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莲乐府》是由清代后期民间流行的琵琶小曲连缀而成。20世纪30年代孙裕德先生改编成丝竹合奏曲。乐曲典雅清新，古朴淳厚，表现了松石闲意和举杯邀月，起舞弄影的情趣。
青莲乐府：琵琶传统大套文曲。华秋萍的《琵琶谱》中有《清平词》、《凤求凰》、《三跳涧》、《玉连环》四首独立的文板小曲。后李芳园在其琵琶谱中将这四首小曲连成一套，分为四段：清平词、举杯邀月、风入松、石上流泉。伪托“青莲居士”李白所作，即名《青莲乐府》。
乐曲在流传中形成了四段、五段、三段等多种版本。目前以汪昱庭派的卫仲乐、李廷松弹奏的版本为多。此派传谱由“举杯邀月”、“雨打芭蕉”、“风入松”、“石上流泉”四段联缀而成。此曲虽为多段联缀，但主题音调贯串于全曲，而且二、三、四段的前二十八小节基本相同，因而全曲显得统一集中，并带有“合头”式变奏的特点。
《青莲乐府》是一首典型的琵琶文曲，风格典雅清新，淳厚古朴，高雅流畅。尤其此曲用了不少次的“提”的技法，使乐曲加强了对比，于文静中见豪放，别有一番情致。20世纪30年代，孙裕德先生将它改编成丝竹合奏曲。
荷花颂
荷花之所以被世人称誉，是她在浊水污泥中依然开出纯美洁白之花；那一朵朵仙非仙、人非人、花非花就象是仙女下凡。那种在“雨中红蕊动人韵，满目花羞遮衣露”的荷花，总是给人以美的遐想，给人以美的梦幻。扑面而馨的香魂，让人为之醉了又醉；那满塘伞立着的千荷，就象舞姿翩翩的少女，在阳光下绿衣遮皓，腕花处处含着迷人的皎颜。
喜欢荷的清高傲气，喜欢荷的冰清玉洁，喜欢碧绿无边如鹤立水中央的荷姿，喜欢风雨中依然淡淡袭人的荷香，喜欢百花愁断肠时还以洁白论春秋的荷韵。每当梦起的时候，荷花总是从楼阁把我携入仙境；那蒙蒙的雾中，只见伊人舞动着绿裙，含羞的脸盘在朝霞中染醉着清风。每当六月的夏火来临时，翠盖如纤纤一般的玉手，巧织着帘伞把炎热的火风阻隔。一年又一年，让我聆听雨打荷叶时的仙曲，欣赏凌波仙子踏歌时的风姿绰约......。
公务员擦鞋，市民擦屁股
作者：莫枫
一座城市的8000名公务员集体上街，提供包括免费擦鞋在内多种为民服务，给人荒诞至极的感觉。(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新闻发生在5月15日，这天是周二，是政府机关的正常工作日。在工作时间内放下手头的活，齐刷刷走出戒备森严的机关大门来压马路，这是一种多么无厘头的精神。简直是历史重演，对宫廷生活感到乏味的权贵们，在皇宫一角里仿建高墙外的市井集市生活，从皇帝、大臣到宫女、太监各玩角色扮演类的游戏。由此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机关里冗员沉重，彼此都无所事事，在上班时闲得蛋疼，因此建议砍掉一半公务员的编制都不为过。
深圳市城管选择性执法凸显不公正，街头流动小贩同样也是擦鞋的，却要被赶走；而公务员集体在街头摆摊不说，“数百米长的帐篷展示区一字排开”，还有醒目的招牌，在城管的逻辑中，这不是有损城市形象的占道经营行为吗？
来来来，免费擦鞋了！汗流浃背的公务员是这样吆喝，其实是自说自话。谁说公务员擦鞋是免费的了？每一次公务员为市民免费擦鞋，这中间造成的资源浪费，市民需要加倍为公务员擦屁股偿还。至少6万元以上的年薪，众多福利，特立独行的社保模式，退休金的双轨制……种种优渥待遇，最终都是由被擦鞋的公民们来买单。
买单的公民包括了被类似免费服务挤占了市场的劳动者们，比如那些将擦鞋当做职业的人们，想想多冤枉，花钱养了一群抢自己饭碗的人。
换个角度想，你有旱涝保收的不低收入、一个比起企业来空闲得多的工作环境、在窗明几净的豪华办公楼呆腻了就出去擦几双鞋子。这样的工作条件，大部分人都梦寐以求。
按照宣传口径，擦鞋服务是为了更方便、更贴切地和市民交流，这解释让人大笑三声。倒是一位用手机拍照者的话值得玩味，拿回家给人看，公务员给我擦鞋了。这心态也许是反讽，也许是犹如受到领袖的接见而受宠若惊，可想而知公务员在普通人心中是什么地位———高不可攀的权力至尊。
但我就不信，这位被擦鞋的先生从此以后可以径直走进路边的豪华政府大楼办事、小憩或者借上厕所，在办事窗口可以给接待不周的公务员脸色看，可以轻易投诉某部门或个人的不作为并获得令人满意的回复，可以看到高级公务员的财产公布和机关的开支账目……我相信他依然是唯唯诺诺、满脸巴结逢迎地面对与自己打交道的公务员，即便那位公务员在昨天刚给他免费擦过鞋。
杨连宁：机场费变成民航税了，能说脏话吗？
油价破“8”时不能说脏话，机场建设费变成征民航税了，脏话说了也没用。一不听证，二不上人大审议，收费就变成征税了。为了避开七嘴八舌，民航税专等两会闭幕1个月后出台。13年前，向所有存款人征收利息税是两会闭幕后3天出台的，连1个月都不用等。
