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学者呼吁经济转型，呼吁靠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要改变、靠出口带动的增长模式也必须要有改变、靠制造业的模式也要改变，要更多地发展第三产业。但四分之三的生产性财富都掌握在国家的手里，只要这些财富升值，四分之三继续留在国家手里，必然的结果就是不断往工业一投再投、往基础设施一投再投。
中国的经济转型为什么难？在我看来，与政府和居民之间的收入比过大有关。
国家收入的“大饼”是如何分的
如果把中国整个社会分成三个不同的群体：第一个群体是政府，从中央政府到省政府再到地方政府，城镇居民是第二个群体，农民作为第三个群体。在过去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哪一个群体得到的好处最多？哪一个群体得到的好处相对来说最少？
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总体上是翻了5.7倍，如果1995年的基数是100，到2007年的时候上升到670左右，国家作为一个群体分享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时，占的份额是最多的。城镇居民总体上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2年里翻了1.6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总体上翻了1.2倍。如果我们把整个国家的收入看成一个大
陈志武：行政权力退出金融 中国才能从金融大国走向金融强国
自19世纪中期，“强国梦”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和民间社会的诉求。只是在多数人看来，当年的洋务运动仅仅是在“器物”上的追赶，是“硬件”现代化，而不涉及到制度、文化或其他“非物质”的“软件”结构。按照张之洞的话说，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于是，1868年后，中国逐步引进机械制造、现代军工技术与蒸汽轮船。而为了支持“硬件”现代化，又不得不开拓现代融资手段，兴办“公司”和金融市场等现代工商，因为在薛福成等洋务运动时期先知先觉者们看来，现代科技和包括股票市场在内的现代工商是现代化的两方面，无此就难以有彼。
薛福成在《论公司不举之病》中评论道：“西洋诸国，开物成务，往往有萃千万人之力，而尚虞其薄且弱者，则合通国之力以为之。于是有鸠集公司之一法。官绅商民，各随贫富为买股多寡。利害相共，故人无异心，上下相维，故举无败事。由是纠众智以为智，众能以为能，众财以为财。其端始于工商，其究可赞造化。尽其能事，移山可也，填海可也，驱驾风电、制御水火，亦可也。有拓万里膏腴之壤，不藉国
陶冬
在今年前九个月，中国的银行总共贷出8.7万亿人民币的新增贷款。如果将这些贷款换成面值1元的纸币首尾相连地铺路，这笔钱足够从地球到太阳绕八个来回。如此规模的信贷扩张，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在有数据记载以来的世界经济史上亦无出其右。
中国目前在做格林斯潘本世纪初所做过的事。在IT泡沫破灭之后，为了制止美国经济陷入通缩和衰退，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将利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大举扩张信贷，用过度的资金流动性催生出房地产泡沫。房价的飙升“制造”了财富，“制造”了信心，消费于是大升，经济空前繁荣，格林斯潘繁荣的奇迹就此诞生。接下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格林斯潘以一个更大的泡沫来舒缓前一个泡沫的破灭，结果酿出二战后最严峻的经济危机，历史上规模空前的金融海啸。耐人寻味的是，当年全世界都指望着美国将全球经济拉出泥潭，于是格林斯潘的货币政策获得了人们一致的掌声。
这场金融危机来势凶猛，曾经将全球金融体系推向了悬崖边缘，资金市场一度断流，银行资本遭到重创，经济信心逼近崩溃。非常时期采用非常措施，当然无可厚
全国“亚军”之惑
本报地产评论员
万科要有夹着尾巴做人的心态
李宗苗/文
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南京外来品牌开发商扫描
（原文以〈墙内开花墙外香〉为题发表于万科周刊，此为最近修订版）
李宗苗/文
保利为何“放过”华润？
李宗苗/文
上周9月25
看到了一组数据。2009年8月份，华侨城天麓、波托菲诺、华润幸福里这三大项目以占全市该月总成交套数7%，成交量16%，实现成交额40%的比例，轰动一时。这三大项目与其他项目相比，成交均价是
为什么“捷达”被当作“君威”卖？
李宗苗/文
市场正在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一些敏感的开发商和购房者已然洞察与觉悟，而更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