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南京！》公映以后，不断有媒体的朋友打电话来，要我谈谈这部电影，谈谈陆川。我一直在“顽抗”着，除了简单声张一下，这部片子是个好片子，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希望大家都去看一看，别的，一般不再发表过多的言论。特别不愿意由此去炒作家庭家族的生活内幕。而且今后仍将一如既往严守这样的“戒律”：绝不接受关于家庭生活内幕的采访。但电影公映后，引发了一些极其重大和严肃的话题。这是相当有意义的。它们已经超越了对《南京！南京！》这一个具体作品的评价，具备了更大的普适性和穿透力了。所以，前几天，我决定接受一家周刊的采访，就其中几个问题，谈了我的一些看法。记者只问了这些，我也就只谈了这些。还有一些很重要的话题，他没问，我也不好“自作多情”撒开了去说。我想，《南京！南京！》能引发这样的热议，是意外的重大收获。中国太需要这样的“热议”了。让我们都来“说三道四”吧。中国太缺乏活跃的思想的。甭管对错，先活跃起来。希望就在这活跃之中啊。）

本刊专访

陆天明：我眼中的《南京！南京！》

在陆天明看来，儿子陆川拍《南京!南京!》，不仅完成了一个艺术家应

　　　　　　　一件让我特别伤感的“小事”

三月十三日，我应邀去哈尔滨为自己的新书＜命运＞做签售。第二天一早，按惯例，我从所住的宾馆打电话给妻子，询问她的起居情况，觉出妻子的语气中突显平日里少有的一种沮丧和不安，忙追问她有什么不适。近年来，她的心脑血管方面常常会出现一些让人担忧的症状。但她矢口否认。十五日晚我赶回北京，一推门，吓我一大跳，她的右半边脸上布满了紫色的淤血痕，鼻尖和唇角处也有几处伤痕，眼泡肿了，好像被人殴打过似的。因为住得远，平时很少回家来的小儿子和他的女友这时也在她身旁。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她是出了什么大事的。扔下行李追问，才知道我走的那天，她上小区附近散步，突发一过性神志不清，昏倒在地，脸部严重受挫。醒过来后，发现自己半边脸满是血，便挣扎着坐起，看到路边正好有几辆“黑车”，便请求其中一位黑车司机将她送回小区。没想到那个黑车司机不管她脸上是怎样的还在流着血，眼睛已经肿得完全睁不开了，却只是冲她摇头摆手，不肯送她，嘴里还嘟囔着：“送了你，你再诈我一把，说是我把你撞倒的，咋办？”无奈，她只有再去求另一位黑车司机。那个司机要年轻一些，城府似乎没那么深，

大多数不能“让人眼睛一亮”的编剧就不该出声维权？

今天是三一五维权日。三一五维权年年有。越来越深入人心。越来越有成效，越来越让广大民众重视这个日子。当然，也越来越让那些为所欲为，只唯一已之私利的黑心商人、老板们有所顾忌而不痛快。今年的三一五，更让某些人感到不太痛快的是，一些影视编剧也掺和进来，嚷嚷着要维权。毫无疑问，编剧从一个整体来说，是影视生产行业中的弱势群体。长时间来，他们中的多数人权益在这个方面或在那个方面，总是被伤害着，一直得不到充分的重视。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一些大牌制片大牌影视公司老板在这场争论中频频口出恶语伤人，也只能蛮横地说什么“编剧维权是想为王”，“是在争权”这一类完全不顾事实真相的话。我相信，说这些话的人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说的这些是事实。三岁孩子都知道，要想在影视生产过程中“为王”“争权”，一是要掌得经济大权，再者就是得把住摄像机和剪接权，也就是说要掌得指挥整个剧组行动和最后完成片子的权利。争论到今天，有哪一个编剧提出想争得这些权利了？编剧不改变自己的职业定位（比如改行去当导演，制片人），更不想把剧组搅黄了，有可能、有必要去为王争权吗？除非这个编剧疯了或吃