不听证是不顾民意，不上人大审议是不受任何制衡，看来，征税已经失控了。征税本应经由纳税人同意。英国光荣革命的成果，就是没有议会投票表决，不能从老百姓兜里拿走一分钱。而在中国，征税与收费是行政部门的特权。陈志武曾说：“陕西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同比增长107.2%，各项税收增长39.3%。这是荒唐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是非常严重的政治生态问题，任何良心社会都不应容忍。”不能容忍什么？不能容忍人治压倒了法治，不能容忍“税收和预算的专断权力，如果未来中国经济冲突转化为政治危机，它很可能是导火索。”（汪丁丁语）
改革初期有个说法，把放权让利叫做放水养鱼，好像政府是个养殖户，放水养鱼是为了等到菊花黄、膏蟹肥的收获季节下手的。事实上，财政部的官员也是这么说的：“改革开放的前半段，放水养鱼，培养税源。1995年以后，放水养鱼就进入了收获期。”（贾康语）听他这么说，像是把市场当成了自己家的养殖网箱似的。其实，假如征税权不受限制的话，官员就是个撒网的渔夫。就不说福利保障过低了，仅仅看到公园里的椅子或树木上栓上个“×××认建、认养”的牌子，不知你想到过没有，连公园里的一座铁椅子、一棵树都要纳税人出钱养活，那些烧纳税人钱摆阔的官员，脸红不红？
总之，中国的财富的巧取豪夺游戏越来越不好玩了，已经玩成了以权敛财游戏：赢家越来越少，成了政府一家；输家越来越多，成了众多企业与无数百姓。权力通吃，食利自肥，变本加厉，输家的苦衷则有增无减。政府支出扩张的后遗症，是赋敛加重，民生负担加重。国企垄断暴利攀升的后遗症，则是家庭刚性支出的攀升，也是消费的进一步紧缩。总之，市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冷热不均、苦乐不均过，财富的巧取豪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有亲有疏、有肥有瘦过。
“1个巨富背后必有50000个穷人”“
哪里有大宗财产存在，那里就有大量不平等存在”。（亚当·斯密语）巧取豪夺的恶果一目了然：物价高成了消费低的主要原因。家庭购买力疲弱，低收入阶层返贫。“一个强政府、大国企和海量投资推动的增长方式，埋下很多隐患”。国家的营养过剩与民生的营养贫乏之间如此失衡，表明国计不能充分惠及民生，不能充分包容民生，表明国计与民生之间发生了制度性梗阻。
国家收税一遍，收费又是一遍；国企强迫交易一遍，土地与房产交易又是一遍。这4重赋敛，全是市场财富向政府的转移，政府成了大政府，市场成了半市场，社会成了弱社会，民生成了穷民生。要说有中国特色，这个就是。政经合一、政企不分，权力资本一体化，就是中国模式的总谱。国内这种政府经济特权与官商利益一体化垄断的模式，权力主导市场资源配置的模式，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也能够造成大规模错配与大规模浪费。
中国市场化变革的历史性课题，从头到尾，不过就是那4个字：“放权让利”。但放权让利一直在与“扩权争利”较量，互有胜负，只打成了平手。说两者打成了平手，我是有根据的。根据就是改革吃了夹生饭，半途搁浅在半市场上了。什么叫半市场？半市场就是脚踩两条船，左手有权力，右手有资本，权力与资本双管齐下。你常见“一个萝卜两头切，两头都是它得”，权力资本成了唯一的赢家，但也自己掘开了自己的坟墓，对不对？
蔡慎坤：中国劳动者平均税率高美澳一倍！
4月12日，世界银行发布了一季度经济季报，报告认为，2008年中国劳动者平均税率为45%，远远高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甚至要稍高于欧盟15国的平均水平，高出澳大利亚、美国的平均税率近一倍。世行为此建议中国下一步要大幅降低劳动者税率，比如政府应该大幅降低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同时将社保缴纳占工资的比例下调。
去年，美国《福布斯》杂志推出的榜单显示，中国的“税负痛苦指数”居全球第二，这也是继2009年中国首次排名第二位后，再次位列该名次。
此前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报告认为，中国居民工资占GDP份额，在1995-2006年间从59%逐年下降到47%。而在经合组织(OECD)的国家，劳动报酬在GDP中所占的比重，1978年到2008年，大部分国家基本上都在60%以上，高时达到90%。
