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千帆

我们可以不信仰宗教,但一定要信仰宗教自由!尤其是不能剥夺或限制别人信仰宗教的自由,因为道德信仰对于一个国家的健康发展实在太重要了,而宗教就是最重要的道德信仰。对于世风日下的当代中国来说,信仰宗教的自由尤其重要。我的职业虽然并不直接涉及宗教信仰,但是宗教对于宪政也很重要,不只是因为宗教自由是一项重要的宪法自由,而且因为没有信仰,宪政是不可能实现的。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家是耗子国。 [ 博客全文]

张千帆 北京大学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双聘教授

讲座现场

何光沪:国家主义是一种准宗教

清醒的记忆告诉我们,国权主义和国家信仰在过去一百年里,给全世界无数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巨大的痛苦;清晰的理性告诉我们,国家信仰和国权主义会扭曲人性,会颠倒国家同人民的关系。

郑也夫:国家和政府不是信仰对象

最要紧的是抑制政府的权力,而不是外族,这是大是大非,因为在当今时空下人家抢不走我们太多的利益,我们政府有可能抢夺我们相当多的利益,所以我认为这才是“大是大非”,不要糊涂,不要把大小混淆了。萧伯纳说:“说政府就是国家,如同说伦敦的雾就是天气一样。

信仰国家主义源于对强权的崇拜

中国人为什么会把国家当成信仰

人类有一个弱点或缺点,是崇拜力量、崇拜权力,不仅仅是尼采所说的有“will to power”。中国人同样具有这个共同的弱点,所以会出现权力崇拜,由于权力只在国家那里,所以会形成国家崇拜,这是必然的。这种东西在1949年以后,得到了极大的、空前的加强。国权主义和国家信仰在过去一百年里,给全世界无数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巨大的痛苦;清晰的理性告诉我们,国家信仰和国权主义会扭曲人性,会颠倒国家同人民的关系。国家同人民是什么关系?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工具与目标的关系。对此,有无数思想家进行了无数的论证,我现在只说马克思同很多学者一致的结论——国家只是一种“工具”。恩格斯也说国家是调和不同阶级利益的工具。[博客全文]

当代中国的宗教信仰

信仰的结构,可以说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宗教信仰,二是非宗教信仰。当代中国的宗教信仰,有一些是政府承认的、大家公认的,或者说合法的。一是佛教,它在中国人民当中被一部分人信仰。二是道教,在中国至少有两大派,北方的全真派,南方的正一派。三是伊斯兰教,按官方的说法,有十个少数民族全民相信它,大致如此。四是基督教,最明显的区别或者不同,是所谓“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的区别。五是天主教,和基督教情况类似,有“官方教会”和“非官方教会”的区别。还有一类信仰,可以称为准宗教信仰,代表是民间宗教。民间宗教1949年以后作为封建迷信和反动会道门被消灭,现在不少“死灰复燃”,非常活跃。比如对“文昌帝君”的崇拜,有些学生考大学之前,去拜文昌帝君。在东南沿海地区有“妈祖崇拜”,人数很多,势力很大。这类信仰的对象不具有终极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准宗教信仰。

当代中国的非宗教信仰

当代中国的非宗教信仰有三种:第一种,中国的非宗教信仰中,有一种大家最熟悉,就是马克思主义信仰或者共产主义信仰,它不是宗教,但它算一种信仰。可以说,它是属于这个国家的信仰,是国家所主张的信仰。虽然没有正式的说法,但可以这样来理解它:因为这个国家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宪法如此写着),而中国共产党又公开宣布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宗旨是实现共产主义(多年的党章都这样写着);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而且又执政掌权,用宪法规定自己是国家唯一的领导力量,所以实际上,党的信仰就变成了国家信仰。第二种,国民的信仰。对地位、名声的追求,对情爱、享受的追求,所谓官迷、财迷、守财奴、花痴……,都是如此。第三种,“对国家的信仰”、“对国家的崇拜”,即以国家为对象的信仰。

