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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榕榕讲故事:彼得兔的故事


100年前的英国,插画师毕翠克丝·波特小姐

为了鼓励长期卧病在床的五岁小男孩,

讲述了一个小故事。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ere four little Rabbits, and their names were Flopsy, Mopsy, Cotton-tail and Peter."

“从前有四只小兔子,他们的名字叫啪嗒、蓬蓬、棉尾巴和彼得。”


《彼得兔》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这个像男孩一样穿着蓝外套的小兔子,

便是彼得兔。

这则充满童真、勇气、爱与冒险的小故事,

便是100年后大名鼎鼎的《Peter Rabbit》

——《彼得兔的故事》

​

​1893年,毕翠克丝·波特在给5岁小男孩诺尔·摩尔写的信里创造了彼得兔,这个像男孩一样穿着蓝外套的小兔子。1902年,她创作了关于他的第一个故事——《彼得兔的故事》,这时她36岁。



她的双亲都来自富裕的英格兰兰开夏纺织世家,正是工业革命下产生的新中产阶级,她像她这个阶级的其他女性一样,被按照以成为擅长持家且文雅的淑女为目标来培养,在此过程中接受了绘画和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



就像高尔斯华绥写的那些描写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和家庭生活的小说(他只比她小一岁),他们有钱、闲适,家里会养上好几样动物,星期天带家里的小姑娘上动物园,用伞柄插上糕饼去喂她心爱的熊。

毕翠克丝·波特给诺尔·摩尔的信里也描述了她去动物园的经历:“ 我从袋子里拿了很多面包喂大象,但我没有喂鸵鸟,因为有个小男孩给鸵鸟喂了一只旧手套,结果鸵鸟生病了,他们就不让大家喂鸵鸟了。” 还配着令人印象深刻的图,她把在动物园喂大象、骆驼、鸵鸟,还有一只老狼的情形都画在了信纸上。


毕翠克丝·波特小姐手稿


当我想到比波特再晚生了八年的毛姆的笔下,有着上了年纪、富裕而始终独身的女性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 推想36岁仍然单身的波特的处境也许也还不错,并不需要面对太大的压力。


结果《彼得兔》大 受欢迎,1905年,她已经拿到了一辈子都够用了的版税,她用版税在湖区买下了“丘顶农场”。因为持续的版税收入,她先后买下了超过4000英亩的湖区土 地、15个湖区农场,从而防止了铁路、造林和城市入侵乡间。到1943年她77岁逝世时,她给世界留下的除了彼得兔和那群小动物的形象之外,还有这些湖区 地产——她把它们全部捐给了致力于自然环境保护的信托基金,使那里的自然景观得以保持原貌,并继续以传统的方式进行耕作,如今成为了国家公园的一部分。


《波特小姐》电影剧照


这本身是一个太美好的故事:波特小时候就常随父母到湖区度假,大自然滋养了她的心灵,她从湖区得到了灵感与素材,又反过来保护了湖区,以有如天助的力量将工业革命的急进大步阻挡在了那片湖光山色之外。


- 彼得兔的世界 -


波特笔下的小动物们虽然穿衣戴帽,有时直立行走,但基本保留了它们在自然界里的真实外形,许多描述中都包含着对它们的日常观察,比如说水鸭至今还在找那些弄丢了的小猫们的衣服,立刻让人想到了水鸭把头扎进水里的样子。同时她也会把她周围人的生活形态赋予它们。



彼得兔是家境一般的小朋友,兔妈妈一个人要劳动赚钱养家还要管他们三个有点儿辛苦,所以彼得尽管有点儿顽皮,还是比本杰明心事多一点儿,没有他那么开朗, 长大后的彼得踏实地打理着一个苗圃,还不时接济断了炊但无忧无虑的本杰明一家;同样是弄丢了衣服,彼得会因此有些消沉,而家里是开商店的那几只小猫显然没 当回事。猫妈妈塔比莎·特薇切特夫人会办茶会,为了见客会让孩子们穿上优雅而不舒服的衣服,后来又因为他们“见不得人”就不让他们下楼,这些都是对一种有点儿虚荣的日常生活的可爱描绘。


她的名字塔比莎(Tabitha),既有“优雅”的意思(但其实她也没有把她所向往的优雅模仿到位),又有“瞪羚”的意思,是不是因为她眼眶和眼尾有醒目的黑线让波特想起了瞪羚?她的姓氏特薇切特(Twitchit),会不会和爱说傻话的性格有点儿关系呢?



从那些小动物的名字上就可以想到他们的样子:

小兔子啪嗒(Flopsy)憨态可掬,有点儿懵懵懂懂(嫁给大大咧咧的本杰明也很般配,日子果然过得开心),蓬蓬(Mopsy)特别毛茸茸,小猫咪腾(Mittens,连指手套)有双小白爪儿,茉帕(Moppet)是个小娃娃,到底要不要直接叫“手套”和“娃娃”呢?我想了一百遍,最后还是比较想让它们听上去更像是名字,而且波特在起名字的时候,一定也考虑了它们的读音……


还有一些巧思可能也被我的翻译辜负了,例如,水鸭杰迈玛第一次遇到狐狸时,他正坐在毛地黄(fox-gloves)花丛中,有着“狐狸坐在狐狸手套丛中”的趣味。他的胡子的“浅棕色”(foxy),字面上就是“狐狸色”——“长着狐狸色胡子的狐狸”。我把这些“狐狸”藏了起来。



小猫们出门时,猫妈妈叮嘱他们要远离脏土坑、猪圈、水鸭子,还有亨妮·佩妮。亨妮·佩妮是谁?为什么只有一个名字而不像别人那样说明是什么动物?因为当时的读者们都知道她是只母鸡,亨妮·佩妮是十九世纪英国民间故事里非常著名的一只鸡,她的事迹是:因为一颗豌豆掉到了她头上,她就惊呼着“天要塌啦!”一路煽动了其他的动物跟她一起去向国王报告此事,结果被一只狐狸骗进了狐狸洞。


“兔子烟(rabbit-tobacco)”是一个我以前在书里看到过的东西,因为名字有趣所以留下了印象。


小说《飘》里,战争结束后,从战场上回来的托尼问郝思嘉:“你们家里有烟草吗?”思嘉说:“没有,只有兔子烟,爸放在玉米棒子里抽的。”“我还不至于落到那个地步,”托尼说,“不过以后可能会。”


波 特把它解释成薰衣草,我Google了一下,发现它其实是一种叫Gnaphalium obtusifolium的菊科植物,生长在北美,有着一蓬蓬的米白色小花,有香味,确实可以抽,乡下孩子会把它当成烟的替代品来抽,有药用功能,可以治 疗一些呼吸道疾病,也能做成一种让人放松镇静的茶。


它还有好多其他的名字:命长生、老野香、猫的脚、永恒甜、印度花,听上去人们都很喜欢它。据说波特很可能是从当时流行的美国童话里听说了“兔子烟”这种东西。

​

毕翠克丝小姐的笔下有一个温馨有爱的动物世界


​

他们都是小孩子,会犯错,但这无伤大雅;

他们也都会长大,有烦恼,却整天嘻嘻哈哈。


《彼得兔:毕翠克丝·波特故事集》


这里收录了毕翠克丝·波特最受欢迎的十个故事

将这个温馨有爱的彼得兔世界重现于你的眼前


阅读这些经典的图画故事,

希望你把纯真和爱传递下去。



每个孩子的童年都应该有彼得兔

每个成年人的心里都应该住着一只彼得兔


希望《彼得兔》的故事

能带给你一冬天的温暖 ❤


顾湘,《彼得兔》译者,同时也是本文的作者。


1980年生于上海;

19岁出版首部长篇小说《西天》,后出版了多部作品,包括由其自绘猫图的《好小猫》;

留学俄罗斯三年,莫斯科国立大学新闻系硕士;

现居上海郊区,每日画画、养猫、打游戏、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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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路老师读《茶花女》​ (点击音频链接收听)

她紧紧握住我的手,没有回答,她已泣不成声。过了一会儿,她稍微平静了下来后对我说:“你害得我好苦,阿尔芒,我却没有什么对不起你的。”

“没有什么?”我苦笑着反问。

“除了为环境所迫,我不得不做的事以外。”

我不知道你的一生中是否体会过或将会体会到这种感觉,就是我看到玛格丽特时的感觉……我拿起玛格丽特的手,她的手果然烫得厉害,这个可怜的女人在天鹅绒大衣里浑身发抖。

——这是《茶花女》中,男主人公阿尔芒最后一次见到女主角玛格丽特·戈蒂埃的情景,源于小仲马和巴黎名妓玛丽·杜普莱西的真实经历。杜普莱西去世后,24岁的小仲马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提笔写下了这本小说。

​小仲马在1844年初次见到玛丽·杜普莱西。杜普莱西年方二十岁,美丽绝伦,艳冠巴黎。她出身贫寒,十五六岁时被父亲卖给了吉普赛人,随后被带到巴黎,在时装厂打工。不久,她做了基什公爵阿热诺尔的情妇。

杜普莱西的美貌征服了巴黎上流社会的所有男人,从这些人身上她学会了读书、写诗、弹钢琴。到了1844年,她已经是巴黎公认最风雅的女子。

如同小说写的一样,小仲马和一位朋友去巴黎杂耍剧院看戏,看到了坐在舞台侧面包厢里的杜普莱西。小仲马目不转睛地盯着杜普莱西,完全被她迷住了。

当晚,小仲马来到杜普莱西的邻居——一个经营服装生意也拉皮条的胖女人家里,乘机接近了杜普莱西。他们彻夜狂欢,玛丽肺病发作,跑出房间咳血。小仲马非常关心玛丽的身体,一直守护着她。

电影中,茶花女咳血的场面

​小仲马是作家大仲马的私生子,幼年跟着被抛弃的母亲受了很多欺侮。对这些误入歧途的女子,他始终怀有一种宽宏大量的体贴,这让他博得了杜普莱西小姐的好感。

不久,两个年轻人确立了关系,但他们的感情基础并不牢靠。玛丽游走于巴黎上流社会之间,是个生活奢侈的高级交际花。她昂贵的戏票、不菲的房租,甚至她喜欢佩戴的茶花和爱吃的糖果,对小仲马来说都是沉重的负担。没有经济来源的小仲马只能频频向父亲大仲马伸手,而大仲马入不敷出,自顾不暇。于是,杜普莱西小姐试图从那些追求她的公爵、伯爵们手中得到金钱支持,再和小仲马享受真挚的爱情。

