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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21日正午，阳光干冷，似一杯甘洌的老白干。荷风诗社贺山峰社长与法卡山前往车江镇探访王一灿。王一灿现担任衡南二中高三语文老师，他曾是狂热的诗歌发烧友，至今仍笔耕不辍，他的诗歌精神影响了罗百君、阿鲁、张扬等一批诗歌新生代。王一灿的办公室紧挨着教室，办公桌上堆满了各类教辅与考试资料，可见其工作任务之繁重。我们的访谈只能见缝插针地选在这适合打盹的中午。教室很安静，学生的课桌上垒满了高高的书籍，大多学生坐在课桌前写着永远也做不完的作业。我开门见山地说，您在课堂上还与学生谈诗歌吗？他尴尬地笑了笑。随后，就有了这些天马行空的访谈。回来的路上，我们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虽然那个时代已经远去了，但那些关于理想关于诗歌的梦依然在路上奔跑。

荷风诗社：80年代是个激情洋溢的理想主义时代，那时，热爱诗歌是很狂热很圣洁的事情。直到今天，仍看到这种理想主义情结在你血脉中流淌，你曾在《呼唤》一诗中，给一位放弃诗歌创作的朋友发出了这样的呼唤：“回来吧，回到从前的家园/这诗的家园/花的家园。”说说你当年是怎样与诗歌结下不解之缘的？

王一灿：我之所以写诗，缘于以下三点：

1、上世纪80年代，那的确是中国文学的春天。多少喜爱读书的青年，谁不自觉接受文学的熏陶，甚至对文学怀着无限的憧憬呢？那时姐夫是一间乡村小学的民办教师，除《湖南教育》外，还订阅了《人民文学》等好几种杂志，我总是一期不落地读得津津有味。读得多了，自然想写，小说、诗歌都曾尝试过。

2、记得是要进入大二的那个暑假里，我与同学回母校去看望老师。高一时的班主任周中和老师曾勉励我说：王一灿呀，读大学轻松不？你们赶上了好时代，可要趁着大学时光博览群书啊！将来参加了工作，读书的时间就不多了。作文，历来就是你的特长，不会放弃吧？你要力求进步，多写点文章，将来除当个老师外，说不定还可以当个好作家呢。从此，我便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追求方向。

3、我是从大学一年级起才开始养成作日记的习惯，教书之后还坚持了好些年。所记虽然绝大部分属于鸡零狗碎，但偶尔也写一点心情文字。青春时期难免不会对异性产生一些莫名其妙的非非之想，于是干脆写成诗的形式，这就是我最初的所谓“情诗”。后来再看，实在是几乎没有一首可以示人的！呵呵，不过印证“年少情怀皆是诗”罢了。

荷风诗社：80年代本土诞生了《苦楝》、《伊人》等诗歌民刊，但在89之后，这些民刊都灰飞烟灭。那些曾经追求诗歌的人，也开始从形而上的精神贵族转变为形而下的物质主义者，听说《苦楝》的创办人之一何志云在89之后，开始流浪各地兜售气功谋生，这确乎是很有意味的事情。今天，物质主义大潮席卷一切，社会风气骤变，回首往昔，物是人非，让人唏嘘不已。请你回顾一下当年诗歌民刊的状况以及其主要创办者的现状，这或许对于我们有某种启发。

王一灿：上世纪80年代那是中国文学的春天，几乎全国各地，从大学到中学，从厂矿到社区，民间文学社团与文学刊物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我先后所接触过的本地文学圈子就有好几个，所读过的油印、铅印文学刊物更是不少。

首先大二时，我与同学颜文艺（衡山人）及其他学友等共同筹组了本校第一个诗社——燃云诗社，办手写墙报，出油印诗刊。同时邀请湖南“行吟诗人”彭浩荡教授来校举行新诗讲座，极大地激起了各学科、各年级文学爱好者的写作热情。其中，活跃分子我至今记得的，有邱初开（曾当过耒阳市委副书记，现为市委副秘书长）、罗鹿鸣（现为著名诗人，省农行干部）、刘曦嵘（好像在市里415医院做政工）、彭天文（现为市教育局副局长）、邓杏，左英甲等。我们毕业以后，燃云诗社当然也就自行解散了。不过，大学母校的新校友后来又成立过一个叫做“方太阳”的诗社，也出过油印诗刊，我读过两期。主要骨干我记得的有许持之（不知本名还是笔名叫许强）、刘良初等，均为衡阳县人；还有女诗人王佩云，后来在市一中当外语教师，可惜因车祸不幸殒身。

