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炜光

关于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前景,我要说明一下,“前景”这个东西我一直弄不好。有人曾经问我“你对中国改革的前景是乐观还是悲观?”我的回答是“谨慎的悲观”,没有感觉很乐观。理由是我们现在诸多改革问题纠结在一起,没有真正找到一条我们走的路,而我们自认为本来很清楚的一条道路其实还很迷茫,作为一个研究财政体制改革的学者来说,更多的是困惑或者茫然,而且这些年以来这种困惑、茫然非但没有逐渐淡化,反而越来越强烈。这种情况下让我来谈“前景”勉为其难。 [ 博客全文]

李炜光 天津财经大学教授

讲座现场

李炜光:了解财政才能了解国家

一个国家的财政影响着这个国家文明进步的方向、制度的结构、政策的走向。了解一个国家的财政历史,对这个国家才可能有真正的了解。中国现实中很多问题,各种纠结、各种困难,迈不过去的很多沟沟坎坎,我个人认为都跟财政纠结在一起,财政问题本质是财政体制问题。

华炳啸:宪政社会主义是有希望的

宪政社会主义提出了一套政党民主与人民民主实现制度性对接的新改革思路,可供借鉴,起码可以给政治改革、宪政改革提供一个重要的选项。这套改革方案成败的最关键环节在于共产党能否转型为依宪执政并监护宪政运行。

财政问题归根结底是宪政问题

分税制改革实际上是一个宪政问题

正因为财政体制本身是政治问题,所以解决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最核心的是立宪。什么是分税制?分税制就是按照税种划分中央和地方各自的财权,而这个权力又是依据其各自承担的公共责任来划分的。各自的责任又是依据什么来定的?依据宪法。现在经常说财权和事权相匹配,这没有错,但却不是问题的根本。 [博客全文]

解决分税制权力问题必须以宪政为理念

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划定各自的权力边界,实行真正的分税制。分税制实行后,中央的权力就是中央的,地方权力是地方的,再也不能有中央干预地方事情的发生,这才是真正的分税制。经常所说的中央干预地方,如果是真正的分税制绝对不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这是预算分税制。税制改革也需要把宪政理念贯彻其中。税制应该如何调整和改革,应该更多地听取民间的声音,特别是企业和居民个人应该怎么纳税?什么才是公平合理的税负标准?如果税制不合理,直接影响到的是微观企业微观活力,现在已经有不少信息证明中国现在微观经济的活力不足,缺乏后劲。

分税制改革与中央集权的矛盾

中国政治体制是一种单一体制,高度集权,从计划经济转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是改革开放前期一段的体制),其本质上没有变化,仍然是高度集权。放权让利的经济结构,这种经济上的变化与政治集权不相匹配,政治集权需要经济上的重新集权的体制相适应。到90年代初期,一方面放权让利的体制还不成熟,本身出现了权力分散之后的失序现象;另一方面最主要的是中央集权所需要的财政权力被分散,政治集权本身的巩固成了问题。所以于1992年前后中央的一些报刊、舆论中开始出现一种声音:要治理诸侯经济。中央开始露出它集权的倾向。

嘉宾观点

李炜光

李炜光:

天津财经大学教授

著名财政专家

宪政社会主义提出改革的新思路

祛除虚妄的意识形态之魅是在中国促成宪政改革共识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

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目前最大的政治现实,无论是政界还是理论界,也无论左右,都要祛除其固有的意识形态的虚妄与傲慢,有勇气面对这一现实,并应思考如何让宪政压住意识形态的虚妄之气,不会再偏离宪政的正道而退回无法无天的老路或误入分化分裂的邪路。宪政建设需要有理想主义的开创性精神与现实主义的建设性态度,需要高瞻远瞩、坚定信念和日积月累、持续推进。在宪政建设这个问题上,我们要不虚妄、不空谈、不懈怠、不放弃、不松劲。既不能好高骛远以致于牢骚满腹、无所作为,也不能瞻前顾后以致于错失机遇、碌碌无为。在当下,最紧迫的事情就是如何首先使宪政运转起来,应该搁置争论,在宪政的基础上寻求最广泛共识。 [博客全文]

