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两岸又快到雨季了，黄土不再晒得发焦，但是到处都是泥泞，每一条进村的路都像是季节的陷阱。
　　家电下乡了，这里的人们肯定已经乐不可支地钻进了寡头们圈套，他们就算是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却仍然无可逃避，无论他们受到多少次恶意的欺骗，无论这些欺骗来自红太阳还是遥远的繁星，他们都不会生出刻骨的仇恨，而是将惨遭愚弄并敲骨吸髓的悲剧，化作成为敌人一样操蛋卑鄙的力量，这大概就是轮回吧，或者就是文化的宿命。但是他们今天仍然是苦难的，在转化为敌人的样子以前，仍然不得不淳朴善良。
　　去你妈的新农村吧，难道真的只有在富裕但是却堕落，与贫穷但是却尊严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吗！

　　我博客中的文字和照片没什么大意思，不过是些像梦话一样的呓语，以及胡乱记录的影像，可是即便如此，还是让搬家公司觉得是个早晚要挪动的窝儿，于是就像雷锋一样替我做主，帮我搬家了。只是搬家公司来搬的时候并没有通知我，他们觉得应该搬，于是就搬了。
　　在我所住的房子的楼道里，有大量搬家公司的小广告，他们像工蜂一样勤奋，像兵蚁一样勇敢，隔三差五就来贴一次，生怕蜗居在斗室里的我一旦想逃跑的时候没人帮忙。我相信他们是善良的，而且像伟大的党一样习惯于为民做主，他们把自己的位置放在与有困难找警察一样的高度来要求自己。这让我觉得惭愧，感到自己几乎是个废物，需要被关怀，需要被一双双大手所扶持。
　　很多年前，一位在京的某报编辑记者就主动帮我搬过一次，因为我在某大学的论坛里发现了我的《人间词话话》，只是她把作者的名字换成了她自己，而且在热烈积极地回应老师同学们就这篇文字展开的讨论。名字当然是可以换的，我哪里来的私产呢？我的生命都是在红旗下哺育出来的，那点儿文字算个屁啊！
　　我所建立的长城文化网和中国民间网更是备受搬家公司的青睐，他们不是搬走

　　小时候看打仗的电影看多了，尤其是《奇袭》、《打击侵略者》这类以小搏大的故事，于是天天幻想如何像尖刀一样插入敌人心脏。有一段时间，我那个年龄的孩子日夜盼着苏修或者美帝赶紧打进来，这样就可以头戴柳树圈手拿冲锋枪，剪开层层密布的铁丝网，突破布满地雷暗堡的封锁线，在敌后最隐秘的地方突然一个亮相——嘣噔仓——四击头带跺泥，直接把赫鲁晓夫杜鲁门的脑袋揪下来。
　　终于没有任何可歌可泣的战争到来，眼看着人生就这样在无聊的和平中消耗殆尽。
　　可是有一天，互联网来了，封锁线来了，地雷暗堡驴霸国安网特五毛全来了。买嘎的，买安啦，那么阿蜜大巴丫！战火终于烧到烧到我们这噶了，终于较上劲了，终于有了敌人有了对手有了矛与盾攻与守合纵与连横投降与抗争造反与招安汉奸与特务地下党与武工队，终于可以化装侦察接头暗号一语双关临危不惧翻墙越脊抓舌头反间计人肉木马无所不用其极了，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李将军遇见高皇帝，自由门挂代理，无界上牛博，干掉探照灯，蹑手蹑脚绕到巡逻队的身后，洞悉江防布置图，火烧连营草料场，惊心动魄，快哉快哉。
　　世上最伟大的游戏不是CS或

　　写上一篇《生命的本与末》时，我就一直在核计：是先说几句最高院的伟大精神好呢？还是先说老黑的事情好呢？如果先说最高院，一下子就严肃了，就不荒诞了，太像憋着主意骂街，不好！于是我就先写了老黑，然后才把最高院的狗屎精神链接出来。但是从回复看，效果更糟。
　　中国的（人文）生存环境一向是恶劣的，因为没有爱，所以就玩命强调别的，一方面是掩人耳目，一方面是不得已而为之。比如忠孝节义，试想，本来就彼此毫无感情毫不关心，再不用忠孝节义这种枷锁拴起来，人间岂不成了鬼域？但是，忠仅限于主奴，孝仅只对于亲缘，节义更是一对一的事情，与社会毫无关系。至于邻里甚至友邦，则全都是兵不厌诈。所以一位清末法国驻华公使的夫人就说：“中国人没有经过爱的净化，所以中国的孩子们是恶毒的。”老黑之类的故事便是证明，谁要是不服谁就去回忆一下自己的童年。
　　于是便有了回复中的各自的感慨，纷纷说出各自经历过的老黑。
　　但是，最高院的无耻告白就这样被忽略了，我们的现实中正在发生的恶毒依然没几个人去理会，大家还是自己玩自己的，偶尔有个共同的话题，比如石首的尸首，比如巴