 　　　　　　　不要偷换概念，掩饰真相

今天中午飞到重庆，为我的新书《命运》做宣传。忙了一下午，吃完晚饭回到住处，打开电脑，有网友告诉我，上海某家报纸报导了我博客里写的那篇编剧维权的小文，还说某些影视圈的老板、制片人声称：“中国编剧争权尚早”。我还听到一个说法，说中国“编剧为王”是不可能的。

这些说法真是让人哭笑不得。中国的编剧现在是在争权吗？是在想“为王”吗？请他举出事实来。哪个编剧在和谁争什么权？是在争左右整个戏组的经济权？拍摄权？后期制作权？还是在争营销宣传方面的权利？哪个编剧说他想在戏组称王称霸？编剧只是在争取他做为一个编剧应得的那点人身权利和著作权利，就让那些一贯不把编剧当平等合作者看待的利欲熏心的人，只要得到了编剧的剧本就为所欲为的“老板”“制片人”不舒服了。难道编剧就不该得到那些他们应该得到的那一点点合法合理的权宜吗？有人说，一些优秀编剧的稿酬是不低的，待遇也是很好的。难道大多数在他们看来并不算优秀的编剧就可以随便欺负了？你可以不用他们写的剧本，如果用了，不管他是否是中国最优秀的编剧，最出色的剧本，就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戏组在拍摄中，不是不可以改动

　真的该为编剧们呐喊一声了

听说王兴东和张抗抗建议增设最佳剧本改编奖，我感慨万千。他俩一个是全国最出色的编剧之一，一个是全国最优秀的小说家和散文家之一，都是文艺创作的行家里手，他们熟知界内情况，又都是全国政协委员。我想，他俩说的话应该是有分量的，有关部门有关方面应该静下心来仔细考量一下他俩提出的这个建议。我也是个老编剧。多年来的身同感受，此时此刻，归结为一句话，就是：“老少爷们，现在真的该为编剧呐喊一声了！”

影视圈有句老话，是经常被人挂在嘴边念叨的。这句话是：“剧本剧本一剧之本”。如果圈外的听了这句话以为圈子里的人都特别重视和理解编剧的劳动，那他们就大错而特错了。以我的实际经验，圈内的那些人只是在得到剧本之前，在恳求编剧为他们写剧本的时候认可这句话，一旦剧本到手，说句夸张一点的话，他们可能连编剧姓甚名谁都忘得干干净净了。普遍的（百分之九十？还是百分之九十九？）在未征得作者同意的情况下就会找人去改动剧本，在改动过程中更不会去征求作者的意见。除了在片头上会署作者的名字，一般情况下（百分之九十？或者百分之九十九？）都不会在宣传海报、光碟上印上编剧的名。也不会在媒体见面会

怎能对这样的人文信号置若罔闻？！

前些日子，一家著名的省级电视台举办了一台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晚会。晚会照例办得隆重而华丽。在这台晚会上，他们请出了方方面面的代表人物，来对已经过去的三十年发表感言。其中被邀来代表当代青年作家说话的是一位被法院判定抄袭而始终不肯认错的“著名青年作家”。事隔不久，又听说这个从不认为抄袭剽窃是什么毛病的年轻人，又被一家著名的文艺出版社任命为他们一个部门的“副总编辑”。我愕然。重视青年作家，好。提拔青年作家担当重任，更好。但是，中国只有他这一个青年作家了吗？不是呀。八零后的青年作家中，只有他一个人的作品卖得好，拥有众多的“粉丝”了？也不是呀。这十八亩地里并非只有这一棵苗呀！为什么偏偏要拉他来做中国青年作家的代表，并且任命他当什么“副总编”？！！

文学艺术素来以从事创造性劳动获取人们的尊重。在文学艺术领域，抄袭剽窃历来被人视作最可耻最卑鄙的行为。放纵了抄袭和剽窃,就会彻底毁了以独创性为其命脉的文学创作事业。所以，即便在“最腐朽最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世界里，人们也是瞧不起抄袭剽窃行为的，也绝对不会把一个抄袭剽窃有瘾的人当作他们文学的代表人物来吹

