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千帆

普世价值一直是中国很纠结的问题,这种纠结至少从1840年鸦片战争就开始了。中国一度以世界中心、大国文明自居,什么事情都坚持要有中国“特色”,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到后来,尤其是甲午战争后,中国开始接受普世价值。后来中国历史的发展,普世价值的传播可谓一波三折。尤其是今天中国是否还会走回到五四时期的老路?这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是十分重要的话题。 [ 博客全文]

张千帆 北京大学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双聘教授

实现普世价值是我们改革的目标

普世价值是什么

所谓普世价值是指符合于人类的共同利益和社会共同需要的一些价值概念和观念,或者说是价值理念。这个普世价值为什么出现那么晚?我认为主要是全球化深化结果需要出现这样的观念。本来普世价值所包含的内涵,应该是在久远以前(几千年以前)就有了,就是说人们共同生活在同一个社会里,需要有一些共同规范和共同观念,以保证社会能够平稳的、和谐的发展。因此,各个民族、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规范和观念,比如中国古代儒家的“仁爱”、“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等,这些体现出为了保持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所必需的一些理念。随着工业、生产力的发展,打破了国家的界限,人们逐渐出现观念的融合与观念的交流,特别是近代社会发展后,资产阶级革命从欧洲三大革命中吸取了很多积极的东西,如人道主义、人文主义,从这里边又吸取了自由、博爱、平等等观念,用这些广泛发动民众批判神权和王权,这样民主自由就成为普遍性的理念。[博客全文]

中国道路无非三条

中国道路无非是三条:一是前进,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二是保持现状,保持所谓的“中国模式”,把中国模式继续保持下去;三是倒退,倒退到毛泽东时代。要前进就是改革,所谓改革就是以民主的、自由的、平等的、现代的政治体制取代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就政治体制改革而言,当前它对所有其它领域的改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其它领域的改革停滞不前也好,经济改革走上弯路、邪路也好,都是由于政治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造成的,所以最根本的问题是要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使政治权力得到应有的制约和监督,这是摆在在朝、在野、体制内、体制外全国人民的共同历史任务。 改革政治体制需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舆论准备、理论准备:使普世价值深入人心,在充分的、平等的讨论、探讨、争论的基础上达到共识,为政治体制改革做好认识的思想准备。

批判普世价值就是反改革

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徐景安在一次会上讲了一句话很好,“普世价值的讨论本质上反映了改革和反改革的矛盾和斗争。”这个话我很赞成,如果讲得更具体一些,就是“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和反对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从洋务派引进西方一些价值理念以来,一百多年的中国社会占据主要地位的基本矛盾是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一百多年以来的社会动荡、政治变革归根到底都是这个矛盾的反映,一直到现在。也可以说是中国从洋务派开始的一个历史进程:民主革命的进程。现在的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需要继续完成,民主革命的关键在于改革专制的政治体制,把专制的政治体制改革成为民主的政治体制,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这个任务也是中国民主革命在现阶段的基本任务。关于改革目标,我讲“四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

嘉宾观点

杜光

杜光:

中央党校教授。

解放前参加革命活动,曾任中央党校理论研究所副主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创始人。

解放个人、尊重个人的文化和价值符合人的本性

普世价值就是以人的方式对待人

普世价值泛指那些不分领域,超越宗教、国家、民族,只要本于良知与理性皆为所有或几乎所有的人们认同之价值、理念。”这其中有一个修饰词“只要本于良知和理性”就应该为所有或几乎所有人认同。今天讲的普世价值,有一部分在古代社会就存在,一直延续到今天。这种古代社会的普世价值的来源是什么?根源是什么?一个是人对同类的同情心和爱心,这是普遍存在的,人类都有。现在有些人提倡全球伦理,他们的表述就是:“每个人都应该得到符合人性的对待”。什么是普世价值?提炼为一个简单的原则就是,每个人都应该得到符合人性的或者人道的对待。也就是说,把人当人来对待,以人的方式对待人,这就是普世价值。[博客全文]

