闾丘露薇 ROSE GARDEN

南都周刊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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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对四川雅安地震的一亿元拨款，因为有反对的立法会议员采取拉布战略，也就是在讨论期间轮流发言，让表决没有足够时间在规定的会议时间内进行，而被推后。其实大家都知道，只要表决，因为建制派议员人数远远超过反对派，所以拨款一定会过，反对派也只能够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立场。

（补充：就在这篇文章写完一周后刊登的当天，也就是5月3日，香港立法会投票通过拨款，32票赞成、23票反对和1票弃权）

其实立场非常简单，那就是认为，既然特区政府无法保证可以有效监管捐款，而过去也有事实证明，捐款被滥用，那不如采取其它的方式，比如直接资助信得过的民间团体，让灾民可以直接受益，甚至一些议员表示，一分钱也不会给，并且拿出一系列的数据，证明特区政府没有监管好善款。

这样的结果遭到了香港文汇报社论的严厉指责：“反对派此时却扬言「一个仙唔会俾」，发起「抗捐运动」，不仅反人道、反良知，而且是去年「反国教」以来反中央、反国家、反民族的延续。反对派把赈灾政治化，这已和内地的善款监督制度无关，而是要割断两地同胞的血肉联系，将

羊城晚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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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上时间久了，会遇到很多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打个比方，我说自己吃的这个鸡蛋不新鲜，坏了，结果就会有人来和你争辩说，他吃的鸡蛋是好的。这还不算，还有人会质问你说，说鸡蛋是坏的，那是不安好心，因为大部分的鸡蛋都是新鲜的。

虽然说，可以对这样的人置之不理，但是看得多了，倒是觉得，也需要谈谈这样的现象，因为这样的思考和讨论问题的习惯，会出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如果不改变的话，那就无法形成公共讨论，也无法解决问题。

在我看来，所谓的讨论，一定不能各说各话。比如我们可以讨论鸡蛋新鲜的标准，毕竟主观感受性还是很强的，当经过讨论设立了标准之后，未来就不需要浪费时间在这个问题上，然后可以进一步讨论，鸡蛋坏了，那该怎么办：如何处理坏鸡蛋，有哪些措施可以让坏鸡蛋少一些，也就是如何储存保鲜。

毕竟，有太多问题，是非标准在那里了，比如大家都知道不应该侵犯他人人身安全和财产，这是常识，非要拿出极端个案来说明，侵犯他人是合理的，只能说这些人思维逻辑有问题，因为极端个案都有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

华商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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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四月初，已经有香港媒体头版头条报道，前廉政公署专员汤显明在任内频频外访和赠送礼物。根据廉署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显示：汤显明五年来总共外访34次，有154天不在香港，当中22次外访是到内地。总共耗费接近400万港元，其中他的个人开支共76万元，占总开支19%。他在任内还花了22万元公帑，送了136次礼物，主要给内地政府和官方机构。廉政公署对公务员收受礼物规定严格，一般不能超过五百，但是汤显明送出的礼物当中，三分之一超过了这个标准。

有些批评指，汤显明这样做，是为了给自己退休之后当全国政协委员铺路。只是，这种用“动机论”来进行的猜测和判断，过于诛心，加上根据廉署当时的规定，不管是外访次数还是金额，还有送礼的金额一向是廉政专员自己看着办，可以批评不合理，但是确实不存在违规，只能说，廉署存在灰色地带。

四月中旬，审计署的报告显示，廉政公署有两顿宴请，为了避免超过廉署自己规定的，每人晚餐的餐费450港元的上限，这顿饭，甜品被分开申报，红酒变成了宣传费，至于另外一顿饭，实际每人开支1045港元，没有按照内部规定，

华商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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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格达，随便和一个民众聊天，说起政府官员，都会哈哈一笑，然后一个评语：腐败。

我有亲身体验，因为行李里面都是传送和拍摄器材，被海关扣留。其实我们早有准备，提前在北京，伊拉克驻中国大使馆拿到一封公函。我还记得去拿签证的时候，工作人员再三提醒，一定要出示信件，当然，他们没想到，这封公函在他们的海关人员面前，是毫无用处的。对方开出条件，留在海关，或者给一百美元。如果是我的私人物品，我一定会选择前者，但因为影响工作，于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妥协，权当罚款。

采访一家韩国企业，好奇地请教负责人，作为外来商家，做这样大的一个项目，如何和一个腐败的政府以及官员打交道呢？

负责人说，他选择不妥协。一来，违反公司伦理守则，其次他很清楚，只要使用了对方的游戏规则，接下来就是无穷无尽的麻烦。虽然会增加时间成本——最极端的一次，他们的货品在海关被扣留了两个月，但是他有耐心，他要让对方明白，自己做事情的原则。

“其实，会慢慢变的。”他显得很乐观，“因为韩国就是这

​南都周刊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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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是06年，香港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一所大学的教授，发现自己的信箱里面有一万元现金，一看才知道，原来是自己的博士生放的，希望教授能够把考题和试卷卖给自己。当然，教授报警，这位来自内地的学生最后入狱，行贿在香港，和受贿一样，同样也是严重罪行。

这件事情在香港引发很多议论，尤其是在校园里面，香港土生土长的学生们都觉得不可思议，不是不敢这样做，而是连想都没有这样想过，想不通为何有人敢于这样公然挑战法律。原因很简单，用廉政公署前官员的话来说，就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知道，行贿是不对的，不应该做的事情。

