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国人的语言真是丰富，许多在辞海中根本无法查到的词，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频率却是非常之高，而且其内涵极为丰富。比如关于“二”的解读，就非常的富有意味。这里所说的“二”当然不是数字上的量词含义，而是人们在形容那些在处理人际关系上不够圆滑和老练，比较厚道甚至有些木纳、傻呼呼、大大咧咧的人或行为，人们就经常用“二”来形容。在最近一期的《凤凰网·非常道》的专访中，主持人何东对嘉宾李静提问道：你的朋友说你有时比较“二”，你自己也并不否认，这是为什么？李静答道：我认为这是朋友们对我的最大褒奖。对这个回答，我个人特别认同。

    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往往掺杂了太多的圆滑与狡诈，其结果势必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彼此设防、互相戒备。这样的人际关系自然使我们苦不堪言，无不感到心力交瘁。这种情况也是许多大学生在刚刚进入社会时，对处理人际关系感到惶恐不安的根本原因吧。人际关系形成如此畸形的状态当然是有历史根源的，在我们共和国的历史上，我们曾经在较长的时期处于一个“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阶级斗争时代。在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中，极端的政治体制和畸形的政治教育，使社会

    著名的中国社科院易经大师余敦康在对易经进行现代诠释的时候，说过一句非常概括的话：“中国智慧在易经，易经智慧在和谐”。他认为，易经是中国5000年文明的智慧结晶，是治国平天下的战略思维。据他看来，中国人虽说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学过易经，但却无不继承了时代传承的易经文化的基因，从而在自己的思想言行中，将易经的内涵和精髓融会贯通。和谐是易经的核心思想，在2004年我们国家确立了将和谐作为国家发展的基本纲领，这既是对中国古老哲学思想的正本清源，更是我们对建国五十多年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啊。

    在我们曾经的记忆中，我们是靠革命和斗争起家的。在共和国的前三十年的历史上，从建国之初的“镇反”、“三反”、“五反”，到后来的“反右”、“反右倾”，再到之后的“四清”“社教”和“文化大革命”，以及一系列的“大字报”、“大批判”、“斗私批修”、“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各种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将每个人搞得神经高度紧张，谁都在时刻警惕着那个“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在那个始终“绷紧着阶级斗争这根弦”的年代，每个家庭、每个社区、每个单

    在中国企业的圈子中，我很佩服万科的王石。原因有这么几个：一是他做事的理性和挚着，万科公司已经拥有25年的历史了，这期间曾经有过经营多元化的选择，这是想把企业做大的通常打法。而王石却不然，他早在十几年前就大张旗鼓地开始做减法，将许多盈利状况很好、发展前景似乎也很光明的产业砍掉了，最后将公司的全部资源和精力完全集中在“开发商品住宅”这一个主业上，最终成就了中国房地产业“一哥”的霸业。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王石思路的清晰、头脑的理性与成就事业的挚着，他真正懂得“有失才有得”的道理，能够经得起各种各样利益的诱惑，这一点在中国的企业家阶层中十分罕见。

    再一点是他潇洒的生活态度，以往成就事业的成功人士大都给人们一个“工作狂”、“超级劳模”的印象，而王石尽管事业上非常成功，但他却知道自己作为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除了事业的追求之后，还有多种的生活目标有待自己去挖掘和向往，这才是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价值取向。于是他选择了登山作为自己的业余爱好，由于万科具有极为完善的企业现代治理结构，身为公司董事长的他，完全可以超然于公司日常的管理事务之外，于是他每年都可以