嘉宾观点

何光沪

何光沪: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著名学者任继愈的学生,名满天下的宗教学大家

在和平时期不要随便扯什么爱国主义

我本身不是爱国主义者

我觉得爱国主义概念值得解析,我本身不是爱国主义者。我这么说是怕你被忽悠,去做爱国主义的事情,实际上帮助政府,而不是帮助“国家”,因为国家是由政府来代表的。前面我说政府是掠夺之源,怎么又说到了爱国主义?因为我在世界上还没看到哪个政府宣传“爱政府主义”,这话不好说,一个政府二十几个内阁人员,叫几亿人、几千万人爱二十几个人?说出来难听,太露骨,他们宁愿说爱国主义?权力极大的人常常是赤裸裸的,放言无忌的。在和平时期就扯上爱国主义我更不知道要干什么,匪夷所思。我要说的是,民生是至高的。[博客全文]

主导中国历史的有三种权力

在我《信任论》中,提出了别人没提出的三种权力命名,从汉字上说有点游戏的味道:一个是王权,一个是皇权,一个是全权。王权是封建时代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征伐地面后把它分成一块一块,有些块给哥哥弟弟,少数块给功臣,他是象征性的最高统治者。后来发展成皇权,皇权将诸侯各占一块的制度换成郡县制,郡县的管理者是“我的官吏”“我的臣”“我的家奴”,随时可撤换,于是整个地面不再分制,直属最高统治者。在中国历史上皇权只在县以上进行管理,县下不再管,社会上还存在着“江湖”,个人不顺心可以走江湖。但到后来发展成全权制,从1949年权力一竿子到底,县以下也要管,因为通过现代的技术力量有能力管到县以下,江湖没有了,哪儿都跑不了,全社会都管得严严实实。王权、皇权、全权三种权力是我借这个时间所要说的第一个观点。

把国家当信仰很荒谬

有本书叫《掠夺之源》。掠夺之源是谁?不是别人,不是强盗,不是外族人,而是政府。我们很有兴趣地讨论这本书。《掠夺之源》是西方人所写,但“掠夺之源”这几个字更适合中国,因为西方政府没有那么猖獗可以大肆掠夺。不是说他们的政治家有良心,而是因为有制衡政府的力量。政府的掠夺对中国来说更是切题的事情,但这个词让西方人先说出来了。我真的认定这个世界掠夺之源就是政府,不是强盗。从大是大非上说,我认为要紧的上抑制政府的权力,而不是外族,这是大是大非,因为在当今时空下人家抢不走我们太多的利益,我们政府有可能抢夺我们相当多的利益,所以我认为这才是“大是大非”,不要糊涂,不要把大小混淆了。萧伯纳说:“说政府就是国家,如同说伦敦的雾就是天气一样。”

嘉宾观点

郑也夫

郑也夫: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中国著名社会学专家。以其独特的态度,对待社会生活中阴冷的地带,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观察和分析中国当下处境中的真实问题。

现场实录

新天论衡第6期

宪政讲坛之十二“当代中国的信仰结构”

主办:北京大学法学院人大与议会研究中心

时间:2012年10月16日晚19:00-21:00

地点:理想国际大厦16层会场

  主持人:  张千帆  北京大学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双聘教授 

  发言嘉宾:何光沪  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郑也夫  著名社会学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主要观点:

  张千帆:可以不信仰宗教,但一定要宗教信仰自由

  何光沪:国家主义信仰会给世界带来灾难

  郑也夫:和平时期不要随便扯爱国主义

  (嘉宾观点不代表新浪观点)

  

    张千帆:谢谢,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再次和新浪合作举办宪政讲坛,也感谢张翔为我们做的安排。首先说明一下,因为此次时间安排“不当”,刘苏里老师因为非个人原因不能参加我们的讲座,但幸好我的北大同事,社会学系的郑也夫教授临时“救急”。郑教授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对中国社会学写了很多专著,代表作有《走出囚徒困境》,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我最早知道郑教授,是因为我偶尔为《新京报》写评论,而他也在《新京报》开设专栏,文章很有激情和趣味。

    我们今天的主讲人是人民大学哲学院的何光沪教授。他是著名的宗教和文化研究学者,代表作有《多元化的上帝观》、《神圣的根》、《百川归海——走向全球宗教哲学》,也翻译过很多著作,其中有《宗教哲学》、《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我曾读过何教授给马丁·路德·金的传记写的一篇序言,非常有激情。我相信只有对宗教有深刻领悟的学者才能写得了。   

    何教授也是国内最早提出普世价值概念的学者之一。上次讲坛讨论了普世价值问题,本来要请何教授,但是他正好出国了。普世价值这套东西摆在这儿,中国人究竟信不信?当代中国人究竟信什么?今天非常高兴请何教授为我们讲解当代中国的信仰结构,大家欢迎!

