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靠经济改革已经无法完成改革的使命，我们需要以社会公平和遏制腐败为目标，重新构思整个经济改革的总体目标。”这是郎咸平新书《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的最后一句话，却道出了中国经济问题的难言之隐和终极困惑，并与《资本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改革》一脉相承，成为社会转型与经济改革的逻辑起点，所谓“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功夫在诗外”。
从早期的公司治理到后来的产业链阴谋，乃至近年对宏观经济的深入研究，郎咸平始终以毫不留情的批判和基于常识的建言这一特色闻名。所幸的是，他的很多观点已经被普遍认可，不幸的是，他的许多良好愿望非但没有实现，而其所担心的问题却一个个变为现实，以致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通过书中触目惊心的数据，不难发现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几乎全部陷入瘫痪：曾被寄予厚望的内需被汹涌澎湃的通货膨胀和住房教育医疗的“市场化”所吞噬；曾创造过奇迹的出口，因人力、环境成本的不断增长而难以为继；最严重的是，政府主导的投资已经绑架了中国经济，令决策层在经济和货币政策上左右为难，而由此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越来越成为改革的最大阻力。因此，“最危险边缘”的提法绝非危言耸听。
对于身处危险边缘的中国经济，郎咸平在直陈问题的同时，对借鉴欧美或者香港的成功经验寄予厚望，并不惜笔墨的介绍了许多具体的做法和细节。但通过两相比较，不难发现中国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传统社会之下的“现代”经济，或者说“传统为体，现代为用”，这才是最危险边缘的根本原因。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根本区别是：前者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四位一体，即宪政框架下的有限政府，公平开放的市场经济，法治管理下的公民社会以及自由开放的多元文化，四者内在逻辑一致但却独立运行，后者则是政府主导下的权力万能，或权力保办一切。因此，现代语境下的政府，其本分是提供公共服务并对经济社会进行监管。但是，中国地方政府事实上不但在办经济，而且在办社会，而自身最基本的服务和监管职能，因其在经济社会领域的越位而严重缺失，这应是中国经济的终极困惑。
国有企业不但凭借垄断优势进入竞争性领域与民争利，而且拒绝分红；银行成为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提款机，不但拒绝竞争，而且拒绝利率的市场化，以致于出现了民间高利贷与官方低利率的“一国两制”；“大跃进”式的投资成为官员升迁和腐败牟利的不二选择，所以许多“三高”项目总是能够仓促上门，许多民生工程总是被搞成政绩工程和腐败工程。而对政府经济活动的监管，在制度层面上，不但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预算制度，而且竟然是花钱的部门自己监督自己，以致于我们在惊诧于政府采购腐败的时候，工程腐败笑了！至于社会监督，更多来自于微博之类的网络媒体，可这些是技术进步使然，而非制度设计。至于社会本身，许多本属于行业协会或社会团体管理的事情，许多本应问计于民的问题，却处处是政府的身影。可见，中国仍然是权力主导下的传统社会，经济与社会不过是其延伸而已，而“非左即右”，“非公即私”，“大跃进”不过是传统社会所固有的思维的延续。因此，解决经济问题不应是囿于经济本身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是改变经济运行的“传统社会”这一土壤。
郎咸平在《资本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改革》中曾说，无论亚当.斯密，还是卡尔.马克斯，他们的思想都是殊途同归，即通过不同途径打击腐败，建立和谐社会。打击腐败的关键就是将权力关进笼子里，让其服务于经济社会，而非直接控制经济社会。中国近年来许多社会方面的进步和经济实力的增长，并不是源于改革本身的推动，而是历史潮流的裹持和科学技术的突破。一旦这些因素对经济的贡献减弱，中国经济的问题便会暴露无遗。《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正是从这一角度对问题的全景展现和深入剖析。而书中“解决国有企业虚胖问题”，“利率市场化比人民币国际化更重要”，“在金融领域对民营企业的放开比许多领域对外开放更重要”，“建立预算制度”，“减轻税负，藏富于民”等话题，不仅是郎咸平反复强调的遏制腐败，实现公平的应有之义，更说明改变传统社会下“现代”经济这一畸形结构的重要与紧迫。
中国历史的规律可以总结出许多条，但最让我震撼的是下面这条：每隔若干年，中华大地就会出现一次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这种规律的逻辑是，由于阶级原因，生存困难的民众会起来反抗，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动员或强迫另一部分同样生存困难的民众去镇压反抗的民众，最终结果便是底层民众之间的互相残杀。晚晴时期蔓延于中国南疆的太平天国运动无疑是这一血腥规律的最好注脚。历史小说《欲望是把双刃剑》从人性视角书写了太平天国因阶级斗争而掀起的腥风血雨。可贵的是，作者没有将阶级斗争与人性混为一谈，也没有用一个去否定另一个，而是“让阶级的归阶级，让人性的归人性。”