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逐年下降。2007年，居民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为57.5%，比1992年下降10.8个百分点，而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却呈快速上升趋势。据统计，从1997—2007年的10年间，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我国初次分配中“强资本、弱劳动”趋势不断强化，劳动者在各种生产要素中的地位不断下降。
由于分配领域种种不公，导致我国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从城乡之间看，城乡居民收入比从1978年的2.36∶1，扩大到2009年的3.33∶1；从区域之间看，东西部地区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更大，2009年浙江、贵州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24611元、12862.5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0007元、3000余元；从不同群体之间看，高收入阶层财富增长快，使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而另一方面，我国绝对贫困人口超过4000万人，低收入群体至少还有3亿人。
从1994-2009年，中国宏观税负水平从16%提高至30%，该数据尽管未能得到官方的证实，但税收收入连年超过GDP增长，使得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大幅增加。
以去年为例，数据显示，去年全国财政收入103740亿元，比上年增长24.8%，这是我国年度财政收入首次突破10万亿。上述收入不包括高达2.7万亿的土地收入，如果算上各级政府的预算外收入以及各种收费和罚款，光是车辆过路费、年审费、牌照费、交通罚款，就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如果再算上强加在老百姓头上的潜规则收费以及形形色色的腐败贿赂支出等等，去年各级政府至少拿走了20万亿以上。而2011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是471564亿元，这就意味着GDP的2/5都被政府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拿走了。也意味着，中国的宏观税负实际上超过了40%，远远高出国税总局一再宣称的20%多的综合水平。
世界银行曾对不同国家收入水平的类型提出过一个划分标准：人均GDP低于785美元的国家为低收入国家，宏观税负的平均值一般为13.07%；人均GDP786—3125美元的国家为中下等收入国家，宏观税负平均值一般为18.59%；人均GDP3126—9655美元的国家为中上等收入国家，宏观税负平均值一般为21.59%；人均GDP大于9656美元的国家为高收入国家，宏观税负平均值一般为28.90%。
按照这个标准衡量，我国目前仍属于中低收入国家，而宏观税负水平，已经超过了高收入国家28.90%的水平，目前我国共有19个税种，除个人所得税、消费税、增值税、营业税、印花税、契税、烟草税、关税、车船税等等，贯穿生活的方方面面。去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只占税收整体的5%，而流转税的比重占税收收入的七成以上。这意味着，纳税人需要缴纳的很多税，是看不到的流转税，并没有反映在个人收入的税单上。
我国税制与国外税制有一个重要区别，就是政府的财政收入除税收之外，还有一个几乎可以与之并驾齐驱的收入主体：包括预算内收费、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等等。只有把这些统统加起来与GDP相比较，才是真正的“宏观税负”。如果再把制度“之外”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还有形形色色的腐败贿赂支出以及因通货膨胀而提高的实际税率，那就说不清楚到底是多少了。
“宏观税负”的高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与“宏观福利”是否相匹配，更重要的是政府如何使用税收。如果全民高税负带来了全民高福利，或者低福利导致的低税负，都是可以接受的。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全民“高税负”换来的只是绝大多数人的“低福利”甚至是“无福利”，取之于民的税收只是用于少数人挥霍乃至被各种豆腐渣工程所吞噬，那才是全民的悲哀！今年一季度，全国财政收入29976.2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3850.51亿元，增长14.7%。而今年一季度，全国财政支出24118.0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6064.48亿元，增长33.6%。这些巨额的财政支出花在了什么地方？是用于改善民生和公共福利，抑或是用于投资和挥霍？