普世价值就是尊重社会中的每个个体

普世价值就是尊重社会中的每个个体,它的内容具体包括承认和保障个人的平等、自由和尊严。就是这个东西,提炼为一句话,展开为三个概念。其它一些概念,比如民主、宪政、人权等,都已经涵盖其中了。要给人以合乎人性的对待,到现在有了不同的理解,仍然是普世价值,只是现在人们对人性和符合人性的对待有不同的理解,这种不同的理解,也就是现代对普世价值的理解,起源于西方,这个问题不需要回避,它就是起源于西方。我们讲西方的民主只是一种制度形态,但背后是对个人的尊重,是对个人权力和权利欲求的尊重。每个人都有权力欲。民主制度承认每个人的权力欲的合法性。他建立了权力的自由市场,都给你机会,让大家去合法地竞争权力。民主也尊重每个人作为共同体平等一员的身份,因为每个人都是共同体的一员,都应该得到尊重,那么共同体的公共事务,不是个别人和少数人替大家做出决定,而是要大家参与共同做出决定。说到底,民主就是对个人的尊重。

源于西方的普世价值如何适用于中国

要知道一个人类文明史的一个基本事实:人类的文化是可以传播的,而文化的传播有自己的方式,不是人的智慧所能规划和设计的。有些人拒绝西方的东西,说既然是西方的,就不适合于我们,我们不要西方的东西,只要自己的东西,这就否定了文化的可传播性。一个文明演化的走向、发展的前景也不是人为设定的,而是每个个体自由选择的结果,这种选择也是个体的权利。在不同的文明交汇时,我们不能委屈自己,不能够一代代人做牺牲品仅仅是为了维护老祖宗的面子和荣誉。当代的每个人就是目的,在宇宙中每个人是唯一的,每个人就是小宇宙,我们没有必要做其它的某种目标的牺牲品。如果维护传统的目的只是让祖宗的东西传下来,因而就要委屈自己、牺牲自己,没有这个必要。经过西方文明一百多年的渗透——其它文明可能是几百年的渗透,所有文明都不再纯粹,其中西方文明的因素也就是现代性的因素几乎都超过了传统的文化因素,中华文明也不例外。

嘉宾观点

丛日云

丛日云: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治学研究所所长

被誉为中国研究西方政治思想最出色的学者

现场实录

新天论衡第2期

宪政讲坛之十一“普世价值与中国道路”

主办:北京大学法学院人大与议会研究中心

时间:2012年9月15日晚19:00-21:00

地点:理想国际大厦15层会场

  主持人:  张千帆  北京大学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双聘教授 

  发言嘉宾:杜光  著名政治学家,中央党校教授

            丛日云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主要观点:

  张千帆:坚持普世价值实际上是一种回归

  杜  光:批判普世价值就是反改革

  丛日云:普世价值源于人对人的尊重

  (嘉宾观点不代表新浪观点)

  

    张千帆:今天的讨论延续了上期的话题,上期也涉及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改革方向,今天更加明确地讨论这个主题:中国以后的道路和普世价值之间的关系。普世价值一直是中国很纠结的问题,这种纠结至少从1840年鸦片战争就开始了。中国一度以世界中心、大国文明自居,什么事情都坚持要有中国“特色”,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到后来,尤其是甲午战争后,中国开始接受普世价值。1908年第一部宪法出台,中国似乎开始在法律上、制度上越来越多地借鉴西方文明价值,但这个过程非常曲折。到1919年五四运动,这个问题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向。原先要通过日本学习西方的法治与宪政文明,但是凡尔赛条约一下子让中国人对西方失望,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西方国家自己焦头烂额,连梁启超这样的改良思想家都认为西方不足效仿,苏俄成了中国的学习榜样。中国近代之路就从“五四”开始走到今天,这条弯路可是走得太长了,国民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1949年以后,前30年我们搞的其实就是“中国模式”,结果搞出了“大跃进”,搞出了“文革”。“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中国又开始向世界开放,普世价值又进来了,但这个过程也是一波三折。现在发生的钓鱼岛、黄岩岛事件让人回想起“五四”,感觉风向是不是又在转。“五四”和今日中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是一些在老外们看上去可能不起眼的事件,结果极大的激发了国人的“爱国”热情,滋生了对西方国家的恼怒和憎恨,继而在制度上排斥西方文明和普世价值。尤其是今天中国面临的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政府合法性危机越来越严重,周边纠纷又多,会不会利用高涨的“爱国”情绪,动不动就制造出一个领土纠纷来转移视线?中国是否还会走回到五四时期的老路?这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是十分重要的话题。   