关于太平天国的历史意义，史学界一直争议不断，我个人持否定态度，主要因为太平天国自身信仰与体制的严重分裂无限的放大了人性之恶。在彻底破坏了一个腐朽的旧世界之后，所建立的不过是一个丑剧、闹剧遍地的“新世界”，代价却是几千万生命的牺牲。但是，对其历史意义的质疑不影响我对所诞生的英雄人物的尊敬与赞扬，也不妨碍对历史长河中阶级与人性二者关系的思考。太平天国的历史，可以按照发展阶段分为兴盛，转折，衰亡三个阶段，《欲望是把双刃剑》共三部，每部刚好对应一个阶段。在第三部大结局中（以下简称《欲望3》），随着陈玉成、石达开、李秀成三位将星的相继陨落，太平天国的大厦最终坍塌，而作者对这一过程中人和事的解读，既有阶级使然的残酷无情，更闪烁出人性的光辉。
太平天国的斗争可以有多种注释，它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斗争，是汉族和满族的斗争，是两广和两湖人之间的斗争，但本质是阶级剥削与民族压迫共同导致的农民起义。在传统社会，反抗朝廷的农民起义因触及了统治者的神经，因此，是不可能通过现代社会的协商机制来调和的。为了镇压太平军，清王朝不惜重用曾国藩、李鸿章等汉人，不惜向英法“借师助剿”。而汉人，读书人为了功名利禄也好，农民为了生存也好，一旦加入统治者阵营，无一不穷尽一切手段去镇压起义。而起义军，如林凤祥、陈玉成、石达开，为了信仰纵使凌迟也不变色，这就是阶段斗争的残酷性。1937年日军侵华后在南京大屠杀了三十万中国人让我们无法抹平民族创伤，但早在1864天京沦陷后，湘军在南京的“屠城”，其惨烈程度应不亚于七十多年后的日军。从这个角度看，任何当政者都应该通过施行善政来拒绝革命。
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无疑是太平天国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但是，英雄的前缀往往是悲剧二字，《欲望3》一大半的篇幅都是英雄的落幕，而落幕比成功更能彰显人性。太平天国的失败有很多深层次原因，比如，作者多次提到的，在天京事变以后始终没有一个类似于王韬（黄畹）“联洋抗清，巩固长江上游”那样目标清晰且高屋建瓴的大战略。“联洋抗清”对于洪秀全来说或许有点勉强，而巩固长江上游，固守安庆则是陈玉成保卫天京的既定战略，但因为李秀成急于在江浙拓展地盘的狭隘而错失良机。但陈玉成殉节后，李秀成在天王昏庸，独木难支的困境中，仍委曲求全并尽最大努力保卫天京。至于被俘后在狱中写的《天国十误》一度成为“忠王不忠”的铁板证明。所幸《欲望3》，作者用近乎白描的手法，展示了李秀成写作《天国十误》前后的心理世界与其苦衷，同时也肯定了曾国藩能够将原版的《天国十误》留给历史的胸怀，从而让我们既看到一位血肉饱满，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也看到一位儒家文化熏陶出来的顶级人臣的磊落。至于翼王石达开，在率部出走后再也无法重现西征时的风采，纵使他的人格魅力因其殉节而丝毫不减，但却无法否认此乃天国之“大误”。
我们可以批判阶级压迫以及与之伴随的专制体制，但却无力谴责那些因此非正常死亡的亡灵，无论太平军，还是官军，他们的死亡更多源于人性的趋利避害，与阶级无关，因为当社会底层民众普遍面临生存危机时，要么选择反抗，要么去镇压反抗。对这个过程中的历史人物，更应该用人性的光辉去肯定他，而不是打着道德的旗号无限的拔高或者诋毁，这应是“让阶级的归阶级，人性的归人性”的意义所在。
(2012-05-02 08:14)
近年来，从民间到学界，探讨中国改革与转型的作品出现了井喷现象，邓聿文的《中国必须赢》既不是第一部，也绝不是最后一部，但无疑是一部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标杆之作。该书以危机意识开题，用科学和人文精神，毫无保留的呈现了包括发展方式、体制、创新、房产、金融、教育、养老、医疗以及商业伦理等领域的真实现状，并全面深入的剖析了其历史成因。在此基础上，作者结合其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比较具体的应对之策。
《中国必须赢》的最大价值在于，该书对中国现状的呈现，对问题成因剖析的全面与深刻程度，堪称“集大成者”，或者“终结者”，以致于我觉得学界没有必要再在这些问题上浪费时间。今天，“文人相轻”的传统使得许多知识分子在很多原本无必要研究的常识性问题上纠缠不清，其结果必然是影响了改革共识的形成和推进，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所谓的“中国模式”和“左右之争”，这两者都是在偏离常识，缺乏科学和人文精神的前提下去审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关于历史，要么刻意的掩盖众所周知的真相和常识，要么千方百计的“还原”自己所需要的“真相”；关于现实问题的应对之道，所开的药方却都是典型的非左即右。用正确的方式做正确的事情，这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总有人喜欢将简单问题复杂化，甚至要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在这种语境下，那些企图超越左右，回归常识的真知灼见反而被中伤为中庸骑墙。
邓聿文是以一种超越而又开放的胸怀来审视改革以来中国的成败得失的，字里行间处处可感作者独立思考品质和科学人文精神。《中国必须赢》中对问题的剖析既有改革路径与发展方式的宏观层面，也有住房医疗教育房产等相对微观的层面，甚至还包括了商业伦理这种中观层面的东西。作者对问题原因的分析，既有从历史和国情出发的现实考虑，更有在全球化视野下用现代政治伦理和商业文明来反思中国的胸怀。比如，作者没有将中国改革取得的经济成就归咎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中国模式”，而是归结为两个字“放权”，即将原先由国家牢牢控制的发展和致富的权利，向个人、企业和社会开放，虽然，这种开放还不公平、不规范。放权之所以能够释放出如此巨大的生产力，是因为放权实质上是对中国传统权力社会中人格依附关系的否定，是人的自由和解放。