当纳税比例已经等同于甚至高于发达国家，绝大多数国人享受到的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却几乎少得可怜，面对物价飞涨和巨大的生存压力，财大气粗恣意挥霍的政府如何体恤囊中羞涩的老百姓，特别是那些承担了60%以上税收，90%以上就业的中小企业，2012年又是相当艰难相当痛苦的一年。当政府的税费越收越多，企业或国民的负担就越来越重。人们有理由强烈要求政府减轻税负，增加劳动者的实际收入，增加对民生保障及公共福利的投入。
叶檀：石油垄断巨头犯下三宗罪(图)
“两会”召开之际，各方献计扩大内需以度过艰难的转型期，信用低下的大型企业信用低下的产品，已成中国扩大内需的拦路虎。
扩大内需的前提是以不注水的货币购买到安全产品，产品信用的低下已经让中国在外需与内需两方面遭遇狙击。我们可以把地沟油推给无良小贩把三聚氰胺奶推给大型知名民企，变色油高硫油则牵涉到我国最大的石化垄断企业，他们以垄断收益败坏着中国的产品信誉。
继西南地区爆发令人关注的“颜色门”事件后，日前又报道称“内地汽油二氧化硫含量比香港的高35到50倍”，让本已危如累卵的汽油产品信用雪上加霜。
近日，云贵地区多个品牌汽车集中发生故障，表现为发动机积炭过多，加油熄火等。湖南岳阳海南省等地在2011年5月，河南安阳新乡等地在2010年3月就已经出现类似事件。并不意外，对蔓延多地的成品油质量疑问，鲜见权威部门结论。2010年4月初，中石化河南安阳分公司在安阳市电视台发表了公开声明，称国II乙醇汽油向国III乙醇汽油过渡期间，公司向汽油中添加了环保添加剂，现在车辆出现的问题是过渡期间的正常现象。针对最近媒体报道的中石油中石化93号汽油颜色不同的问题，中石化研究人员2月29日说，颜色深浅并不是影响汽油质量的根本标准。他人指责质量，选择性回应颜色，博弈之术甚精。
相对于处罚成本（在个别地区理赔赠油，收紧外采渠道），使用调和油在税收成本方面获利极丰，最终无法推脱还可以把责任推脱在外采渠道上。息旺能源分析师廖凯舜称，2011年国内调和汽油量大约1150万吨，而普通汽油需求预计在8125万吨；调和汽油需求已占汽油消费总量的12.4%左右。正常的调和油汽油芳烃比大概为6：4。有专门机构分别购进燃料油（需缴税）和芳烃（不需缴税），进行混合添加后再出售，这意味着每吨可以少缴纳燃油税550元以上，若加上增值税等其他税种，那就更多了。芳烃等化工品中含苯甲醛乙酸等有害物质，长期接触不但会造成眼睑水肿结膜充血慢性咽炎和支气管炎，苯甚至已经被国际癌症研究中心（IARC）确认为致癌物。
在外采使用最高的油价获得低质的产品，消费者利益无形中被剥夺。产品信用低下催生消费抗拒心理，业已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最大障碍。
以外需为例，除汇率上升成本上升贸易壁垒外，信用折价不可忽视。据纪硕鸣先生统计，2010年美国进口同比增加23%，中国出口到美国的钢铁仅增4.4%；玩具游戏机增加7.7%；服装增加了百分之18.1%。其他亚洲国家出口大增，以在美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国鞋业为例，印尼向美国出口超过21亿美元，增加了42%，美国NIKE公司的产品过去大部分都在中国加工，2009年，51%在越南加工。虽然从2005年汇率放开到2009年，人民币升值将近20%，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价格仅提高2.5%。中国企业自己消化成本，压力越来越大。
美联社评选2007年世界十大新闻，中国出口产品被召回名列第五，排在美国总统选举新闻之前，召回产品包括含铅玩具有问题的汽车轮胎有毒的牙膏和食品。2008年最大的事件则是三聚氰胺事件，从此洋品牌奶制品甚至贴牌洋品牌的奶粉价格扶摇直上。中国制造除了廉价之外，还坐实了低质的责难，在国内外同时遭遇信用折价。
在内需方面，由于不安全的产品造成的心理阴影，中国消费者成为发达国家产品的后备消费军，成为国际品牌的天然拥趸。由此，中国企业订单下降信用低劣，深陷以价取胜的恶性循环不能自拔。如果说地沟油还因为超过400万家的餐饮企业难以监管，大企业恶意降低产品质量的做法则是以势胁人，对中国制造业起到了恶劣的
“模范”作用。
石油垄断巨头犯下三宗罪：几乎每隔一两年席卷一次的制度性油荒；制度性效率低下，团购宝马车与商品房等；现在还要加上低下的产品质量质次价高的服务，使交易成本无限上升。