    今天非常有幸请来两位对普世价值很有研究的学者,一位是德高望重的杜光教授。杜老出生在1928年5月4日,正好是五四“青年节”那一天,所以一直非常年轻,尤其是思想非常年轻。1946年,他来北大上学,所以也是北大的校友。1948年就被国军划为“左派”,还受到通缉,所以去了解放区。“解放”以后,去中央党校工作。过了十年,1958年又被共军划为“右派”(现场笑),这确实非常具有戏剧性。直到1979年平反,又回党校工作,担任党校理论研究所的副主任等职务。1988年,他参与筹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并担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双月刊的主编。这本杂志后来没有再出吧?(杜光:出了4期就停了。)所以,到了1990年,他老人家不干了,离休了。2003年,他开始在网上发表政见。杜老今年八十多岁了,还上QQ,你们说他年不年轻?QQ号先替他“保密”(现场笑)。我看到杜老最近在普世价值问题上也发表了很多的精彩言论,下面让我们用掌声欢迎杜光教授为我们讲座。(掌声)

  

    杜光:非常感谢张千帆教授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能够谈谈对普世价值的看法,我觉得这个机会非常难得,非常感谢。但我只能从实证和体验的角度来看,学理方面丛教授可能会讲得更好一些。

    我谈四个问题:第一,什么叫普世价值;第二,中国道路;第三,近几年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和批判,它的背景和性质是怎么回事,对此我有我的看法;第四,普世价值和中国道路。前面两个问题我会谈得比较简单一点,主要是第三、第四个问题。

    一、什么叫普世价值。我查了一下1979年的《辞源》和1986年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都没有收进“普世价值”这个词条,可见这个词作为概念出现是近一、二十年的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我认为既然出现了新概念,就应该引起大家的注意,探讨它所包含的内涵是什么、影响是什么、作用是什么,对此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但不幸的是,我们前几年在社会上所开展的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和批判,却呈现出一面倒的趋势:只许批判普世价值,不许正面肯定或者宣传普世价值。比如2009年初《人民日报》子刊“人民论坛”有一位编辑要我写一篇普世价值的文章,我感到很高兴,为什么?因为她说准备开一个专栏,将赞成普世价值和反对普世价值的文章同时登出来。我觉得这很好,表现出百家争鸣,因此我按照她的要求很快写出一篇文章(三、四千字),叫《普世价值的理论和实践》。发给他们以后好长时间没有消息,没了下文。后来我碰到王占阳,他也是一位编辑要他写一篇文章,结果也没了下文。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大概是上面不让发表正面的东西。原来设想非常好,对普世价值的不同看法同时登出来让大家去评价,让大家去衡量,可结果不让登。后来出现在官方报刊上的大量文章只有批判普世价值,没有肯定普世价值的。所以我的文章只能放在网上,可见这个问题非常敏感。对此我感到非常不公平。

    我的看法是,所谓普世价值是指符合于人类的共同利益和社会共同需要的一些价值概念和观念,或者说是价值理念。这个普世价值为什么出现那么晚?我认为主要是全球化深化结果需要出现这样的观念。本来普世价值所包含的内涵,应该是在久远以前(几千年以前)就有了,就是说人们共同生活在同一个社会里,需要有一些共同规范和共同观念,以保证社会能够平稳的、和谐的发展。因此,各个民族、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规范和观念,比如中国古代儒家的“仁爱”、“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等,这些体现出为了保持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所必需的一些理念。但由于地区的隔绝,各个不同国家有各自的理念。不过随着工业、生产力的发展,打破了国家的界限,所以人们逐渐出现观念的融合与观念的交流,特别是近代社会发展后,资产阶级革命从欧洲三大革命中吸取了很多积极的东西,如人道主义、人文主义,从这里边又吸取了自由、博爱、平等等观念,用这些广泛发动民众批判神权和王权,这样民主自由就成为普遍性的理念。但这些在中国最多只有一百多年历史,从洋务派开始引进西方一些观念,特别是西方的两会制、民主、自由等。而真正在全世界普及是在真正的全球化以后。有人说全球化出现在工业革命之后,出现在新大陆发现之后,对此我不赞成。我认为真正的全球化是冷战结束、苏东剧变后才有了真正的全球化,才有了“普世价值”这个概念。因为普世价值是一个新概念,所以需要广泛的讨论与研究,在这里我谈了自己的看法:它体现了人类共同利益和社会共同需求的一种理念。

