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密与公开的博弈

                            鲁宁

7月22日的《法制日报》在显著版位发了条消息，称“国家保密法修订工作正稳步、快速推进，”消息还披露“该法修正案的（草案）将尽快上报国务院。”

在读者惯常的印象里，保密法离百姓生活很远，除非某个公民从事的正好是需要保密的工作，抑或正好在各级政府的保密局当差，那才有必要和兴致去关注一下保密法该如何修订，修订草案都说些啥。

这是一种不合时宜的“落后意识”，中国已有一只脚迈入了公民社会，百姓在涉及自身或群体利益的时候，欲合法维权或主张具体的合法利益，就有权要求政府公开相关的行政信息。可在现实生活中，公民合情合理亦合法的维权诉求，常常遭受各种有形无形的关卡阻挡，其中的第一道关卡，往往就是“相关行政信息涉及保密.......”。

中央政府在去年颁行了政府信息公开暂行条例，我曾将该“条例”与现行的国家保密法做了对比阅读，很快发现“条例”的许多条款与保密法的相关条款存在着冲突。学法律的都知道，保密法相对于“条例”，处于“上位”位置，这就意味着，保密法的约束刚性远大于“条例”，假如“陈旧”的保密法再不抓紧“更新”，纵然条例很“新”，也敌不过保密法之“旧”。如是，某些行政机构以保密的名义，阻隔百姓获取本该公开的行政信息，楞让急于合法维权的当事人欲行不能，欲罢不忍。

保密法是1989颁行的，当时的社会主要以“计划社会”为主色调，百姓的权利意识还处于启蒙阶段，保密法所要调节的对象集中于政府机构、重要企业和社会团体的保密事项，因而该法的行政色彩很浓而公民色彩很淡。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民营经济开始大面积发育生长，以“民资、民智、民力、民有、民享”为特征的“五民经济”作为市场经济乃至“市场社会”的基本特征，催生公民意识乃至公民社会渐生渐长。经济的多元化推动了社会价值的多元化和社会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客观上要求政府公开更多的信息，而一部不合时宜的保密法，恰恰对政府信息公开起到了消极

                 经济“热胀”趋缓  宏调效果开始释放
 
                       鲁宁:7月18日东方早报社评
 
上半年宏观经济一揽子运行数据昨天上午公布。CDP同比增10.4%，CPI同比涨7.9%。
 
从本周一起，早报推出一组2008中期经济系列评论（包括今天本版刊发的是最后一篇），对照上半年经济运行数据及国家统计局对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的分析，结合我们在本组系列评论中对上半年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判断及态势判断，彼此是相近、相融和相通的。
 
解读上半年经济运行总态势，GDP和CPI是两个核心指标。
 
就GDP增幅，当体味两层含义：一是绝对量增长仍保持了两位数，宏观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基本态势未变；二是同比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1.8%个百分点，偏热的经济有所降温。
 
把脉CPI的涨幅也须认知两层含义：一是实际涨幅突破了年初预设的目标，但7.9%涨幅中，受食品拉动的因素占到八层以上。4月份CPI的最高点也是拐点，5月和6月CPI开始梯次回落；二是此轮通胀呈全球性，上半年通胀破两位数的国家超过50个，相比较言，由于国内粮价基本稳定，虽中国经济外向度很高，但还是把“外部输入型通胀”的破坏性降到了最低。
 
综合以上四层含义，外加雪灾、股灾和震灾的因素，上半年中国经济仍能交出如此“成绩”实属不易。
 
然而，自2季度以来，“失速、逆转、衰退”的警世危言一直伴随宏观经济运行。随舆论一波波推动，多少对中央政府的调控政策产生了心理影响，增加了全社会对中国经济未来走势不确定的担忧。
 