小微企业造假还不足以让中国产品信用进入深渊，只有掌握了资源控制权被认为经济长城的企业肆无忌惮地损害中国品牌的信用时，才能从根本上损害中国产品的声誉，投鼠忌器的处理则让信用折价变本加厉。中国产品在狭窄的缝隙中，寻求升级突围之路。
吴敬琏：重启改革议程要求政治与经济改革并举
专访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政治不改革，经济改革也落实不了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张璐晶｜北京报道
82岁的吴敬琏仍然保持着对中国经济最敏锐的触觉和知识分子应有的勇气及胆量。
吴敬琏的好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书莲曾说过，吴敬琏最大的特点是“执着”，执着在工作、学习、生活……向科学进军、搞市场经济、学英语、学习西方市场经济学、写文章。
也许正是因为执着于自己的信念，吴敬琏从不畏惧在中国改革进行的任何阶段发表自己的见解。1992年，他向中央建议：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经济改革的目标；2000年，他提出要警惕市场经济滑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2001年，他直斥中国股市为“没有规矩的赌场”；近期，他提出“重启改革议程要求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并举”……
吴敬琏多次被推向风口浪尖，甚至常常被误读。但他并没有退缩，而是一直在为“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而奔波，为“中国增长模式抉择”而探究。
今年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南方谈话发表后，中国改革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推进新阶段，中国经济进入持续快速增长的新时期。20年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提高，成亿人口脱离极贫地位；但同时也积累了相当的社会问题和矛盾，深化改革的迫切性和艰巨性不亚于20年前。
2月13日，就如何深化改革等问题，《中国经济周刊》对吴敬琏进行了专访。
南方谈话的遗憾
《中国经济周刊》：今年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南方谈话对当下改革的意义何在？
吴敬琏：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发表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上世纪90年代初期，整个改革停顿了，经济下滑的趋势无法解决，邓小平南方谈话扭转了这种局势，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改革开放30多年，特别是南方谈话之后的大致10年时间，我国在经济改革上进展是最快的。
当然，近期的一些研究表明，与1980年的“八一八”讲话相比，1992年重启的改革存在一个明显的遗憾，就是只注重经济领域的改革，而不再像1980年代初期和中期那样，要求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并举。就像邓小平在1986年说过的，“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也搞不通”。这不但延迟了法治、民主政治等体制的形成，也使政府职能转变、国有经济改革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1992年重启改革潜伏了一个问题，就是当改革推进到垄断国企和政府职能时，受到了很大的阻力。目前改革存在的问题，我觉得或多或少都与垄断和政府职能有关。政治不改革，经济改革也落实不了。
但是回头来看，这个“缺点”是受当时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影响，尽管如此，南方谈话对中国推进经济改革的重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总的历史功绩是显而易见的。到了21世纪，中国变成了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这跟小平的南方谈话有直接的关系，是它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没有法治，市场无法正常运行