“茶花女”的原型玛丽·杜普莱西画像

​年轻气盛的小仲马对此不能容忍,他开始疏远玛丽·杜普莱西。1845年8月30日,小仲马寄出了一封绝交信。随后,小仲马跟随父亲,开始了漫游西班牙和阿尔及利亚的长途旅行。旅行途中,小仲马对玛丽·杜普莱西念念不忘,他在1846年写信给她请求原谅,却一直没有收到回信。

1847年2月,小仲马在马赛获悉了杜普莱西小姐的死讯。他随即赶回巴黎,故人已逝,只有一场热闹非凡的遗产拍卖会,小仲马从一位商人手里赎回玛丽的一条金项链,聊作纪念。

五月的一天,他漫步在圣日耳曼郊区,想起当年的种种情景,感伤不已。他重读玛丽的来信,想起两人共度的美好时光,在悲痛中提笔创作。一年后,《茶花女》问世。

亚历山大·仲马(1824-1895),又称小仲马

作为“文二代”,小仲马一度活在父亲大仲马盛名光环下,人微言轻。他很讨厌被人称为“大仲马的儿子”,当大仲马表示要在文坛为他开路时,小仲马倔强地拒绝:“我不想站在别人的肩膀上摘苹果,那样摘来的苹果不甜。”。小仲马敬佩父亲,又暗中与他较劲。《茶花女》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小仲马从此走上超越父亲的逆袭之路。

小仲马为何有“同情弱者”的情结?或许可以从他的家族背景和成长经历中觅得线索。

小仲马的祖父是一名黑白混血儿,出生在法属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他在法国大革命征战中异常勇猛,获得将军头衔,其后娶了一名旅馆老板的女儿,生下了小仲马的父亲——亚历山大·仲马。大仲马继承了热带地区的黑人基因,身材高大,性格开朗,不拘小节。来到巴黎之后,他仰仗父亲的老朋友,成为王储宫中的办事员,并和女裁缝卡特琳·拉贝同居。

不久,卡特琳产下一子。当时,大仲马的戏剧事业风生水起,风流情事不断。他不承认这个儿子,而是让卡特琳带着孩子离开自己居住。

亚历山大·仲马(1802-1870),又称大仲马

​1831年,大仲马和演员贝尔·克莱萨默生了一个女儿,贝尔逼着大仲马承认这个女儿,大仲马被迫同意。为了表示公平,他决定同时承认七年前自己和卡特琳生的儿子,这个儿子和他有一模一样的名字——亚历山大·仲马。

小仲马和母亲在一起的时候,日子过得很艰辛,父亲给的生活费不多,母亲要自己工作来补贴家用。大仲马承认小仲马是自己的儿子之后,又想把小仲马从卡特琳手中夺过来。漫长的官司后,卡特琳败诉,大仲马获得抚养权。不甘心失败的母亲拒绝交出儿子,甚至把小仲马藏在床底下,最终无济于事,小仲马被警察交到了父亲手里。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夺子大战中,年幼的小仲马受到巨大的精神创伤。四十多岁的时候,他回忆这段往事,还对友人说,自己“从未宽恕过谁”。在父亲家,小仲马与父亲当时的女友克莱萨默夫人关系冲突不断,时不时偷跑回母亲那里去。家里的纠纷让大仲马焦头烂额,他决定把小仲马送到寄宿学校。作为私生子的小仲马在学校处处遭到羞辱,一直到他成年离开寄宿学校,才摆脱这种苦不堪言的生活。

印有亚历山大·仲马父子头像的纪念邮票

​童年寄人篱下的阴影,对母亲凄惨遭遇的同情,对父亲放浪生活的反感,让小仲马很早就学会对他人的苦难感同身受。在《克雷孟梭案件》中,他写到自己的母亲:“使一个穷姑娘做了母亲,又撒手不管,让她独自靠劳力抚养他的孩子,这种男人,他是否意识到,自己究竟干的是什么事情?”言辞间充满了对男人不负责任的愤恨。

在《茶花女》中,他更是直白地表示了对弱女子的同情,他说:“人们同情从未见过阳光的瞎子,从未听过大自然和音的聋子,以及从未表达过心灵之声的哑巴;却假借廉耻之名,不愿同情这种心灵失明、灵魂失聪和良知失音的女人”。

1852年,小仲马改编的戏剧版《茶花女》图文资料

1852年,小仲马自己改编的戏剧版《茶花女》上演,获得巨大成功,他的声望达到顶点。小仲马一度放浪过,但杜普莱西小姐的死和《茶花女》的问世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重塑了他的价值观。借助自己的影响力,他宣讲自己的社会观念:男人女人应忠于家庭、出轨是一种罪恶、私生子应该得到承认、离婚应该被允许。

小仲马言行一致,以身作则,对那些追求他的女性仰慕者,发出严厉的道德训诫。随后,他陆续创作了《私生子》《半上流社会》等一系列相关主题的戏剧。

《茶花女》问世不久,意大利著名作曲家威尔第将其改编成了歌剧,常演不衰。再后来,《茶花女》多次被改编成电影,其中,由葛丽泰·嘉宝扮演的茶花女,成为影史经典。

电影《茶花女》嘉宝手持白色茶花的造型

​《茶花女》和中国读者的缘分也不浅。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著名翻译家林纾与人合作翻译了《茶花女》,当时的译名是《巴黎茶花女遗事》,是为最早引进中国的西方小说。该书于1898年出版后,迅即风靡中国,当时还在读书的鲁迅、周作人兄弟也为之赞赏有加。1907年,春柳社在日本演出了中国话剧的开山之作——《茶花女》,李叔同反串扮演玛格丽特,为了更好地扮演角色,他甚至专门节食以保持身材苗条。

李叔同(左)饰演茶花女造型

​1895年11月28日,小仲马去世,他同父异母的弟弟亨利·鲍艾在悼念文章中说:“在《茶花女》问世之前,烟花女子备受磨难,被视为贱民……任何人都没有像他那样,产生过如此深远的影响,令一些人赎罪,让另外的人产生怜悯……一百年后,还会有贫穷的年轻人,怀着一颗因爱情而颤抖的心,为玛格丽特·戈蒂埃洒上一掬同情的热泪……”

小仲马在《茶花女》最后一章说:“我只是把我听到的故事讲述给读者,这是一种职责。”也许,只有源于使命感的写作,才会恒久流传。如今,一百年过去了。《茶花女》作为世界文学史上不朽的经典,依然让无数的读者为之感动、为之颤抖,为之落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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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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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的夏天,孙幼军躺在病床上。正值壮年,每天吃不饱,还要给学生上课,逐渐双腿浮肿,诱发心脏病。医生判定为:“几乎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症状已经很严重。

孙幼军生性顽童脾气,平时穿毛衣都要甩袖子逗乐,住院的时光对他来说实在很无聊。该做点什么打发时间呢?他盯着床头,一个从王府井工艺美术商店买来的手指大小的布偶,被图钉按在床头。孙幼军大脑神经开始活跃:不如以这个布偶为原型,创作一个冒险故事?

孙幼军(1933.5——2015.8)年轻时代的留影

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在外交学院任教的孙幼军,工作之余坚持创作。当时他正在写一篇主题为大学生活的长篇小说,已经写了几万字,但现在似乎找到了更有趣的题材。

有了写作的灵感,故事该怎么开头呢?孙幼军回忆起童年:小时候在东北长大,他作为长兄,每天睡前要讲故事哄弟弟妹妹睡觉。意大利作家卡尔洛·科洛迪的《木偶奇遇记》,是他和弟弟最喜欢的一本书。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截木头……”

孙幼军念叨着《木偶奇遇记》的开头,笔端开始勾勒故事的雏形:

有那么一个小布头……

“小布头?小布头是什么呀?

小布头,嗯——他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布娃娃。”

​故事在孙幼军笔下徐徐展开:小布头和好朋友苹苹吵架后,决定做一个勇敢的小朋友。离家出走!他坐上了火车,遇见了小电动机、小芦花、大铁勺、老鼠兄弟、小金球……在这些经历中,他明白了什么是机器,什么是庄稼 ,什么是节约,什么是工人和农民,什么是老鼠……重要的是,什么是勇敢和责任。

1961年3月,小布娃娃的故事写完了。孙幼军珍爱自己的书稿与故事,希望能够出版。他把8.7万字誊写一遍,223页书稿装订好,牛皮纸做封面,并且贴上娃娃抱着麦子图案的剪纸。他给这个故事命名为《小布头奇遇记》,并亲笔用彩色的艺术字写下书名。

那时,孙幼军并没有出版圈的朋友。他用挂号邮件把稿子投递给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但不久稿子被退了回来。理由是“作品主题思想不突出,小布头这个主角缺乏鲜明的教育作用。”

满心雀跃的孙幼军遭受了打击,但又有些不甘心。为了排遣郁闷,他每天在外交学院家属大院里给邻居孩子读这个故事,

“然后呢?然后呢?”孩子们跟着他跑,喊着要听。

​他又鼓起勇气将书稿投给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61年下半年,少儿社的大部分员工都在忙政治运动,办公室常常空空荡荡,只有几位人恪守编辑的岗位,文学组的李庚是其中一位。

李庚是青年出版社(后来的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创办人,也是开明书店的领导。他常常阅读群众来稿,沙里淘金。读完《小布头奇遇记》,李庚觉得很棒。但当时他被划为“右派”,接受完劳动改造后再少儿社接受“监督使用”,做不了主。于是,李庚拿着稿子走进了总编室,推荐给总编辑叶至善看。

叶至善花了一下午和一晚上读完,非常喜爱,却又心有顾忌:孙幼军是个没有名气的新人,书中又有不少地方映射现实,能不能被孩子们接受?于是他把把书稿拿给自己的女儿叶小沫阅读,五年级的叶小沫几乎一口气读完,生动之处忍不住大声念出。

叶至善心里明白,这稿子能行。

叶至善(左)和父亲叶圣陶(右)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决定出版《小布头奇遇记》。图书装帧设计由画家沈培负责,封面、封底、扉页、环衬,每一处都由叶至善和沈培仔细考量。最终交付给小读者的,是一部带着匠心的艺术品。