    二、中国道路。中国道路无非是三条:一是前进,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二是保持现状,保持所谓的“中国模式”,把中国模式继续保持下去;三是倒退,倒退到毛泽东时代。我认为这三个前途都是具有可能性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现在这三个可能性的任何一个可能性的政治条件和社会基础都是存在的。在这里我不多解释,谈到下面问题时大家可以理解我的看法。

    三、近几年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和批判的背景、性质。背景有两个:一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逐渐高涨。中共十三大赵紫阳做的政治报告主要内涵是政治体制改革,以党政分开为首要任务。但80年代以后就束之高阁,谁也不去谈了,党政分开没有人敢说。虽然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每次党代会的政治报告都谈到政治体制改革,但都有一些限制条件,如“坚决不搞西方那一套”等。这样的话就否定了政治体制改革。进入新世纪后,这个呼声逐渐出来,特别是在体制内,以温家宝为代表,多次呼吁政治改革,而民间在网上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也越来越多。中国面对的许多难题也迫切需要政治体制改革,因为很多社会问题出现的根源,就在于政治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这是目前社会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不改变这种局面,政治权力不加以必要的制约和监督,目前的社会危机永远解决不了,所以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这是第一个背景。

    第二个背景,反改革的势力正在逐渐形成反改革联盟,而批判普世价值就是反改革联盟形成过程中一种重要的组成部分。前面我讲了三种道路,第二种、第三种都属于反改革势力,保持现状、倒退,都反对政府体制改革。而中国若要前进,只有改革政治体制。可他们恰恰是反对中国前进,当然这和他们的既得利益有关,反对政治体制改革是他们的共同利益所在。比如工人(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是2009年7月23日—8月1日召开的,那么大的会开了7天,50多个代表居然平安无事,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这些反对政治改革的两股势力逐渐趋于结合,工人(共产)党开了7天、50多个人的代表大会,会后浩浩荡荡地去参拜天安门前的纪念堂。我们一些老人要开一次座谈会都不让开,而他们50多个人居然平安无事地开了7天会,没有当权者的包庇行吗?尤其是国庆六十周年的“毛泽东思想方阵”,工人(共产)党吹牛,说这是中共接受他们建议的结果,是否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我不知道,但其中的蛛丝马迹说明,在朝和在野的反改革势力正在逐渐接近,共享资源。这里面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确确实实出于他们的共同利益有必要这样做,有一股势力有权但没有群众,比如在思想领域或者政法领域的领导人,老百姓对思想统治、舆论导向十分反感,对于维稳更是恨得要命,所以这股反改革势力没有群众基础。另外一个反改革势力有群众基础却没有权,即毛派,他们要回到毛泽东时代,利用当前改革当中所出现的种种不良现象,种种非常不应该出现的社会现象,比如两极分化、道德沦丧、社会震荡等,把这些都归之于改革所造成的,归之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结果,他们大肆宣传毛泽东时代如何平等,如何美好,这样吸引了很多对现实不满而对历史又不了解的群众。这两股势力一个有权没群众,一个有群众但没权,他们的联合实现了非常美好的互补。从反批判普世价值的过程,也很明显地看出了这两股势力的结合,或者反改革联盟逐渐结合。批判普世价值的既有第二种反改革的势力,又有第三种,他们在批判普世价值的问题上做到了很好的结合。这是第二个背景。

     性质: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徐景安在一次会上讲了一句话很好,“普世价值的讨论本质上反映了改革和反改革的矛盾和斗争。”这个话我很赞成,如果讲得更具体一些,就是“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和反对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从洋务派引进西方一些价值理念以来,一百多年的中国社会占据主要地位的基本矛盾是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一百多年以来的社会动荡、政治变革归根到底都是这个矛盾的反映,一直到现在。也可以说是中国从洋务派开始的一个历史进程:民主革命的进程。现在的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需要继续完成,民主革命的关键在于改革专制的政治体制,把专制的政治体制改革成为民主的政治体制,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这个任务也是中国民主革命在现阶段的基本任务。