《中国经济周刊》：南方谈话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肯定了市场经济的重要性。作为“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的中坚力量，您认为市场经济的核心体现在哪里？
吴敬琏：市场经济核心的、本质性的问题，就是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经济搞得好不好，就是要看你能不能够把稀缺的资源配置实现最优的配置。
有效配置资源，可以通过两种方法：一种就是用行政命令，就是计划经济；一种就是借助市场的力量，政府只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或领域介入。市场配置资源要通过价格，而价格形成必须在自由竞争的前提下。市场价格反映了资源需求的稀缺程度。市场最终会使资源流向最稀缺的地方，这个过程也使社会经济的整体效率得到提升，而产业结构也不断演进。
《中国经济周刊》：在配置资源方面，现阶段出现了什么问题？
吴敬琏：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乏力、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通胀压力逐年增加，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仍然靠政府投资拉动，带来的问题是国富民穷，劳动者未富先老。用行政命令配置资源，靠党政机关主要领导拍板，而不是通过市场的价格信号由企业来决定。所以核心的问题还是要形成一个好的市场体系。
如果从经济改革出发，现代市场经济一定是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
原始的、早期的市场，它的正常运行可以靠人际关系保障，因为参与交易的各方基本上都互相熟识。所以在进行交易时，参与者不诚信的成本太高，一次不诚信很可能就导致不会有人再和他做生意。但这种条件下的市场同时也决定了市场范围很狭小。
但是到了现代市场，大家是在全国甚至全世界范围做生意，大家互相也不认识，做过这次生意以后，也许就没有第二次了。有人今天骗了你，明天再去骗别人，别人完全不知道他是个骗子。在这种情况之下，就要依靠法治来对交易进行治理，降低交易各方的风险。没有法治，现代市场是无法正常运行的。
所以，现代市场经济首先需要法治作为保障，特别是对于产权的保护。市场交换就是互相交换产权，如果没有法律来保护产权的话，这生意就没法做了。这是从经济本身来说。当然，民主法治不只是经济要求，它是人的一种追求目标。
《中国经济周刊》：外国市场的约束性似乎比国内好些？
吴敬琏：这正是因为现代西方国家建立起了法治。
没有法治，一个人行骗一次，其他人也不知道，交易时就又上当了；特别在中国，还容易受到地方政府保护。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一是因为垄断，另一个就是没有法治。在依靠人治的情况之下，监管者自由裁量权过大，市场就不容易形成统一的规则，还容易导致设租寻租等腐败问题，市场就运行不好。这两个问题都涉及政府和国有大企业，牵扯到政府是不是依法行政，国有企业是不是应该拥有行政垄断权。
国企应该继续“退”
《中国经济周刊》：您认为国企改革的难点和攻坚点在哪里？
吴敬琏：国企改革就是要继续执行党的十五大的有关决定。十五大指出，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要有进有退，只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企要有控制权。而且，十五届四中全会还把关键领域规定为三个行业、一个领域，就是关系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行业和具有公益性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但是到了2006年，有部门提出，对七个行业国企都要实现绝对控制，还有若干个行业要实现相对控制。
《中国经济周刊》：现在的情况是国企没有“退”，反而在“进”？
吴敬琏：是的。我们执行了一段时间十五大的方案后，大概到了2003年、2004年就停止了。
例如，2002年国务院批准了电力和铁路最后两个重要行业的改革计划。电力改革提出要实现网厂分开、竞价上网。电力改革到现在十年了，只把第一个目标实现了，但后一个目标还有待继续推进。所以，电厂现在日子并不太好过，因为网厂已经分开了，发电环节已经实现了竞争，特别是煤价已经放开了但电价还是管制的，所以有些电厂现在都不愿意发电，这也是不得已的事。而电网公司则变成了唯一的买家，一直管到配电，再卖给居民。市场经济得有竞争，买方垄断和卖方垄断一样要不得。