  

    何光沪:谢谢大家顶着大风赶来!题目就这样定了,我会讲一个引言、一个结语,中间是三个大话题。

    我在想,有一些引起思考的现象,应如何思考,如何反思?先说三点:首先,在西安被打成重伤的日系车车主,他太太控告公安局“不作为”;在广东被烧毁的修车场,受损失的人也在问:大火烧起来,人为的火灾,怎么没有人救?消防队到哪儿去了?我的意思是:反日游行,乱象丛生,当然要引起思考;问题多多,当然也需要反思。

     由此想到第二个问题。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龙与鸽子》,刚才千帆教授介绍我的书,其实有一本新书《三十功名尘与土》,其中最后一篇文章就是“龙与鸽子”。在里面我说有两个“9·11”事件,现在我想说有四个“9·11”事件。大家知道2001年9月11日美国“9·11”事件,很可怕、很恐怖,3000多人同那几个罪犯无冤无仇,素不相识,被残酷杀害,这是第一个“9·11”。第二个“9·11”呢?——我们这边,居然有如此多的人为此大声叫好,这里包含的冷酷和不祥的性质,完全可以称为一个事件。这事件对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对我们的后代肯定是不祥的预兆:人都这么想问题,后代还有安宁吗?所以我说这是第二个“9·11”。

     2001年发生这事,就在前两年,1999年,千千万万中国年轻人看着波斯尼亚人、科索沃人被屠杀几十个月,毫无反应。后来中国几个外交官被炸死,大家就上街打砸使馆,忘了中国人的古训——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还打砸毫不相干的麦当劳,等等。以致于当时的国家副主席胡锦涛上电视,呼吁不要过激行动。之前一年,1998年,印度尼西亚用军车载着暴徒焚烧华人商店,抢劫华人财物,强奸华人妇女,北京大学有几十个人到印尼大使馆抗议,被挡回来。2009年,俄罗斯用军舰向中国商船开炮、开枪,打死好多船员,有人受伤掉到水里,他们在旁边看着笑,不施救。同一年9月11日,他们把几万中国商人价值几十亿元的商品全部没收,让几万个在莫斯科的中国商人陷入绝境,吃饭钱都没有,过了几天,又把那些商品付之一炬,在中国没有一个人上街抗议。这种惊人的沉默,也是一个值得反思的事件。我就想,这种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表现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太荒谬、悖理?如此荒谬悖理的事情,需要解释、需要思考。

     这就引出最后一个话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民众这些怪现象,违反理性的怪事情——同样是中国人,有成千上万的同胞被暴力对待,为什么没有声音?同样是外国做的坏事,为什么有些严重得多,却不抗议?我们是不是有精神分裂症?我认为这个现象有思想的原因、精神的原因。中国人很长时间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我们的思想是这样的状态,所以知识界、出版界、读书界也表现出这一点。比如,好些中国知识分子曾经反思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问题,写出一本相当有份量的书《潜流》,但没有声息、没有反应。过了不久,另外一本书《中国可以说不》出来,里面是刀光剑影,至少是片面煽情,而且模仿的正好是石原慎太郎的口气,因为石原慎太郎说“日本可以说不”!大家知道《中国可以说不》很热卖。类似的另一本书《中国不高兴》,几个月就翻印十几次,大家热捧、热炒、热读。这种精神领域的,思想界、出版界、读书界的怪现象,是前边说的那些怪现象的根源。