政党民主与人民民主的制度性对接

宪政社会主义提出了一套政党民主与人民民主实现制度性对接的新改革思路,可供借鉴,起码可以给政治改革、宪政改革提供一个重要的选项。这套改革方案成败的最关键环节在于共产党能否转型为依宪执政并监护宪政运行、保障宪法实施、维护宪政秩序并以法律形式界分党权与治权的现代民主政党。其核心是实行党政分开,也即党权与治权分开,并实现政党民主与人民民主的制度性对接。政党民主包括执政党党内民主和党际民主,这将意味着应重构党内的政策选择民主和与参政党之间的政策协商民主之间的关系。这种新改革的切入点可以是财政民主与政务公开化改革,也可以是支持独立行使检察权与审判权的司法改革,或者是扶持公民社会组织与基层社会依法自治的社会治理改革。

两种改革方法与新改革时期的历史方位

借用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所提出的概念,我们把改革可以区分为保健性改革与激励性改革。财政体制改革是由保健性改革向激励性改革贯通的衔接性改革,牵动着宪政改革的经脉。保健性改革大家比较容易理解,主要包括在民生政策、社会保障、社会治理、民主监督、物质生活条件、工资、福利等方面的改革,这方面的进步能够消除一些不满,延长现政权的寿命,但不能解决政权的合法权问题,不能增加政治满意度。激励性改革主要通过确立宪政民主秩序、普及公民教育、增强公民意识、建构公民身份、保障公民权利、提升公民的责任心、参与度、成就感而带来公民的积极态度,进而满足“公民身份自我实现”的需要和公民社会成长的需要,最终增强政治合法性,提升政治满意度。

嘉宾观点

华炳啸

华炳啸:

西北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

《宪政社会主义论丛》主编

财政资源分配本身是一个宪政问题

权力制衡是宪政的基础

李炜光教授提出宪政问题在抽象层面表现在政府权力与民间权力的平衡,具体层面上表现在私人产权保护和财政税收上。中国这两年对宪政的关注以抽象的政治权力为主,里面只要有权力架构,就应该通过宪政政府的税收来限制政府的行为。刚才还谈到关于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和最高国家权力机构的权力表述,从我的观点来看,我觉得权力没有最高,只有制衡,并且我认为制衡是宪政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制衡是宪政存在的基础,没有制衡就没有宪政。[博客全文]

财政和宪政之间如何结合

对于财政和宪政之间如何结合的问题,首先要解决财政资源的分配问题,其次解决权力分配的问题。我的观点是,我国目前预算分配的格局失衡,政府占有资源过多,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我们国家宏观税负水平按小口径统计, 2010年已经将近20%,实际上按照宽口径统计的宏观税负水平已经达到了40%,因为财政收入不仅仅包括税收,而且它的税收不是全面统计,所以整个政府范围是前所未有的巨大。立宪的主要目标:第一要限制政府的公共权力,第二给予市场和民众以充分的产权和私权保证。

宪政民主的重要出路

宪政民主的一个重要出路或者选择是确定税收与预算主体的法律权属和权限。政府的权力存在是因为它要解决市场失灵,但政府本身会带来很多弊端,比如官僚政治、政党竞争,理性选民的非理性选择等等,这些都会带来公共决策的失误。公共决策失误加上官僚本身对于预算的追求,导致政府规模无限扩大。政府规模的扩大目前有两种解决方式:一是在政府机构内竞争或者政策竞争。另外很重要的一个是宪政宪制,通过宪法从源头上划定政府的权限,规定纳税人的权利义务,对于政府官员的权力、政府各个层面各个权力的来源进行限制。

嘉宾观点

许云霄

许云霄: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国务院经济政策委员会理事

往期回顾

六:遏制野蛮强拆
五:中国人的信仰
四:为普世价值正名
三:真有中国模式么?
二:聚焦预算法修改
一:解析南海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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