”。

唐代是中国古代史上最辉煌的时代，其广袤的疆土、强盛的国力、灿烂的文化、无坚不摧的兵锋、海纳百川的胸怀，都是它无愧于当时世界第一帝国的称号。

可惜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开元盛世之后的一百多年里，安史之乱、吐蕃来犯、宦官专权、大臣党争……把昔日强大的唐帝国弄得千疮百孔，四分五裂。由于战乱不断，皇帝的威信下降，各地的封疆大吏“节度使”们逐渐控制了辖区内的军政大权，在各自的辖区内，他们可以自行任免官吏，自行征兵，自行控制财税，对管下军民任意行赏，甚至处决也不上报朝廷，节度使死了，常常由他的子弟或亲信自行继任，皇帝往往也只能接受既成事实。这些节度使的辖区被称为“藩镇”，事实上就是一个个半独立的小王国，他们的长期存在，割裂了唐朝的疆土，减弱了唐朝的凝聚力，枯竭了唐朝的财源，让这个伟大的帝国，无可奈何地一天天走向它的末日。

在这无可奈何中大唐天子换了一茬又一茬，终于轮到了一个叫李俨的皇帝，后来被称作唐僖宗。话说这唐僖宗聪明伶俐，音乐、算术、骑马、射箭、除了正事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