    面对这些事情,我们需要进行反思与思考。当然需要从制度上思考,比如我们的教育制度、新闻制度、网络制度,这些事情同这种制度有没有关系?比如教育制度里的“一本书主义”——统一的一本教科书,绝对正确,唯一的标准答案就在里面,知道答案就知道这个世界了。这是极大的荒谬。世界上每一件事都是多面的,教科书里却只有一面、一个答案。另外,除了从制度上进行反思外,还需要从思想上反思,即在精神方面、信仰层面也应该进行反思。下面的反思,不一定能回答所有问题,但我希望能有一点帮助。

     今天的标题是“当代中国的信仰结构”,这是我的本行。我做宗教学研究,所以应该在理论上简单说说,信仰有什么结构。在座各位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的话,以后可以继续讨论。多数人不做这个专业,需要的讨论不一定很详细,我就简单一点说。

      信仰的结构,可以说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宗教信仰,二是非宗教信仰。宗教信仰的特点,是所相信的对象、信仰的对象带有终极性,可以称为终极者。什么叫“终极性”、“终极者”?就是追溯世界万事万物的本源,从A追到B,B追到C,C追到D,最后追到Z,追不下去了,到头了,那就是终极,世界的本源就是终极。按照著名宗教理论家、宗教哲学家蒂里希的说法,ABCDEFG一直到XYZ都不是终极,因为这些都是世界的万事万物,不值得崇拜,不值得信仰。从A一直到Z,也就是世间万事万物的总体,把这个总体看成一个对象,追究它的根源,这个根源才是终极者。

     四、普世价值和中国道路。要前进就是改革,所谓改革就是以民主的、自由的、平等的、现代的政治体制取代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就政治体制改革而言,当前它对所有其它领域的改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其它领域的改革停滞不前也好,经济改革走上弯路、邪路也好,都是由于政治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造成的,所以最根本的问题是要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使政治权力得到应有的制约和监督,这是摆在在朝、在野、体制内、体制外全国人民的共同历史任务。

     非宗教信仰信的对象是“非终极者”。世间万事万物都是非终极者。所谓“非终极者”的特点,是短暂、有限、有条件。世间万事万物,哪一件不是短暂的?用佛教说法,都是无常的,不是永恒的;都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都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万事万物都在一定条件下存在,都只占有一定的空间和一定的时间,这是有限、短暂、有条件的意思。对这些东西的信仰,我们称为非宗教信仰。

     当代中国的宗教信仰,有一些是政府承认的、大家公认的,或者说合法的。一是佛教——它在中国人民当中被一部分人信仰。佛教在中国又可以分成不同的派系或派别,也是多元的,有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南传佛教。西藏的、用藏语写经书的佛教,叫藏传佛教。中国内地、汉人信的佛教,所采用的是汉文经书,叫汉传佛教。西南部分地区的少数民族信仰南传佛教,即从斯里兰卡到泰国、老挝、柬埔寨、缅甸传进来的佛教。现在,佛教还有世俗化的倾向,很多山门、寺庙,越来越商业化、政治化、行政化——例如和尚里面有处级和尚、科级和尚,被老百姓传作笑话,笑话反映了一定的真实。寺庙挂牌经营、还搞股票上市,这事在网上争论很多,从少林寺的事情开始。此外寺庙里还有争夺财产的事情。当然,很多佛教徒反对这些东西。所以我说,佛教也有分化,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多元的。

    二是道教——在中国至少有两大派,北方的全真派,南方的正一派。全真派住在道观里,正一派平时不着道服,有事给人做道场,可以有家小。中国很多人不是道教徒,但对道家的人生哲学感兴趣,特别是读书人。但我觉得,中国人从古至今,对道家思想有极大误解,甚至南辕北辙。现在没时间,就不多说。

    三是伊斯兰教——按官方的说法,有十个少数民族全民相信它,大致如此。现在情况有新发展、新变化,有一些少数民族的成员,信仰越来越淡漠,也有放弃信仰的。反过来呢,汉族也有人开始信仰伊斯兰教,甚至大学里也有伊斯兰教社团活动。伊斯兰教在汉族中正在悄悄扩大,正如在西方世界,一些白种人开始信仰伊斯兰教。也有中国的穆斯林改信基督教的现象,新疆基督徒越来越多,教堂也慢慢热闹起来。