再比如，关于信用危机所导致的商业伦理问题，作者没有将原因简单地归结为政府的监管不力或者商人的见利忘义，而是认为，商业伦理是社会伦理的一部分，必须从社会的角度来审视商业伦理问题。中国的信任危机和商业伦理沦丧之所以在社会转型期非常突出，是因为中国历史本身就缺乏现代商业文明的基因。儒家文明时代的农业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失信的成本太高，因此，即使“重农抑商”的国策之下，仍然诞生了不少“儒商”。而转型期由于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国迅速的从一个熟人社会转变成陌生人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商业文明基因的缺失，法治的落后，社会碎片化等使得失信的成本大大降低，“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当人们发现破坏制度总是可以比遵守制度获得更大的收益，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从遵守制度转向破坏制度”。因此，信用危机便不可避免。
《中国必须赢》所探讨的主题虽属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不同领域，但作者用科学和人文精神实现了四位一体，其实可以浓缩成了一句话：发展不能无视科学规律，经济不能凌驾于社会之上。中国的几十年来的增长主要是总量的增长，而且所付出的代价异常的沉重。除了资源、环境等投入性代价和目标限定性代价外，因腐败、管制、国企改制、维稳、诚信等所付出的牺牲性代价和失误性代价，已成为中国不能承受之重，因此通过变革体制，呼唤更有质量的增长不能再停留于党和政府的文件里。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首先要打破垄断与行政限制，保护民营企业产权，提高整体的经济效率；其次，通过建立公共财政，改革税制结构，降低经济运行成本。关于社会和民生，作者其实是从现实需要和普遍价值两个层面来分析的。解决住房、养老、医疗、教育问题，首先是拉动内需，平衡中国经济结构，实现软著陆的现实需要。其次，能够向国民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生存生活保障，是现代国家的基本标志，也是政府的基本责任和存在合法性的依据。关于商业伦理，作者毫不留情的指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道德基础出了问题，将会使一个社会和民族退化到人类文明底线以下。
呈现现状，剖析原因的最终归结点都是为了解决问题。中国的体制问题、垄断问题，金融问题，或者住房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任何一个都可以作为专题写成一部专著。邓聿文希望用《中国必须赢》一本书来剖析并解决所有问题的勇气固然可嘉，但同时也注定了解决的办法只能限于指出未来的正确方向和政策着力点。难得的是，作者仍然能够用非常短小的篇幅，思路清晰的囊括了每个领域主要问题的应对之策。比如，关于医疗问题，作者指出，中国的十年医改到今天之所以被做成了“夹生饭”，原因在于市场化的医改之路在中国是根本走不通的，医改必须以公平为导向。医改包括社会医疗保险改革，医疗机构改革，药品生产流通改革三个不同层面。与此相应，提高医保覆盖率，加大对公立医院的财政投入，发展公共卫生服务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而改革公立医院产权制度，调整医生收入结构，建立基本药物制度，加强对药品生产流通领域的监管才是亟需主管部门解决的事情。
作者在书中多次提到利益集团挟持国家政策的问题，特别是序言中的这段：“随着改革中形成的利益关系不断固化，掌握各种资源的特殊利益集团，必然谋求垄断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排斥公众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从而使国家越来越多的政策，不再是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而是明显受制于特定利益集团，导致改革偏离公平与公正，改变社会演进的方向，最终造成政府及其主导下的改革在民间丧失正当性与合法性，这就是改革陷入困境的原因。”可见，作者对现实的认识是非常清醒的。纠结的是，在承认利益集团挟持国家政策的同时，又不得不寄望于自上而下的改革，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一方面，改革的本质是利益分配，其最大阻力是既得利益集团，因此，自上而下的改革必须要有强势的领袖，强势政府来推动。另一方面，自由平等民主已经成为被普遍认可的价值理念，而强势领袖，强势政府的出现本身又是对这一理念的挑战。邓聿文的《中国必须赢》更多的是对各领域问题的呈现与剖析，以及指出具体改革的思路和方向，涉及政治改革的比较少。但是，经济和社会改革本身既不会自动实现，也完成不了政治改革的使命。因此，需要在厘清问题和思路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政治和思想层面的改革，这应是该书“启后”的价值之所在。
附录：
1、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必须赢
作者：邓聿文
出版社:中国商业出版社; 第1版 (2012年2月8日)
