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

在(重庆)这种制度下,既然会出现一个薄熙来,难道不会出现一个厚熙来吗?是什么因素使薄熙来为所欲为、恶贯满盈,而使另一个地方的党政首长爱民奉公、独善其身呢?这也许因为,他们之间的个性不同。但正是这个原因,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这套制度是有问题的。这是因为,一套制度如果只适用于道德自律的人,就不是一个好的制度。布坎南曾说,制度应该按最坏的情况去设计。 [ 博客全文]

盛洪 山东大学教授

讲座现场

盛洪:重庆模式是中国模式的极端

我们应该将重庆发生的事情看成是“中国模式”的一种极端表现,用来反思中国基本制度结构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对权力没有有效约束的问题,就是一种宪政缺陷。

秋风:重庆模式并非一无是处

重庆在共同富裕方面所做的探索,哪怕仅仅提出这个口号本身,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场景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也许可以说,它所做的探索没有成功,但我觉得,它起码抓住了中国社会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当代中国社会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贫富分化和法治民主等制度的滞后,就是这两大问题。

重庆模式也是有两面的

我不赞成仅仅从政治斗争的角度谈论重庆模式

我现在看到的大部分所谓反思,基本上是党内斗争模式的反思:这个党里有一拨人在做正确的事情,另一拨人在做错误的事情。或者说,有一拨人被打倒了,它就在错误的一边。或者是因为它错误,所以它被打倒了。总之,给出了一个非常强硬的定性。一边是错误的,这就预设了,另一边有一个正确路线,这个正确路线受到干扰。如果当初没有粉碎某个反动集团,正确路线就会被错误路线替代了,中国就会陷入危险境地。很多人,现在就是这样谈论重庆模式的。坦率地说,我不喜欢这样的反思立场。 [博客全文]

重庆模式关注民生是它积极的一面

我跟我们很多朋友不同的地方是,我觉得,还有一个“第二个重庆模式”,这个“重庆模式”主要是表现在民生方面。薄熙来在2011年开始提出“共同富裕”口号。我对此非常关心,我认为,贫富差异是当代中国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当时,我们召开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比较的会议,主要的考虑也是,重庆在共同富裕方面所做的探索,哪怕仅仅提出这个口号本身,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场景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时我就总结说,广东模式比较重视公民社会建设,重庆模式想要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我想,这就是第二个“重庆模式”。这第二个“重庆模式”,我们也许可以说,它所做的探索没有成功,但我觉得,它起码抓住了中国社会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当代中国社会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贫富分化和法治民主等制度的滞后,就是这两大问题。而第二个重庆模式比较关注民生。

中国过去五年最重要的政治事件

我比较倾向于从中国政治转型的角度理解“重庆模式”,反思“重庆模式”。站在这样一个角度,我们一方面可以更为客观地理解“重庆模式”的逻辑究竟是什么。这个工作必须得做,因为它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是过去五年来中国最为重大的政治事件。过去五年只有两个政治事件,一个是维稳,一个是“重庆模式”,这是中国的两个最重要的政治现象。据我的观察,其实有两个重庆模式,这两个重庆模式也可以归类在两个阶段。我自己有过两次表态,第一次,我记得是2010年,或者2009年底,也即发生李庄案的时候。在那个案子之前,我就在《中国新闻周刊》上写过两篇社评,对当时的重庆“打黑”提出过非常严厉的批评。李庄案曝出以后,我写过一篇公开信,《正告李庄案的司法人员》,当时引起了一定的反响。李庄案检察官、法官在法庭上的失职,令人愤慨,那是对法治的严重践踏。

嘉宾观点

秋风

秋风: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著名学者

重庆模式只是中国模式的极端表现

我们的制度为什么不能保证所有人的安全

去年导致薄熙来倒台的事件,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刑事谋杀案件。因为使谷开来能够肆无忌惮杀害尼尔?海伍德的,并不是她的周密阴谋或伪装伎俩,而是对手中公权力的滥用。据后来的揭发,王立军的罪恶不仅是在谷开来杀人后替她掩盖,而是在事先协助和怂恿了她。这样一来,应该思考的,就不是“为什么尼尔?海伍德被害了”,而是“为什么一个保护人们生命安全的机构,反过来变成威胁人们生命安全的机构了?” 这首先是因为,这个机构并不是自动地要保证所有人的安全。它被定义为应完全听命于该地方的党政首长,因此至少,它不会保护一个人免于来自这个党政首长的威胁。 [博客全文]