果然,《小布头奇遇记》出版后很受欢迎,尤其很受中低年级小学生的喜爱,甚至连中央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也广播这部童话。

1962年,《文艺报》刊文谈论《小布头奇遇记》,叶至善的父亲——作家叶圣陶试图用理性来论证,孙幼军这个新人的作品为什么会获得中低年级小学生的喜爱。他认为“这部童话对运用语言有极大的优点,简洁,活泼,有情趣,念下去宛若孩子的口气,可是没有孩子常有的种种语病。”

“鼠老四,真能干,香油能喝一大碗”

的确,孙幼军先生认为“孩子该说孩子的话”,他从不糊弄孩子。“有时我会为一个词或一种表达方式苦恼好几天,涂改了又改回去,然后再改。”

但语言并不是《小布头奇遇记》成功的关键,满足读者的深层心理需求才是。正如孙幼军先生说:“童话,是很小很小的孩子,很美的想象。”每个人心中,都有对童话和童年的渴望。

《小布头奇遇记》山东友谊出版社连环画插图

​60年代的中国物资匮乏,大人们忙着上班干革命,无暇顾及孩子的教育。一般家庭的孩子,课外读物没有多少可选择余地。家里最多的印刷物是《毛主席语录》,市面上最畅销的的童书是科普读物《十万个为什么》。女孩忙着收集糖纸,男孩开始爬树、游泳,和大自然做“斗争”。

1960年,民用棉布供应减少,布票按照人头发放。规定“在京有正式户口的(吃商品粮的)每人全年四尺五寸。”孩子们冬天多穿着棉袄棉裤,外面穿着外罩。他们渴望富足的物质生活,也需要美好的幻想。

​而《小布头奇遇记》里的描述毫无疑问是有诱惑力的:“小布头的外套是深绿色的绒布做的,穿在身上又温暖,又柔软,又漂亮”,很容易让小朋友产生美好的代入感。更别说,童话里,幼儿园为小朋友准备了“好几十件玩具!有小黑熊呀,长颈鹿呀,胖小猪呀,瘦猴子呀,洋娃娃呀,还有小汽车、小火车头、小拖拉机、喷气式小飞机……”对于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这简直是可望不可及的,是只能在虚构作品里完成的幻想。

小布头的奇遇是一场幻想,但值得注意的是,读者能模糊地感知到书中的时间确实是与60年代一致的,故事的起点也就是北京。平凡中的奇幻才愈显奇幻。小芦花鸡、老鼠、大铁勺、电动机、麦子,哪一样不是孩子能见到的呢?小朋友阅读起来,仿佛小布头不在别处,就在身边。无疑,创作于1961年的《小布头奇遇记》在是创造了一个友善积极富足的虚拟社会,如此真实。

​1990年,孙幼军先生获得了国际安徒生文学奖的提名,《小布头奇遇记》也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IBBY(国际儿童读物联盟)荣誉作品证书。这对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与儿童文学作品都是第一次。但作者后来却表示,他对这部作品是遗憾的:

“获奖和孩子喜爱并不等于说这本书就是‘成功之作’。事实上,在我这本‘处女作’里,主人公小布头被我当作所谓‘反映现实’的工具。我精心安排的不是主人公个性的发展,而是那背景。好比拍摄人物像,我把焦距对准人物身后的建筑物。结果是,背景是清晰的,人物面目却摸模糊糊。听到赞扬的话越多,我越觉得它不该有这样严重的缺陷。”

中年孙幼军

​的确,时隔多年后再看,故事中的教训色彩、频繁出现的政治口号和那个时代一些特定的名词(如“人民公社”、“生产队”之类),已经不容易被孩子们理解了。但那些东西在那个时代是真实的。把它们搁在一边,故事仍然是充满正能量的。

“开头儿,我是玩具。后来,我是礼物。坐在三轮车上,坐在黑屋子里,我是机器,后来,我又成了大白薯……”这本《小布头奇遇记》出版于1961年12月,50后、60后童年时读过,80后、90后的儿时记忆里有过它,它又继续见证着00后和10后的成长。过去的50多年里,这本书不断再版,实际印刷量累计超过千万册。

《小布头奇遇记》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87年版,当时的定价是0.8元

至今,它被列在很多小学一年级学生的假期必读书目里。在图书网站上,能看到这样的留言:“‘小布头’的插图还是和记忆里一样,拿在手里就想起自己的童年。”“30年过去了,我和孩子两代人,读的是同一本童书。”

2013年,80岁的孙幼军接受了最后一次采访。记者告诉他:很多孩子长大成人、为人父母后,还是不能忘记小时候看过《小布头奇遇记》。因患脑血栓而不能顺畅交谈的孙幼军颇感宽慰,含糊地说出:“这辈子唯一不太遗憾的,就是替孩子写了点童话。”

2013年,80岁的孙幼军在家中接受采访

尽管能看出时代烙印,但别扭的“小布头”是一点不过时的。今天的孩子、孩子的父母,以及父母的父母,都曾在“小布头”身上看到部分的自己:善良、胆小、自尊心强烈,是傲娇的“熊孩子”。

当他从口袋缝里掉落,像任何没做好准备的孩子被抛向未知且广袤的世界,他被老鼠劫持、被老鹰啄、被大雪活埋,千难万难后,他在挫折中学会坚强勇敢,手持利刃和世界短兵相接。

《小布头奇遇记》,诞生于童话荒芜的年代,影响了几代人的童年。这本书的奇遇,本身就像一个童话——这个童话告诉我们:孩子们有他们自己的内心渴求,每个时代的孩子都一样。2016年,果麦文化重新出版了《小布头奇遇记》,希望能给小读者带来不一样的童年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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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的夏天,孙幼军躺在病床上。正值壮年,每天吃不饱,还要给学生上课,逐渐双腿浮肿,诱发心脏病。医生判定为:几乎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症状已经很严重。

孙幼军生性顽童脾气,平时穿毛衣都要甩袖子逗乐,住院的时光对他来说实在很无聊。该做点什么打发时间呢?他盯着床头,一个从王府井工艺美术商店买来的手指大小的布偶,被图钉按在床头。孙幼军大脑神经开始活跃:不如以这个布偶为原型,创作一个冒险故事?

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在外交学院任教的孙幼军,工作之余坚持创作。当时他正在写一篇主题为大学生活的长篇小说,已经写了几万字,但现在似乎找到了更有趣的题材。

有了写作的灵感,故事该怎么开头呢?孙幼军回忆起童年:小时候在东北长大,他作为长兄,每天睡前要讲故事哄弟弟妹妹睡觉。意大利作家卡尔洛·科洛迪的《木偶奇遇记》,是他和弟弟最喜欢的一本书。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截木头……”

孙幼军念叨着《木偶奇遇记》的开头,笔端开始勾勒故事的雏形:

有那么一个小布头……

小布头?小布头是什么呀?

小布头,嗯——他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布娃娃。



故事在孙幼军笔下徐徐展开:小布头和好朋友苹苹吵架后,决定做一个勇敢的小朋友。离家出走!他坐上了火车,遇见了小电动机、小芦花、大铁勺、老鼠兄弟、小金球……在这些经历中,他明白了什么是机器,什么是庄稼 ,什么是节约,什么是工人和农民,什么是老鼠……重要的是,什么是勇敢和责任。

19613月,小布娃娃的故事写完了。孙幼军珍爱自己的书稿与故事,希望能够出版。他把8.7万字誊写一遍,223页书稿装订好,牛皮纸做封面,并且贴上娃娃抱着麦子图案的剪纸。他给这个故事命名为《小布头奇遇记》,并亲笔用彩色的艺术字写下书名。

那时,孙幼军并没有出版圈的朋友。他用挂号邮件把稿子投递给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但不久稿子被退了回来。理由是作品主题思想不突出,小布头这个主角缺乏鲜明的教育作用。

满心雀跃的孙幼军遭受了打击,但又有些不甘心。为了排遣郁闷,他每天在外交学院家属大院里给邻居孩子读这个故事,

然后呢?然后呢?孩子们跟着他跑,喊着要听。

他又鼓起勇气将书稿投给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61年下半年,少儿社的大部分员工都在忙政治运动,办公室常常空空荡荡,只有几位人恪守编辑的岗位,文学组的李庚是其中一位。

李庚是青年出版社(后来的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创办人,也是开明书店的领导。他常常阅读群众来稿,沙里淘金。读完《小布头奇遇记》,李庚觉得很棒。但当时他被划为右派,接受完劳动改造后再少儿社接受监督使用,做不了主。于是,李庚拿着稿子走进了总编室,推荐给总编辑叶至善看。

叶至善花了一下午和一晚上读完,非常喜爱,却又心有顾忌:孙幼军是个没有名气的新人,书中又有不少地方映射现实,能不能被孩子们接受?于是他把把书稿拿给自己的女儿叶小沫阅读,五年级的叶小沫几乎一口气读完,生动之处忍不住大声念出。

叶至善心里明白,这稿子能行。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决定出版《小布头奇遇记》。图书装帧设计由画家沈培负责,封面、封底、扉页、环衬,每一处都由叶至善和沈培仔细考量。最终交付给小读者的,是一部带着匠心的艺术品。

果然,《小布头奇遇记》出版后很受欢迎,尤其很受中低年级小学生的喜爱,甚至连中央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也广播这部童话。

1962年,《文艺报》刊文谈论《小布头奇遇记》,叶至善的父亲——作家叶圣陶试图用理性来论证,孙幼军这个新人的作品为什么会获得中低年级小学生的喜爱。他认为这部童话对运用语言有极大的优点,简洁,活泼,有情趣,念下去宛若孩子的口气,可是没有孩子常有的种种语病。

的确,孙幼军先生认为孩子该说孩子的话,他从不糊弄孩子。有时我会为一个词或一种表达方式苦恼好几天,涂改了又改回去,然后再改。

但语言并不是《小布头奇遇记》成功的关键,满足读者的深层心理需求才是。正如孙幼军先生说:童话,是很小很小的孩子,很美的想象。每个人心中,都有对童话和童年的渴望。


60年代的中国物资匮乏,大人们忙着上班干革命,无暇顾及孩子的教育。一般家庭的孩子,课外读物没有多少可选择余地。家里最多的印刷物是《毛主席语录》,市面上最畅销的的童书是科普读物《十万个为什么》。女孩忙着收集糖纸,男孩开始爬树、游泳,和大自然做斗争