其次是教书以后，我最先接触的是衡阳市回雁诗社的雷鸣（本名雷运生，衡阳县籍，省汽配工人）、赛琦 (本名饶富强，市棉纺厂团干）、旷野道人（本名旷辉，任职于市城管中队）、石少衡（市航运公司团干）、凌云（女）、金一先（家住仙姬巷，大概是湘南潜水泵厂职工）等，而对该社诗刊《雁翎》发表的新诗，最感兴趣、印象最深的是贾月云先生的大作，但跟其人至今仍未晤面（只隐约记得曾有人告诉过我该先生任职于市总工会）；以后又知道莫砺（前辈诗人，市一中退休教师）、易龙云（市教科所教研员）、刘潇（市科委干部）、吕宗林（我国上世纪30——40年代现代派诗人吕亮耕之子，就职于市公路局）也是回雁诗社的人，不过大都没有什么交往。至于曾做过《雁翎》编辑、我以为作为当下衡阳新诗作者的第一把交椅当之无愧的诗人郭龙先生，我们可谓忘年交了，后话再说。

再次大概是在86年吧，忽然一天，一位文质彬彬的小伙子说是慕名（至今我都不知名从何起）来访，我热情接待了他，我们扺掌论诗，皆大欢喜，于是结成了相互交流诗艺的好朋友，这就是后来一起筹办《伊人诗报》的刘晓星。其间，刘晓星曾到省民政厅主办的《老区建设报》应聘编辑兼记者一年。这一年，他认识了衡阳县籍“乡土派诗人”江堤（当时供职于岳麓书院，我在湖南师大读函授本科时曾拜访过一回，不久诗人就因病早逝）、北大毕业的优秀散文作者王开林，还有当时省文联主席、50年代成名的老诗人未央等。同时，刘晓星还在由原来的《湘江文学》改称《湖南文学》、最后干脆改版更名为《芙蓉》的大型文学期刊上发表了中篇小说《不是我，而是风》。应聘期满后，刘晓星返衡，在南岳镇一株巨大的古樟下独自开起了一家“伊人面馆”。作为文学青年流浪心灵栖息之地的这家面馆，诗人未央亲笔题曰“诗友之角”，并作了“以诗会友，以友促诗”的题词，的确吸引了南来北往的游客中许许多多的诗歌爱好者，留下不少新诗作品。于是，刘晓星同我商量筹办一份《伊人诗报》，我们是一拍即合，很快就编辑、出版、印刷（铅印）了“试刊号”，版面在当时显得非常大气，好像比《衡阳日报》还大，总共印了大概500来份样子。这时是1988年。《伊人诗报》乃衡阳市第一家民报，至于经费，除了得到作为编委之一的范林（笔名方戈）所在单位衡阳冶金机械厂的印刷支助外，其余全由编委自掏腰包。我们商量把“试刊号”以成本价拿到衡阳市面去卖，除了托书摊、报亭寄卖外，我们还于街头亲自叫卖过两次，将收回的成本再做正式出报的经费。还真没料到，我们的《伊人诗报》一上市面，便一抢而空。真比某些大报还叫好哇，把我们高兴得对办好正式的第一期信心十足。可惜至今我已找不到一份了，甚为怀念。第二年又编辑、出版了《伊人诗报》正式第一期，同样深受衡阳文学青年的广泛欢迎。记得编委会为六人组成：陈群洲（曾任衡南县委副书记，现为市委统战部长）、刘定安（后从衡阳县官埠乡调到了市纪委）、刘晓星、王晓桦（本名王少华，市烟草公司干部，后下海而成大款）、方戈、王一灿。可惜，不久爆发“六•四”学潮，我们的《伊人诗报》在极为不利的政治气氛下，被迫销声匿迹了，兹可痛也！而更令我痛心的是，诗友刘晓星在后来当了市原郊区乡镇企业局长不久，便因肝病英年早逝，留给我永远的思念、无限的缅怀！在我们自办《伊人诗报》的时候，我所接触过的诗友还有唐宗民（在香港《诗》双月刊发表诗作后不久，据诗友王晓桦说就病逝了）、叶小鬼（本名叶东宁，雁城宾馆话务员、部队子弟、很能喝酒，曾在台湾《畅流》杂志发表过诗）、李世昌（市农行职工）、徐仲衡（市原江东区漆包线厂职工）、曾东明（小个子，衡阳县人）、西怪江荣（市冶金矿山机械厂工人）、刘小岚（市十三中政治老师，一位非常漂亮的女诗人）等。