     四、普世价值和中国道路。要前进就是改革,所谓改革就是以民主的、自由的、平等的、现代的政治体制取代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就政治体制改革而言,当前它对所有其它领域的改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其它领域的改革停滞不前也好,经济改革走上弯路、邪路也好,都是由于政治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造成的,所以最根本的问题是要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使政治权力得到应有的制约和监督,这是摆在在朝、在野、体制内、体制外全国人民的共同历史任务。

     改革政治体制需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舆论准备、理论准备:使普世价值深入人心,在充分的、平等的讨论、探讨、争论的基础上达到共识,为政治体制改革做好认识的思想准备。这里面有一个我认为要正确认识普世价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新民民主主义确实有民主主义的内容,正是民主主义的内容吸引了当时中国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投到共产党麾下取得革命胜利,但新民民主主义论里埋伏了专制主义的东西却为人们所不知晓。什么叫新民民主主义?民主主义就是民主主义,没有新旧之分,没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民主之分,也没有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民主之分。那个“新”,新在什么地方?“新”在五点:一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怎么会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呢?这个新吗?是新,但却是符合专制主义的需要。二是它必须在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之下。但民主主义始终排除任何一个固定政党的领导。三是各个民主阶级的联合专政,后来改成人民民主专政。民主主义和专政怎么能够并立而且形成一个概念呢?这不是拿民主掩盖专政实质吗?四是新民民主主义的文化要在共产主义的指导之下。任何一种学说、一种理论体系都不能够独占思想领域,我认为这是民主主义的起码要求,要用一种思想领导社会文化,本身就是专制的。

     五是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成为新民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所谓国有经济是全民所有制、公有制经济,完全是谎话。国有经济就是垄断经济,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所谓公有制,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是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属于每个劳动者。也就是说企业既是集体共同占有,也是个人所有。马克思所说的公有制是共同占有和个人所有的统一,工人只有掌握了本企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才能够由无产者转变为有产者,才能对企业的兴衰负有责任,才能够具有成为国家主人、社会主人的经济基础,这是公有制的原义。但新民民主主义论里把国有制列为新民民主主义经济的领导成分,而且这个观念一直贯彻到现在,历次党代会都说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实际上是以比资本主义还要落后的垄断经济为主体,但市场经济怎么能以比资本主义经济还要落后的垄断经济来占主体地位呢?非常荒唐。

    关于改革目标,我讲“四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我认为这是整个改革目标的模式,也是当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模式。因时间关系我就不一一解释了,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教,谢谢!

    张千帆:感谢杜光教授的精彩讲演,他分析了普世价值在当代中国的跌宕起伏,尤其是近三十年来 “改革”与“反改革”思潮的三次重大斗争,并且指出当前可能面临着比较严峻的形势,也就是上层既得利益和底层左派势力大有联盟之势来抵制普世价值。按照杜老的话来说,是否承认普世价值涉及支持还是反对改革的基本态度。从普世价值的争论来看,经常会把它和西方文明等同起来。杜老也指出普世价值和中国官方承认的“基本原则”之间的冲突。所以,关于普世价值之争是否就是中西文明之争?普世价值是不是西方的?

    下面有请对西方政治思想素有研究的学者丛日云教授做演讲。他是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教授,长期从事西方政治思想史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研究的主要兴趣在于西方政治思想、政治哲学、政治文化,这些年来在这个领域出版了一系列的专著,包括《西方政治文化传统》、《当代世界民主化的浪潮》和《在上帝与凯撒之间—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角。此外还有《西方文明演讲录》。我经常在网上看到丛教授的精彩言论,因为不同专业,平时见面机会不多。有一次研讨会上有幸聆听了丛教授的高见,印象非常深刻,下面让我们用掌声丛日云教授!

    丛日云:谢谢张千帆教授的邀请,使我有机会和在座各位朋友共同交流大家都关心的问题。这个话题看起来很宏大,没有人能够拿出一个答案来,但每个公民都有责任去关心它、思考它。这么个庞大的国家,十几亿人口在经历着转型的特殊时期,在社会上面对着的种种问题困扰着我们,我们对自己的未来也深感焦虑,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观念相互冲突,也让我们感到不安。

    我们在历史上曾误入歧途,今天回顾那一段历史,知识分子承担了重要责任。上个世界三、四十年代,我们去反思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国家现状、国家前途的认识误入迷途,误导了这个国家,走了几十年的弯路。最近任剑涛教授出了一本书:《建国之惑—留学精英与现代政治的误解》,反思留学精英怎样误读了西方,怎样误读了中国,怎样给中国开错了药方。这不是少数人,而是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主流群体都误入迷途,进而误导了公众。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教训。