改革是有难度，经济增速高了，日子好过了，改革的压力也就不大了。但到了经济困难的时候，反而又不敢改了。比如在电力领域，如果放开电价管制，电价就要上涨，所以必须管住电价，免得CPI上涨。如果是这样，那改革永远不可能推进，越来越不能动。
管价格是管不住的
《中国经济周刊》：这是否也是您一直提到的“双轨制”经济并存导致的瓶颈？
吴敬琏：早期实行双轨制主要是针对一种商品的流通作计划内和计划外两种制度安排，是过渡时期的变通性的改革措施。双轨制在改革早期应该说有重要的作用。有人说我反对双轨制。我只是说双轨制运行到一定程度和经济发展到新的阶段就得改变，要实现并轨，否则市场就难以在价格机制的条件下发挥配置资源的主体作用。对于并轨，有人主张快一点，有人主张慢一点。我的看法是，如果条件具备，就要快一点。
《中国经济周刊》：您认为并轨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吴敬琏：其实就是要收紧货币。其实并轨也没那么难。举个例子，1988年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后，我们就进行了严厉的货币紧缩，一紧缩各地就放开了价格，到了1991年、1992年，连粮食的价格都放开了，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时候，绝大多数商品价格都已经放开了，包括钢材等重要的生产资料价格。在收紧货币的情况下，价格自动会下来，缓解了并轨可能导致的物价上涨的压力。
《中国经济周刊》：现在收紧货币似乎靠不断加息来完成？
吴敬琏：当前的货币紧缩和并轨时的货币紧缩，从背景和政策目标上看都有很大的区别。从当前的情况看，依靠加息来收缩流动性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一直在说，根本问题是票子发太多了，而且老百姓投资渠道很少。股市、基金的情况也不好，发行了那么多货币，又不许他买房子，房价靠打是打不下去的。
为什么现在房价要往下跌？是因为这两年银行银根收得很紧，地产开发商资金链绷紧了，所以就要降价。市场经济对于价格有两个要求：一是个别商品的价格，要灵活地反映供求；二是物价总水平要稳定。现在我们物价一涨，为了政绩就管制价格，一管制价格，就扭曲了价格信号；而且，不管总量管价格，价格也是管不住的。如果票子发多了以后，你不许这个商品涨，它就别的东西要涨，比如前一段时间对一些农产品的炒作。
所以双轨制这个问题，应该说不同时期的情况不一样。早期全是计划经济，有一个双轨制，就可以比较稳定地、平滑地过渡；但是到了合适的时候，就要尽量把它并轨。否则就要扭曲价格信号，另外引发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腐败。所以，认为双轨不需要改的人，同时也否定我们中国腐败很严重。
不能让民营企业家灰溜溜的
《中国经济周刊》：近年来，关于“国进民退”一直存在不小的争议。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生存越来越困难。对此，您怎么看？
吴敬琏：在邓小平时期，比较典型的对待民营企业的例子是“傻子瓜子”。邓小平也多次提到它，就是看到了这个企业的示范作用。其实对民营经济的扶持政策，最集中的是在1997年十五大召开以后。十五大明确了一条，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的外部环境是，1997年正好碰上亚洲金融危机，我们出台了一系列应对办法，其中一条就是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并且有一套金融措施的支持，民间投资热情高涨，政策效果非常好。但2003年以后，国企改革初见成效，所以就觉得民营企业又没有什么必要了，一些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措施，比如信贷担保等，大多都停滞了。
《中国经济周刊》：这是否直接导致了延续至今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吴敬琏：是的。而且，对民间兴办银行，银监会到现在也没有松口。至于最近发生的一些案例，对民营企业也产生了一些影响。去年，浙江省的老省长请了一些民营企业家来座谈，他们情绪都灰溜溜的，根本没有信心，就想拿点快钱，然后投资移民。十五大明确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民营企业从各方面，从政治上、从参与竞争一直到融资，都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所以，现在的市场环境有问题。目前移民的是两类人，一类是知识精英、专业人员，另一类就是企业家。
