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瓶座:鼠男 之十
睡意是一种沉，眼皮沉重，手脚沉落，心思沉闷，沉啊，沉啊，就沉睡了。眼是睡了，手脚也睡了，可那个吸纳“东西”的处所并没有睡，它还在运行着。那些硬硬的、咸咸的东西被吸纳之后，不像在嘴里那样很快就被破碎了，它们现在自由地东走西撞，在这个稚弱的线路上坚持着自己的硬和咸，走走停停。它的出现，在他那里激起了一系列的围堵和反抗。不到一两个时辰，他那里便涨鼓起来，接着便是绞挫、撕扯、拧打。
“哇哇”的哭嚎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沉，刚的雾一般消褪，痛便入心而来。我与之搏斗的信号只有“哇哇”的惨叫。又可以冲了，又可以顶了，他们围在我的身边，这个摸脸，那个摸手，嘴巴都在嘟嚷着什么。只有她一双很干很干、很痩很痩、很凉很凉的手摸着了我的“疼”。“肚儿胀得像个鼓，怪得娃儿叽叽哭”。
她从她的手上要下了她给她结婚时用的那枚金戒子，她说把这个放到杯杯儿头，再放一颗蒜瓣，放几颗黑椒籽，煮一下，给娃儿喝了就好了。他们就这样按部就班地做着，是什么道理，也没有一个人顾上去问。
黑暗的小屋里已经被我的嘶鸣打出了一道道亮光，那点腥辣的汁液被他们小心亦亦地灌进了我的那里，它这一次并不自觉地吸纳了，这一吸加剧了它自身的负担，本来已经鼓样的，现在更加鼓了。一阵阵的热浪，一股股的凉风，交替着掩没着我；一会儿沉下去，一会儿浮上来，我已经找不着那点刚刚寻觅到的我的我了。耳朵两旁，死一般的寂静，就连整日无休无止轻歌曼舞飞驰泻泄的绿蝇花蚊也躲在那个安静的处所里歇息了。
他们（她、她、她和他）射箭一般地醒了，直楞楞地互相观望着，半晌都说不出话来。不知是谁的两只嘴角翘出了一个像是“笑”字的口型，大家顿时都悟出了突然苏醒的原由，不约而同的惊呼：“金——戒指呢？”
我首先要声明，凭我当时的本领，在他们给我灌那些汁液的时候，那么大一枚金戒指，即便是它再贵重、再值钱，再有多少的实用价值，我也不可能将它吞下，据为己有。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眼里。他们从桌上找到桌下，从床上找到床下，把仅有的几个杯碗都一一拿在手里：眼看、手抠、敲打了好几遍。他最后索性把床上的草帘子、褥子、单子，甚至连同我一起卷提了起来，空空的床板什么也没有。又把床板翻开，下面也是除了几架蛛网荡然无存。床褥上的尿屎臭味，稻草帘子里的潮湿霉味，床板上“六六六”粉的毒烈气味全被这一颗颗为寻黄金而焦灼的心翻腾起来了。我被这些全新的举动和气息包围了，上一段时辰因那一粒硬硬的、咸咸的东西而引起的动荡也化为乌有。
“怪了怪了，那么大一个东西，跟了我三十年，中日战争的炮弹那么炸，都跟到我，跟到解放，你们结婚了，又跟到你，寸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这才半个时辰，郎格就飞了，”她说着，眼睛看着她。
她到这里养病，能被刘哥留下有一脚之地，还有一碗饭吃，已经是满心的感激了。爱屋及乌，对这个家里的每一个人也都心怀谢意。所以对她的眼神并没有留意。只是在嘴里喃喃地说着“飞了”、“飞了”两个字。她看出了弦外之音，生怕她这种怀疑伤害了她，就赶紧往前迈了一步，把她们的视线给切断了。但是她坚持地要求自己，一定要把它找回来，这枚将来还要由她传给他的媳妇的金戒指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丢的。它就是这间现在挤了五个人的十四平方米的小屋里最值钱的东西了。
当然我们也要坚信，她丝毫也没有蔑视我的意思，虽然我现在不但不挣钱还要狠狠地花钱。她也许根本不去想，将来我长大之后会不会给她同样一个值钱的东西，她只是想把它找着。这个与嫁娶有关的东西，这个可以随时给她吃点类似定心丸的东西，这个经常让她浮想联翩的东西，当然此刻可能关系的是她这个唯一的外人的荣誉。她又沿着自己能够想到路线找了一遍，就连那小碗那么大的一堆炉灰，她都像挑米虫那样细细地过了一遍。
她忽然提出“三姐，会不会掉到炉子里了？”她二话没说，就把炉子抱出屋子，倒在屋沿下的空地里，用那根铁钩在那红红的火堆里一点一点地拨拉着。她被那点平时还嫌不热的炉火炙烤得满头大汗。
当炙热已经变成冰凉之后，她又开始用手在找。她的这种专注无异于她的父亲在一九四几年为了置备田产时，从那成千上万株稻穗中寻找优良品种，从那成箩成筐的稻粒中挑捡饱满子实，以不断提高产量增加收成的那种执着一样。只不过他成功了，最后成了开明的绅士和没有戴上“帽子”的地主。而她这次却失败了。
屋里已经翻得个底朝天了，在她那没有敌意，没有恶意，真诚渴求的劝说中，她们姐俩，还有他，是连自己的衣裤都倒出兜子翻了一遍。没有了，就是没有了。全体人员都已筋疲力尽。大家又再次到下睡了。