对照半年“成绩单”，在此轮已连续8年增长的经济增长周期里，10%左右的经济增幅，其实正是我们从04以来所一直苦苦追求而迟迟不能得到的，如今好不易得到了，怎么就被部分舆论用作“失速、逆转、衰退”的理由？再对照改革开放29年间年均9.7%的增幅，我们理当得出中国经济基本面正在趋好的结论。进一步分析，譬如拿就业作为考量指标，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完成全年目标任务64%；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完成全年目标任务56%；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完成全年目标任务77%，假如宏观经济确

 

                  行政收费背后的“故事”
 
                           鲁宁

就上海的一条“旧闻”，7月16日的《人民日报》“民主政治周刊”作了一个《上海砍掉148项行政收费》的专题报道。在当天的人民网上，这则报道还被冠以“独家”字样。

上海148项行政收费是7月1日取消的。在浦东新区，同一天被取消的行政收费项目更有近200项之多。上月底，在我所供职的报社，我曾就这件事写过社评予以充分肯定。所以，我自认为对这件事还算比较了解。

《人民日报》此次“旧闻翻新”，的确翻出了新意。我仔细阅读这篇长文后可谓“眼界大开”。

此前，我知晓从朱总理到温总理，两届中央政府多次组织过全国性的费改，给人的印象是，几轮费改之后，虽说难免出现回潮，但人们还是较乐观地相信，收费项目应该已被削减掉大半。读完《人民日报》的报道后，我适才醒悟，此前的乐观可能太幼稚些。

截至07年7月，全国涉及行政收费的法律、行政规章、红头文件还有7600余件。其中有法可依的只有区区30余件，以行政规章存在的约400件。也就是说，余下的7400多件收费“红头文件”都是非法的，是各部委典型的“自封魏王”。

为什么以“红头文件”收费是非法的？很简单，中国早几年就颁行了《行政许可法》。该法很硬气，规定凡设置行政收费，必须有法律依据在先。

中国目前还有多少项不合法的行政收费，每年的总苛捐有多少，估计是个无厘头。《人民日报》的此篇报道也没提及。不过仅从还有7400多件非法的收费“红头文件”，人们尽可打开合理想像的空间......

以往我就明白一个理，机构膨胀必然带来收费膨胀，反之亦然。于是我曾就行政收费尾大不掉写过一篇议论文章。但“尾”究竟有多大，老实说我并不掌握具体的大数而只能作逻辑推理。如今有数据了，仅收取“个体工商户管理费”和“集贸市场管理费”两项，全国工商部门一年就“创收”160亿元。此“两费”在欠发达地区已成为地方行政经费的重要来源，若要“断奶”，意味着中央财政必须下拨更多的用于地方政府“开锅煮饭”的“转移支付”。所以，尽管上海此次取消了上述两项收费，但用词上采用

                山林的呼唤  改革的重大突破

 

                   一条可报可不报的新闻

                            鲁宁

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李铁映同志近日赴天津考察，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等多位地方领导专门抽出时间在迎宾馆会见了李铁映一行。

张高丽同志向李铁映介绍了天津当下的工作情况。李铁映同志则对天津经济社会发展和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天津各方面工作都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一到这里就感受到所发生的可喜变化，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干部群众精神振奋，到处充满生机和活力。”

14日的《天津日报》在头版显著版位报道了上述消息。14日上午10时45分左右，我在新浪网新闻频道首页显著位置读到这条新闻的标题，打开一看，后面有85条网友的跟贴。大约15分钟后，我发现这条新闻已经找不着了。于是就用百度搜索这条新闻，结果新闻倒是重新找了出来，但85条跟贴只能显示第一条，内容是“李铁映是个好人”。

因为我事先已阅读过这条新闻的全文，也阅读了跟贴前几十条的内容，我也就明白了这条新闻在新浪新闻频道突然找不着且跟贴只能显示第一条的事情......