《中国经济周刊》：您认为民营企业发展若有质的改变，必须要做到什么？
吴敬琏：首先就是政治上要贯彻中央的决定，在政治上证明民营企业的地位；而且，中央从十六大就提出，创造平等竞争环境，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这两个“平等”在十七大的时候也重申了。
当务之急是重启改革议程
《中国经济周刊》：近年来，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群体性事件频发，改革是否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
吴敬琏：确实迫在眉睫了。而且中国人的仇富心理是来自于“仇腐”。这样就很容易自发地产生“凡是有钱人就是坏人”的想法。有的人是靠权力致富的，有的人是靠勤劳致富的，你把它混为一谈就不对了，就有转移目标的嫌疑。
《中国经济周刊》：您曾经说过，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现在站在了新的历史的十字路口。进一步深化改革，您认为应该解决好哪些问题？
吴敬琏：改革和转型，要注意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一是转变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二是要解决腐败问题。解决这两个问题，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推进改革，按照市场经济的方向推进改革，实现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
就经济改革来说，核心问题是市场信息的问题，但是市场体系内有各种各样的市场，如商品市场、金融市场等，每个领域都存在具体的问题。总体来看，一个问题就是所有制的基础，就是国企的垄断性。国企要在已有的改革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改革。一方面，要按照十五大的方针，实现有进有退，从竞争性部门退出；另一方面，就是要把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化的企业，实现多元持股，改善治理机制，其中极少数企业可能需要国有控股。
除了经济改革，当务之急，是排除特殊利益群体的干扰，重启改革议程，切实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民主化、法治化的政治改革，全面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宪法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舍此别无他途。
《中国经济周刊》：您认为国家资本应该更多地投向哪里？
吴敬琏：我认为国家的钱，国家的资源，应该主要用来提供公共产品。现在在这方面，有很多公共领域都有大量缺口：一个是社会保障，老职工的欠账始终没还。另外一个大缺口是公租房，公租房完不成任务，而且现在已经变样了，赶工期、保政绩，有的还变成了福利分房，大企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都去搞房子分给职工。第三就是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方面要加大投入。
《中国经济周刊》：最后，能否请您对我国未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做一下展望？
吴敬琏：2012年将是实现“十二五”规划的“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包括“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年头。我们没有退路可循。只有冲破阻力，奋力过关，才能走上坦途。而且最近一年的事态表明，中国各阶层民众主动参与社会改革的公民意识正在增强。我们应当相信，在他们的督促、支持和参与下，中国完全有可能迎来一个改革与发展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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