平装:280页
正文语种:简体中文
开本:16
2、作者简介：
邓聿文，江西人，法学硕士，现为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社副编审，香港天大研究院特邀研究员、中国问题观察者、报刊专栏作家、学者、知名评论家，主要关注和研究中国社会的转型与改革。已出版《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有资产管理》、《非常交锋——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讨论实录》、《中国学习型社会建设》、《幸福的权利》四部著作，在《人民日报》、《学习时报》、英文《中国日报》、英文《北京周刊》、《联合早报》、《华尔街日报》中文网、财经网，以及《瞭望》、《南风窗》、《中国新闻周刊》、《凤凰周刊》、《中国与世界观察》、《同舟共济》等国内外主流媒体发表经济作品和时政评论千余篇，很多作品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3、内容简介：
《中国必须赢》是一本讲危机的书。在后危机时代的全球化竞争中，每个民族和国家不进则退，中国如果在民族和国家的现代化赛跑中落后了，就可能永远再也翻不了身，永远成为一个二流甚至三流的国家，历史不会再给中国和中国人翻盘的机会。中国“必须赢”，也“只能赢”。 对于当代中国，海内外的解读和分析非常多，要么是从历史角度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进行解读，要么着重对中国经济奇迹的解释；也有重点剖析中国问题的，但多半集中于经济，或者针对某个具体的问题；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财政体制、所有制待遇优化、自主创新、金融与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教育体制、社会保障、商业伦理等方面，全面、深入、多角度、大跨度地揭示中国在转型发展中遇到的各种经济、社会、政治、社会意识问题的书还比较少，《中国必须赢》力图为读者，为每个关心中国发展的人士，奉献作者对中国问题的观察与思考。
中国历史上每个王朝的开国皇帝，都能够集聚一大堆来自不同地域，在战略军事政务等不同领域有杰出才能的人才，形成一个阵容豪华的创业团队，这是所有开国皇帝能够在群雄并立的乱世最后胜出的根本原因。刘邦有“汉初三杰”，李世民有关陇集团和瓦岗英雄。这些团队固然豪华，但如果和刘秀的团队相比，无疑要逊色许多。雷震在《最有本事的皇帝》的第二部中，浓墨重彩的介绍了刘秀团队降铜马，收赤眉，擒张步，破刘永，灭彭宠，斩邓奉，最终荡平中原的创业史，作为这个豪华团队的领袖，刘秀用他的军事才华，用人之道和政治智慧，诠释了他内圣外王，君临天下的王者之风。
唐太宗李世民在晚年曾让著名画家阎立本在凌烟阁描绘开国二十四功臣画像，这既说明唐太宗对开国功臣的肯定和怀念，也从侧面说明大唐开国时的人才济济。但是，东汉开国的“云台二十八宿”，其阵容之豪华程度与其后六百年的“凌云阁二十四功臣”相比，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刘秀曾分别将邓禹、耿弇、寇恂比作汉初的张良、韩信和萧何。其实，除这三个人之外，吴汉，贾复、冯异，王霸、岑彭、姚期、马武等人，个个都是可圈可点的猛人。有人说，皇帝只要具备识人用人和善于决策这两种品质就很优秀了，而在他治下的国家也错不了，从众多史实来看，这话基本上正确。比如，刘邦的军事才能确实不怎么样，但他却能够依靠团队的智慧最终打败西楚霸王项羽，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但韩信也明确表示自己只是兵之将，而刘邦是将之将。但作为刘邦子孙的刘秀的军事才能、用人之道和政治智慧，不但成为两千年之后的作者雷震眼中最有本事的皇帝，也折服了他的团队，当然还有他的对手们。
在《最有本事的皇帝》中，耿弇、冯异这两个人，作者说他们是刘秀的粉丝兼学生，他们深得老师刘秀的真传。耿弇帮刘秀打下近一半的江山，但却做到了无一败绩，堪称战神级别的常胜将军。更可贵的是，他治军有方，并对世事人情洞然于心，是一个一专多能的综合人才，难怪刘秀在东汉建国后一直把他供着而始终不敢重用他。刘秀的军事才能，早在昆阳大战时就已为天下所知，但是，让邓禹、吴汉、耿弇这些人最终折服的还是在荡平四方过程中，刘秀一次次对战局的指挥和遥控，这些来自洛阳的旨意，不是宏观上战略战术的指导，就是微观角度告诉如何用政治手段解决军事难题。最能从反面说明问题的就是“刘秀向左，邓禹向右”所导致的惨败。
刘秀交给邓禹的西进任务是尾随赤眉，等待赤眉和更始王朝两败俱伤的有利时机一举歼灭赤眉。邓禹刚开始很好的执行了刘秀的战略意图，既成功跟进，又帮着刘秀收买人心。但是，当赤眉军控制了长安及其周边以后，邓禹却违背了刘秀最初的战略意图甚至拒绝执行即刻攻克长安的命令，反而在长安外围休养生息，任凭赤眉军在长安胡作非为。这不但苦了长安百姓，而且错失了战机。其结果先是邓禹军队内乱，再是一连串的惨败，甚至导致刘秀的祖陵被赤眉军所掘，吕后被赤眉军奸尸这样的惨剧。应该说，邓禹除了政治智慧外，是有一定军事才能的，但是他违抗刘秀旨意的“右倾”最终所导致的惨败，既证明了自己的军事才能尚不足以独当一面，也说明了刘秀作为最高统帅具备的决胜千里之外的才能。