    今天我们又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能不能认准方向?认准目标?中国未来到底朝哪个方向走?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国家?中国的现代文明应该是什么样的?思考这些问题时背后的依据是什么东西?比如我们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对中西文明关系的认识等,这都是我们思考这些问题的主要依据或者背景,不把那些问题搞清楚,可能再次使我们误入迷途。

    刚才杜老讲前两年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我没有参与过,也没有写过东西。我的一个想法是,那些否定普世价值的大批判文章,确实不值得和他讨论,和他们争论降低了我们的身份(现场笑)。普世价值的存在还需要讨论吗?我们可以讨论普世价值怎么表述?普世价值在中国怎样来实现?实现的方式和形式?普世价值是存在的,这还需要讨论吗?我觉得,那些批判普世价值的人使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不会成为一个严肃的学术讨论。

    今天我们又回到这个问题。这是张千帆教授给我出的一道题,要我来做这个作业。我特意整理了一下我的思路:首先我认同有普世价值这回事,今天的论坛叫“宪政讲坛”,宪政制度背后的宪政文化,作为宪政制度依托的那一套价值体系,是普世价值。这种普世价值又来源于西方,我觉得这几个问题在我心中没有疑问。但问题是,来自于西方的东西如何会成为普世价值?这是很多人的困惑。很多人就说,我们是要搞宪政制度,但不是移植西方,中国自己就有,一定要在本土资源中找到根据。以前说黄宗羲那里就有,现在说孔子、儒家那里就有,夏商周三代都是,甚至有人说三皇五帝就有了,反正是我们自己就有,不需要从西方引进。另外一个问题是来源于西方的普世价值如何适用于中国,我们引进来自西方的普世价值能否成功,会否水土不服?在简短时间里我试图粗略的回答一下这二个问题。

    第一个大问题,源于西方的价值如何会成为普世价值?这是一个麻烦的问题。我看了若干支持普世价值的定义,我觉得表述比较好的是现在维基百科上的一个表述:“泛指那些不分领域,超越宗教、国家、民族,只要本于良知与理性皆为所有或几乎所有的人们认同之价值、理念。”这其中有一个修饰词“只要本于良知和理性”就应该为所有或几乎所有人认同。这个定义和那些否定普世价值者给普世价值概念强加的一些特征或者解释是有区别的:一是普世价值并不是所有人承认和遵守。那些人只要找到有人根本不遵守这个、违背这个,就否定了普世价值的存在。不是这样。普世价值是一个应然的东西,是一种规范,是只要你良知未泯,只要有健全的理性就应该承认的,是每个人应该遵守的,是大家过社会生活共同遵守的一个底线、最低限度的一个要求。即使承认的人,可能偶尔也会违背它,但他承认,肯定是这个事做得不对,因为它违背了公认的价值。所以,不能公开拿出来说我就是对的。这是两回事,是一个应然的东西。但这种应然的东西有实然的存在。我们观察人类历史上各个民族、各个文明,确实有某些共同的规范,这些共同的规范就是普世价值。还有,普世价值有其时代性,前面说的定义里没有涵盖进来,但它并不像有人解释的那样:好像是从来如此,永恒不变。普世价值不是这样,普世价值是文明人类的基本规范,但在不同时代有它的表现以及它的新内容,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

    今天讲的普世价值,有一部分在古代社会就存在,一直延续到今天。这种古代社会的普世价值的来源是什么?根源是什么?一个是人对同类的同情心和爱心,这是普遍存在的,人类都有。我们是人类,超越了动物的状态,大家都是人。同时我们都是文明人,我们超越了野蛮状态。也就是说在古代的文明社会、文明人类普遍设立的基本规范就是普世价值。还有一个是共同的社会生活需要,人类是过共同社会生活的,但人类又有着共同的缺陷,不管什么样的人种,不管是哪个洲的,人类有共同的缺陷,为了过好共同的社会生活、协调好社会关系,就有了共同的道德规范来约束和教化人们。就是出于人的这种特性,出于社会的需要,古代社会已经出现了这种超越民族和文明的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使古代人类也能够和平交往与相处,交往和相处时大家都找到共同的规范来遵守。如果没有普世价值,古代人类的交往和相处都是不可能的。我们熟悉古代的《罗马法》,罗马人征服了庞大的帝国,许许多多城邦、王国、部落都被它征服,各个政治单元原来的法律、风俗习惯不一样,罗马人就把罗马人和其他各个政治单元的人、各个民族和部落的共同规范提炼出来,形成了“万民法”。罗马人相信,罗马帝国就是世界帝国,有无数的人和平相处,但是,能够找到共同的规范让大家遵守,裁判相互间的纠纷。所以普世概念在罗马帝国范围内能够非常流行是有道理的,是有根据的,包括基督教这种普世宗教能在那里面形成也是有基础的。