　　　　　　　　　心到成都，魂聚成都

　　去过成都好多回了。但每一回我都会怔怔地问自己：我这一回见到的“成都”，能算是真正的成都吗？比如她的悠闲，她的散淡，她的恬静，在她那些带有千年陈迹百年伤疤的大街小巷星罗密布着的茶馆店，无处不在的麻将桌……一个个黑黢黢、似乎深不可测的店堂，店堂里一张张矮矮的小方桌、一把把油光贼亮的小竹椅，灶台上那许多把高傲的细嘴铜茶壶，那许多位在茶客中间穿梭忙碌、幽默爽朗而又谦和的堂倌们，还有那众多让我们这些北方佬看来是如此不可理解的居然在大白天就扔下手头种种烦心事来这儿跷着二郎腿泡茶馆求安逸的男女老少爷儿们姐儿们和那些麻将友们……如果这些都算不得真正的成都，那么，真正的成都又到底在哪里？

　　最近又有人邀我去成都。我一点都没犹豫就应下了。我没犹豫，并不是存心去追索什么“真正的成都”。我知道这个问题太重大，答案也太复杂。而这一回决定应邀去成都，完全是因为大地震那会儿，我没能到灾区尽力。当时我正在自家书房里笨拙地完成一部必须限期完成的六十万字“大作”。为此，一段日子以来，我总觉得自己欠了一笔太大太大的心债。你看十字架那样的圣物，郑重得可以，却还能

　　　　　　　　我的文学三十年祭

　三十年了。

我的文学创作又走过了三十年的路。

是“一竿风月”？还是“一簑烟雨”？抑或是“波涛万顷”？

上小学三年级时，做作文。《我的理想》。我说我要当“作家”。我上学早。写作文的那年我七岁。我那个被多年的肺痨病已经折磨得几乎要对生活失去希望的父亲，看到我的那篇作文，非常欣慰地说：“好啊。我儿子也想当作家了。”他年轻时的理想就是要当作家。但不幸的是，他是巴金笔下“觉新”式的人物，一个大家族的长房长子，终归屈服于生活的压力，为了顾全家族的生活“大局”，无论哪方面，都“痛苦”而又“自觉”地放弃了他个人的理想。三年后，他死了。还是死于肺痨。死的时候才三十岁。在此之前和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并不知道他曾经想当一个作家，并不体会那天晚上他站在写作文的我身后，所发出的那一声喟叹里所饱含的全部伤感意味。也许他活着时，觉得我太小，就没想到还有那个必要跟我细细地说说这些。又过了十年，我离开上海，离开母亲，要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战天斗地”。母亲为我准备行装。全部的行装就是一个旧帆布箱和一个旧铺盖卷。她却把

　　　免一个孟学农，就能管住那些不法官员了吗？

　曾经年轻有为的孟学农,不仅生也“不争气”，而且也“生而不幸”。两次被推上正部级领导岗位，两次都在任职不到一年之际，就遭遇不测之大祸，或被免职，或“主动请辞”获准去职。这样的事情，这样的官宦经历，先后发生在同一个官员身上，不要说在中国，就是在全世界，我想也是罕见的。能说孟学农的命不好吗？但一定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免一个孟学农，因此就能免除中国再遭受那一阵又一阵“不科学”“不民本”的“官宦之灾”了吗？就能让中国的平民百姓真正不再在种种人为的事故中流血丧生了吗？

　就事论事说，两次免孟学农，就维护中央权威，促使政令畅通，震慑那些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心中只有自己头上那顶乌纱帽，绝无民众利益的昏庸不法官员来说，是完全必要的。但如果以人论事说，让孟学农来承担这两起重大事故的责任，多少还是有点不公的。“非典”初起，孟学农就任北京市长才三个月。几十年来，我们这个体制内的习惯做法都是讲究“内外有别”，讲究“内紧外松”，讲究“经济上可以放宽一些，意识形态的管束却必须从紧”。所谓意识形态要从紧，也就是要多从正面引导，多说成绩，少说问题。管制舆

　　　　　　　让北京的蓝天继续蓝下去

　九月一日，我和妻子进城办事。一路上感慨北京的天空，那是真蓝啊。真的和梦一般。蓝得让人心醉。她一路上拍了一些，现在发在这儿，和朋友们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