    四是基督教——最明显的区别或者不同,是所谓“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的区别。这两个名称都不恰当,我曾写文章讲这件事:三自教会从来没有自称是三自教会,“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像个行政机构,名义上是群众团体;在它领导下的教会被称为“三自教会”。“家庭教会”翻译成英文是“House Church”,即“房子”教会,因为它的成员远远不限于“家庭”;这个名称也很奇怪,难道三自教会没房子吗?没有“House”吗?反过来说,家庭教会就不“三自”吗?1949年前,以王明道为代表的那类教会,是真正地道的自治、自养、自传,同外国人关系最少,比知识分子领导的“三自教会”还要少得多。这两个名称不准确,但这两种教会的存在是事实。基督教虽然没有官方媒体强大的宣传以及课题费、“工程费”支持,但它在中国千千万万民众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这也是一个事实。

    五是天主教——和基督教情况类似,有“地上”“地下”之分,地上的被称为“官方教会”,地下的承认“梵蒂冈(罗马教廷)”的主教任命权,被称为地下教会。基督教和天主教都有另外一种两极化:一方面有上层领导的行政化,就如前面我说的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几乎像一个行政机构,里面也有级别,中央级、省级、市级、县级。天主教爱国会也是如此。另一方面下层广大的信众、虔诚的信徒,同这种事情远离,别的宗教情况也差不多。所以现在有学者提出:中国对宗教的管理,应该从行政化走向法治化,这样才能一劳永逸解决矛盾,真正达到长治久安。

    还有一类信仰,可以称为准宗教信仰,代表是民间宗教。民间宗教1949年以后作为封建迷信和反动会道门被消灭,现在不少“死灰复燃”,非常活跃。比如对“文昌帝君”的崇拜,有些学生考大学之前,去拜文昌帝君,据说是保佑读书人。在东南沿海地区有“妈祖崇拜”,人数很多,势力很大。这类信仰的对象不具有终极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准宗教信仰。比如关云长不管是武将还是财神,能力都有限,他不能造太阳,也不能造月亮,世界不是从他而来。“妈祖”是一个由民间妇女转变而成的神,据说她保佑水手、渔民,显然也不是终极的。文昌帝君保佑读书人,不保佑木匠,不保佑铁匠,也没有终极性。所以这些可以称为准宗教信仰。

    还有一类宗教信仰,信的对象可能有终极性,但其地位在中国不被承认。比如巴哈伊教,它从伊斯兰教派生出来,是一个伊斯兰教徒不承认的派别,在伊朗受到迫害,所以其中很多人居住在美国。他们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很活跃的NGO、NPO,主张万教归一,同样尊重孔夫子、耶稣、默罕默德、老子等,在台湾被翻译成“大同教”。还有摩门教,在19世纪中期的美国兴起,美国前任驻华大使洪博培、现在竞选总统的罗姆尼,都是摩门教徒。在中国,大家不是很了解,据说开始有了一些信徒。还有统一教会,教主文鲜明前几天去世,是从基督教出来的一个派别。这些在宗教学研究里叫做“新兴宗教”,有些出于基督教,有些出于伊斯兰教,有些出于佛教,有些出于印度教。它们在当代中国,都没有合法地位。

     最后,还有一种不带贬义的“伪”宗教。我要强调“伪”字不带贬义,正如“伪经”的“伪”字是客观的学术用语,绝不表示那些经书不重要或没价值。因为,宗教哲学所谓“准宗教”,是指信仰非终极者而不是终极者、很接近宗教但还不是宗教的信仰,例如对文昌帝君的信仰之类;而所谓“伪宗教”,是指不信仰彼岸超越之神,被一些人称为宗教却没有宗教诸要素的意识形态或思想体系,例如马克思主义甚至巴西人的足球都被一些人称为宗教;宗教哲学家说它们是伪宗教时,是在强调它们不是宗教,不是否认它们的价值,可以说恰恰是肯定它们在宗教之外的价值,因为它们本质上同宗教有别。中国古代有“儒释道三教”之说,但儒教之“教”,指的是“教化”,即教育老百姓的手段,即一套学说、说教、理论、人生哲学,不是宗教。中国搞这行的绝大多数学者,研究中国哲学、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多年以来都说儒家不是宗教。只有极少数人(我的导师任继愈先生算一个)说儒教是宗教,我的大师兄李申说儒教是宗教,写了两卷《中国儒教史》。我也曾写文章说,中国有一种宗教是孔子之前几百年就有的,延续到1911年同帝制一起寿终正寝(因为它以宗法制度为社会基础,而且同皇权帝制结为一体);我说也可以称它为儒教,是要表明它后来同儒家有关系:儒家的某些学说成了它的哲学,儒生成了它的社会基础等等。这种宗教一直没有正式名称,不叫“儒教”,儒学更不是这种宗教。

