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迹象显示，在经历了一个平淡的2008之后，2009年的国产剧有望在《我的团长我的团》的带领下正在开启一个属于电视剧的“大片时代”。
事实上，电视剧的大片和电影大片没有太多不同。大片讲究大投入,《我的团长我的团》投入4100万元，创下了2008年电视剧单片投入的最高纪录。而列入中国电视剧“大片”榜的，还有正在拍摄的《红楼梦》、《三国演义》和《西游记》，它们目前的预期身价分别是1亿元、7000万元和8000万元……
大片还得有大制作,《我的团长我的团》的制作就号称要向《兄弟连》看齐，为此片方不惜高价请来韩国特技团，一天就拍10个镜头，精益求精，一点都“不差钱”。
大片当然还得有大宣传。因为观众想看的“不一定是最好看的，但一定是最热门的”，按照这个逻辑，你得对电视剧进行立体营销，让它从一出生起就新闻不断，花边不断，只要网络、电视、报纸、杂志这些无处不在的信息把观众“团团”围住，透不过气，他们就会应声而倒。
大片还得像电影一样，采用电视台零点首播、全天不停循环播放的模式，一天不播他个十来集绝不罢休。这不在天意公司这种史无前例的“轰炸式播出”模式下，观众热情高涨，《团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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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结号》，真实原来这样有力
(请纸媒不要转载)
文/慢半拍
2006年，一部虚无飘渺的《夜宴》，把中国电影万千宠爱在一身的导演冯小刚推上了公众的审判台，一夜之间，冯小刚尊严扫地，落走麦城。
2007年，“犟筋”冯小刚打着铁血贺岁的招牌卷土重来，再一次成为贺岁档的福星。《投名状》、《蓝莓之夜》、都不能完成对《集结号》的阻击，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肆意地在各大院线攻城掠地——留下一地沾满了鼻涕和眼泪的纸巾。
在影片的前半部片，逼真的战争场面起到了相当大的煸情作用，这首先要归功于花大价钱请来的制作团队，他们第一次让中国观众体验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活着和死去都是那样残酷。影片的后半部分被冯小刚接管，他让死去的人安息，让活着的人接受良心的考验，就这样九连唯一的幸存者谷子地拖着一颗“负罪的”躯体踏上了寻找真相的道路。
一个多小时的大片，看过后不少观众的已泪眼糊。这样的结果实在是超出了不少影评人的预期——传统的战争片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经典也带给我们太多的思维定式，而现代的战争又有诸如《
《投名状》《集结号》《长江七号》：这场“火并”难有赢家
文/慢半拍
在张艺谋的《黄金甲》从好莱坞铩羽而归之后，中国的影坛的那些长袖善舞的大牌导演们忽然集体低调起来。在接近一年的时间里徐克、冯小刚、陈凯歌等导演悉数蛰伏，态度异常的老实和谦逊。于是，整整一年，除了不知深浅的姜文和风头正盛的李安还在深夜中扰动人们的神经之外，整个院线平静得像一坛秋水，波澜不惊。
11月底，《苹果》的上映终于宣告了这种蜇伏的终结，也预示着又一个战国时代的开始，中小成本影片率先开战，《棒子老虎鸡》、《命运呼叫转移》、《大电影２》、《大灌篮》一批小成本的电影也悉数上阵，而《投名状》、《集结号》《长江七号》三部大片则成了春节前的压轴大戏，一时间刀光剑影，暗流涌动。
人人都想各分一杯羹，人人都有一手绝活儿，《我叫刘跃进》将打响“作家电影”的头炮；而《命运呼叫转移》借去年卖座影片《爱情呼叫转移》的余威，走典型
文/慢半拍
《色，戒》的热映，又一次让张爱玲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如果没有记错，上一次她被人们最广泛的提起还是在2005年（她老人家逝世十周年），那时各路“张迷”泪眼婆娑，祭文悼诗漫天飞舞。
张爱玲虽然出身名门，但身世跌荡。父母失睦，左右少邻。这样的家世和家庭养成了她不愿服输，又偏爱风头的性格，也让她的作品在男性话语的文坛终于独树一帜，蔚为大观。
她的小说和剧本，展现了一种独特的女性视角，她笔下的女人，大都是世俗的，寂寥的，哀伤的，无论是《金锁记》中的七巧、《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薇龙，都描绘了日常生活的平淡，也例证了人性中惊人的悲凉和无奈。在讲述过程中，张爱玲往往是超然的，她比男人更了解男人，同样，她似乎也比女人更了解女人。
没有人能够想到，在21世纪，张爱玲仍然会成为电影工业的宠儿，她的作品和生平还会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搬上银幕。单单说《半
文/慢半拍
2007年的影视圈实在是混乱不堪：这边是各地的选秀依然如火如荼，粉丝们也一如既往的为之窝心、闹心、伤心、揪心，那边“四大名著重”出江湖，和蒲老先生的《聊斋志异》一起被好事者从箱底翻将出来甩卖。
“小D拍得，我也拍得”，既然名著如此畅销，那么大家抢成一团也就见惯不怪了！胡玖摘到了《红楼梦》，张纪中花落《西游》，吴子牛如愿以偿得以重拍《水浒》，大家都喜玫玫的拿到了自己想要的牌，都不约而同地宣称要超越经典，甚至都异口同声地将翻拍提升到“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的高度，如此有着冠冕堂皇的理由，说出来让人为之神色凛然。