新浪网处置这条新闻的变化，又促使我想看看权威的官方网站新华网又如何处置这条新闻？上午11时30，新华网新闻频道主页，我没找到。又上新华网天津频道的新闻主页，在“天津要闻”栏目，我也没找到。我是在天津频道的“天津政务”栏目找到这条新闻的标题的，但字号比“天津要闻”栏目内的新闻条目要小。

同一条新闻，新华网与新浪网处置的做法很不同。难道新华网不讲政治么？恰恰相反，新华网显然更讲政治。它们这么处置，是与社会进步相吻合的。

国家的领导人，在退休后到地方走走看看，考察或视察地方的工作是可以和可行的，在国内也是有传统的。而且，通常情形下，前国家领导人到地方考察视察什么的，在启程前一般都须征得中央的同意。有时候，这类考察或视察若带有“专项”的内涵，往往还是受中央的委托才进行的，因而这是无可厚非的。同理，前国家领导人到地方考察视察工作，那怕只是走走看看，地方主要领导出来会见迎送什么的，即如只讲人之常情，同样也

 

                      “五缺一”而闹电荒
                          
                           鲁宁

缺电、缺电，到处拉闸限电。缺煤、缺煤，逼着电监会于7月12日公布电煤预警方案。

电监会此举既属保障重点供电之必须，更多是替发电企业向上喊话念苦经，同时亦为减轻自身背负的压力。因为，电监会手里既无电煤储备又无电煤调度权限。

广东、浙江、江苏等沿海省份供电缺口最大。全球性通胀生产成本高企，沿海经济大省的结构性经济矛盾激化，出口加工无利可图甚至出现成片的“块状”亏损。然屋漏偏逢天下雨，企业大面积“开四停三”甚至“停四开三”，这情形摊谁头上不哭爹喊娘那叫怪。

要保证供电，得满足五个前置条件：

发电能力。04年全国闹电荒，刺激这几年电力投资年年全球第一。光去年新增发电装机就相当于04年全国发电装机近三分之一。05、06、07三年间，中国发电能力番一番，这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速度，整个世界为之目瞪口呆。到去年未，国内光火电装机就达7亿千瓦。假如开足马力发电，电不是短缺而是阶段性过剩。为此，政府对发电企业的考核目标是，“08年发电设备利用小时必须止跌企稳，09年争取有所回升。”须知，发电设备“趴窝”也是极大浪费。可见，发电能力已不成问题。

输电能力。“重发轻输”曾是电力工业大瓶颈。新世纪，随发电与输电一分为二，外加电力投融资体改，情况有了极大改观。鉴于现有发电能力超过实际需要，从06年起，国家电力投资重点用于输电一块。07年投3000亿元，08年投3500亿元，明年计划投4000亿元，如此投资强度，同样让世界为之惊叹。现实的情形是，许多区域性电网也为“无电可输”扼腕叹息。

电煤生产能力。国内现有近15亿吨的电煤产能，若全部发挥出来，7亿千瓦的装机吃不了，各电煤开采大户都在实行适度限产。还有，今年上半年国内电煤出口同比疯涨近75%，也从一个侧面印证国内电煤奇缺但不缺开采能力。

公铁水运输

 

                     一个毛泽东换四个半孙中山
 
                              鲁宁
 
首批大陆赴台游同胞从大陆多个城市启程抵达祖国宝岛台湾之后欣喜地发现，无论在各风景区还是在大小城市，直至旅客下榻的酒店，只要有银行服务网点，都开办人民币兑换新台币业务。一元人民币可兑换4.5元新台币。换多换少，不设限额。
 
这项举措方便了大陆游客，亦有鼓励大陆游客增加在台岛购物消费的用意。
 
针对这项便民之举，有台湾媒体善意地幽默了一把，戏称“一个毛泽东能换四个半孙中山”。请各位看官莫在意，这个说法没有恶意，更不是用所谓春秋笔法贬低毛泽东和孙中山这两位历史伟人。说具体点，大陆的人民币上印有毛泽东的头像，而新台币则印有孙中山先生的头像。台媒记者如此行文，无非是想为读者增添阅读这条新闻时的愉悦、轻松、风趣的感受而已。
 