    现在有些人提倡全球伦理,他们的表述就是:“每个人都应该得到符合人性的对待”。什么是普世价值?提炼为一个简单的原则就是,每个人都应该得到符合人性的或者人道的对待。也就是说,把人当人来对待,以人的方式对待人,这就是普世价值。我反对有些人把普世价值开列一长串的概念,把你喜欢的、好的东西开列了一长串,殊不知那些东西不能算,那些东西只能说是普世价值基本原则在特定场合、特定时代的表述和表现。也有人提炼了各大宗教、各种意识形态的共同的“金规则”,这个“金规则”用中文翻译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积极的正面的表述是: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这些都是普世价值的一种表达。一定要把普世价值提炼到最抽象的程度、最基本的东西,不要弄得很具体,一具体就漏洞百出。

    但什么是符合人性的对待?人类有一个道德进化的漫长历程,人身上的人性不断发扬,也不断被自己所发现。人在变,人对自身的认识也在变。什么是人性?什么是符合人性的对待?随着社会人道化水平的提高,出现了新的理解和认识,即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出现了。它是传统社会价值的发展和更新。

    现代文明社会的普世价值基本原则是什么?我仍然倾向于一种高度抽象的概括:就是尊重社会中的每个个体,它的内容具体包括承认和保障个人的平等、自由和尊严。就是这个东西,提炼为一句话,展开为三个概念。其它一些概念,比如民主、宪政、人权等,都已经涵盖其中了。要给人以合乎人性的对待,到现在有了不同的理解,仍然是普世价值,只是现在人们对人性和符合人性的对待有不同的理解,这种不同的理解,也就是现代对普世价值的理解,起源于西方,这个问题不需要回避,它就是起源于西方。

    在古代社会,如何调整个体和社会整体的关系?所有的民族和文明都面临这个问题。所有的文明和民族在古代都倾向于向整体倾斜。我们必须要把个人的本能和欲望封堵起来,只有这样才使一种有秩序的、文明的生活成为可能。但西方文明在它的历史演进中独辟溪径,由于各种偶然因素的作用,西方人最后找到或者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机制,就是在承认个人、尊重个人、解放个人、发展个人的基础之上仍然能够实现社会的秩序,社会的和谐与有序。把社会的秩序、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建立在个人的基础之上。对别的文明而言,如果解放了个人,就意味着放出了洪水猛兽,意味着人欲横流,一种有秩序的文明社会生活就成为不可能。人与人之间就像狼一样。但西方文明找到了这样一种文化机制:在承认和解放个人的前提下仍然能够建立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这样一种文明在西方文艺复兴后到十七、八世纪就出现了。

    我们讲西方的民主只是一种制度形态,但背后是对个人的尊重,是对个人权力和权利欲求的尊重。每个人都有权力欲。民主制度承认每个人的权力欲的合法性。他建立了权力的自由市场,都给你机会,让大家去合法地竞争权力。民主也尊重每个人作为共同体平等一员的身份,因为每个人都是共同体的一员,都应该得到尊重,那么共同体的公共事务,不是个别人和少数人替大家做出决定,而是要大家参与共同做出决定。说到底,民主就是对个人的尊重。不要民主,就是根本不需要尊重,或者你根本没有感受到这种尊重的需要。如果你有了这种需要就会要民主,就会不计后果的要民主。什么要民主是否有利于秩序稳定?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国家强大?其实这些都是次要的,我是共同体的一员,需要尊重,需要参与,你要给我参与权。就像我是这个家庭的主人,这个家我管不好,但权力得我掌握。我不能把我家的存折银行卡交给保姆;我欣赏水平不高,没有能力判断哪个电视剧才是好的电视剧,但遥控器得握在我的手里,不能因为我的欣赏水平差,就把遥控器给保姆决定我看什么。我们是主人,要得到尊重。。