翻拍本来无可厚非，经典的重拍，确实好处多多：其一，作品发表年代已久，比买新锐作家的作品便宜；其二，知名度高，便于炒作，搭顺风车，沾老观众的光；其三，比较省事，稍有改动则可称创新。一不留神，就蹲大师肩膀上了。更何况不少人还是怀着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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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要求机关及直属单位工作人员，如收到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现金、商场购物券、电话充值卡和贵重礼品，必须在一个月内上交所在部门或单位，否则将按违纪处理。但规定中所称的所称的礼品不包括水果、茶叶等土特产品和人民币200元以下的物品。（《新京报》2007年04月06日）
笔者对于上交礼品的作法早就见惯不怪了（礼都收了，迫于政策而上交，最多只能算做是对自己错误的一次清算，又如何能表明自己的清廉呢？），但对于土特产品可以不必上交的“暗示”却大吃一惊，原来土特产品可以不交，那么不妨作个恶意猜想，某些人只要掌握了什么是“土特产品”这条警戒线，就可以高枕无忧的合法收受“土特产品”了。
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和笔者一起抠一下“土特产品”的字眼，按说“土特产品”的概念，也是真够模糊的——连2003年版的《现代汉语辞海》都没有收入这个词——不过它对“土产”却有解释：某地出产的富有地方特色的产品，强调了特色，却没有认定价值。食品药品监管局的管理者们显然没去查字典，或者他们压根就没有把“土特产品”这几个字放在眼里，在他们看来似乎既然是土
据《中华工商时报》3月27日报道，因征地手续涉嫌违法，且在征地补偿上存在较大分歧，故从化市沙贝村村民对政府征用土地的行为予以抵制。报道说“现场积聚着上百名防暴警察和政府工作人员，有几位村民手里拿着煤气瓶，情绪有些激动地与公安人员在辩论”，看到百姓为了保住自己的土地，不惜拿煤气瓶以命相博，不仅让人倍感心酸！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无论经济发展什么程度和都必须承认，在多数农村，土地依然是农民谋生的工具，失去土地，农民就面临着失业的危险，就难免导致“老幼无所养，少壮无所从”的局面发生。可是在从化市警方和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将在场的村民摁倒在泥水当中并将成片的果树砍倒的当时，他们当中谁会想到，他们砍倒的是这个村农民后半生的生计啊！
当然，政府征地也有着自己的打算。随着经济的发展，在某些地区，某些地块，土地已经成为炙手可热的资源，有地就有钱，已经成了某些地方官员的口头谗。在利益的趋动下，土地成了政府的“摇钱树”，成了最适合搞形象工程的面子地区，成了和房产开发商讨价还价的金筹码……我们不必猜测从化市政府强行征地的用途，但我们不仅要问，征地前沙贝村村
文/卢新亮
精减机构，提高政府效率，似乎成为令地方政府头疼已久的老大难问题。如今，“悬赏撤镇”又成为精减机构的新花样---山东省乡镇精简分流一名人员，山东省财政奖励1万元；撤并一个乡镇，奖励50万元，以进一步调动基层深化改革、减人节支的积极性。(2006年10月07日大众日报)
按《大众日报》的报道，这种看似合理的政策已经执行了一年，而且今年的奖励标准比去年的7000元、40万元相比有了较大的提升。从全国来看，利用财政补助推动机构改革也不算是一种创举了，不过，笔者仍然纳闷，地方政府真的会“见钱眼开”吗？
笔者对这种“经济刺激疗法”的效果却持怀疑态度。如果“孔方兄”真的这样有效，那么不妨再多拿出几倍的钱来，大跃进一下，以前砍不下去的枝节一下子都干净了，何乐不为？
同时，让笔者费解的还有“撤并乡镇”的逻辑悖论。“撤并乡镇”还需要悬赏吗？----这难道不是职责以内的事情吗？什么时候我们的地方政府需要在悬赏之下才能做事，这些毛病是怎么惯出来的？
奖罚向来是辨证统一的矛盾主体，为何简单的把“撤并乡镇，精减人员”和享受财政奖励挂起钩来，只讲奖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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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卢木木
教育部官员王旭明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中央政府已经建立了一套资助困难学生的完整体系，而最近仍有很多舆论在呼吁“穷孩子这么穷，希望社会各界伸出援助之手”，这种做法，往浅的说是无知，深的说是对国家政策的漠视。（中新网9月25日）
王旭明等人显然熟知国家政策，在他们看来，中央政府既然为了让困难学生上大学，拿出了几百个亿的资助资金，建立了“奖、减、贷、助、免”一套资助困难学生的完整体系，其功也伟、其情也真，媒体就应该跟着唱一些歌舞升平的咏叹调，而他们做领导的在开完这次发布后，似乎可以安稳的喝杯咖啡了。
可惜，媒体们并不识趣，舆论也不能默契的“配合”一下。当某某官员说“建立了一个完备的资助体系”，很快媒体就会揪出千百个上不起学的特例来；当你忙着为“成功解决了千万个孩子的入学问题”而表功时，这边又杀出“还有多少计划外的穷孩子未能入学”的报道……媒体为何卯足了劲跟教育官员对着干？原因很简单，谁让大家都看着上不起学的苦孩子心疼呢？
事实上，尽管“奖、减、贷、助、免”对解决贫困生上学问题的进步意义不言而喻，而国家每年拿出的几百个亿的扶持资金也肯定救助了无数位徘徊在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