同理，我引用台媒的以上幽默，也是想增添一点此文的轻松感。因为，盼祖国早日实现统一毕竟是个很严肃的话题。
 
说到“一国两币”，首先想到了“一国两制”。当年邓小平同志集政治远见和政治智慧于一体的伟大构想，终使我们如期从英人和葡人手里收回了中国对香港和澳门的主权。围绕香港回归祖国的中英谈判期间，邓小平同志曾经强调：“‘一国两制’模式同样适用于台湾回归祖国，而且条件可以放得更宽。只要承认一个中国，两岸之间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畅开来谈。”
 
众所周知，香港回归祖国之后，港币一直保留使用至今。港九大街小巷，可用人民币直接购物的店铺也很多。当然，香港与大陆之间，在香港回归祖国之后仍然实行“一国两币”，是以“一国两制”作为前提的，本身就包容在“一国两制”的内容里。
 
大陆与台湾的现状主要是由历史形成的，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国家统一终乃历史潮流、时代大势。眼下，随着台湾岛内政治变局，两岸关系重新出现了诸多积极元素。其中，在大陆单方面主动开放台胞赴大陆旅游21年之后，台湾方面终于顺应两岸民意，同意开放大陆同胞赴台

 

                   吃饱吃好　主要靠自己
 
                          鲁宁
　　
在日本举行的G8峰会以及与峰会相关的“8+5”和“8+8”对话会已经落幕。一个是能源，另一个是粮食，是整个会议的两项关键议题。针对近期缘自西方、主要矛头指向中国的所谓“发展中大国责任论”，以及由此论延伸而至的某些发达国家把此轮全球性粮食危机归咎于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大国发展太快”的无稽之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进行了逐条反驳，并代表中国就展开国际粮食合作提出了四项建议。

始于1975年的G8峰会以及始于新世纪的“8+5”、“8+6”、“8+8”等富国与新兴市场大国的对话会，主要针对全球经济运行中的重大问题展开对话、阐述各自立场和诉求，至于求同存异之后有限的协调立场，譬如就某个关键话题发表共同声明或签署决议，事后往往难以得到切实履行。但是，中国作为新市场主体国家的代表国之一，阐述自身立场、表达国际合作意愿，恰恰是讲“责任”的标志之一。

中国就粮食话题表明自己的立场，中国的“底气”在于，国内现行的粮食政策和国家重视粮食生产的各项举措，基本确保了国内粮食供应的安全。2006年下半年至今，国际粮价一直呈“疯涨”态势，至上个月，国际粮食均价大抵是国内均价的4倍。全球粮食危机没有引发中国国内粮价“发高烧”，恰恰说明国内现行粮食政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若论及执政能力，这是执政能力得到提升的一个证明。

中国目前年产粮1万亿斤，减去收割、仓储环节正常损耗，再经轧制去皮（壳），净粮大约是7000亿斤，除以13亿人口，每人每年大约能摊到540斤。这个人均数用途有三：一是国家储备；二是人均实际口粮（包括食品）；三是工业用粮和养殖用粮。其中，国家储备粮每年都有一部分成为陈化粮而作为工业用粮的补充。经上述层层分流，中国民众实际人均口粮数每年超过320斤。这是一条底线，高于联合国粮农组织人均口粮最低安全线约80斤，但与美国、加拿大等粮食富裕国无法相比，因此，这条安全底线仍显脆弱，中国粮食生产一刻都不允放松。

中国粮食以大米和小麦主打，现有产能基本可做到自给自足，少数品种则可供出口，在国

 

                    你走了，我们找哪个？

                           鲁宁

评论有必要这么写：

石宗源:你叫啥名字？

吕小丽:不说了。

石宗源:你不相信我？怕报复？

吕小丽:我相信你。但你是大官，住在省城，不能天天来保护我。你在，我们安全；你走了，我们找哪个？

石宗源:瓮安不安，老百姓不敢讲真话，是我们的责任。

石宗源：你们一个月收入多少？

吕小丽:收入2000多元。

石宗源:除掉房租、水电费还剩多少？

吕小丽:五六百元。

石宗源: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是拿在口头讲讲，主席台上唱高调，要落实在行动上。如果公安有作为，老百姓还会不敢讲话？

崔亚东:全省群众安全感调查，这个地方群众的安全感只有59%，全省排后。

石宗源:你们几个，觉得有安全感的人举手？（没人举手）你找铺面找在公安局旁边，想这里安全，现在感觉也不安全了。

旁边一妇女插话:瓮安这里杀了人，有钱就能买出来。

石宗源:杀人凶犯有钱就能买出来，你说了句老实话。瓮安不安，正不压邪啊。

......