    当西方文明与其它文明相遇,一是在竞争当中其它文明必然失败,压抑个人的文明必然失败,解放个人的文明必然胜利。所以西方文明表现的是一种强势文化,摧枯拉朽的能量,其它文明根本没有招架之力。二是产生了“拆除堤坝”和“释放魔鬼”的效应。其它文明把人的那种本能和欲望关在瓶子里,封上,西方文明来了,把瓶盖打开,呼唤“你不要不好意思,你光明正大的现身吧,你那些要求很正常,都应该得到满足,我有一种办法使你能够得到满足,而且社会还不会乱。”西方这种呼唤、这种诱惑和每个人内在的那种魔鬼里应外合,拆除了封堵个人的堤坝,把洪水释放出来。这就出现了我们经常讲的“一顺一逆”的效应。堵是一种“逆”,拆是一种“顺”,由此展现出了它的能量。于是,西方文明就渗透、瓦解了所有其它文明,重新塑造了所有其它文明。

    西方文明对其它文明的渗透主要表现在它瓦解传统社会的纽带,释放个人,从而使社会越来越个体化。我看到国内一些社会学的研究,经常有人做这个课题:社会的个体化。社会个体化是我们社会真正发生的变化,百年来真正的变化,三十多年真正的变化。不要看表面的东西,而是要看这个社会是不是越来越走向个体化。最初瓶盖是西方人打开的,堤坝是西方人拆除的,但我们一旦和西方文明接触,个人一旦被释放出来,自身就有一种惯性。西方人不再发生影响,社会自身仍会朝着这个方向走。因为人被解放出来,就有一种惯性,要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追求更高的境界。长期以来,我们动不动就批判西方的影响,抵制西方的污染等,其实有一部分是西方影响,但只是最初为西方影响,后来是自身惯性作用下的不断发展。

    我小时候在农村家乡,四代、三代同堂的大家庭还非常普遍,但等我长大,我上大学前曾当过大队会计——也算是大队领导呢,其中一项重要工作是调解家庭纠纷。过去的时代,农村都有绅士,家庭邻里闹纠纷请有威望的绅士去调解,包括哥俩分家也请绅士去裁决。后来共产党把这些绅士们都扫除了,杀掉了或者管制起来了,或者被妖魔化名誉扫地了,于是,那些基层大队干部、小队干部就承担了绅士的职能。谁家打架、吵架请大队干部来调解、仲裁。夫妻、妯娌、兄弟、父子、婆媳吵架,特别是分家——那时候好多年轻人都要分家,长大了娶了媳妇就要分家,老人接受不了,老人觉得如果分家就丢人,十里八村就无脸见人了,但年轻人普遍娶了媳妇就要分家,不跟老人一起过,受不了。那时,我们晚上经常坐在人家的炕头上调解,劝和不劝分嘛,但不分他们就继续打架,有时一、两个月,有时数年,最后,调解不成了,那就分吧,我们就帮着他们分家,确定双方的财产等事务。

     中国原来大量的四世同堂的大家庭,最后在两、三代人之间,很快分解为现在最自然的三口之家的小家庭,这个过程非常快,为什么?这本身是中国社会个体化的一个过程,个性在成长,不能容忍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对个性的压抑。现在的小家庭,我们这代人满足于三口之家的小家庭,感到已经很不错了,但我们的下一代已经不满足了。三口之家内部动不动AA制,动不动就有契约,结婚前先约法三章,签个合同,离婚率也越来越高。我们那代人不可想象。也就是说,三口之家的小家庭的共同体也仍然在走向解体,解体到最后是什么?是一个个的个体,每个个体为社会的基本单元,由这样的基本单元在契约的基础之上构建其它的共同体一直到国家。这个趋势不可逆转。只要这个趋势不可逆转,什么民主宪政、什么人权自由,都是这种个人主义精神枝干上的衍生物,只要社会个体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个人要求尊重,个人要权利,个人要共同体参与,那么,民主宪政迟早都会到来,那是水到渠成的事。[完整实录]

往期回顾

四:为普世价值正名
三:真有中国模式么?
二:聚焦预算法修改
一:解析南海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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