    在和大学生们进行有关职业选择话题的交流时，我经常会发出这样的感叹：“你们如今赶上了好时候啊，毕业之后干什么，完全可以自己做主，拥有充分的自主选择权。”这的确是我由衷的肺腑之言，想当初，我们毕业的时候（八十年代初期），根本不懂得什么自我设计，也更谈不上清晰的职业规划，说来也简单“就当自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这种完全由组织说了算的统一分配，看似没有个人操心的烦恼，但却是要付出无视每个人的职业差别和个性特征、乱点鸳鸯谱的沉重代价。尽管从几十年后的发展情况看，我们当年那些同学混的还都算不错，但我想，如果当初在毕业分配的时候，如果能够适当兼顾个人的志趣爱好，我们这些人的职业人生必然会更加精彩与充实。然而，现在的许多年轻人在职业选择的问题上，态度上的确有许多的问题。他们往往不从长远打算，不从自我的个性实际出发，而是更多地考虑眼前的利益、别人眼中的面子等等这些并不实际的东西。他们对理想职业的理解往往停留在影视作品中那些表面风光的大公司白领的岗位上，而自己究竟能够从中得到什么则不做深入的考虑。其结果，他们在职业选择的过程中，往往不能真正认清自己适合寻求怎样的工作职位

    谁都知道，交友要选择好人，因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有谁不渴望自己能够经常有好人相伴，总是能够受到好的影响、得到真诚的相助呢？因此我们无论年老年少，对交友择偶的标准都不约而同地概括为“注重人品”。何谓人品呢？这当然不涉及人的外貌长相、职业贵贱、财富多寡，无外乎是有关其内在气质、操守修养、道德品行方面的状况。一般说来，我们将那些为人善良、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富有责任感的人，就视为人品好。如果我们把世间的人用低俗与高贵的标准来划分的话，拥有良好人品的人显然就是后者了。近日在网上看到一篇“让一部分人先高贵起来”的文章，对其关于高贵的定义和论述甚为赞同，并很有感触。经过这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在物质生活上正在全面走向小康，对物质的拥有级别记录正在不断刷新。记得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八十年代，万元户曾经是国人顶礼膜拜的财富梦想，后来这个梦想就被置换成了百万富翁，再后来则是千万、亿元的量级了。也许是我们这个民族曾经有过那样漫长的物质极度匮乏的日子吧，人们对财富的追逐是那样的挚着与奋不顾身。这种全民致富的疯狂过程，的确极大地提升了国人的物质生活品质，但也带来了越来越严重的负面效

    我很羡慕如今的年轻人，他们刚懂事，网络的无限精彩就展现在了他们的眼前，开放、强大的祖国就平添了心中无限的自豪。尽管如此，我依然庆幸自己生于五十年代，十分享受过去的岁月留给我的那么多美好的记忆。这一点也许和我的许多同龄人的感受有着不小的反差，与许多相对年轻的人们对那些曾经的历史印记更是相距甚远。我知道这种反差和距离的存在，其形成的原因大概是因为我们彼此看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吧。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童年是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六十年代初的那场严重的自然灾害，加上此前人为的瞎折腾，人们普遍连吃饱肚子都成了一种极端的奢侈。但尽管如此，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岁月中也是有着现在难得一见的美好的。那时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远比现在的人际关系要来得简单、淳朴和真诚；生活虽然艰难，但人们对明天希望的渴望却是那么的挚着和坚定；那时人们的收入水平普遍很低，大家对幸福的理解往往会简单到每个周末能吃上一小碗大米饭、吃上一口红烧肉；那时人们对上进的要求也非常简单，因为只有不断进步才能离信仰更近一点，尽管那个信仰后来被证明很幼稚、甚至有点可笑，但当时的热情和虔诚，却是极为真实的。我至今依然清晰的记得，当年

    经常能在一些时政新闻的报道中看到这样的情景：中央和地方的各级领导经常深入基层，他们和普通民众亲密接触，或是同一线工人们穿着一样的工作服、戴着一样的安全帽、吃着一样的饭菜；或是怀抱平民的小孩，满脸慈祥地问寒问暖；或是在视察灾区的时候，目光炯炯、声音激昂地表达拳拳爱民之心。这些体现官民一心、社会和谐的场景，的确感动了众多的老百姓，也使那些淳朴的百姓由衷地相信，政府和各级干部们是完全值得信赖的，他们的确是人民的公仆。亲民历来是共产党的一贯主张，也是新中国建立的基石。但也不知是从什么时候起，在本来应该水乳交融的干群关系之间，却加入了太多的戒备和生分。在这方面，我仅以一个普通市民的视角，说说我心中的一些颇为别扭的感受。