1960年,民用棉布供应减少,布票按照人头发放。规定在京有正式户口的(吃商品粮的)每人全年四尺五寸。孩子们冬天多穿着棉袄棉裤,外面穿着外罩。他们渴望富足的物质生活,也需要美好的幻想。

而《小布头奇遇记》里的描述毫无疑问是有诱惑力的:小布头的外套是深绿色的绒布做的,穿在身上又温暖,又柔软,又漂亮,很容易让小朋友产生美好的代入感。更别说,童话里,幼儿园为小朋友准备了好几十件玩具!有小黑熊呀,长颈鹿呀,胖小猪呀,瘦猴子呀,洋娃娃呀,还有小汽车、小火车头、小拖拉机、喷气式小飞机……”对于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这简直是可望不可及的,是只能在虚构作品里完成的幻想。

小布头的奇遇是一场幻想,但值得注意的是,读者能模糊地感知到书中的时间确实是与60年代一致的,故事的起点也就是北京。平凡中的奇幻才愈显奇幻。小芦花鸡、老鼠、大铁勺、电动机、麦子,哪一样不是孩子能见到的呢?小朋友阅读起来,仿佛小布头不在别处,就在身边。无疑,创作于1961年的《小布头奇遇记》在是创造了一个友善积极富足的虚拟社会,如此真实。


1990年,孙幼军先生获得了国际安徒生文学奖的提名,《小布头奇遇记》也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IBBY(国际儿童读物联盟)荣誉作品证书。这对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与儿童文学作品都是第一次。但作者后来却表示,他对这部作品是遗憾的:

获奖和孩子喜爱并不等于说这本书就是成功之作。事实上,在我这本处女作里,主人公小布头被我当作所谓反映现实的工具。我精心安排的不是主人公个性的发展,而是那背景。好比拍摄人物像,我把焦距对准人物身后的建筑物。结果是,背景是清晰的,人物面目却摸模糊糊。听到赞扬的话越多,我越觉得它不该有这样严重的缺陷。


的确,时隔多年后再看,故事中的教训色彩、频繁出现的政治口号和那个时代一些特定的名词(人民公社生产队之类),已经不容易被孩子们理解了。但那些东西在那个时代是真实的。把它们搁在一边,故事仍然是充满正能量的。

开头儿,我是玩具。后来,我是礼物。坐在三轮车上,坐在黑屋子里,我是机器,后来,我又成了大白薯……”这本《小布头奇遇记》出版于196112月,50后、60后童年时读过,80后、90后的儿时记忆里有过它,它又继续见证着00后和10后的成长。过去的50多年里,这本书不断再版,实际印刷量累计超过千万册。

至今,它被列在很多小学一年级学生的假期必读书目里。在图书网站上,能看到这样的留言:“‘小布头的插图还是和记忆里一样,拿在手里就想起自己的童年。”“30年过去了,我和孩子两代人,读的是同一本童书。

2013年,80岁的孙幼军接受了最后一次采访。记者告诉他:很多孩子长大成人、为人父母后,还是不能忘记小时候看过《小布头奇遇记》。因患脑血栓而不能顺畅交谈的孙幼军颇感宽慰,含糊地说出:这辈子唯一不太遗憾的,就是替孩子写了点童话。

尽管能看出时代烙印,但别扭的小布头是一点不过时的。今天的孩子、孩子的父母,以及父母的父母,都曾在小布头身上看到部分的自己:善良、胆小、自尊心强烈,是傲娇的熊孩子

当他从口袋缝里掉落,像任何没做好准备的孩子被抛向未知且广袤的世界,他被老鼠劫持、被老鹰啄、被大雪活埋,千难万难后,他在挫折中学会坚强勇敢,手持利刃和世界短兵相接。

《小布头奇遇记》,诞生于童话荒芜的年代,影响了几代人的童年。这本书的奇遇,本身就像一个童话——这个童话告诉我们:孩子们有他们自己的内心渴求,每个时代的孩子都一样。2016年,果麦文化重新出版了《小布头奇遇记》,希望能给小读者带来不一样的童年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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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我相信他是天才,也相信他是个杰出的词曲作者。但我并不觉得他是一个体面的人。”1964年,苏西·罗托洛在她的一篇日记里这样评价鲍勃·迪伦。

苏西·罗托洛是鲍勃·迪伦一九六零年代格林威治村的女友。在1963年发行的《放任自流的鲍勃·迪伦》封套上,她和迪伦相拥走在冰天雪地的琼斯街头的温暖图景,已然成为那个大时代的图腾之一。

《放任自流的鲍勃·迪伦》专辑

 然而,几个月后,鲍勃·迪伦和“民谣皇后”琼·贝兹交往的绯闻传得沸沸扬扬,苏西·罗托洛毅然搬出了西四街他们的“城堡”。不久之后,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堕胎在当时是违法的,19岁的苏西秘密打掉了胎儿。

鲍勃·迪伦和“民谣皇后”琼·贝兹

201610月,75岁的鲍勃·迪伦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11月他正式接受了颁奖。

鲍勃·迪伦旧照,摄于1964-1965年之间

1961年,鲍勃·迪伦从明尼苏达大学辍学,来到纽约开始歌唱生涯。1964年,他以一首《答案在风中飘扬》(Blowing in the wind)走红歌坛,一跃成为美国六十年代民歌复兴运动中最著名的抗议歌手。然而,60年代中后期,鲍勃·迪伦的乐风忽然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此他的歌曲不再被称作民谣,而是成为了民谣摇滚,也因此引发了许多歌迷的抗议。

1965年,当他在新港民谣节拿起电吉他,换来嘘声一片的时候,似乎昭示了一个先锋人物的宿命——大众总是害怕改变,他们将任何挑战他们审美惯性的行为视为背叛。但就在那一刻起,鲍勃·迪伦的音乐蓄起胡子,像成年人一样思考了。

新港音乐节上演唱的鲍勃·迪伦,台下已是嘘声一片

在马丁·斯科塞斯拍摄的纪录片《No Direction Home》里,鲍勃1966年英国巡演的画面贯穿影片始末,此起彼伏的嘘声和叫嚷,英国绅士们涨红着脸抗议,记者生硬冷漠地发问。他们愤怒,因为他们被冒犯了,他们想要的是民歌手迪伦,鲍勃手里的电吉他在他们看来简直就像是竖起的中指。

马丁·斯科塞斯纪录片《No Direction Home》海报

鲍勃·迪伦的另一个身份是所谓抗议歌手,对于这个称号,他很无奈,也很不耐烦,甚至会焦躁地打断主持人的话,斩钉截铁地予以否认。是啊,你才是抗议歌手,你们全园区都是抗议歌手。​

   A Hard Rain's A-Gonna Fall

《暴雨将至》(A Hard Rain's A-Gonna Fall )是迪伦最著名的作品之一。这首歌的背景是1962古巴导弹危机”——在美苏争霸的冷战中,这是最有可能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以美苏核战争的方式毁灭世界的一个重大突发事件。

迪伦与所有美国人一样对此事件十分关切,从危机一开始,他就开始写这首长诗(即《暴雨将至》的歌词),曲调借用自一首古老的英国童谣。

然而,几年之后,迪伦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却巧妙地回避了《暴雨将至》歌词的政治意义:它就是一场大雨。”“不是暗示原子弹?”“不,就是倾盆大雨。

鲍勃·迪伦与“垮掉派”诗人金斯堡

1985年,鲍勃·迪伦发行了第23张专辑《皇帝讽刺剧》(Emprire Burlesque)。杀马特风格的封面设计,对比1963年那张经典的《放任自流的迪伦》((The Freewheelin' Bob Dylan),让人难以置信:这真的出自同一人之手吗?

乔布斯被逐出苹果董事会后,好友安迪·赫茨菲尔德到家中看望他,就带来了这张《皇帝讽刺剧》。乔布斯表示:自己并不喜欢这张专辑,它几乎和迪斯科一样。

《皇帝讽刺剧》(Emprire Burlesque)专辑封面

乔布斯是鲍勃·迪伦的铁粉。30岁生日派对,他向鲍勃·迪伦递出了请柬,希望他可以来献唱。那场派对在旧金山圣弗朗西斯酒店宴会厅举行,一共有1000个人参加,其中包括比尔·盖茨和米切尔·卡普尔等软件行业巨头,但鲍勃·迪伦拒绝了。

尽管如此,乔布斯对鲍勃·迪伦的爱却从未有丝毫折损。被逐出苹果董事会之后,乔布斯关起百叶窗避不见人,一直循环播放鲍勃·迪伦写于1964年的老歌《时代在变》(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在麦金塔电脑的发布仪式上,他曾诵读这首歌的歌词,作为开场白:“……现在的失败者/会成为以后的赢家/因为时代在变。

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

乔布斯和麦金塔电脑

天才总是惺惺相惜,在世人眼中,他们却怪异、疯癫、不可理喻。苏西·罗托洛在回忆录中提到,姐姐卡拉曾和迪伦爆发激烈的争吵,并力主二人分手:姐姐总觉得我离开鲍勃——那个满嘴谎言、脚踏几只船、控制欲强的王八蛋会过得更快乐……姐姐和其他人不断指责他的虚伪,说他擅长操纵每个人每个资源为他所用。

无独有偶,乔布斯也受到相似的指责。在传记电影《史蒂夫· 乔布斯》里,乔布斯的私生女Lisa1998imac发布的后台怒斥老爸:什么三宅一生的服装设计师、鲍勃·迪伦的歌词,你品味再好又怎么样,在我的眼里就是一个虚伪自私懦弱不负责任的人!

坊间相传,鲍勃·迪伦的名字来自于对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的致敬——这位天才的威尔士诗人,身上带着浓重的二战烙印,内心浓稠、黑暗,三十九岁就因酗酒过量而亡。鲍勃·迪伦从狄兰·托马斯处学到了超现实主义的潜意识幻想戏法,或许还有那种我干杯、你随意,向死而生的通透。

迪伦说:

我对外面那个疯狂的、复杂的现代世界没有丝毫兴趣。它与我毫不相关,没有重量。我不会被它所诱惑。

对于乌合之众的狂热,他表示

你们都喜欢我写的东西,但并不代表我欠你们的。

年轻时代的迪伦

他想要做的,只是把音乐做好

大多数演唱者都想让人记住他们自己,而不是他们唱的歌,但我不在乎这些。对我来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记住我唱的歌。

对待家庭的观念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为我的家庭争取一点呼吸的空间。让这整个妖魔鬼怪的世界见鬼去吧。我的外在形象得更加令人困惑一些,更加单调乏味一些。像这样生活很费劲。你得竭尽全力。必须放弃的第一件事,就是你钟爱的任何形式的艺术自我表达。艺术与生活相比没有那么重要,你别无选择。​

镜头转回1965年的新港音乐节,迪伦用一首《 It’s all over now baby blue》宣告了其从民谣转向摇滚的历程。这首歌的歌词,仿佛宣告了他的决心:

You must leave now

take what you need

you think will last

But whatever you wish to keep

you better grab it fast.

