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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16 10: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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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关于信访成为了学术界讨论一个热门话题。最近深圳市又是出台文件界定了14种非正常上访的行为,引起很大争议。我认为在中国,有人上访是党和国家的一件幸事。尽管有些上访的方式确实不妥,但是总比上访者用体制外的方式来解决矛盾要好。
在一个国家和地区,民众与政府部门有矛盾非常正常。有时地方政府和官员在处理涉及民众利益的问题时,引起民众的不满。老百姓有了意见或受了委屈,要找回公道。但是在现行体制下,老百姓何以才能讨回公道?
按照现有的法律制度,民众有了对地方政府或官员有了意见,可以找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代表或媒体。但事实上,民众不知道当地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是谁,更不知道怎么与他们联系。这些民意代表者不能直接快速地代表民意。民众的选择就是选择到上级政府机关去上访。在上级政府机关没有多大反应时,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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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钱老离世的消息时,著名教育家、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王义遒教授正在从哈尔滨赶往北京的飞机上。一路沉默的他,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几行字,“他(钱学森)有遗憾:我们没有出更多像他这样的杰出人才”。但是,“教育担待不起‘培养’杰出人才的全部责任。他期待一个时代,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后来,他把这篇文章以《钱老走了,呼唤一个时代!》的题目在博客上发表,点击量已过11万。
中国青年报:钱老晚年时最大的担心,就是中国创新人才培养问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义遒:这不全是教育的问题,而是一个时代的问题。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许并不需要太多钱学森这样特别杰出的人才。出杰出人才是我们对下一个时代的要求。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经济发展在世界都是一个奇迹,但我们靠的是劳动密集型经济,主要是农民,包括农民工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把经济推上去的。
中国青年报:难道不需要一个引领者吗?
王义遒:当然要,但主要是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领导人和经济创业者,不需要多少超常的人。普通老百姓就能创造这样一个时代。
解放后有段时间,中国发展非常快,“两弹一星”上天,大家都归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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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早晨去上街,看着有大学生在卖报纸。我想支持一下大学生,就买了一份《楚天都市报》。当我看到标题“大学生结梯救人3人英勇献身”,心口发紧。当我把这一则新闻看完后,我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三名大学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们都只有19岁。我想最伤心的是他们的父母。只要有过养育小孩经历的人都知道把一个小孩抚养到19岁,是多么地不容易!他们的父母即便是20岁就结婚生子,现在也快40岁了。人到中年了。小孩是他们的后半辈子的期望,是他们的精神支柱。失去爱子的痛苦是别人无法想象的。
这三名大学生代表了国家的希望,体现了中国人传统的美德。如果一群大学生看到有人落水时,无动于衷,这个民族就要完蛋。为了弘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为了减轻他们家人的痛苦,我建议国家和社会长期帮助这三名大学生的父母,直到他们百年。
现在人们都在关注这条新闻,人们都会关心他们的父母。但是天长日久,新闻过后,谁来关照英雄的父母?
民政部门应给这三名大学生的父母建立专用帐户。个人和社会的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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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我就想就石首事件谈谈自己的看法,今天我看了新华网有关石首事件事件的审判结果,忍不住要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首先我认为从法律上来说,对带头闹事的人依法审判并没有错。因为这些人严重违反法律,危害公共安全和秩序。我理解主政者的苦衷。如果对这些不处理,那么以后还会有人这样闹,后果可以想象。
从媒体关于这起事件的报道来看,这起事件的起因是因为厨师从楼上掉下来摔死,警方认为是一件自杀案件,而死者家属认为不是自杀。警方想将尸体拉走,而死者家属不同意。于是引发一了一场震惊全国的群体性事件。
从法院的判决书来看,死者家属行为确有不当之处。但是我们应该好好想想,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会站在死者家属一边?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不相信政府的话?这中间的原因是什么?石首会不会因为处理了这几个人就天下太平?
毛泽东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这起事件中,那么多人站在死者家属一边。这就说明老百姓不相信政府说的话。老百姓用非和平的方式抵制政府。可以说,石首政府的合法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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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一个年代的定义,似乎都是那个年代的休止,而非开始。经历了数十年所谓的后现代化,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预测至今影响深远——20年前,这位日裔美籍学者的论文《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说,历史已经走到终结,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已经战胜了所有的对手,民主资本主义社会将最终统治整个世界。“福山主义”最念念不忘的,是把俄罗斯和中国两个巨人,纳入西方世界的版图。
但走过20年,“休克疗法”后的俄罗斯,似乎变得更加专制独裁;实施渐进改革,坚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正慢慢确立其独有的“中国模式”。从本世纪初“中国模式”概念兴起以来,学界的讨论此起彼伏、著述汗牛充栋。在金融危机的阴影笼罩下,新一波“中国模式”的讨论也更为引人瞩目。就此,本期对话栏目邀请黄靖教授发表自己的看法。
黄靖教授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去年加盟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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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哈佛做一年博士后,这一年,除了领钱,基本也没有什么别的任务。为了防止自己整天缩在家里,把薄薄的那一沓钱翻来覆去地数,我决定去旁听几门课。
那天我去学校我所在的机构,跟机构里的秘书表达了此意。她非常干脆地说,没问题啊,只要教授同意,都可以呀。我问,有没有一个什么社科方面的课程清单,我看看有什么课可选。我问的时候,想象的是几页纸,可以站那顺手翻完。结果说时迟那时快,柔弱的女秘书突然掏出一个庞然大物,向我递过来,我伸手一接,胳膊差点因为不堪重负而当场脱臼。
定睛一看,这本1000多页的玩意的封面上,赫然印着几行字:
Courses of Instruction 2006-2007
Harvard University.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
Harvard College
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s.
就是说,仅仅就本科和文理学院的课程表及课程的简单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