吐泻完毕之后，我又恢复了往常的喧闹。总结了这些日子的经验教训，送到我嘴里的食物不再像以往那么杂乱了。日复一日，那个“金”字还时不时地出现在他们那些各种频率各种节奏各种情绪的语言中，大家似乎还都不甘心它的无踪无影。她拖着一双三寸小脚被他们送上了南去的火车，火车开动时的嘱咐仍然是你们还要再找找，找到了给我来个信儿。她其实一个字也不认识，对人民币也是靠记颜色和大小来辨识的。就是那个“金”字，写得再大再好，对她来说也是等于不在和空无的。那个金箍子对她来说也应该是一种感情的寄托，从内心深处讲就应该说是金在人就在的意思。回到家了，四个人的平静持续了大概有好几天，这种平静就应该说是因为无“金”。
连日来，只要有这个字出现空气就活跃，空气就紧张，空气就停滞。这几天没“金”的日子，反而让他们都感到有些失落了。连日来，因为有了“金”这道菜，她们似乎已经觉察不出二米的粗糙，玉米的难咽，薯类的酸灼，豆面的胀气。他也似乎感觉不到我的烦躁和哭闹了。大家对我似乎都不那么专心致志了。这反而使我有了大量的时间和空间，自由地发挥我摸索出的那些动作。我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畅快，嘤嘤、嗯嗯、呀呀、喳喳，任我大呼小叫，手舞足蹈。大家互相观望着，觉得我似乎比以往要顺眼多了。
“收破烂”，“收破烂”，一个声音一直在窗外固执地存在。开始大家并没有人理睬，到了太阳偏西的时候，她说，“刘哥那些杂志、报纸看了好几遍，不然卖了它？”她没有答腔，他也没有答腔，她就把那些东西抱了出来，在翻看。他忽然站起来说，“今天又找、找了些新一些的，这些都卖、卖了”。他们便凑在一起捆扎起来。窗外的一张笑脸接了过去，窗里的几张笑脸又将窗外的一块多钱接了进来。三张多日没有笑容的脸上，眼看着这堆废报废刊换来的这点小钱，竟然都不约而同地露出了很好的笑笑。
残酷的生活没有让这种笑持续3天，因为第3天他们就发现在这堆废品里有一件不废的东西：那就是夹在一本《收获》杂志里的面值高达他的半年多的工资的“国家建设公债”。这是他响应党的号召，用正式领工资以来将近十年的全部积蓄购买的。他买它绝对没有任何要拿利息的想法，唯一的就是绝对不是心血来潮的要支援国家建设的想法(2007年12月16日,我在网上搜索到这样一段话:1954年至1958年间的国家发行的四套经济建设公债券。据介绍，这四套公债券每套六张，其中1954年至1956年的发行的债券面值为1万、2万、5万、10万、50万、100万六种，当时的面值万与现在的元等值。到了1957年，公债券的面值改为1元、2元、5元、10元、50元、100元六种。据了解，当时公债的发行是国家经济建设急需资金，是国务院为加速国家经济建设，逐步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促进人民币储备的一种有效手段)。在家里有被第二次大翻一遍之后，他们确认这些债券是被当成废纸卖给收破烂的了。以后多年他们反复提及此事，从不心疼这些再也找不回来的钱，只心疼这些钱被被当成了废纸打成了纸浆。当然，他们有时也在想，这些钱可能被那个收破烂的翻出来后拿上远走高飞了，要不然怎么在以后所有的岁月里再也没有见过这个熟悉的声音和身影呢？
更为残酷的是30年之后的1991年，当她在已经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的20多年后的一天，这一天据她在88岁的老去只差9天，她让她最信任的一个基督教教友把那枚应该还被他们常常记起的金戒子寄给了他们。这个卷着一本书、夹着一封信、还挂了号的邮件，他们的确是收到了，但是已经破损的邮件里有书、有信，却并没有信上所说的那枚金戒指。经过反复琢磨、推敲、辨认：信和书合拢的那几页，的确有金戒指模样的东西留下的压痕。金戒指虽然永远没有了，但是它至少证明了好几个人的清白。
当然88岁的她也是清白的，这不仅仅因为这个金戒指本来就是她的，而且她还在弥留之际设法把它交还给了他们。况且她当年是怎么阴差阳错地把它带走的，她带着它这几十年，内心又遭受着怎样的折磨，又是什么原因要让她在去世的前几天还头脑清醒的安排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弄清楚这些问题其实已经远比真的收到或者找到那枚金戒指要重要得多。但是这无疑已经成了永远的谜。
我的2008-我记录
这是一个拉运建材的出入口，有几个保安把守，进不去就在门口拍吧，游客被我当“景”抓了进来，很漂亮
把手高高举过头顶，拍了一张
一辆庞大的灰浆车来了，赶忙抓拍了一张
一辆轻便的自行车来了，也拍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