第四是《苦楝》诗报，由何志云、贺山峰、旷野道人等人创办的，前后出版了四期报纸、一期杂志，《苦楝》是铅印的，其经费来源于文学爱好者的募捐，当然主要是节省下的生活费。《苦楝》刊物孕育了胡丘陵、高友林、罗子键、李邵平等一批文学奇才。记不起缘何结识了《苦楝》主编何志云先生。该先生实乃十分热忱、非常豪爽的一条汉子！记得初次见面是在县机关大院里劳动局办公楼四楼他那件新婚燕尔的小住房里，那天就我俩，居然喝了一大瓶当时的名酒“莲花白”（另一次则是竹叶青酒）。其实，我平时根本不太沾酒，只因与之谈诗说文来兴，又盛情难却，也就放肆了，这次他送给了我一本他个人的诗文集《忧思难忘》。以后，交往渐多。记得他们还曾以县团委和县青年文协的名义，给我的一组什么新诗评了个首届一等奖，奖品为一大本《中国新诗选》（1949——198？年）。再后，我竟被批文补选为县青年文协理事，同时或后来被选为理事或者候补理事的，我记得的好像有这么几人：何中华（供职于市272厂）、贺正坚（县劳动局干部）、肖鹤清（县财校老师）、罗子健（即诗人倮倮）、张扬，等等。之前理事，我推测大概有彭召尚（县劳动局干部）、颜召基（县统战部干部）、廖卫平（县团委干部），他们吧？因为一是《苦楝》上有他们的作品；二是当时何先生被借用在县志办，考虑他们都在机关，意气相投，容易形成文学圈子。至于宋子勇（不知笔名还是本名宋郁，县棉织厂工人）则是一定的，因为曾因故被行文开除出县青年文协。说是理事，其实我是几乎什么事也未曾理过，我感觉功劳与荣誉，皆应归于何志云先生！《苦楝》刊物，我见过的也就只有两、三期，大概同样是因为遭遇“六·四”而作罢。至于闻说何先生练就奇功，那是几年以后的90年代的事了，过程全然不知，因为不谈文就没有了多少交往。

第五就是2005年诞生的《湖南诗人》民刊。这个诗歌圈子的挂帅人物便是供职于市中级法院的诗人郭密林，其次还有西怪江荣、旷野道人等，其余活跃分子，我就全然陌生了。对郭密林，其实早有一点印象，后来得知他先是从车江铜矿子校调到市汽车西站湘运子弟学校教历史，89事件后曾被贬为汽车西站做乘务员，后考入市中级法院的。

第六要说的是衡南二中的桃圃文学社，由全旭日老师在当时王成校长支持下创办，成立于1983年。据张扬后来说，它的出现，应该是受到123班由张扬、肖振华（后改名肖振宇，县教育督导室干部）、胡黎明等几名学生自发组成的“芳洲”文学社的影响或启发的。我是1984年参加工作后才成为该社指导老师，每学期都要举行几次现代新诗讲座，经常辅导、批改学生习作。作文功底扎实、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学生，先后数下来，除前三人外，还有罗子健、刘芳、罗曼娜、周奇才、周虹、颜梅英、颜含斐（即颜波）、颜曦文（即颜学铭）、李建平、柳刚永、罗成、罗屏风、唐鸣春、落叶楼（即罗百君）、李文恒，等等。当时他们只能在学校从油印到铅印的《桃圃》报上落个名儿，至今有的却早已蜚声诗坛文界，如诗人罗子健、李文恒、罗百君，散文诗人颜波，媒体人李建平、张扬，等等。作为老师，我是深感欣慰！

第七，其他校园文学社团及社刊，县外的如祁东七中“七宝山文学社”，市教科所所长、衡阳市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从这里升起》的作者李昂先生（后任市教委副主任）以衡阳市中学生文联名义主办的《校园文学》等且不说，单是本县的就还有一中的“茶花文学社”，而三中、五中、八中、九中及十一中等也都有自己的文学社，只是没有二中桃圃文学社名气大而已。由于桃圃文学社为二中争取到了1990年中南六省（区）中学生暑假文学夏令营活动主办权，使二中及桃圃文学社一下子便蜚声全国了。