权力专断行使带来的启示

对权力没有有效约束的问题,就是一种宪政缺陷。进行宪政改革,就是我们在薄熙来事件发生后最该做的事情,也应受到社会各个方面、包括似乎享受着无限权力的那些人的欢迎。其中最核心的内容是,对党政权力,尤其是党政首长的权力要严加限制和约束,具体的方法就是让司法机关真正独立起来,让自由表达的宪法权利能够真正得到保护,在党政系统内部也要设立真正独立于党政首长的纪律检查机构和弹劾机制。只有如此,那些这种制度的受害者才不会白受其冤,薄熙来现象也就不会再扩展到全国;即使是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也不会再担心,有一天会重蹈刘少奇的覆辙。

法治和权力独断行使之间的区别

薄熙来的败露,并不是现有制度的必然结果,而是偶然因素促成。这不能不使人后怕和警醒。这反映出,现行对地方党政首长的监察制度有着一个重大缺陷,就是无法在他在任时,对他的错误或罪行进行调查。这不仅因为他在其统辖的地区有着近乎绝对的权力,而且由于他也属于真正有实权做出调查决定的那个机构,因而不可能出现这样的调查。这种制度一方面会使罪恶持续和积累起来,很多冤案长期得不到纠正;另一方面又使政治斗争变得异常残酷,因为这个罪恶累累的党政首长深知,他一旦失去权力,就会面临调查,也就自然会垮台,并被绳之以法,所以就会有更大的动力保住自己的权力,并会因此而不择手段。

嘉宾观点

Martin Krygier

盛洪:

山东大学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著名经济学家

嘉宾观点

徐友渔

徐友渔:重庆模式和文革的相关性

文化革命和重庆模式有相关性,肯定不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但是,在有些重要的特点上,应该是有相似性的,我赞成把重庆模式和文化革命联系起来分析。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至少有三点是有关系的。一是文化革命和“重庆模式”都践踏法治。二是意识形态狂热,重庆的“唱红”和文化革命搞“红海洋”等“革命化措施”完全是一回事。重庆模式和文化革命有很相象的东西,第三,我觉得这是很深刻的,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一点,它们都得到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拥护。[博客全文]

杨帆

社科院经济学教授

杨帆:薄妄图用左的方式改变利益格局肯定会失败

我主张做具体历史分析,阶段性分析,而不是简单从意识形态出发,这样才能避免左右两方面的片面性。文化革命,权贵资本主义,和薄的民粹主义,三次撕裂中国社会,往下撕裂下去,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就难免分裂。基本制度当然没有变化,薄就是想在基本制度框架内,强化“左”的那一方面,解决中国问题,他的失败十分偶然,其背后的必然性就是,薄用极端方式企图大幅度改变中国目前利益格局,加上本人性格偏执,使得大多数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包括支持他的高层领导对他不放心,最终走向彻底失败的命运。[博客全文]

胡星斗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胡星斗:中国的宪政不符合纳什均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模式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宪政、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却暴露出许多的问题。一种制度安排要有效率,必须是纳什均衡的,否则这种制度不会存在,同样当一国宪法不是纳什均衡时,它就不会在现实生活中真正发挥作用,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游戏规则,纳什均衡的宪法才是宪政意义上的宪法。中国模式、“重庆模式”面临的问题是宪法只是名义上的最高法律,宪法的元规则早已被动摇,宪法无法约束行政部门的扩张,它脱离实际,无人遵守。所以,宪政经济学角度来看,中国模式、“重庆模式”应当进行的改善是明确市场与政府的边界,实行宪政市场经济。[博客全文]

杨俊锋

宪法学者

杨俊锋:法治不是万能的但却必须的

在法治下,的确公权力要受到更为严格的约束,包括打黑都要严格依法进行,不可能允许像重庆打黑的做法。这当然会导致某些情况下放纵黑社会的现象。任何一种制度模式都不是万能的,都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这里有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问题。法治对于黑恶势力并不是放纵不管,仍然有一个基本震慑在。但更重要的是,如果法治连黑社会的权利都能保护,那么“良民”的权利还用担心吗?反之,如果没有法治,可能更危险。在网上发帖、转帖就可能劳教,这个和黑社会哪个更可怕?[博客全文]

往期回顾

十:名家思想论坛
九:法治的理念
八: 财政关乎宪政
七:出世与入世之辩
六:遏制野蛮强拆
五:中国人的信仰
四:为普世价值正名
三:真有中国模式么?
二:聚焦预算法修改
一:解析南海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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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责编:张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