民谣音乐舞台已经成了我必须离开的天堂,就像当年亚当不得不离开伊甸园。他太完美。几年后就会掀起一场混乱的风暴,事物就会开始被焚烧。出路变幻莫测,我不知道它将通向哪里,但是无论它通向哪里,我都会跟随着它。一个陌生的世界会在前方展开,一个乌云密布的世界,有着被闪电照亮的犬牙参差的边缘。很多人误会了这个世界,从来没有真的有过真正的认识。我径直走进去。它敞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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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925-30日,应以色列大使馆和新浪智库的邀请,我与媒体人张力奋教授、经济学家管清友博士、制片人路伟、科技评论家刘兴亮和魏武挥等6人,访问以色列国。其间游览了圣城耶路撒冷、死海,参加了特拉维夫创新节,参观了多家高新科技企业。

可谓大开眼界,不虚此行。

特整理贴出照片若干,以为纪念。

​耶路撒冷,是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共同的圣城。

 “死海不死”,不会游泳的人也能闲庭信步,原来地理书上说的是真的。

 参观科技企业,VRAR是热点,而且到处都是中国投资人的身影。

​

 特拉维夫创新节的会场在古老的花园建筑中。9月29日,以色列领导人、政治家佩雷斯去世,哀思。

 以色列驻华大使马腾先生说,自今年1111日开始,将对中国公民开放10年多次往返签证。

右三为马腾

 在此行中,我有一个别的“意外发现”:以色列人不论男女老少,普遍身材匀称健康。而我9月初在美国也待了10天,相比而言,美国街头见到大胖子的比例很高。

 我半真半假地分析了以色列人身材比美国人好的原因,竟也颇得到朋友们的认同。于是也记录于此,供大家一笑。

 首先:美国人过得太安逸了,而以色列人却始终生活在危险中。

毕竟,美国建国240年,也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但是美国的大陆领土却从未被战火侵袭过(珍珠港是海外领土。911等超限式恐怖袭击不算战争)。

以色列建国68年,四周全是“敌对国家”。仅大规模的阿以战争就有四次。小范围的巴以冲突,几乎几十年间持续不断。所以以色列实行适龄青年(不分男女),全员服兵役制度。街头,荷枪实弹的军人们成群结队,随处可见。

甚至某天在地中海游泳时,发现不远处有三个警察,持枪命令水中的两个男青年出来检查证件。

​以色列还有著名的“哭墙”。

可见,悲剧意识,危机意识,深入了这个民族的骨髓。

 其次,美国人生活在“朋友的赞美”中,而以色列人却生活在“妈妈的要求”里。

美国人的互相称赞,真是一种毫无原则、无底线的“蜜汁善意”。明明都胖的没个模样了,还“YOU LOOKS SO GOOD”“你的围巾真漂亮”哩。

 而犹太人的的爱学习(据统计中国人平均每年读4.5册书,日本韩国人约20册,美国人欧洲人25册,而犹太人的阅读率是世界第一,人均每年读65册)、善创新(以色列被公认是世界创新大国、技术强国),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左一为Yossi Vardi

 这位老先生,著名投资人、被称为“以色列创新之父”的Yossi Vardi 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半真半假地说道:

​​“我想大部分犹太人爱读书、保持健康、爱创新都是被妈妈逼的。在以色列,似乎650万犹太人谁都认识谁。于是妈妈经常批评自己的孩子,‘你看看表姐学习多好’‘你看看邻居家老二都当老板啦!’‘你胖成这个鬼样子怎么嫁得出去?赶紧起床去跑步!”

 看来,外有强敌,家有恶妈。才是以色列进步的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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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1839年,一个11岁的小男孩成功地冒充见习水手混上了一艘开往印度的远洋船科拉利亚号,不解风情的老爸连夜将他截获并狠狠收拾了一顿。最后他只得流着泪保证:以后只躺在床上,在幻想中旅行。

他做到了吗?像每一个为了逃避责罚而慌不择路的小孩,他许下的是做不到的承诺。

后来他几乎行遍了世界各地,连地心、海底、外太空都一一涉足。他将科学技术新成果与想象力结合,创造了一种崭新的小说形式——“科学幻想小说,或曰,科学浪漫主义小说

他一生中出版了一百多部此类作品,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是该领域的唯一代表。

他就是科学幻想之父——凡尔纳。


儒勒·凡尔纳(Jules Gabriel Verne) 1828-1905

他的一生无疑是非常幸运的。无须违心地继承家业,成为压根不想当的律师,反而一到巴黎,就成为了各种沙龙的座上宾。在巴雷太太的沙龙里,他结识了文豪雨果、大仲马和小仲马,从此跻身当时最高端的文艺俱乐部。

另一方面,他也非常勤奋。他似乎总是在写作,或者酝酿新的作品。他说:我需要工作,工作就是我的生命的全部意义。当我不能工作的时候,就形同行尸走肉,也就失去了生存的价值。他把自己比作一台机器,并宣称决不轻易让机器熄火。

但这些却都不是他出类拔萃的秘密。他的秘密在于:不知疲倦,没有节制。


凡尔纳纪念报

​兴趣是第一生产力

凡尔纳出生于法国西部海港南特费多岛。南特是一处大港口,也是当时最繁华的城市之一,由加勒比海和几内亚湾回航的远洋帆船多在此卸货。到处有水手、海员和商人来来去去,码头上堆放着来自异国的甜酒、可可、椰子、甘蔗以及猴子、鹦鹉,金丝鸟等奇珍异兽。

这样的环境下,凡尔纳从小就开始对船舶与远航产生了兴趣。他抓住每个机会向人打听异国他乡的故事,并且将地理学习得十分出色。在闲暇时,他会在作业本上涂鸦自己幻想出来的各种火车、船只及航空器。

南特港口

​在他11岁时,另一项爱好也渐渐浮出水面。他写出了人生中第一个诗歌体的悲剧剧本,哪怕并没有一个人对此表示欣赏。

1847年4月,凡尔纳遵循家人的意见,离开南特,前往巴黎参加法学考试。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乘上火车。在备考的间隙中,他又完成了一部五幕诗体悲剧《亚历山大六世》。

在一次晚会中,凡尔纳结识了当时已经赫赫有名的大仲马。大仲马很赏识他,与他往来颇多。凡尔纳于是开始为大仲马做一些剧院管理方面的工作,并开始创作大量的剧本。

亚历山大·仲马,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作家,世界文学名著《基度山恩仇记》的作者

​凡尔纳首部公演的剧作叫做《折断的麦秆》,它连演了二十场并得到了批评家们的好评。

他终于决定将写作视为自己的终生职业。

1851年起,凡尔纳应出版商皮埃尔·弗朗萨·舍瓦埃之邀,陆续在《家庭博览》杂志上发表了《墨西哥海军的首批舰艇》、《乘气球旅行》、《马丁· 帕兹》、《扎夏里尤斯师傅》等作品。

至此,凡尔纳确立了自己一生的写作风格——探索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将发端于某种哲学概念的故事用尽可能详实科学的内容表现出来。评论家诺埃尔·马丁这样描述他——“在景物描写方面,儒勒·凡尔纳像雨果一样充满了浪漫的幻想。故事中的各种场景是从他心底流淌出来的,所以读者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这些场景。这是一种画家的观察本领,儒勒·凡尔纳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能让读者看到他内心深处想表达的场景。”

凡尔纳的游艇素描

​1859年,凡尔纳第一次真正实现了海上航行,从圣纳赛尔起程,驶向英格兰,并畅玩了苏格兰岛。两年后,他又搭乘邮轮,驶向了挪威与瑞典。

从此,旅行与写作就像他生命中的双螺旋结构一样,缠绕、陪伴了他终生。

工作是生命的价值

凡尔纳的伟大不仅仅在于想他人想不到、不敢想,不仅仅在于超凡脱俗的想象力,更在于他的作品虽然是科学幻想小说,却有着惊人的预言性。他早早地预言了很多后世的发明,比如潜水艇、直升飞机和摩天大楼,甚至于在航天飞船的领域,他所幻想的数据也与真实的结果有着惊人的一致。又或者,他的科学幻想小说给了后世的科学家无穷无尽的灵感,直接启蒙了20世纪以后的科技发展。

现代潜艇之父西蒙·莱克在自传中的第一句话就是:“儒勒·凡尔纳是我一生的总舵手。”

世界上第一部科幻电影:乔治•梅里埃1902年拍摄的《月球旅行记》,就改编自凡尔纳小说

他如何能做到这些?或许与他的工作方式有关。凡尔纳对待写作极其勤奋、认真,一工作就忘乎所有。工作就是他生命的价值,并不夸张。

凡尔纳的写作是极其严谨的。为了收集素材,他在法兰西国家图书馆中广泛借阅了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等各种学科的书籍,并制作成了几万张摘抄卡。在平时,他几乎不会错过任何关于科学发现的杂志,如饥似渴地学习着。

而当他处于写作状态的时候,更是像着了魔一般,对周围发生的事浑然不觉,无论是妻子的讲话或者是婴儿的哭声。为了节省吃饭的时间,他甚至砍断了餐椅的椅腿,以便于自己动动舌头就能把食物吞入腹中。

在撰写《哈特拉斯船长历险记》的时候,他全情投入,夜以继日地书写,完全化身为了故事中的海员,只有当旁人以哈特拉斯船长的名义才能进入他的精神结界,与之通话。

挚友纳达镜头中的凡尔纳

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如期而至的佳作了。《气球上的五个星期》奠定了凡尔纳作为一名杰出小说家的地位。《哈特拉斯船长历险记》被探险家们公认为最逼真的历险小说。《地心游记》被称为“地质史诗”,它的出版让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撼。而《八十天环游地球》是凡尔纳一生中,影响最大,读者最多的小说。

