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按】值此新中国60华诞之际，深感我们取得的成就与国家大一统的强大力量密切相关，特发此文，以志庆贺！

    我从小就在多方言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习惯于不同方言的“同声”效应。我所在的小区，父母辈大多来自全国各地（都是部队里复原回来的，家属跟着一起过来）。当时没什么普通话概念，邻居之间各讲各自的家乡话，久而久之（至多几个月了），都能“同声”交流，根本不需要翻译。

 在同一幢大楼里，二楼10室，是苏北的；一楼1-2室是东北辽宁的；一楼3-4室和二楼7-8室是宁波的，三楼15室是四川的；我们是湖南的等。辽宁一家人在自家讲话时一口东北话；那家苏北人，其家人说话时也是苏北话，但与我们讲话时都是本地话。这样，各种方言听惯了，也基本上都会讲。这就像大自然百花齐放的景象，语言多样性得到充分的表现。

    在上海，多方言的存在是其文化的基本要素，上海话本身就是苏州、宁波、杭州等地语言的综合（上海地方剧《滑稽戏》演员的一个基本功就是要会讲多种方言），所以很容易接受不同方言的存在。当时小商小贩的吆喝声，就是不同方言的大合唱（通常不同职业较集中与某地的人挂钩，如扬州人在理发、澡堂等行业较集中），极富情趣，构成当时一个独特的风景线。

    上小学时，地理老师口

     我的基本方言当然是上海话啦。小时候街坊邻里都是讲本地话的，小学、中学也都是本地话。对我们来说，讲本地方言是与生俱来的，没什么价值判断。直到上了大学，有一阵子突然有了一种超越感，不愿在本地的公共场合也讲上海话了。后来在学术会议等场合尽量保持正确的国语发音，避免方言口音。同时厌恶那些公共场合（会议发言）不讲国语的人。

   但是基本面上我的语言能力还是以上海话为主，在表达和思维习惯上，沪语有特殊的亲和性（如比较喜欢上海的滑稽戏）。这与大多数在沪出生和成长的上海人是一样的（相信各地方言区的人也有类似的认同。因为方言毕竟是自己的“母语”，大家都有自己的母亲，有对母亲的敬爱；对方言也有同样的情愫。那些失去方言能力的人，多少是故乡失去根气的）。

   人到中年，心理倾向日益本土，对方言的认同的也益发强烈。与此同时，汉字研究涉及汉语上古音的问题。一般认为南方方言较多的保存着上古音（福建莆田地区一个县就有5种不同的方言，据说从前县委书记做报告还得有人翻译），而上海话又是较古老的吴语演化来的。我同事老俞在日本教书多年，说日本人名，好多发上海音，如20世

从来没有今天这么强烈的方言情结。

我的童年是在方言聚集的环境中度过的。我的头号方言来自我家庭环境。我父母都是湖南人，一口浓重的乡音。20世纪50年代中期从部队复员定居上海，数十年来，乡音不曾改。父母浓重的湖南话是我最初的语言经验。由于湖南话的影响，我的上海方言有时也不如纯本地人来得地道。在家里父母依旧讲他们的湖南话，我们子女多半讲上海话，偶尔为强调某事故意用湖南话提醒父母（大姐8岁从老家出来，湖南话多一些，但总体上是上海话；二姐、三姐和我都在上海出生）。

父亲的宗族地缘意识很强，在上海遇到老乡就很开心。小时候他经常带着我去串门，说又认识一个在沪的老乡。渐渐的有了一个老乡圈，周日或节日就经常来往。父亲不会普通话（但那时丝毫不妨碍彼此交流），更不会上海话。他老人家只认同两个身份：湖南人，老说是“毛主席家乡人”，很自豪；其二是军人，五湖四海，豪气万千。不过他不太喜欢当地人，说不是这一号人，谈不来（大概指上海人的精明、算计等负面性），自然不会迁就上海话。我母亲则没那么多“杂念”，在邻里交往中很自然的掺合了各

   一方水土，一方人。方言是地域特征的重要因素。但是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不仅城市的个性被抹杀了（到处是千篇一律的玻璃幕墙），而且城市的文化也被抹杀了，其中方言的衰弱最为明显。

     地球的生态强调物种的多样性，文化的生态同样讲究多样性。就语言而言，一同天下的单一语种，虽然有交流的便利，但因此而失去文化的生态性。这种单一性带来的消极后果，短期内可能还不是很清楚，但比较自然生态的情况，就可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的一项调查表明，我国大中城市普遍存在着方言濒危问题。从前中小学，除了语文课是普通话，其他课程都使用方言。这对传习方言传统起着关键作用。现在的儿童大多不会方言，连大人也跟着他们讲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全然不见地域性的风格。由于国家主导推广普通话，方言从各个方面（教学和公共交际）萎缩。方言的代际传递也中断了。方言自身的创新也不复存在。更令人忧虑的是，方言区的人自以为方言太“土”而不愿讲（在上海大学里，来自上海郊区的学生就避免暴露乡音，怕人笑话）。