除了军事才能外，刘秀的用人之道和政治智慧更彰显了他的王者之风。比如，在平衡阴丽华与郭圣通这两个女人，或者说这两个女人背后的南阳系与河北系的利益问题上，刘秀既给阴兴、阴识这样德才兼备的皇亲国戚以高官，也给郭家一定的职位和足够的厚禄，从而达到于国于家“双赢”的平衡。而平衡派系利益难度最大的莫过于废掉太后郭圣通以及废太后之后的废长立幼。中国历史上，废后与废长立幼是两件最容易引发宫廷动荡的事情，更何况刘秀的两位女人阴丽华和郭圣通背后站着的是南阳系和河北系，这是刘秀荡平四方，问鼎天下的主要依靠，随便动一下都是牵一发而动全省。但是，刘秀不但按照自己的意思废掉郭圣通并立阴丽华为后，而且被废后的郭圣通竟然体面、平安的度过了晚年，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奇迹不是唯一的，废后之后的废长立幼，同样实现了平稳过度，而且被废掉的太子刘疆，也和母亲一样，在自己的封地上体面、平安的度过一生。这两个“体面、平安”，在专制体制下就是奇迹，刘秀之所以能够完成这样高难度的动作，关键在于他的平衡之术和政治智慧。他剥夺了郭圣通母子的政治地位，但又不断地给予他们娘两土地和赏赐，以此来弥补失掉的政治权利。
有所遗憾的是，我总感觉刘秀对彭宠和邓奉的处置，和他在处理其他问题中所体现出的王者之风有所差别。彭宠于刘秀有恩，所不同的是他是一个实用主义的野心家，如果刘秀能够像对待其它割据势力那样厚道，在彭宠希望早期在刘秀身上的“投资”有所回报，而且刘秀已经有能力给予回报的时候适当的加官进爵，那么彭宠或许不会反，即使造反了，刘秀也完全可以降服他，断不至于将他逼到死路。至于邓奉，刘秀本人也明白他的造反完全因为吴汉在新野等地的“屠户”作风所致，但因为邓奉几乎挫败了吴汉、岑彭等猛人，还打伤了执金吾贾复，俘虏了建义大将军朱祐。所以，刘秀杀邓奉，并不是因为邓奉造了自己的反，而是因为邓奉让自己手下的一帮猛人丢了面子，在一个邓奉与一个团队之间进行取舍，刘秀当然知道孰轻孰重，历史也证明刘秀的选择是理性的，但这件事上他的厚道确确实实打了折扣。因为在荡平四方的过程中，凡是投降刘秀的，哪怕曾经有杀兄之仇的朱鲔，刘秀也能够一诺千金的给予优待，更何况有恩于刘秀的邓奉。
20世纪初，伴随着十月革命在苏联的胜利，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心从法国、德国转移到了苏俄。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部分，而弱小的中共对苏联和共产国际援助的依赖，使其行动处处受莫斯科的遥控。更严重的是，苏共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斗争也传递到中国，并一次次的造成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斗争和分裂。然而，当时中国的主流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孙中山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盘踞北方的北洋军阀是民主革命的主要对象。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是苏联共同的“朋友”。正是苏共对国共两党在经济军事等领域的援助，才促成了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的合作，然而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性，也使得苏共一直对国民党特别是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左派抱有幻想。这一特殊的外部因素深刻的影响了国共两党的历史命运，也改变了当时一批风云人物的命运。
从1921年中共诞生到1927年三大暴动前这段时间，中国共产党的经费从刚开始主要依靠共产国际援助的“输血”，到后来创办书社，发动工农并建立工会、农会的“造血”，这一转变既为中共独立自主的进行革命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又通过发动民众壮大了自身力量。事实上，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期，共产党的力量虽尚不能与国民党分庭抗礼，但已不可小觑。国民党左右两派宁汉分流后，如果没有共产国际和苏联接连发出的错误指示，即使公共分裂，但绝不致于像后来那样在城市败得一塌糊涂，不得不从深山老林中重新开始，那样的话共产党的历史必将改写，中国的历史也必将改写。
刚开始时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的泄密事件。罗易来华的使命是向中共传达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精神，即中共应该在发动自下而上的土地革命的同时，利用现有力量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斗争改造武汉国民政府，在政府中扩大工农力量。客观的说，在大革命尚处于高潮的当时，以国民党内部左右分裂的现状和共产党在上海、广州、安源等地所掌握的工农武装力量，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造虽然不一定能够彻底成功，但即使国共两党最终翻脸，共产党的家底绝不至于损失到几乎殆尽的程度，那样的话两党制在中国也不是没有可能。但由于罗易的泄密，给了汪精卫充分准备的时间，才有了汪精卫、冯玉祥“徐州会议”后全国各地“清共”的高潮。
紧接着是共产国际反对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指示。国民党右派开始大正旗鼓“清共”的时候，陈独秀已经在党代会上明确提出共产党员应该尽快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并以若继续留在国民党内等同“在粪缸里洗澡”来比喻当时的现状，然而，共产国际对汪精卫却抱有幻想，竟认为如果主动退党会给国民党留下“共产党主动破坏革命”的口实，这样的结果等于自己主动解除武装让人家宰割。不过，刚开始国民党的“分共”，一方面因为国共合作那么长时间自然形成的人情关系，比如，张发奎刚开始始终没有对共产党对手，以致于南昌起义时打得还是张发奎的旗号；另一方面很多国民党领导其实并不愿意彻底翻脸，只是碍于上级命令不得不将境内的共产党员“礼送”出境，真正象“七一五”那样的大屠杀并不多。