良师益友

大仲马或许能算得上凡尔纳的引路人以及良师益友,他有句话一直鼓舞着凡尔纳的前行:“文学创作不是靠天资智慧或灵感超人,而是靠有才华的勤奋者终生不懈的艰苦劳动”。

所谓“多个朋友多条路”,这句话用在凡尔纳的身上再适合不过。凡尔纳的成功与他的朋友们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有为他引荐、助他出道的朋友,也有在写作中为他提供了灵感及帮助的朋友。

在巴雷太太的沙龙里,《自由报》的编辑将他引荐给了维克多·雨果。而大仲马则把他推荐给了小说家布雷哈特。更是通过布雷哈特,凡尔纳才遇到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知音——出版商皮埃尔·儒勒·赫泽尔。这名出版商几乎出版了他之后所有的作品,为他提供了充足且源源不断的稿酬,让他可以在一种较为宽裕的经济状况下写作。

出版家赫泽尔(Pierre-Jules Hetzel)1814-1886

出于对科学题材的敏感,任何与旅行家、科学家相处的机会都会让凡尔纳兴奋不已。

阿拉戈是《环球旅行·一个盲人的回忆录》的作者,也是一名旅行家。他在凡尔纳出生前,就已经游遍全世界,并且有着出色的记忆力,将所去过的地方全部记在了心中。凡尔纳经常去拜访他,只为了能听他诉说当年的故事。在阿拉戈的家里,凡尔纳还经常能遇到各种探险家、地理学家以及科学家,聆听他们海阔天空的畅谈,激发无穷的科学幻想。

《气球上的五个星期》促使凡尔纳认识了当时的新锐摄影师纳达。纳达曾经借助电灯拍摄了许多巴黎下水道的照片,并且正疯狂迷恋着航空科学。他和凡尔纳简直一拍即合,成立了名为“航空旅行”的团体。并且借助于“巨人号”气球真的实现了“气球旅行”。而这场巨大的实验则让凡尔纳的名气变得更为响亮。这或许也称得上是一次成功的借势营销吧。

凡尔纳一生的挚友,摄影师纳达(Nadar)1820-1910

环游世界的N种方式

看过《八十天环游地球》的人或许都知道,故事中的主人公福格先生并没有实际上地“环游世界”,他的旅程更像是一种对于旅行方式及所需时间的假说。不然,这种比走马观花更为仓促的行程恐怕不能让大多数人满意。

在19世纪,由于科技的局限,人们的交通方式单一而落后,十分耗时。而到了现代社会,我们已经能够在一天内跨越千山万水。因此,环游世界的方式也越来越多。

若是能空出一段时间集中地四处游玩,自然是土豪们的首选。而即便是囊中羞涩的学生,也可以选择边游玩边打工的方式实现环游世界的梦想。更别提,还有一种旅行的方式叫做朋友圈旅行。只要刷刷朋友圈,便能领略到世界各地的风采。

无论是哪种方式环游世界。我想,凡尔纳先生给予我们的启示或许就是:别怕困难,去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别怕贪婪,将每一分钟专注在想做的事上。

不知疲倦,没有节制,是他出类拔萃的秘密。凡尔纳用他的一生向我们证明:好的生活,便是尽兴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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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1961年7月2日,刚刚结束第二次精神病诊所治疗的海明威在美国爱达荷州的家中对着自己的脑袋扣下了猎枪扳机。在世人的眼中,他是文学天才、传奇作家;在家人和医生的眼里,却是一个严重的躁狂抑郁症患者。

民间对于此类精神疾病的认识还存在很多误区。比如,有人会认为抑郁症就是一时想不开导致的情绪低落,属于心理问题。

实际上,抑郁症属于生理性疾病,得了抑郁症的病人绝不仅仅是情绪低落这么简单,而是对几乎所有事情无动于衷,仿佛大脑被屏蔽,病情严重的甚至会产生幻觉,听到或看到完全不存在的东西。

如果抑郁症伴随狂躁症,情况会变得更加严重:他们会情绪失控,精神极度亢奋,思维大幅跳跃,口无遮拦而不自知。

长久以来就有“天才都是疯子”的说法,美国精神病学专家凯·雷德菲尔德·杰米森在《天才向左,疯子向右》一书中列了一个超长的名单:“可能患有循环性精神病、重度抑郁或躁狂抑郁症的作家、艺术家和作曲家”,福克纳、菲兹杰拉德、梵高都名列其中,当然也包括海明威。

文艺界是躁郁症的高发地,似乎越是才华横溢的人,越容易受到躁郁症的诅咒。例如,自缢身亡的美国喜剧演员罗宾·威廉姆斯、吞枪自杀的“涅槃”乐队主唱科特·柯本,在世时都曾深受躁郁症的困扰。

科特·柯本(Kurt Donald Cobain)1994年4月5日吞枪自杀,年仅27岁

​海明威的精神疾病受家庭遗传因素影响,他的妹妹、孙女等七位亲属先后因精神疾病自杀身亡。曾经有人指出,抑郁症基因之所以能遗传下来,在于这种基因带有某种附加值,比如:提高一个人的艺术创造力。

2012年,LiveScience网站发表的一篇报道称,有二三十项研究都支持“痛苦的天才”(tortured genius)这一说法,天才与疯癫的关系已经逐渐得到科学界的证实。

患有精神疾病的人过滤信号刺激的能力比较差,头脑里常常存在彼此冲突的想法。荒唐的东西进入意识可能产生破坏作用,但有时也极具创造力。这种源于“思想疾病”的疯癫正是超越一般智力水平的最高等的智慧。

梵高:一个伟大的、患有精神病的天才

​1951年,创作《老人与海》时,海明威正处于日常生活和文学生涯的双重低谷中。长年酗酒的陋习和喜欢冒险的个性让他的身体有了很多伤病,他的膝盖和额头都受过重创,而且患上了偏头痛、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好友逐渐零落,菲兹杰拉德、乔伊斯等人先后谢世,这让他的心情变得十分抑郁。

却恰恰在这种境况下,海明威写出了《老人与海》,“他这辈子所能写得最好的一部作品”。或许,我们可以大胆猜测,这是海明威超凡的创造力在他生前最集中的一次爆发。

​《老人与海》改编自真人故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海明威移居古巴,认识了老渔民格雷戈里奥·富恩特斯。海明威乘的船在暴风雨中沉没,富恩特斯搭救了海明威。从此,海明威与富恩特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经常一起出海捕鱼。

1936年,富恩特斯出海很远捕到了一条大鱼,但由于这条鱼太大,在海上拖了很长时间,结果在归程中被鲨鱼袭击,回来时只剩下了一副骨架。

1936年4月,海明威在《乡绅》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碧水之上:海湾来信”的散文,其中一段记叙了一位老人独自驾着小船出海捕鱼,捉到一条巨大的大马林鱼,但鱼的大部分被鲨鱼吃掉的故事。当时这件事就给了海明威很深的触动,并觉察到它是很好的小说素材,但却一直也没有机会动笔写它。

海明威在古巴

​1950年圣诞节后不久,海明威产生了极强的创作欲,在古巴哈瓦那郊区的别墅“观景社”,他开始动笔写《老人与海》1951年2月23日,他完成了初稿,前后仅用了八周。4月份海明威把手稿送给去古巴访问他的友人们传阅,博得了一致的赞美。

1952年,美国很有名的杂志《生活》周刊,用一整期杂志刊登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这期杂志“卖疯了”。仅仅八个月后,这个故事让海明威获得了1953年的普利策奖,并让他在1954年10月戴上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奖励其大师级的叙事艺术以及其对当代文体的影响”。

1952年9月的那期“卖疯了”的《生活》杂志

​海明威的叙事艺术在1951年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和《太阳依旧升起》《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等相比,《老人与海》在极简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海明威创作的“冰山理论”。这些技巧,都源自于他对生活极度敏锐的观察力。

1958年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海明威亲自说明了自己是如何进行创作的。

“我总是用冰山原则去写作,冰山露在水面之上的是八分之一,水下是八分之七,你删去你所了解的东西,这会加厚你的冰山,那是不露出水面的部分。如果作家略去什么东西是因为他并不了解那东西,那他的故事里就会有个漏洞。

《老人与海》本来可以有一千页以上,把村子里每个人都写进去,包括他们怎么谋生、出生、受教育、生孩子,等等。有的作家这么写,写得很好很不错,写作这行当,你受制于既存的完美杰作。所以我得努力学着另辟蹊径。第一,我试着把向读者传递经验之外的一切不必要的东西删去,这样他或她读了一些之后,故事就成为他或她的一部分经验,好像确实发生过。这做起来很难,我一直努力在做。

总之,先不说怎么做成的,我这次有难以置信的好运气,能够把经验完整地、前所未有地传达出来;运气在于我有一个好老头和一个好孩子,近来的作家都已经忘了还有这样的事情。还有大海也同人一样值得描述。这是我的运气好。我见过马林鱼交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我把这些放弃。在那一片水面上,我见过五十多头抹香鲸的鲸群,有一次我叉住了一头几乎有六十英尺长的鲸鱼,却让它逃走了。可我也没把这些写到小说里。我对渔村所了解的一切都略去不写,但那正是冰山在水下的部分。”

​“他的短篇小说最大的优点就是让你觉得少了什么,这也正是其神秘优美之所在。”加西亚·马尔克斯曾这样评价。

1953年海明威经历了两次飞机失事,其中第二次最为严重,造成他浑身上下多处严重受伤。此后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血压经常升到很危险的高度,精神状态也逐渐恶化。这位已经声名显赫的作家此时经常表现得自负、好斗、行为乖张。

到1960年秋天,海明威的精神状况更加恶化,噩梦、失眠、妄想症,甚至不止一次当众摆弄步枪,半开玩笑地表演自杀的场面。面对这种情况,他的妻子和医生不得不把他送往明尼苏达州一座著名的精神病诊所秘密接受心理治疗及电击疗法。

曾经有人评论说,1918年身中迫击炮弹将海明威震成了一个作家,海明威对这种文学创伤论不以为然,但他说“创伤的影响是不同的,没伤到骨头的不要紧,有时还给你信心。伤了骨头和损坏神经的创伤对作家是不利的”,“坏身体和忧虑会相互作用,袭击你的潜意识”。

