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戎:加强国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我们讨论今天中国的少数民族的问题,最后归结到中国各族民众对中华民族和国家是否认同的问题。我希望加强全体国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但是同时要考虑到所有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发展权和宗教信仰自由,各个方面的权利都必须得到尊重,应当在公民权涵盖这些少数族群的权益。

熊文钊:善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不要造成狭隘民族的情绪,而是真正地实现大中华民族,我们要正视民族的多元性,促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能够从纸上走到地上,将这种制度的优越性或者把它的这些问题和毛病解决。把这些问题做好,才是我们现在国家治理的正道、民族兴盛的重要法宝。

讨论民族问题应去“政治化”

民族问题应去“政治化”

什么叫“民族问题去政治化”?在座各位不一定都了解。2004年我提出应当把国内56个“民族”这个层面的民族意识“去政治化”,这些群体存在历史记忆、祖先血缘、语言宗教等文化特点,也有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权利和利益追求,但是否需要给这个层面的群体以那么强的在西方民族经典理论中的那种独立政治身份和特殊政治权利?西方经典理论认为任何民族都有自决权,认为最好的政治安排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从长远来说,一个现代国家最重要的权利应当是公民权利,完整的、得到切实落实的公民权利应当可以涵盖任何个体和群体的基本权利如生存权、发展权、文化权、政治权利等。也即是说,现在我国少数民族关心的这些权利,其实都是可以得到满足的,问题在于切实去落实。我主张现在考虑的少数民族权益应当在落实公民权的框架下来处理,因此建议我国学术界对1949年建国以来我国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进行反思,我主张加强全体国民对中华民族的政治与文化认同,同时淡化56个民族这一层面的政治意识,建议以“政治一体、文化多元”的框架来思考中国民族关系格局的结构与发展趋势。 [博客全文]

改善少数民族民生问题促进民族和谐

我认为目前需要做两件事:一是继续开展有关民族基础理论以及如何认识我国当前民族现象的学术讨论,努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推动创新性思维和理论探索,不能再搞两个凡是。二是积极关注少数民族最关心的各项切身利益问题。这些具体的民生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调查研究并妥善加以处理,少数民族的许多切身问题得到不到改善,很多深层次的理论和制度问题不去反思,那我们今后在民族关系方面还会遇到更加严峻的局面。

应该加强全体国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现在我们讨论今天中国的少数民族的问题,最后归结到中国各族民众对中华民族和国家是否认同的问题。我的观点是希望加强全体国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但是同时要考虑到所有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发展权和宗教信仰自由,各个方面的权利都必须得到尊重,应当在公民权涵盖这些少数族群的权益。美国的印第安人、黑人过去曾经被屠杀,曾经是奴隶,有制度化的种族隔离。但是在民权运动中,他们所要求的并不是独立、不是暴力、也不是特权,马丁·路德·金在演讲“我有一个梦”中呼吁的是争取平等公民权。

嘉宾观点

马戎

马戎: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应当采取坚持和完善的态度对待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狭义的“民族”与西方的“族群”概念并不完全统一

狭义的民族和西方族群仅仅是大致上相对应,不是和西方的族群完全对应的意思。我们56个民族和西方族群不能够划等号,而且对族群的使用,即使在西方也没有完全形成共识。比如著名学者金里卡就明确地将少数民族和族群区别使用,认为他们属于不同范式,并且提出多民族国家的表述。这显然早于我们国家狭义意义上“民族”的使用。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比如我所服务的中央民族大学,刚才马老师多次提到民大培养了他们的民族意识,民族显然是指狭义的,是指少数民族。中央民族大学是为少数民族服务的大学。这样一个原先英文的名称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显然不准确。趁着校门翻新时,学校英文的名称就改成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了。如果我们狭义的民族和西方的族群概念完全一致的话,为何没有用“族群”英文那个词来表述?不惜使用颇有争议的“民族”的拼音?这说明中央民族大学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张,没有用“族群”的英文词翻译,没有采纳。如果把中央民族大学换个名称,叫做“中央族群大学”,这恐怕有些问题,是大家不能接受的。 [博客全文]

应认真对待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对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我们应当采取坚持和完善的态度。不要造成狭隘民族的情绪,而是真正地实现大中华民族,我们要正视这样的多元性,促使这样的制度能够从纸上走到地上,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或者把它的这些问题和毛病解决。现在我们究竟是要去做什么样的手术,是要把所缺的东西改过来,还是把整个东西废掉?这才是我们要关心的问题。把这些问题做好,才是我们现在国家治理的正道、民族兴盛的重要法宝。对于少数民族同胞,我们的思维方式英从“攻心为上”转变为“交心为上”。对口支援的制度应当法治化,尊重当地的区域自治制度,不要居高临下,忽略了当地人的主体地位。

“法治化”是“政治化”的目标

政治化与文化化似乎并不是绝对的二选一的灵活博弈。文化化反映了本质,政治化则为这种本质的延续和传承提供了制度的挑战。最后,政治化的过程是一个过程,法治化才是目标。我们向来重视少数民族的特定文化属性的保存和传承,并且使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种手段加以实现。政治化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定阶段,用法治的框架建立建构制度显然要比纯粹的政治化模式好。当然无论是政治化还是法治化的进程,少数民族的文化属性都应当得到最大程度地彰显。换句话说,文化化的趋势、进程一直都在,只是你用什么视角来看待、审视这样的问题。

嘉宾观点

熊文钊

熊文钊: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往期回顾

十九:律师司法改革
十八:中美关系前景
十七:中国改革前景
十六:埃及国家转型
十五:国家观与法治
十四:走向公民社会
十三:聚焦铁道部改革
十二:苏联兴亡教训
十一:风雨过后看重庆
十:名家思想论坛
九:法治的理念
八: 财政关乎宪政
七:出世与入世之辩
六:遏制野蛮强拆
五:中国人的信仰
四:为普世价值正名
三:真有中国模式么?
二:聚焦预算法修改
一:解析南海争端

版权声明

主办:北京大学法学院人大与议会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法学社
      新浪博客
本期责编:张翔 房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