     但是,奇怪的是,说儒学不是宗教的这些人当中,有少数人现在却大谈儒学是宗教,把一套他们曾经否认是宗教,的确也不是宗教的学说说成宗教!不但如此,还要求政府把这个“宗教”立为中国的“国教”!这是一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说法。什么是这方面的历史潮流?就是政教分离。这是从以往血流成河、白骨成山得出的经验教训。为什么血流成河、白骨成山?是因为宗教迫害,因为有“国教”居于统治地位,排斥别的宗教,所以有宗教迫害、宗教战争,中国、西方都有。所以从17世纪开始,从洛克写《论宗教宽容》,用理性证明宗教应该宽容,宗教同政权结合导致不宽容,再从美国革命直到马克思,甚至列宁,都论证了宗教应该独立于政治,应该政教分离,不应该有“国教制度”。列宁也说过这样意思的话:世界上只有最落后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和我们俄罗斯(沙俄帝国),还保留着“可耻的”国教制度,即政府支持一种宗教,排斥别的宗教;列宁还说,公民应该有信仰任何宗教的自由,对国家来说,宗教信仰是公民的私事,“当官的管不着,警察也管不着”。当然,的确有一些儒生对儒学抱有宗教似的感情,但很少,古代多一些,但毕竟不能说儒家就是宗教。宗教是民众的现象,现在热衷把儒学变宗教变“国教”的,更是少数学者,所以我们说儒学不能算是宗教。

     最后还可以提到,广大民众所相信的手相、面相、星座、八字、生辰、血型、风水、祖先崇拜,这些都可以算是伪宗教,因为它们有一些宗教的特点,但不具备宗教的全部要素,比如组织制度等等。

    当代中国的非宗教信仰有三种:第一种,中国的非宗教信仰中,有一种大家最熟悉,就是马克思主义信仰或者共产主义信仰,它不是宗教,但它算一种信仰。可以说,它是属于这个国家的信仰,是国家所主张的信仰。虽然没有正式的说法,但可以这样来理解它:因为这个国家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宪法如此写着),而中国共产党又公开宣布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宗旨是实现共产主义(多年的党章都这样写着);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而且又执政掌权,用宪法规定自己是国家唯一的领导力量,所以实际上,党的信仰就变成了国家信仰。

    这里面有两点可说:第一,虽然没有在正式文件里说这是信仰,但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连老百姓都把它说成信仰。为什么?因为党的无数文件,从1921年以来的无数宣传材料、教科书、小册子、通俗读物都说,它是党的信仰。因为党领导国家,它就变成了整个国家的信仰。第二,今天在座的年轻朋友很多,你们成长的年代,同你们的老师成长的年代有很大不同,即这种说法越来越少了。把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说成信仰的说法,我们那个时代到处都能看见而且天天都读到、听到,以致于绝大多数中国人确实认为这是中国的信仰,不但是国家的信仰,而且是人民的信仰,有意识无意识都这么想。最近这些年,宣传的重点有了改变,这种说法比较少了。这是一个方面:属于国家的,或国家倡导的“国家信仰”。