最严重的是即使到了这个时候，共产国际不但不承认自己的“指示”有问题，反而倒打一耙，把“右倾”的帽子扣在陈独秀头上，并对中共领导层进行了大换血，将瞿秋白、张太雷等被认为是莫斯科得意门生的书生推向前台，新的党中央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已经错失良机，反而在应该保守积蓄力量的时候做出了发动武装暴动的左倾冒险决策。本来被“清党”，革命情绪就已经很低落了，而武装暴动失败后，因饥饿、情绪低落等原因，很多党员干部相继脱党，军队更是逃散了一大半，就连后来叱咤风云的林彪当时也曾主动离开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这三大暴动固然有武装反抗国民党，创建革命军队的历史意义，但也将整个二十年代共产党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本钱赔了个精光，可以说，1927年共产国际的三个错误，让中国共产党从被动到挨打，直至最后差不多清零。
1927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分水岭，也是中共早期历史上许多风云人物人生命运的分水岭。陈独秀纯粹是共产国际错误指示的替罪羊，即使他和汪精卫发表了《陈汪联合宣言》，那也是在他的正确主张被共产国际否定后所执行的党的意志，而非个人意愿，悲哀的是今天中国人自己的历史还在不断批判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路线；毛泽东由于一再抵制党中央的“左”倾错误指示，反而在湘南为革命保留了火种。然而，被公认的中共理财高手，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易礼容，却因为要求为长沙暴动的失败负责而脱党，后来转变为民主人士；至于本应该为广州起义惨败负主要责任的张太雷，却因为他的牺牲意外的成为了英雄先烈，而曾提出正确意见纠正张太雷的叶挺却成为了替罪羊。至于叶挺，他的一生无疑是悲剧而憋屈的一生。以他的资历和军事才能，正常情况下，如果加入国民党，他一定能进国民党一级上将之列，如果一直跟着共产党，一定能进十大元帅前三名。然而，先是广州起义的无辜受冤，后来是抗战时期以无党派人士身份担任新四军军长的尴尬，最终让这位传奇英雄深陷牢狱，并最后意外牺牲。
毛主席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可见，道德至上的理想主义往往是胜利者的自我粉饰，任何伟大的事业在最开始都是一部非常世俗化创业史。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27年三大暴动失败这段历史，更多的是中国历史进程在外部因素特别是苏联和共产国际制约下的阴差阳错，还有身处那个时代的许多风云人物的悲剧人生。历史不能假设，但是读史可以使人明智。这是历史的可悲之处，也是历史的魅力所在。
民国至今已经整整一百年了，但民国历史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人们的热烈追捧。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民国已经不仅是教科书中所评价的推翻了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体制，但却因为资产阶级的妥协和保守性，不敢发动人民群众而最终失败那样简单。其实，辛亥革命最大的贡献不在于形式上推翻了封建专制体制，而在于将中国从一个腐朽没落的传统帝国引向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文明国家。一个国家是否拥抱现代文明，并不在于政体的形式，就像英国和日本虽然仍保留着皇室，但仍是高度现代化的国家。
辛亥革命的亲历者许啸天在《民国春秋演义》中，以自身亲历及掌握的丰富史料，用通俗演义的春秋笔法，全面反映了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北伐胜利的历史过程。尤其是对于民族革命的发展演变、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以及早期中国民主道路的探索和实践、军阀混战和北伐战争等历史事件，作了全景式的勾画和细节的描述，而孙中山、袁世凯、黄兴、康有为、梁启超、汪精卫等风云人物更是血肉饱满。我想强调的不是这部书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而是作者在近一百年前以亲历者的身份对中国前途命运的深刻观察和反思，远胜于曾一度被盖棺定论的历史。许啸天在一次革命演讲中指出，中国的政治革命虽然已经完成，但是经济和社会仍然很落后，这两个问题不是军事和政治革命能够解决的。因此，不进行经济和社会领域的革命，复辟、军阀混战永远不会结束。许啸天的认识无疑是正确而超前的。仔细研究民国历史，其实在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与国民党正是沿着社会和经济革命的道路继续往前走的。
辛亥革命后，中国没有顺利过渡到现代共和国，并不是袁世凯不愿当中国的华盛顿那么简单，根本原因在于辛亥年激进的政治革命超越了当时落后的经济社会基础，因此，即使共和也只能是表面上的共和。彼时，中国国内民族资本力量非常薄弱，孙中山革命所需的经费主要来源于海外华侨的募捐，而国内的税收财政仍然掌握在北方的袁世凯和南方的地方军阀手里。国民政府最终能够北伐成功并统一全国，正是社会和经济领域取得长足发展的结果。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在“一战”期间因西方资本的撤出而得以发展，国民党倡导的民主共和观念也不断的深入人心，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创办黄埔军校的创举，事实上就是在广泛的发动社会和民众力量。