倒是一些来自内地的同学同样觉得不可思议，认为这个教授过于的不近人情，居然举报了，是不是害了这个学生。因为如果对内地如果有所了解，都知道在高校里面，学生这样做，是一种潜规则，即便是不接受，也不需要如此绝情。

听完这些讨论，我想，如果是我，我会怎样？当然，如果我是学生，我想也不会想用这样的方法，廉政公署的广告看得多，相关的新闻看得多，知道不要说给公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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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的时候，在人民大会堂等待总理记者会开始，看到香港的一位同行，正在和主管部门的官员在会场的角落，讨论着什麽，从双方的脸色来看，非常的凝重，显然事关重大。等官员扳着脸走开，那位同行过来告诉我们：“我放弃提问了。”

做这行久了，谁都知道，每年的总理记者会，都会给香港媒体一个机会，为了公平起见，会在部分港媒之间轮流。至于问怎样的问题，就在去年，香港出版的一本书里面，一些在过去这十多年来得到了提问机会的记者们，讲述了整个过程：官员会提前三天给问题，当然，如果有些记者觉得不理想，那就可以反映意见，双方进行沟通，在经过讨论和相互妥协之后，找到一个双方都相对满意的结果。毕竟，官员不想让被问者为难，而提问者，不想让同行和观众痛骂浪费提问机会，辜负自己记者的这个职业。

如果官员不肯让步，那记者可以怎样做？去年轮到提问的香港记者，思考再三，站起来提问的时候，夹带了自己想要问的问题，而09年的那位香港记者，最终选择了放弃提问，因为他知道，如果站起来不顾一切问了想要问的问题，也就意味着破坏了和内地良好合作的局面，放弃，是对自己以及所工

华商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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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末开始，有机会看香港电视，对于廉政公署的广告印象深刻。到现在，我还记得那张惊恐的脸：一个生活优越的中年商人，正在和家人吃早餐的时候，门铃响了，商人的脸上充满了惊恐，妻子打开门，门口站着的是拿出廉政公署证件的调查员。当然，印象最深刻的，是宣传片最后的那句：香港，胜在有ICAC（廉政公署的英文简称）。

开始看港产片，发现里面很喜欢提的一个词，就是去廉署“喝咖啡”，而且显然这不是受欢迎的款待，九十年代中到了香港，开始在电视台工作，才知道，原来“喝咖啡”就是被请到廉政公署接受调查的意思，据说，到了那里，廉政公署的调查员会端上一杯咖啡，和你慢慢聊。而且行贿受贿在香港，是同样严重的罪行，因为如果没有人敢送钱，那就不存在收钱受贿的问题。

十年前参加过一场记者会，内地宣布，出售盗版软件和光碟还有仿冒商品是违法行为，我举手问了官员一个问题：那买的人呢？被告知，还没有考虑对购买的人采取法律行动。其实当时我是舒了一口气，因为必须承认，在北京常驻，买盗版碟看电影打发时间，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是我也有担忧，觉得这样的

华商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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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电影《林肯》中有这样一个场景：总统林肯和两个电报员聊天，得知其中一个年轻人在战前是做工程师，于是提起了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

　　他提到欧几里德在他的著作“几何原理”中的第一条公理：等于同量的量彼此相等，也就是说，若Ａ＝Ｂ，Ｃ＝Ｂ，那么Ａ＝Ｃ。而把这条公理推广到人类社会，既然都是人，那自然人生而平等。林肯感叹，这是两千多年前已经自证的真理，但到现在，却不是所有人都明白这个道理。

　　其实有太多事情，很久很久以前，已经有人把道理说得非常清楚，但是几千年来，人类却不断地兜兜转转，不断犯着错误，然后再用一次次的错误，去论证这些已经自证的真理的正确。

　　也许，明白一个道理是一件事情，在现实生活中，如何知行合一，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比如说，宽容。

　　春节期间去以色列旅行，站在耶路撒冷老城，回想这个地方，多少的杀戮，犹太人曾经面对的毁灭性的灾难和迫害，直到现在的以巴冲突，不恰恰是因为人类的不宽容？

　　无论哪种宗教，都在

南都周刊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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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末，透过电视，看了一部美国电影，1987年拍摄的Broadcast News 电视新闻。

电影讲述一家美国全国性电视台，在华盛顿的新闻部里面，一个年轻的女制片人，一个男记者，以及一位男主播的故事。

女制片聪明能干，拥有新闻理想，尽管艰难，但尽力对抗一切为了收视率。

男记者报道新闻专业出色，可惜相貌平平，缺乏明星气质。公司裁员，男记者首当其冲，无奈做上主播台，但结果却满头大汗，狼狈不堪，他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他就是做不了主播。

男主播不懂新闻，不会写稿，不会问问题，但是长相有观众缘。每次做直播，女制片在导播间透过耳机抛出问题，他再淡定自信的把问题抛给被访者，被成功塑造成一个出色的主播。尤其是在一次外出访问时，对被访者的遭遇，在镜头前留下了一滴眼泪，尽管被男记者批评不专业和煽情，但却阻挡不了他更受欢迎。

女制片无可救药的爱上了男主播，直到发现，对方的眼泪是在采访结束后补拍的表演，抱着对爱情还有电视新闻这个行业的失望，她选择离开。男记者去了一家小型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