第八，大学校园文学社，我还接触过湖南林专的几个带头人，记得“两谢”：一是谢爱吾（本名谢爱武）、二是谢长连（大家都呼之为“连长”），均为耒阳人。还有一名诗与散文都写得很美的活跃者，叫唐雄娟，衡南一中毕业的；其容貌秀美，性格温婉，语音甜柔，谈锋甚健，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毕业初时分配在市罐头厂，工作很短一段时间，就到长沙高就了。遗憾现在我是怎么也回忆不起这个文学社名称了，虽然也曾见过其油印社刊。其指导老师，记得仿佛还是我们衡南泉湖人。

    总的说来，当今的时代已远非上世纪80年代了，文学似乎离一般常人也越来越远，这有诸多深层原因，但是我相信大浪淘沙，最后总会有真金留下来的！而且是金子，必定自会发出它闪闪的光芒，无论有无眼光能够欣赏！借用现在网络上流行的一首诗句形式来说：你见，或者不见/金子就在那里/不消不灭//你爱，或者不爱/金光就在那里/不明不暗！

荷风诗社：听说你现在又进入诗歌创作的高峰期，请说说你目前的诗歌创作状态与方向，以及你对诗歌的看法？

王一灿：目前也许算不得什么进入诗歌创作的高潮期，只是从去年下学期开始又陆续写了好几十首诗而已。事实上我的写诗，的确一直是断断续续的，有时持续好几年都抱有浓厚的写诗兴趣，有时又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心境乃至兴趣，一搁下笔来，就是好几年写不出几行诗，或者根本不想写诗。但我对诗本身，从来就没有丧失过信心和兴趣！我的体验是：写诗，是需要某种内在动力来激发的。至于目前的诗歌创作方向，老实说，没有！只是在，事实还是一直都在思考如下一些问题：诗究竟是什么？人们为什么会写诗？什么是诗的，什么是非诗的？怎样的诗算是好诗？对于这些问题，我有时候困惑，有时候又似乎觉得清醒，就像是看待自己的旧作一样，所以我很理解冯至先生的痛苦。我曾写过一首题为《云间的仙鹤——纪念冯至先生》的诗，其中有如下三句：

季风竟时常吹得你否定自己的旧作，

否定之否定的回旋才使你终于清醒：

原来这人生最难得到的是自知之明！

我觉得一个诗人要不断反思，不断认识，不断探索，不断变化，虽然有时会使自己觉得痛苦。对于上述问题，目前我的思考结果是这样的：1、诗究竟是什么？我用自己的一首诗来回答：

诗歌说

一  诗：额上的皱纹说

就像那泪水里并不止有盐份，

这些文字并非就只是些笔画！

二  歌：春天的鹧鸪说

我所说的正是我本想不说的，

我想说的都在我所说的之下。

2010-11-07

2、人们为什么会写诗？我用曾跟一位女诗人探讨的我的结论来回答：

写诗，其实是由某种内在的原动力推动的一种运动惯性，就像地球的自转。也就是说，写诗，是诗人的一种表达习惯，也是他向社会发言的一种方式。

3、什么是诗的，什么是非诗的？简单一点说的话，我想用你前边提问中的词语来解释：

形而上的则是诗的，形而下的则是非诗的；无形而上不成其为诗，全形而上亦为呓语而非诗！因而，我认为诗，注定是属于少数精神贵族的！

我曾在“诗魔之城”QQ群里发了一个这样的帖子：究竟什么才是新诗真正最大的困惑？

 2010-08-28 12:49:47

人们习惯于把读者量当作新诗最大的困惑，我以为大不然也！其实，新诗旧诗一个样，既然是诗，就注定只是属于少数人的，而且是少数精神贵族的。俗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不是什么领袖、也不是什么霸王的规定，而是艺术的法则。你看诗的花园，那位可敬的把门的老头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诗神（未必是缪斯小姐），不，其实就是上帝的化身！难道不是吗？

我知道或许有人会不喜欢我这个说法，但我在这里还是想引用一下，只是要强调：

“既然是诗，就注定只是属于少数人的，而且是少数精神贵族的。”

我在诗里也是这样说的：

回来吧，回到从前的家园

这诗的家园

花的家园

太阳每天都从我们的心中、手中、墨水中

升起，且与我们的

每一首诗，每一朵花

都永远同在的

无比温暖的家园

这你的家园，我的家园

但永远都只能是

激情燃烧的少数人的

精神的家园

（《呼唤——给一位放弃诗歌创作的朋友》）

4、怎样的诗算是好诗？我曾跟诗人阿鲁聊过这个话题，只是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展开讨论。我把当时的记录摘抄下来作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我以为衡量一首诗的好坏，可以分为两层标准：