    我坚持游泳健身运动已经很多年了，曾经先后转战过沈阳的多处场馆，现在的固定阵地是沈阳友谊宫的游泳馆。这里的各方面都很不错，尽管附属于友谊宾馆，但同样面向平民百姓开放，其卫生、水质、温度、洗浴设施等都相当可以。惟一和别的地方有区别的是维修的次数似乎频了一些，我想当然地认为，大概是人家对设施的维护要求标准高了些吧，尽管每逢维修会停业一、二

    在曾经的历史上，中国人都将实现共产主义作为了自己的毕生理想。而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呢？其实没有人能够真正说得清楚。那是100多年前的一位德国哲学家的一种理想主义的理论构想。就是这样一种缺乏时间依据的构想，曾激荡了我们几代人的思想情怀啊。当我们随着改革开放的洪流，进入到市场经济建设的实践之中的时候，我们的头脑逐渐清醒了下来，开始将心中的理想与自己现实的生活结合起来了，我觉得这实际是一种认识上的回归，从人类发展的角度上说，也可称其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吧。我觉得，人之所以要有理想，是因为谁都希望自己的一生能够活得最有意义、最富有价值。

    关于理想的认识，在我的经历中曾经有过不堪回首的记忆。在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前，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的人是以不信仰共产主义的人为敌的，他们“唯我独左”，谁不和自己的信仰一致，就要坚决地“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让其永世不得翻身”。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啊，每个生活在红色恐怖中的人，不能有任何自己独立的思考，一切都要统一到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理想上面来。于是，人们不得不将一个真实的自我统统伪装了起来，每天大家都带着虚伪的面具生活

    身边信教的人越来越多了，对于我这样一个很看重个人理想和信仰的人来说，这是个经常困惑的问题。有段时期，我曾经很怕被别人问起、并很忌讳与人讨论这个问题，因为的确不好回答和准确定义。经历过文化革命和改革开放之后，曾经的“革命理想”被彻底颠覆了，原来被强力灌输的东西，都被后来的社会现实否定了。而作为高级动物的人而言，没有理想和信仰就意味着浑浑噩噩、没心没肺呀，大概是为了填补心灵中的真空吧，许多人选择了皈依宗教，我权且将其称为一种白色的信仰。我至今也没有真正信仰某一种宗教，但却并不怀疑许多宗教中所内涵的巨大精神力量的感召。最近，看了反映中国革命战争题材的长篇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剧中的志士仁人在革命理想和信仰的力量激励下，为了国家、民族、民众的利益，将个人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的故事，对我的内心情感依然具有强烈的震撼作用。这段红色的历史，的确是值得我们整个民族珍惜的宝贵精神财富，然而作为他们的后人如何传承他们的理想，还的确有许多的问题需要辨析。

    在我的记忆中，28岁之前的理想是单颜色的红色记忆，尽管那时的人们有着强烈的政治诉求，上小学就要入队、上中学

    在如今这样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跃跃欲试地渴望进行自主创业，梦想着有朝一日“自己当老板”。“当老板”的诱惑为何如此之大呢？在很多人的眼中，当上了老板，意味着个人事业的成功，意味着高额的收入、社会的尊敬、干事情的随心所欲、别人眼中的成功人士、良好的自我感觉等等。我觉得，如果将自主创业和当老板只是简单地理解为如此的光鲜、富贵、有面子，这样的老板恐怕根本就当不长久。在我看来，如今在民营企业中当老板，首先应该是市场风险的承担者。企业处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之中，企业所承受的各种市场风险的重心就高度集中在企业当家人——老板的身上。担当着如此风险的重压，当然不可能轻松，这一点也许是那些尚未体验老板角色的人所很难想到的。因此，作为准备创业的年轻人，很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要强化自己的市场风险意识，这个准备不充分，其它的事情根本就无从谈起。哪怕是一家规模再小的企业，它所面对的风险也是非常复杂、防不胜防的。

    一般说来，比较好对付的是来自市场竞争的风险，这种风险大都在明处，也往往在人们的预料之中，只要针锋相对、做好自己就可以了。而还有更多的风险往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