上面这段对话，我摘抄于贵州省的官方报纸。石宗源，贵州“封疆大吏”；崔亚东，贵州省公安厅长；吕小丽，租个铺面养家糊口的店小二。

官至“封疆大吏”，能听到百姓讲如此真话，如今已十分稀罕。

“稀罕”，在于没有瓮安“6.28”事件震怒“北京”和震惊世界在先，石宗源就是同样有机会与吕小丽面对面交流，吕小丽却不可能与石宗源交心。

吕小丽安分守已做小民，害怕乱说话成“刁民”。小民懂得祸从口出的生存智慧，深知大官不能天天下基层保护百姓平安。

石宗源或许平日里也试图找机会与百姓作面对面交流，甚至学温家宝，突然甩开地方官事先精心安排的“群众演员”而随机看望底层百姓，但后者恐怕也不敢对石宗源掏心窝子的。

为政者听不到底层群众的心里话，乃最大的孤独，最大的悲哀，最大的苦恼，最大的危险。

“封疆大吏”们责任所系，压力巨大，可谓身心疲惫、心力憔悴、煞费苦心。维持治下一方平安恐怕已过于“奢侈

                   大国俱乐部的中国身影

                            鲁宁

今天（本周一），胡锦涛主席飞赴日本北海道参加八国峰会，开展新一轮双边和多边外交。

胡主席本次日本行，日程紧凑忙碌。3天之内，双边外交，中日、中美、中俄、中英、中法、中德等首脑会晤连轴转；多边外交，出席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等5国首脑会晤；出席八国与中、印、巴、南、墨（8+5）首脑会议；出席世界经济大国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领导人会议；出席上述13国外加印尼、韩国、澳大利亚参加的（8+8）工作午餐会。

八国峰会年年开，进入新世纪，中国身影渐显其中，可国内读者即便有心关注，也常常雾里看花，对峰会本身及峰会价值往往一知半解。

简单说来，经济实力决定国际话语权，拥有国际话语权的国家合在一起制定国际经济运行的各类游戏规则----尽管这些规则对发展中国家未必具有硬约束。话及八国峰会，先得话及“八国集团”，成员包括美、加、英、法、德、意、日、俄等8国，俗称“富国俱乐部”。所见，八国峰会又俗称“富国社交俱乐部”。

八国峰会又称G8会议，1975年首次“娱乐”时，加拿大和俄罗斯还不在其中。第二年加拿大加入，G6变G7。前苏联解体，俄罗斯于1997年入会，G7变为G8，八国峰会才名符其实。新世纪，中、印、巴、南、墨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主体崛起，经济实力拉动中国等5国渐渐拥有国际经济话语权，八国峰会才渐次演变为如今的（8+5）模式。

中国等5国渐次成为“富国俱乐部”的“准成员”，并在游戏规则制定中拥有了一定话语权，并非老牌富国集体开恩，而是5国经济实力大增所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1975年“富国俱乐部”组建之时，G6的经济总量占全球77%，到去年，G8的经济总量在全球的份额已不足58%。

尤其是我们中国，按美元与人民币去年底的汇率，经济总量已超过3.4万亿美元，高于G8半数成员国，而巴西经济总量也超越了俄罗斯，成为全球第10大经济体。可见，中国等新兴5国与老牌8国的经济力量对比呈彼长此消态势，国际话语权水涨船高势所必然。特别是中国经济力拉动外交力的增长，再次雄辩地诠释了“发展才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