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杨恒达(左)　杨煦生(右)

　　主持人：杨恒达老师，我想问问您，中国人怎么也会有汉学家？在中国存不存在汉学家这样一个概念？他跟我们所说的文学院，研究文学的教授有什么区别？

　　杨恒达：原来不能说有这种严格意义上的汉学，因为汉学家都是作为像刚才杨煦生老师讲的，就是说西方的学者作为一种他者的形象来研究的，主要就是西方的学者对中国问题研究的一门学问。现在因为汉学的范围逐步扩展了，而且也有很多中国学者到国外，在西方，他回过头来也研究中国的问题，这中间实际上把东方、西方之间文化当中有些原来难以沟通的东西，他们起了一种桥梁的作用，所以他们也成为一种新生的汉学家。但是他们又跟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他就是华裔学者。至于国内的学者来讲，我们一般研究中国古代的学问，我们称为国学。

　　主持人：那我们研究当代的就不能算是？

　　杨恒达：所以我们这次也有关于汉学定位的问题，当代也可以，但现在有的西方就把当代研究称为中国学研究。

　　主持人：就是古代的算国学，当代的算中国学？

　　杨恒达：古代的叫做汉学，原来的意义上，他研究中国古代，因为古代也是文史哲不分的，他就研究哲学，平常也会涉及到文学，涉及到历史。现在学科划分比较细了，细了以后西方也有不少研究中国的经济、当代哲学和文学问题，这些也可以算做汉学，有的也在汉学系里面，但有的他就叫中国学，或者叫中国研究，也就是归在东亚研究里面。

　　主持人：不管怎么说，研究当代文学的人很难被归入汉学家的行列？

　　杨恒达：应该也可以算是，比如说德国的顾彬也被称为汉学家。

　　主持人：他是外国人，如果是中国人就难了。

　　杨恒达：中国人研究中国的学问的，我们叫做国学大师，或者国学学者，不是叫汉学学者，这里面有一点区别。

　　汉语热与汉学的新问题

    主持人：我想，汉学的意义更是相对于一种异质文化而言的一个他者的定义，而不是我们本身而言的这样一个定义。我还在想一个问题，刚才我突然想到汉学与汉语的问题，以前我们碰到汉语讲的好的外国人挺少的，但现在我经常看到甚至比我们中国人讲汉语的还要好，您觉得这个跟汉学发展有什么关系？

图为：人民大学教授杨煦生

　　杨煦生：这有一定的关系。但我觉得，汉语的整个热潮更多的是跟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关系，这一部分能把汉语讲的很好的人，未必就是汉学家，也未必对中国古代文化有兴趣，但是他们对中国有兴趣，对当代中国生活有兴趣，这是比较正常的。所以我觉得这里头可能得细一点分一些层面讲。

　　主持人：就是有一定的关系？

　　杨恒达：我觉得关系还是不小的，因为最初的汉学家他在建立汉学这门学科的时候，或者说这门学问的时候，做了很多翻译的工作，通过两种语言的互换，特别是他们发现有很多东西很难翻译，有些词并不像我们现在想像的一对一的，而是通过他们的翻译把有些概念定下来了。所以现在我们学习外语或者外国人学习汉语，就根据那时候定下的这样一种相应的词对词的对应来学习，但是如果你不深入去了解一些汉学的问题，尽管学好了语言，还会有很多文化误解。比如说我们老是看西方电影或者西方作品，讲到上帝，上帝这个词就是西方汉学家在翻译过程中翻译成上帝的。其实中国的概念里面关于上帝的概念，可能跟他们有一定的差异，经过了解汉学，了解东方的文化，你才能知道这两个词之间的这种真正的对应关系。

　　主持人：大众媒体上关于中西方文化的交流的讨论越来越多，北京电视台有一档专门栏目叫做国际双行线，就是讲比如说人们对全职父亲，一个外国人和中国人对它不同的看法，收视率很高。陈校长，您是研究经济学的，如果说我是一个国外的经济学家，我研究中国的经济学，能不能纳入汉学的范畴呢？这个问题比较八卦，但是我想很多网友会和我有同样的疑问(笑)。

　　陈雨露：因为我有很多跟中国打交道的外国朋友，这些朋友一部分是研究经济学的学者，一部分是在中国做生意的，这里面很多人汉语说得很好，而且现在越来越多。那么为什么？我觉得还是因为一个方面，因为现在中国经济发展了以后，中国经济开始走向复兴以后，他们看到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他们想在中国能够有生意可做，如果说他自己懂汉语跟不懂汉语，在这里边得到的商机就完全不一样。

　　另外，也有一部分学者开始从学理上去研究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经济近三十年来快速的发展究竟跟中国传统文化有什么关系？当然还有一些朋友，他们也在研究中国经济和文化的共同发展和复兴将来会对世界经济带来什么影响。所以这里边我想他们虽然不能称为汉学家，但是他们对于这种关注我认为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