   所有这些迹象都表明，作为汉语大家庭众多成员的方言，一如

【按语】时下事关民族主义的讨论很热烈，《中国不高兴》一书成了新的热潮。对此我在《汉字原型中的政治哲学》（2008年8月版）一书的第13章有专门论述。兹摘其最后一节与大家交流和分享。

“族”的字象演绎出氏族、民族、民族主义等意象。在此基础上根据族的字象推演其中的易象，进一步说明民族、民族主义的原型意义。

    首先，族从旗从矢，旗是自性原型，位于人格的核心，也就是“中”，中即中旗，古代氏族的标志（见第1节）。五行土为中，所谓中央土（五行金在西、木在东、水在北、火在南，土位于中，万物归于土）。土归化众物，在“族”的关系中为整合族人的信仰、语言、传统等而构成“族”的自性原型。《周易》坤为土，故坤卦对应于 “族”的自性原型。

   坤最常见的属性为地、为母。显然坤土具有大母神的特质，是个大容器，包容万物，化育万物，可以调谐不同人和事，具备自性原型的一般特征。《说卦》中除了坤为地、为母之谓，还有坤为布、为釜、为均、为大舆、为文、为众、为柄等象，坤的这些易象是其自性原型意象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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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年（99年）前的春节应邀东方电视台做心理健康节目的嘉宾，曾就“节”字作过语源分析。

   节从造字动因上当然是指竹节，所以繁体从竹从即（声符）。竹节一段段的，引申为时间的节点，节日由此而来。这些都是文字语言学的常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是汉字心理学并不满足这种常规解释，而是以此为起点，探索深层意蕴。

   但是，正如个人取名，所依据的是理性层面上的意义，字背后无意识的意义无从顾及。节的无意识的关键部分在于声符“即”。即为象形会意字，表示一个跽坐用餐的人。无疑的，在中国，节日与吃饭密切相关：春节的年夜饭（以及正月十五的元宵圆子）、清明节的青团（用糯米和稔草汁制作的食品）、立夏节的鸡蛋、端午节的粽子、中秋节的月饼、重阳节的重阳糕（又叫“菊糕”、“花糕”，重阳吃糕，“糕”与“高”音通，寓意有步步高升、前途光明）、冬至节的汤圆和馄饨。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心”不是肉团之心，而是与情感、知觉相联系的精神功能态。“心”最大的特征是对内对外有感应，所谓动人心弦、感人心弦。“心弦”一词很好的表达了这种“感应”，也就是说，“感应”是通过这根“弦”发生的。

   心之“弦”，俗语中称之为“一根筋”；敏感者（感应较强）此弦殊胜，否则谓之反应迟钝，缺根筋。心弦之“弦”主要的不唯指弓弦之“弦”，而是琴弦之“弦”。琴者情也，人的心情、心境与琴相关，也就是与琴声有关。琴声所发即心意所达（所以“意”从心从意）：意乃心音的弹奏、心音的荡漾。

   如果说动物与动物的联系依靠嗅觉本能，那么人和人的来往就靠“音”的辨识，好友自然是“知音”了。人生伴侣是知音中的知音，不可或缺；万一“弦断”，还得“续弦”。因为这根弦是人生快乐的源泉。而快乐之“乐”正是“心弦”所在。

   “乐”，繁体做“樂” 樂，甲骨文像丝附于木，有琴瑟之象（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本

  在新华博客有博友针对我“革命”一文提问：

  “革命”之“革”，变“革”，与金曰从革，皮革之“革”，“金”为火水之间者，“革”字好像也有这个意思，似乎曾经在哪个辞典见过，“皮”在动物体中似乎也具有介于火水之间的意象，中医肺主皮毛，属金，其间定有必然的联系，我似乎能感觉到其间的联系的意象，于具体阐释却难为之，还望楼主祥为阐释。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在写作时并没有意识到，现在想来，其中的确蕴含“玄机”。皮革有水火之间的意象，从最粗浅的方面讲，可以理解为制革工艺上的水浸火熨。但是皮革之水火意象更在于人和动物活体生命之生存状态。这就是皮革对躯体的包裹保护态。金从革，或谓革为金，表明革有金属坚实的属性，可以建立躯体的围城。这是生命体所必须的。自真菌细胞以来，地球上的生命就开始建立一套自我防护的膜结构（从核膜到细胞膜），由此形成相对独立的生命系统。

  一般而言，生命体内部的温度高于外部环境，这一“高温”就是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