一是本体标准——亦可称为“生成标准”，即诗的形式（语言、结构、脉络、布局及表现技巧）完美，诗的内容（情感、思想、意象、主旨及哲学基础）充实，完美的形式与充实的内容相协调，能很好地为内容的表现服务的，就是好诗！

二是价值标准——亦可称为“作用标准”，即诗作能有效发挥出娱乐作用、审美作用、教化作用，换言之就是能让读者感受到阅读趣味（言趣、象趣、情趣、理趣、意趣），并易于记住和乐于传播，从而产生社会影响的，就是好诗！ 

一首诗的好坏，按本体标准，由专家学者说了算；按价值标准，由读者大众说了算。二者都说好，就是十全十美的一首好诗了！像戴望舒的《雨巷》，卞之琳的《断章》，艾青的《假如我是一只鸟》，洛夫的《边界望乡》便堪称这样的好诗。

荷风诗社：你现在是高三语文老师，你还会在课堂上给你的学生谈论诗歌吗？你怎样看待诗歌在高考中的尴尬处境？诗人倮倮当年也听过你的文学课。另外，你的几个学生因受你的影响，而成为颇有成就的诗人，请你用一句话评价你的学生罗百君、阿鲁、张扬等人。

王一灿：我现在基本没在学生中搞诗歌讲座了，一是我校的桃圃文学社已有别的老师按正常工作量专门负责（我当年负责时，不算工作量，也不计报酬，纯属业余义务指导），我不能掠人之美嘛，呵呵；二是学生对于文学特别是诗歌似乎也没有当年那样的热情了吧（揣测的）；三是高考不考新诗，跟学生搞诗歌讲座对于应试教育（所谓素质教育，目前其实仍是一个口号）似乎没有直接的益处，相反还唯恐贻害学生的前程。在课堂上，我也只是偶尔跟学生讲讲新诗状况，一般不激发他们习作。至于对曾经影响过和直接指导过的学生，没遭他们埋怨，我就已觉安然；前面说了，看到他们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则倍感欣慰！你要我评价其中三个学生，我还是主要拿当年的印象来说：罗百君可以说是天才诗人，灵气十足，语言出色，思维跳荡，但似乎不太讲究章法。阿鲁，即李文恒可以说是诗人天才，当年是老实人写老实诗，但一步一个新的脚印，所以可以预料必成大器，一别十年果然非凡，诗的空灵已叫老师感慨不及了；特别喜欢他的谦逊与韧劲。张扬是我接触最多的，在老学生心中我们曾共穿一条裤子，他可以说既有诗人的天才，又是一个天才的诗人；前面说了，桃圃文学社还是在他没有老师指导的“芳洲”文学社的启发下成立的，可见其诗人的天才；至于他的诗，当年就令我叹服，能不说是天才的诗人！遗憾的是，大概是因为疏于交往的缘故吧，这些年我没有再欣赏到他更为闪光的新作了。

荷风诗社：据我所知，曾经的文学青年倮倮、高友林、何志云等人，在89之后开始打拼自己的事业，现在都成为知名企业家。但在物质极度的丰盛之后，他们仍热爱诗歌，支持诗歌民刊，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同时，也请你谈谈诗歌民刊在当代的存在价值与意义以及诗歌爱好者如何在这个物质化时代突破生存的困境？