1918年,治疗中的海明威

​那时,他一定没有料到,自己最终毁在了电击疗法造成的大脑受损上。1961年,这位身心饱受折磨、创造力逐渐枯竭、但仍然不肯服输的作家,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马尔克斯曾用自己的笔,记录下和海明威唯一一次的相遇:

“我一眼就把他认出来了,那是1957年巴黎一个春雨的日子,他和妻子玛丽·韦尔什经过圣米榭勒大道。他在对街,往卢森堡公园的方向走,穿着破旧的牛仔裤、格子衬衫,戴一顶棒球帽。惟一看起来跟他不搭调的是一副小圆金属框眼镜,仿佛很年轻就当上祖父似的。

他已经五十九岁了,体格壮硕,想不看见都不行,他无疑想表现出粗犷的味道,可惜没有给人这种感觉。他的臀部很窄,粗糙的伐木靴上方是一双略显瘦削的腿。在旧书摊和索邦大学出来的大批学子当中,他显得生气蓬勃……我不知道该上前去请他接受访问,还是过街去向他表达我对他无限的景仰。但不管怎么做,对我来说都很不容易。

当时我和现在一样,说得一口幼稚园英语,也不清楚他的斗牛士西班牙语说得怎么样。为了不要破坏这一刻,我两样都没做,只像人猿泰山那样用双手圈在嘴巴外面,向对街的人行道大喊:“大——大——大师!”海明威明白在众多学生中不会有第二个大师,就转过头来,举起手用卡斯蒂亚语像小孩子似的对我大叫:“再见,朋友!”

就让这个画面,将生机蓬勃的海明威永远定格在读者的记忆中吧。



​拓展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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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与海》

                                                                海明威 著

                                                                李继宏 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3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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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个体心理学的创始人,人本主义心理学先驱,现代自我心理学之父

​他不是弗洛伊德的门生

1910年的春天,精神分析学会第二次国际大会在纽伦堡举行,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和弗洛伊德的第一次公开争辩就始于此。

大会主席阿德勒做了题为“男性钦羡(masculine protest)”又或称作“男性抗议”的讲演。他指出女性拒绝接受那种将她们置于低人一等的地位,这让她们感到窒息。而这种传统的性别偏见也同样会使男性受到损害,他们会因达不到社会强加于其身的优势预期而困惑、反感。

随后,弗洛伊德站出来总结说,希望阿德勒所行使的管理职责不会像这篇论文那样“碎屑并有着方法论上的不幸”。

阿德勒和弗洛伊德对待妇女的态度迥异:阿德勒积极倡导性别平等多年;弗洛伊德则坚持认为,生理结构上的不同必然导致心理上的差异。

阿德勒的妻子莱莎和孩子们,约摄于1914年

造成两人分道扬镳的是更为基础的观点分歧。弗洛伊德强调性驱动力、潜意识,注重非理性的一面。阿德勒强调个体意识和社会因素的作用,关注理性的一面。

说得直白些,弗洛伊德将人的活动都简化为性本能,是与生俱来的;而与弗洛伊德近乎宿命论的假说相比,阿德勒强调人是可以通过主观努力改造人格的。听起来,后者显然更加乐观和激励人心。

弗洛伊德担心的正是阿德勒这种为普罗大众所喜闻乐见的调性。他害怕他的精神分析观念会被阿德勒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获得大众的喜爱——因为阿德勒抛却了许多极端和玄奥的概念,例如婴儿性欲、俄狄浦斯情结等,换之以妇孺皆知的“自卑和超越”。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奥地利精神病医师、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

​两人在学术上的决裂由此维持了终身。阿德勒曾在私人餐会上,回应弗洛伊德说:

“我为什么每次都要在你的阴影下做事?”同样的好强还表现在之后每当有人称阿德勒是弗洛伊德的学生时,阿德勒总会有些许恼怒。

提出“需求层次理论”的马斯洛曾回忆,在一次晚餐中他无意提及这点时,阿德勒立刻非常愤怒,斥其为谎言、欺骗,并拿出1902年弗洛伊德写给他的明信片,证明当时他是受弗洛伊德之邀,以同道者而非门生的身份去讨论小组的。

亚伯拉罕·马斯洛,美国心理学家,以需求层次理论著称

阿德勒素来平易近人、温柔可亲,而他当场勃然大怒的强烈反应似乎就暗示了“他曾是弗洛伊德的学生”。他随身携带的明信片,似乎也是他用一生来超越自卑以战胜弗洛伊德的佐证。

自卑常以截然相反的面目出现

自卑情结是阿德勒个体心理学中的重要概念。他认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自卑感并非就显得克制、温顺,它有千百种表现形式,可以是不屑,可以是奋而努力,也可以是勃然大怒。“任何一种凌驾于他人之上的举止背后都有一种亟需隐藏的自卑感存在。”

而阿德勒觉得更重要的是“自卑感并非异常。它是人类处境得以改善的动力之源”。人类都有对优越感的追求,这是所有人的通性。而优越感即自卑感的补偿。

阿德勒的自卑情结就如同弗洛伊德的性本能,是决定人行为举止的基本因素。有趣的是,阿德勒的成长历程就是其“自卑与超越”理论的最佳背书。1870年2月,阿德勒出生于维也纳近郊的犹太商人之家。他是家里的老二。在他之前有一个哥哥,之后还有五个弟弟妹妹。

学生时代的阿德勒,摄于1885年

​阿德勒生来羸弱,幼年曾患佝偻病,4岁才学会走路。阿德勒的早年记忆都围绕着疾病和医疗干预而来。“我所能回忆起来的最早往事是,由于我罹患佝偻病,我被绷带绑着坐在椅子上,健康的哥哥坐我对面。他上蹿下跳,来去自如,然而我每动一下都会极度紧张,非常费力。每个人都尽力帮我,父母更是呕心沥血。”

在5岁那年,他又得了一场十分严重的肺炎,医生当时判断治疗无望。出人意料的是,阿德勒最终活了下来。疾病一天天远离了他,他和哥哥之间的竞争则持续了一生。身高不足5英尺5英寸、自觉长相丑陋的阿德勒总觉得受制于身材魁梧、相貌英俊的哥哥,他正是通过获得在学业等其他方面的成功来补偿自己的身体缺陷。

巧的是阿德勒的哥哥与弗洛伊德同名,也叫西格蒙德

阿德勒的哥哥后因分担家庭经济问题,辍学成了一名商人。而阿德勒人到中年已成为蜚声世界的心理学家时,对哥哥的评价仍是“他一直胜过我”。

社会感是与生俱来的,和个人的特性天然相连

阿德勒的学习生涯平淡无奇,但并不影响他成为一名出色的心理医生。进入维也纳大学医学院之初,他已决定成为一名执业医师,而非研究员。学医七年之后,他在治疗实践中开始医学生涯。

不同于许多著名的专家将诊所设在繁华的内城区,阿德勒的私人诊所位于犹太人和中下层工人阶层的聚集区。他较早的研究报告《裁缝行业的健康手册》“呼吁社会要正视工人工作的恶劣环境”,那是他学术的开端,也是他关注社会的开端。

他的咨询对象包括商人、学生、会计、厨师、商店服务员等各个阶层,也包括普拉特公园里大力士、侏儒艺人、杂技演员这些社会地位不高的畸零人。畸零人带给阿德勒丰富的感受,他们精湛的技艺、对生活的热望令人惊叹。在这个团体里,即使是相貌丑陋、身有残疾的人也都能有一份属于自己的角色——他们没有沉沦于先天缺陷的泥淖,而是超越了人们的成见,对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20世纪初,普拉特公园一角

从这些咨询对象身上,阿德勒联想到了自己的早年,他开始思考身体在决定成人人格和行为中所起的作用。他曾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护佑下建构自己的心理学,他也把遗传和环境看作神经症的病源,只是他们对于环境作用的看法截然不同。

1913年,他自立门户,将团体新命名为“个体心理学协会”,彻底走出了精神分析理论的阴影。精神分析理论假设人本质上只希望满足自己的驱力,文化和文明与这种满足相对立。而个体心理学认为,由于身体的发展不充分和自卑感,个体的发展依赖于社会环境。因此,社会感是与生俱来的,和个人的特性天然相连。所以自卑感不单出自身体缺陷,还可能是贫穷、被忽视、溺爱、兄妹间的竞争等等原因。

阿德勒个体心理学小组在维也纳常聚会的咖啡馆

​阿德勒受法兴格的《“虚构”的哲学》的影响,书里提到个人生涯受他自行编造的虚构目的所指导,以便使生活更有意义性和组织性。比如“如果我能写一本书,就能摆脱经济困境”“要是有足够的钱,就能十分幸福”“假如娶一位贤妻,生儿育女就会给生活增添意义”,无论正确与否,这些虚构目的使生活的步伐更加轻快。

虚构的目的具体指什么呢?在阿德勒看来就是追寻生命的意义,追寻优越感,那是应对自卑感的一种补偿机制。他以尼采的权力意志取代弗洛伊德的性欲冲动,从而把弗洛伊德学说尼采化,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受“向上意志”的支配。“人们所感受和体会的、察觉和领悟的,不是现实本身,而是赋予了现实意义。虽然这些意义多多少少有些不完整,不完全正确,甚至充满了错误,但这正是生活的本来面目。”童年和成人都无意识地受到这种虚构目标的牵引。

他才是心灵鸡汤界真正的大BOSS

阿德勒的理论乐观得出奇,若调侃来说,那就好像可以理解为每个人都有翻身的机会,只要你敢想,梦想说不定就实现了。这种正能量气质的理论本身自带亲和力,或许是过于亲和,也不时遭到诟病。很多人批评他过多依赖零星历史人物,而非严格的统计数据;有人觉得理论失之简单,各种论调更像出自先知之口,而非出自心理学家。

阿德勒在柏林演讲

​“人类生活在意义的国度里。生活的意义是对同伴发生兴趣,作为团队的一分子,对人类幸福做出贡献,生活是富于创作性的过程。假如我们每个人都以合作的方式面对生活,人类社会的进步必然永无止境。”这样的话看上去鸡汤味十足,却是阿德勒的肺腑之言:他笃信人格可以通过社会改变,重视将其在心理治疗中阐发的理论应用于社会生活。