　　我小的时候，胡同里有一个孤老头，无儿无女，靠捡破烂为生。从来没人知道他的姓名，不知道是因为他长得本来就黑，还是常年从不清洗，总之是黑漆漆一团，连嘴里的牙齿都是黑的。所以大家都叫他老黑。那个时候，只要听见有人一喊“老黑来了”，半大的孩子们便撒腿就跑，就像听见魔鬼一样的恐怖毛竖。孩子们害怕老黑，是因为孩子们拿他当作欺侮的对象，逮着机会就三五成群蹑手蹑脚去折腾老黑，比如往老黑家的锅里扔一只死耗子，比如远远地齐声高叫“老黑老黑赛煤堆，吃完狗屎拉烟儿煤！”老黑于是就像魔鬼一样飞奔过来，嘴里含含糊糊的怒叫着，砖头石子没头没脑地朝孩子们砸过去。今天想起来，这是极为无耻和危险的游戏，虽然如此，胡同里的大人们从来没有教育孩子们不要去欺侮老黑，而只是说：“躲老黑远点儿，别让石头咋着啊……”
　　我以为几十年过去了，中国不定文明成什么样儿了呢，可是看到下面这则新闻，不禁把童年的事情全都想起来了。
　　最高院：倾斜保护弱势群体。

　　贾宝玉祭晴雯哭的是自己，我的怀想米糕，其实是怀想那一段岁月。
　　第一次听到米糕的时候我正在学昆曲，正在把唐诗宋词套进曲牌音乐，正在整天扎在《诗经》里，把国风演绎成陕北民歌。忽然一天遇见米糕，就是那首BAD，就跟吃了烟油子似的。那个时候，北京的酒吧总共没几家，一到周末就是的士高，一夜之间，每个酒吧都是BAD，我看见啤酒喝多了的家伙，一边躲在酒吧外面的墙角方便，一边还BAD呢。
　　随着自由化浪潮的澎湃，北京城到处都是米糕的声音，沉闷的金属节奏和尖利的

　　我从小在这旁边长大，那个时候的新文化街，还被习惯地成为石驸马大街，西头是个大染坊，旁边是实验二小，中间有克勤郡王府，东头则是又一顺和全素斋。如今，那个染坊早就没了，全素斋和又一顺也没了，只有那些破旧的房子还在。
　　女八中，最早是笃志学堂，后来是北平女子师范学院，也就是现在的鲁迅中学。鲁迅先生在1923年至1926年间曾在此执教，在那段时间，发生了三·一八惨案，以及鲁迅先生与校长杨荫榆的冲突，杨先生后来在抗日战争期间，在其家乡苏州竟被日本人踢进河里淹死。
　　这一带原籍山西的人很多，因为山西会馆就在南面的下斜街里。我家当初应该就是先投奔这个会馆，然后在附近安家，赶在解放前终于混到了北京户口。

保持中国当代艺术非法地位的必要性

发表于《艺术时代》2009.6

　　长期以来，中国当代艺术一直被摒除在现行体制之外，虽然媒体可以对一些不甚敏感的当代艺术活动进行公开报道，当代艺术家也在事实上参与了诸多体制内的工作，但是，当代艺术家和批评家的艺术观念和文化主张却无法在公共传媒发声，当代艺术仅仅作为具有可资利用的文化产业的一部分，苟活在中国的文化舞台上。
　　所谓当代艺术的合法化，就是被体制所允许甚至接纳。中国当代艺术的合法，也就意味着当代艺术的群体可以通过官方渠道进入社会视野，其作品、言论、主张可以成为公开讨论和申明的对象。但是，在中国现阶段的制度与当代艺术之间，的确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冲突与矛盾，这不仅包括绘画、雕塑、装置以及行为，也包括大众艺术的多种形式，比如电影、电视、音乐、文学等等。所有涉及思想和意识形态下审美观念的艺术，无不与当今体制相龃龉。
　　在如此的现实面前，追求当代艺术的合法化，追求被

　　小时候，我姥爷给我讲过他年轻时遇到的一件事情，他说是真事儿。
　　一天，老爷子（其实那时候还是小伙子）因为赶路，天黑了还在荒郊里一个人疾走。忽然，从路旁窜出一只黄鼠狼，但是却长着个人的脑袋。黄鼠狼拦住老爷子问：“您瞧瞧，我像人吗？”老爷子对我说，千万别说像，黄鼠狼无论修炼多少年，他自己并不自信，非得要有个人亲口告诉他：你像人了！他才真的成精了。老爷子一看黄鼠狼问他，一边继续走着，一边大喝：“你别他妈的挨骂了！”
　　我还记得老爷子给我讲完这个故事我都乐疯了：“您就说不像就完了，骂人家干嘛啊？”老爷子正色说道：“你可得记着，这种东西是邪祟，一旦成了精就是祸害！”
　　前几天我去了一趟广场，望着飘扬的旗子，停着灵柩的大房子，还有红墙上那颗臃肿的脑袋，忽然想起了这个故事，当时不由得打了个冷战：这孙子到底还是成了精了……
　　如果可以回到六十年前，这家伙在进京的路上顶着颗人头遇到我，如果他也这样问：“你看我像人吗？”我该怎么回答呢？这个问题至今没想好，不是犹豫是否该告诉他像或者不像，而是我在试图找到更恶毒的语言，更绕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