王一灿：这些问题，恐怕得从文学特别是诗的意义说起了。文学对人能够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这是毫无疑义的；作为堪称“文学之中的文学”、“文学的顶峰”的诗，更是能够直接而强烈地作用于读者，使读者变得灵秀、通达。我以为应该说，曾经的文学青年倮倮、高友林、何志云等人后来事业的成功，诗歌对他们是助了一臂之力的，不妨问问他们的感觉。他们之所以仍然热爱诗歌，并支持诗歌民刊，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我想，一方面正如我前面所言，“写诗，其实是由某种内在的原动力推动的一种运动惯性，就像地球的自转。也就是说，写诗，是诗人的一种表达习惯，也是他向社会发言的一种方式。”爱诗，当然也是一种习惯。另一方面是他们在文学特别是诗歌的熏陶下变得灵秀而通达之后，深刻懂得应该且必须回报文学，心里才会安宁。这其实是一种很好、很有意义的社会现象。说句很不切合实际的话，如果让中国更多成功的企业家都深受文学、诗歌的熏陶、浸染，我敢打赌偌大的中国也会出现几个比尔•盖茨了！一位企业家曾说过：活在人们尊重中的慈善家，比孤独死在存折单上的守财奴光荣、伟大。财富如水。如果你有一杯水，你可以独自享用；如果你有一桶水，可以存放家中；但如果你有一条河，就要学会与他人分享。”我想，说到这里，我已经回答“诗歌民刊在当代的存在价值与意义”了。另外，我还要补充一点，那就是非常认同诗人阿鲁的两句话：“民刊存在的意义在于对抗官方文学刊物的话语权，在于平衡文艺创作的发表渠道等资源。”“如果没有立场，没有对文学的敬畏之心，真诚之心，做民刊是一件很不环保的工作。”至于“诗歌爱好者如何在这个物质化时代突破生存的困境”，我想，对这个问题我恐怕回答不了。的确，现实是有不少诗歌爱好者处在“生存困境”里备受煎熬！事实上我自己也不例外，悄悄告诉你们不敢相信的一句实话，本应15年之前就缴清漫漫职称“高速公路”上每一个“收费站”的“过站费”而抵达高级职称的我，至今仍停驻在中教一级！洛夫先生说得对，诗歌不能作为一门职业，不能作为谋生的工具，所以爱诗、写诗或许得有牺牲，生存得尊重生存的法则，得有“诗外功夫”才成！借用老杜的一句话吧，“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再悄悄给你指点一个你或许可以找到答案的人，这个人或许“既不是最优秀的诗人，也不是最成功的企业家”，但可能是“诗人中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又是企业家中最优秀的诗人之一”。明白他是哪位了吗？

荷风诗社：你几乎一直呆在象牙塔中，这种“书呆子式”的形而上的生活是否与诗人内心那无拘无束的不安分基因相冲突？你是怎样克服这种冲突与矛盾的？对你产生重要影响的诗人是谁？你期待的诗歌是什么样子?最后，请你对民刊《荷风》提点忠告和建议。谢谢！

王一灿：我明白你前两个问题的来历和针对性，不信你问阿鲁；也并不感觉尴尬，因为我们都是真诚的！首先我说，革命先烈身陷囹圄，不是照样有写诗作文的吗？其次呢，没有草原，并不妨碍我思想的行空天马；没有天空，也不妨碍我灵魂的庄周梦蝶。

要说对我产生重要影响的诗人，这得分阶段来看，因为我手脚迟缓，却骨子好动。按影响的先后数过来吧，首先是彭浩荡，是他最先让我知道：情感是诗歌灵魂，想象是使诗歌飞起来的翅膀。其次是“新月派”尤其是闻一多，从他们知道新诗也是需要讲究形式的。再次就是何其芳、卞之琳与艾青，三种不同的语言风格，都曾影响了我。第四是戴望舒和郑愁予，使我明白新诗原来可以从旧体诗词中去吸取营养。第五是冯至，让我知道新诗并不只有抒情的一端，原来还有带着浓重抒情氛围的叙事诗如《蚕马》。第六当数北岛和席慕蓉，让我知道写得非常朦胧的可以算诗，有人喜欢；写得非常清新的也可以算诗，也有人喜欢。第七洛夫，让我感觉大陆新诗的语言、表达角度和思维方式，恐怕都需要革命。第八郭龙，直接教导了我诗行排列、布局的参差美与均衡美。说得想必差不多了。至于外国诗人，从古典的到浪漫的，从象征的到现代的，读了不少家，由于语言与汉语之间的巨大反差（或许是由于翻译所致），可以说没有一家对我产生特别深刻的影响，但又或许我没自觉罢，那就让别人去分析无妨。我期待的诗歌是什么样子，我或许描述不清，但我非常非常喜爱洛夫的某些小诗和短诗如《风雨独行》《垂钓》等。我感觉洛夫颠覆了一些传统，更期待洛夫开创的是一种新的传统！总之，新诗要新，要短！

对《荷风》，我想说两句话：一是始终坚持阿鲁所说的与官办刊物抗衡话语权和发音资源的民刊立场；二是祝愿《荷风》飘香万里，并且给未来留下几颗种籽，哪怕要等到终于成为古莲，也就没枉来此人间走一遭了。谢谢！

（2011-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