阿德勒的学说很快影响到全欧洲,甚至跨过大西洋,在美国受到极大欢迎,甚至使得他后半生将生活工作重心移至美国。

阿德勒的美国移民证

​彼时的美国与今日中国面目相似:一战后,世界金融中心由英国转移到了美国,在经济繁荣的年代里,人们只追求物质生活的富足安逸,却缺少精神层面的引领。书店的畅销书不是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惠特曼的《草叶集》,而是类似《饮食与健康》的生活读物。曾经组织有序的宗教活动也退居二线,迷茫的情绪在整个国度蔓延。

1935年美国报亭里漫画也占很大一部分

​阿德勒的思想对彼时的美国来说像是一剂恰到好处的良药。

在教育领域,他强调教师不应该放弃任何一个儿童,或者将问题归咎于遗传。

在心里治疗领域,他放弃弗洛伊德让患者躺在长椅上被动自由联想的方法,提倡医生和患者面对面友好坦诚地交流。

在爱情和婚姻领域,阿德勒提倡人们积极改善婚姻生活质量,而非建议人们去结束一段姻缘。这恰好符合当时的社会主流思想:不奢求从琐碎婚姻中完全解脱,而是适当让这种琐碎变得美好一些。

在为小朋友绑绷带的阿德勒

阿德勒一生不遗余力地推广他的个体心理学,最终在通宵工作后因心脏病突发,倒在英国的阿伯丁大街上。《纽约先驱论坛》的讣告说:“阿德勒,自卑情结之父,拒绝成为精神分析的某个零件。他既有点像科学家弗洛伊德,又和预言家荣格相似,他就是他自己,传播福音的人”。

而今阿德勒的许多概念和方法也逐渐渗透到心理学主流体系中。例如,自卑感和自卑情结的概念已被心理体系所吸纳,社区治疗、家庭治疗和合作治疗已被社会普遍接受。甚至他曾经的反对者,也慢慢接受了他的概念。

反观如今诸多励志话语,皆可在阿德勒的论著中找到影子。某种程度上,阿德勒是“心灵鸡汤”界的教父级人物。耐人寻味的是,后者如“自卑情结”“超越”“补偿”“早期记忆”“生活兴趣”等概念深入浅出,人人皆可取其一瓢而不费气力,所以,阿德勒的名字倒慢慢隐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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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阅读

                                                        《自卑与超越》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 著

                                                               杨颖 译

                                       现代社会人类必读个体心理学经典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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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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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没有人告诉我如何‘诗意地栖居’于喧嚣之上,现在我想告诉孩子们。”

                                                                                                     ——玛·金·罗琳斯

1928年,32岁的玛·金·罗琳斯,用母亲留给她的一小笔遗产,在佛罗里达林区的十字小溪村庄购买了一块土地,搭建木屋,准备潜心写作。这之前,她辗转纽约等城市,做过记者和编辑,也写过小说,但都没有成功。

罗琳斯出生于华盛顿,一直在都市生活。1926年,她作为战地记者访问佛罗里达州时,迷恋上了林区的景色,尤其是那儿的十字小溪。

上世纪40年代,在十字小溪的玛·金·罗琳斯

​十字小溪里,有十几户人家分散居住,与野生动物共享同一片荒野林莽,居民们自力更生,充满质朴的生命力。他们狩猎、夜钓、劳作,和自然共同生息。他们俘获凶残的野兽,也救助无助的禽鸟;他们趟过危险的沼泽,也邂逅过罕见的自然奇观。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他们特有的气质,这就是罗琳斯后来笔下的“佛罗里达牛仔”(Florida Crackers)。

佛罗里达牛仔

​时值一战社会动荡后的重建期,经济大萧条山雨欲来,美国民众陷入普遍的精神苦闷。不少人对乡村偏远地区燃起兴趣,将其视为美德的源泉。某种程度上,这是对社会大背景的一种反抗与逃避。

佛罗里达的十字小溪最终吸引罗琳斯从生活二十多年的“文明世界”出走。她有意避开当时政治、经济、社会现状,以求在伊甸园似的原野圣殿中回归童年,寻找精神的慰藉和心灵的寄托。

罗琳斯在十字小溪的木屋

​罗琳斯搬到十字小溪后,与丈夫圈养起了家畜,融入了当地的生活。家中有一台打字机供写作用。

罗琳斯常与居民聊天,积累素材。一个偶然,她认识了一位老人,听他讲起童年和宠物小鹿间的过往——老人说那件事他一生都难以释怀。

敏锐的新闻和写作触觉,让罗琳斯意识到,这个故事可能是绝佳的写作素材。为了深入挖掘故事,罗琳斯专程和老夫妇共同居住了一段时间,听老人讲述在林区的童年经历。

罗琳斯与讲述小鹿故事的老人

​1938年,罗琳斯发表了长篇小说《鹿苑长春》(The Yearling),讲述一个佛罗里达丛林中的男孩乔迪与宠物小鹿间的故事。

住在森林的乔迪,在父母的爱护下无忧无虑的成长,他对一切未知的事物充满好奇,有着孩童般的狡黠和纯真。但当他随着父亲一起经历了各种令人胆战心惊的狩猎、收养了一只小鹿、并经历了与好友“草翅膀”的死别等各种人世的悲欢离合与艰难后,天真烂漫的乔迪开始成长,并懂得了什么是爱与责任。

《鹿苑长春》发表后,荣膺全美畅销书排行榜冠军,在接下来持续的140周里一直居于畅销书榜首,这部写给孩子的小说为罗琳斯赢得了“佛罗里达女梭罗”的称号。继而,《鹿苑长春》小说中探讨的童年心理成长、人与自然相处之道等深刻命题,使它的读者拓展到成人群体,其影响远远超过了儿童文学的边界。

《鹿苑长春》1938年初版封面

在《鹿苑长春》中,作者以诗意的笔触把人与自然的相处、人与动物之间心有灵犀般的情感联系,抒写得细腻入微、耐人寻味:

“他从棚屋里放出小鹿,用手喂它吃东西,还端了盘加了水的牛奶给它喝。然后,他们便一起出发了。小鹿有时候跟在他后头,有时候又跑到他前头。时而猛地蹿进灌木丛,然后又惊慌失措地跳回到他面前。乔迪知道,它不过是闹着玩而已。有时,它也会走在他身旁。这种最好不过的时刻,乔迪就会轻轻地把手放在它脖子上,双腿努力地去和上它那四条腿的节奏。他把自己也想象成一只小鹿。他膝盖半弯,模仿它走路,脑袋也一下子机敏地扬了起来。路边,一条兔豌豆藤上的花开得正艳。他扯下一截,扭了几下,当做项圈套在小鹿的脖子上。玫瑰色的花朵把小鹿衬得更漂亮了。乔迪觉得,就算是妈妈,也会对它赞不绝口。如果藤条在回家前枯萎了,他可以在路上再做个新的。”

小主人公乔迪在大自然中的探索构建着他对世界的认知,他与自然的每一次结识、对话,透露出人在自然面前,永远是个无知的小孩,人类的经验认知总是沧海一粟、冰山一角。而自然的奇妙之处在于,它博大不可及,却处处启示人们规律有迹可循的哲理。小说自始至终都洋溢着对森林诗意的描摹,而文本由对人的关注转为对自然的关注,暗含了对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一种反驳。

传统儿童文学因受成人文学影响,在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不是把人类视为与自然平等的一员,而往往把前者当成至高无上、不可逾越的对象来加以表现。而《鹿苑长春》却另辟蹊径地展现了作家的生态责任感,展示出儿童文学应肩负的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和培养儿童生态意识的历史使命。

《鹿苑长春》电影剧照——乔迪与小鹿

​1939年,《鹿苑长春》荣获普利策文学奖。“普利策奖”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并不迎合大众口味,有自己的评判原则,因此对畅销作品并不青睐,即便是名家作品也不例外——而《鹿苑长春》作为超级畅销书,次年摘得普利策奖,可谓“叫好又叫座”,这在文学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同年,米高梅公司高价购买了《鹿苑长春》的电影版权,于1946年发行电影,由克拉伦斯·布朗执导,格利高里·派克、简·惠曼、小克劳德·贾曼等人主演。影片赢得了第19届奥斯卡最佳艺术指导奖与摄影奖。这为罗琳斯赢得了极大的声誉。美国政府曾发行了一枚以罗琳斯和小鹿为主题的邮票,该邮票被收录在“美国文学系列邮票”中。

The Yearling——美国文学系列邮票

​罗琳斯在林区中找到了战后经济萧条喧嚣之外的安宁,以及真正的美国精神——垦荒精神。小说虽然有着一个令人怅惘的结局,却终究是积极向上的。民国时期,作家张爱玲曾翻译此书。初版在台湾发表,张爱玲在后记中写道:“任何人遇到挫折的时候,都能够从这里得到新的勇气。”

很多人在《乱世佳人》斯嘉丽的“Tomorrow is an another day”一句中找到勇气,《鹿苑长春》把失去和自我救赎用慢镜头转述出来,展现人心的变化。小主人公乔迪在离家出走经受了饥饿与死神玩弄的把戏后重返家中,与父亲的对话让他明白了成长需面对的矛盾和承担的责任,独自躺在床上想道:“明天,他一定要早起,给牛挤奶、捡柴、种庄稼。但工作时,小旗再也不会在他身旁嬉戏玩耍。爸爸再也无法干重活。没关系,那些事,他一个人也能做了。”

这是那个时代的美国精神,歌颂的是普通人与挫折抗争的历程。放在这个时代的美国,依旧如此。这种返璞归真的故事具有一种原力,使得在任何时代、任何时候与读者相遇,都能激起共鸣,只因为它是在讲述每一个普通人与命运的游戏。

对孩子而言,父母总试图呵护,给予童话和游戏,为孩子构建无忧无虑的城堡。但成长终究是残酷的,在他独自迈入现实世界的转折点上,父母是否投入了足够的关注,关心那些微妙的心理变化?在孩子从纯真转向面对现实矛盾冲突的不解时刻,父母是否像彭尼一样耐心地托起孩子的手,聆听他心中的委屈和不解呢?

罗琳斯说,很遗憾在她小的时候,没有人告诉她如何“诗意地栖居”于喧嚣的现实之上,而那个秘密能帮助一个人在浮躁的文明社会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安宁。

她用了十年,为孩子们书写这个秘密。

​              本文写作参考:《鹿苑长春》  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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