    第二种,如果你把“国家信仰”理解为“国民的信仰”,那就不单是共产主义也不单是马克思主义,因为刚才提到,很多国民信仰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等,还信仰各种各样的准宗教。老百姓在信仰问题上并不统一,所以中国的信仰,不是单数是复数,有多种。除了准宗教以外,还有一些非宗教的信仰,比如对财富的崇拜、对权力的崇拜……。另外,对地位、名声的追求,对情爱、享受的追求,有些人到了无所不用其极、可以不择手段的地步。所谓官迷、财迷、守财奴、花痴……,都是如此,这些好像是负面的。也有正面的,比如过度迷恋某种音乐、舞蹈、体育,崇拜歌星、影星、球星(我读过关于所谓“李宇春崇拜”的报道)……。这类东西有人说是一种准宗教,例如说“足球是巴西的宗教”。但这只是比喻的说法。

     第三种非宗教信仰,是“对国家的信仰”、“对国家的崇拜”,即以国家为对象的信仰。“国家信仰”这个词在中国很少有人用,宗教学界只有极少数人用,但这种现象是存在的。前面两种现象也没有用这个名词,但的确存在。第三种现象也明显存在,这是我在引言中说,要思考那些问题的原因。

     对国家的信仰,同它相联系的首先是“国权主义”。你会说这是一个怪怪的名词,何老师是你发明的吧?的确,我是倡导采用这个词,代替大家所熟悉的那个词——“国家主义”。为什么?

     “国家主义”的英文是“statism”,在单词很少的词典中甚至不出现,但它的确是世界上影响很大的现象,比如1930-40年代的意大利、德国、日本盛行的那套东西,就是国家主义,同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军国主义相关。有人用“国族主义”一词代替,把“国家”和“民族”两个概念等同,但是这两个概念不能等同。你说一个新加坡人是“华人”,他说对;你说他是“中国人”,他说NO,因为他是新加坡公民。“国”即国家,是政治概念;“族”即民族,是文化概念,以前还包括血缘、经济、地域因素。现在血缘、地域和经济上的含义越来越淡,因为这三样越来越交叉、混杂,所以文化因素上升,成为第一位。文化的第一要素是语言,所以你在美国看见黄皮肤、黑眼睛的人,不要说就是中国人,因为你讲中国话他一个字都听不懂,他是美国公民,文化上也属美国。所以“国”、“族”是两个概念,不要把“State”等同于“Nation”,“国族主义”一词不恰当。

    另外,“国家主义”也不恰当。“家”是什么概念?是私人领域,家里面的事情属于私事。中国以前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把私人领域同公共领域混淆。逻辑上有毛病,效果上害处大:用“家”比“国”,用“家”套“国”,所以有“父母官”之说。这对现代社会树立公民观念,是个障碍。还有“家齐而后国治”之说,逻辑和经验都不对——家管得好,治国未必行;有人管不好家,却是伟大的政治家(如林肯总统)。用“国家主义”翻译“Statism”,还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即没有突出这个“主义”的特点:国家权力至上,超过人民的权利,超过人民的主权。有些中文词典说出了这一点:我参编的《政治学词典》,缺点是那时候的阶级斗争色彩还较重,但那种说法也不无道理:国家主义把民族利益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实际上是为统治阶级效劳。英文词典讲得更好一点,《英华大词典》译statism为“国治主义”;《英汉大词典》译Statism为“中央集权主义”、“国家主权主义”。这些都接近我的意思。所以我说,与“民权主义”相对,这个词译成“国权主义”较好。

    为什么中国人有“对国家的信仰”,或信仰国家的现象?主要就因为中国的“国权主义”特别发达,而且还特别古老。此话从何说起?中国有考古确证的最古老朝代商、周(那时候不叫“朝代”),统治者称为“天子”,统治的是“天下”,不叫“国家”。当时的人因为交通、通讯条件太有限,天底下看得见的地方都被王统治,称为“王天下”,民族观念几乎没有。但即使在那个时代,天下观胜过民族观,民族观念不明显的时代,人们就开始有了“国”的观念!“国”是什么?是齐国、鲁国、秦国、晋国等分封的诸侯国。“国”字是一个方框,里面一个“或”,“或”字有“口”、“戈”,即城墙里面有人口、刀枪,保卫城市,很实在。周天子把天下分封给他的功臣或者弟弟们后,自己权力比较虚空,但国君,鲁国、齐国、秦国的权力很实在,所以“国”的实力很强,而且这些诸侯、各国国君在国内享有专制的权力,所以那时候就有了“Statism”,虽然没这个词,但有这个意思。到了秦朝、汉朝,国权主义就更加明显。秦朝、汉朝以后的中国,特别是统一时期,中国大地上的芸芸众生所能看见的、唯一最强大的,不受任何制约的力量,就是无所不在、不所不能的“国家”机器。因为这个力量不受制约,很容易把自身神圣化作为信仰的对象,把自己当成神(周天子已经说他是天的儿子,即上帝的儿子),而且在民众心目中也容易被神圣化——正因为如此,所以朝廷被称为“天阙”,即上帝或“天”的朝廷,所以皇帝称为“天子”,臣民把他称为“圣上”。“圣”是带有宗教意味的字,本来是“神圣”的意思。