孙中山逝世时，革命的确尚未成功，但“三民主义”的指导思想和“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的路径设计无疑是正确的。正是现代文明在中国的启蒙和传播，才有了独立自由的民国精神，才有大师云集的文化盛事。至于蒋介石政权最终在大陆的失败，固然有阶级属性的因素，但更大的原因应在于国民党内部严重的地方割据和派系林立，与苏联、日本等外部因素的干扰共同将国民党政权推向深渊。但是，内部的军阀割据和派系林立以及外部的日本侵略，并不是现代性的产物，而是任何社会形态的国家都可能遭遇的问题，而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导致政权的失败并不奇怪。
好事多磨。中国近代史一百多年来，国家形态的传统性还是现代性问题，已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轮回。而且，每次轮回总是把失败者的失败或者失误归咎于现代性本身。但事实上，现代性的方向是一个问题，而政权的失败是另一个问题。历史，如果用成王败寇的逻辑去书写，那么，历史就是一个人皆可夫的婊子，这样的历史对于国家的转型和进步是有害的。民国以及继承民国衣钵的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失败，根本原因并不是民国的现代性方向是错的，而是方向之外的其它因素导致的政权失败，用一个政权的失败去否定国家现代性的方向，显然是浅薄可笑的。
(2012-03-27 11:36)
在三国历史中，无论正史还是演义，汉献帝刘协，当然也包括他的哥哥弘农王刘辩，自始自终都是各方诸侯和军阀“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一个政治玩偶，无论霸占京师的董卓，还是统一北方的曹操，汉献帝只不过是一个傀儡。但是，马伯庸的历史小说《三国机密》，在尊重主要历史事实的前提下，通过大胆的想象和推理，认为操纵三国历史的，不是曹操、刘备、孙权，而是那个几乎已成为傀儡代名词的汉献帝刘协，而且，此刘协非彼刘协，而是他和他的孪生兄弟刘平的合体（刘平是小说中虚构人物）。
三国的历史，表面上看是诸侯和军阀的争霸，但在《三国机密》中，分久必合的乱象背后，则是刘协集团“挟曹操以令诸侯”这个清晰而大胆的“机密”，因此，决定各方成败的并不是天时地利人和，而是在刘协的操控下，以郭嘉、杨修、蜚先生、司马懿为代表的利益集团的智慧较量。上部《龙难日》中，真正的汉献帝刘协是一个狠戾冷酷，为了复兴汉室不惜一切手段的人，他身边还有一个以杨彪、杨修为代表的智囊团，更重要的是，他们从一开始就有一个通过操纵曹操来复兴汉室的缜密计划。遗憾的是，这出戏的主角刘协因病而“出师未捷身先死”，于是流落在民间，性格温和的的孪生兄弟刘平，自然而然成为这个“阴谋”的继承人。刘平的性格虽然不同于刘协，但是，他却能以最快的速度入戏，扮演着汉献帝的角色，而且演得比真正的刘协还要好。
金圣叹曾说“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大概因为年轻人看了水浒容易冲动，老年人看了三国容易疲于心机。其实，其它版本的三国如果与《三国机密》相比，其谋略智慧的级别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三国演义》中，为了突出诸葛亮的神机妙算，郭嘉、贾诩等谋士，甚至后来的司马懿，也只能算是绿叶了。在《三国机密》上部《龙难日》中，主要是郭嘉，杨修两个人的战争。他们两个人的较量属于第一层级的，荀彧、满宠、贾诩、孔融、董承属于第二层级，其它的，比如赵彦、邓展、徐福等只能算是第三层级。刘平、司马懿显山露水的戏份虽然较少，但一出手却显示出可以驾驭一切的气度和智慧。
在这个层级分明，环环相扣的智慧大较量中，下一层级的较量只是上一层级较量的一个小环节。比如，刚开始董承用尽心计发动的通过清算曹氏以掌控许都的政变，却被郭嘉引进张绣铁骑这一“意外”所败，表面上看，这是以董承为代表的汉室和以郭嘉为代表的曹氏的斗争，并且以曹胜汉败而告终。然而，螳螂扑蝉，黄雀在后，董承的失败只不过是刘协集团借郭嘉之手，除掉将来会坏事的“同伙”的一个“阴谋”，最重要的是，这只不过是刘协“挟曹操以令诸侯”这一大机密的开始。无独有偶，郭嘉设计让沮授劝袁绍劫持董承，并借袁绍的刀“除掉”董承，然后以此昭告天下讨伐袁绍，这一计谋在帮助曹操取得政治上主动的同时，不但分化瓦解了袁绍集团，也解决了董承这个烫手山芋，可谓一石三鸟之计。
谋士们的智慧无止境，马伯庸的想象力无止境！
(2012-03-19 11:08)
今天看到各大门户网站关于薄XL不再兼任重庆市书记的新闻报道，该新闻配有一张薄仰头深思但表情非常沮丧的照片。薄以往的形象是高大帅气，乐观开朗，但是，从今年“两会”直至“3.15”重庆人事任免，记者扑捉到的是薄一副副忧郁沮丧，犹如一只斗败了的公鸡的表情。看着这张照片，我感到了权力的可怕。在中国，权力可以让你意气风发，也可以让你身败名裂。悲哀的是，五千年的历史，形成了中国人骨子里对权力的追求与膜拜，或者说绝大多数人无不渴望能成为权力的奴隶。权力对民族的毒害之深，几乎成为民族性本身，这或许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在中国一直水土不服的深层原因吧。
无独有偶，英国人类学家高乐，从人类学的角度剖析美国国民性的经典之作《国家的品格》（原名《American People》），从美国的历史、经济以及美国民众的生活，爱情、社交、教育、文化等领域，全面系统解析了美国的国家品格。如果一定要有一个美国品格，美国精神的话，那一定是“自由”。虽然，“山姆大叔”与“自由女神”都是美国的名片，不同的是，一个是政府，一个是民众；一个对外，一个对内。二者表面上是矛盾的，但逻辑上是完全一致的。美国的政治制度与国家品格，迫使政府在为国民谋取利益和幸福的同时，还要向世界输出民主自由，但是，当这种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的博弈最终诉诸战争时，在国内往往会爆发反战运动，在国际上“山姆大叔”必然成为“帝国主义”的代名词。