     同欧洲相比,比如罗马帝国,少数皇帝自称为神的儿子,甚至自称为神,但没有办法像中国这样,形成一脉相承的制度。为什么?因为从外面传进来一个东西——基督教,它影响了广大民众,基督教不承认这种说法。它认为上帝只有一个儿子,即耶稣基督,除他之外,任何人都不能称为上帝的儿子。所以当时基督徒受300年的迫害,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拒绝承认皇帝是神,拒绝把他当神一样崇拜。在中国,情况完全不一样,所有皇帝都被说成真命天子,老百姓称他为“圣上”,而且不同朝代一脉相承。从外面传进来的佛教,开始也不承认这玩意儿,“万物皆空”,国家、君王也不例外。从印度带来的习惯,“沙门不敬王者”,和尚可不向当王的人进行崇拜,不向你行礼,这种习惯在现在东南亚一些地方还在实行。但在中国不行,你不敬皇帝,不听皇帝的,那就对不起:迫害你、消灭你!像北魏太武帝,唐武宗,北周武帝、后周世宗,“三武一宗”消灭佛教,佛教徒称之为“法难”。好几百年之间,由皇帝发布行政命令,自上而下、全国性的消灭佛教。佛教不得不改变自己,“沙门不敬王者”被另外一句出名的话取代:“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 不依从政治上的统治者,宗教上的事情就立不起来。

     在中国,由于民间力量极其弱小,国家力量几乎成了这个世界上能看见的、唯一的压倒性的力量。事情到了什么程度?中国的民间力量极其弱小,弱小到什么地步?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种制度成了“人人都是奴隶的奴隶制”或“国家奴隶制”。马克思的话在中国有印证,即古人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人人都是“臣”,不是大臣,而是奴隶——“臣”的象形文字是跪在地上的人,不是说每个人都是大臣,而是说每个人都是奴隶,同马克思所说的一模一样。我们以前说,地主是统治阶级;看马克思是怎么说的?他说:“地主只不过是占有土地的农民,”“占有”不是“所有”,“占有土地的农民,也不过是统治者实际上的财产,也就是奴隶而已。”地主就是奴隶,而且是财产,没有人格,是物不是人,因为“奴隶”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马克思说的东方(包括中国)或“亚细亚制度”,是和欧洲不一样的制度,是“国家奴隶制”,“国家”这个词用上来了。西方的财产所有,在实践上是有保障的——国王把土地分给了公爵,就永远不再向公爵要回,没有权利要回来;公爵宣誓,打仗时要出点兵、出点钱,国王被俘虏时,要用钱赎回来;公爵再把土地分给谁是他自己的事。私有财产权,在实践上是得到保障的。

     民间力量弱到如此地步,所以国家力量成了中国人在世界上看得见的(当时的人没法坐飞机到美国、欧洲去看看)、唯一的压倒性的力量。人类有一个弱点或缺点,是崇拜力量、崇拜权力,不仅仅是尼采所说的有“will to power”。中国人同样具有这个共同的弱点,所以会出现权力崇拜,由于权力只在国家那里,所以会形成国家崇拜,这是必然的。这种东西在1949年以后,得到了极大的、空前的加强。[完整实录]

往期回顾

四:为普世价值正名
三:真有中国模式么?
二:聚焦预算法修改
一:解析南海争端

版权声明

主办:北京大学人大与议会研究中心
      天则经济研究所
      新浪博客
本期责编:张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