虽然，用“国家”这一宏观抽象的概念来代替每一个微观具体的“国民”，容易抹杀个体的差异性，特别是美国这样一个崇尚自由开放的移民大国。但是，对权力发自骨子里的恐惧，对自由和个人成功发自歇斯底里的追求，其实就是美国精神，就是美国的国家品格。可以说，美国三权分立，中央与地方联邦制的政治制度，以及创新、开放、自由、包容的文化，还有今天技术、金融、军事领先世界的综合国力，都是建立在这一国家品格的基础上。任何一个国家，从终极意义上看，财富都是由国民创造的。因此，追求自由的品格与保障自由的体制如果成功驯服了权力的国家，必然是创造力迸发的世界强国，美国便是如此。
国民性，或者说国家的品格，是一个历史形成的客观存在。《国家的品格》的第一章《欧洲和被丢弃的父亲》分析了美国人恐惧权力，追求自由的历史原因。最早移民美国的欧洲人，并不完全象巴顿将军激励士兵时所说的“祖辈们为了自由而远涉重洋”，真实而比较现实的原因可能是为了在尚未开发的新大陆获取更好的物质生活，因此，中间不乏冒险家和投机客。幸运的是，他们成功了。但是，他们的成功是在摆脱权力桎梏的前提下取得的，因此，成功之后他们更加恐惧权力，更感到自由的珍贵，因此，最初的时候美国没有中央政府，只有松散的类似于商会的地方组织，与英国的战争催生了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但是，对自由的追求使得“权力即使不可避免但也要将其限制在最低限度”成为普遍的心理诉求。美国人的挑战父亲权威，崇尚“母性”，害怕“娘娘腔”，唯“物”主义等，其实都是由自由派生出来的。可以说，自从自由成为民族精神，其他的都是不言而喻的，或者说是顺理成章的。因此，能够被称之为民族精神或者国家品格的，必然是居于最核心位置的，处于一切体制和文化逻辑起点的东西，自由之于美国，正是如此。
反观中国，差不多一百年前，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方针开学术自由之风，遂成为北大精神。2011年11月，“爱国、创新、包容、厚德”被诠释为北京精神。同样是八个字，同样与北京有关，但却有区别。爱国、创新、包容、厚德这四个词，孤立地看，任何一个作为北京精神都没有什么问题，但系统的看，四个词组所要表达的内容，在逻辑上基本上没有什么连贯性，完全是不同性质的词组堆砌。而且，这八个字好像可以作为全世界任何一个城市“精神”的。因为，它们本来就是从口号和政策里边摘出来的。如果没有对个人自由的追求与尊崇，没有对权力的驯服，人民永远是小写的，那样的话，爱国的动力在哪里，创新的条件在哪里？包容究竟是谁包容谁？如果厚德，那薄什么呢？从历史上看，北京作为政治中心，一直是保守与进步力量的角逐场，在这里，有民主科学的进步，也有专制的复辟，但历史巨变的种子基本上都是在这里播撒发芽的。因此，北京精神更多的是通过探索与变革，始终引领时代潮流，无论“维新变法”，还是“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乃至建国后的“文革”和89学潮风波。无论进步与倒退，北京始终是最活跃的，是富有活力的，是引领时代的，这应该才是北京的精神所在。
如果说美国的精神只有“自由”两个字，那么，真正能够诠释中国精神的应该是什么呢？是勤劳，是智慧，是权力，还是其它？
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世界范围内此起彼伏的主权国家债务危机和竞相宽松的货币政策，宣告了国家破产时代的来临。那么，国家破产，是对长期透支行为的惩罚还是超越危机的一种理性选择？在国家破产时代，普通民众又该如何保卫自己的财富？ 德国人基普和莫里恩在合著的《即将来临的国家破产》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比较大胆的论断：国家破产是超越危机的一种理性选择。在此基础上，作者建议投资者应该尽可能的摒弃货币资产，将有限的财富均衡的投资于股票、黄金、房产等有形资产领域，这样不仅可以避免财富缩水，甚至可以在国家破产中获利。
所谓国家破产，是指国家在自由市场上不能再为自己融资。可见，此处的破产，既不是公司法意义上资不抵债的破产，也不是国际法意义上国家主体消失的破产，而是一种在金融货币层面国家信用的彻底破产。当今世界，债务危机的阴霾笼罩着几大主要经济体。虽然，债务危机的根源都是长期透支，但具体情况却有所不同。美国制造业已经空心化，但举国上下一直在借贷消费，因为美国可以通过美元铸币税以及强大的综合国力不断向外转嫁危机。日本虽然早已无法承受沉重的债务负担，但由于债务大多为国内机构和民众持有，因此，也艰难的走过了失去的十年，甚至二十年。冰岛、希腊、西班牙等国就没那么幸运。这些国家的债务基本是外向型的，但是经济一直在走下坡路，国内民主的力量又反对政府削减公共福利，因此，主权债务危机便无法避免，而这些国家主权债务问题的升级又导致了欧元动荡。而德国，这个在外人眼中经济一枝独秀，甚至被看做可以决定欧元和美元货币战争胜负的国家，在身为德国人的作者眼中同样面临严峻的债务危机。
债务问题的解决办法，无论个人、家庭、企业还是国家，说白了就是开源节流。但是，作者分析认为，对于主权国家的债务危机，开源和节流都不现实。因为，对政府而言，刺激经济往往是开源的首选，这意味着继续增加债务；而节流只能通过削减政府开支和民众福利，这对又意味着执政党面临下台的风险。其实，债务危机的根源早在1973年尼克松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美元这个脱缰野马成为国际交换货币，凯恩斯成为许多国家的经济主导思想，此后，发债、印钞导致的债务危机和通货膨胀犹如病毒一般在全球范围内传染，到今天，危机已经病入膏肓，而从历史上看，国家破产意味着各种社会和经济危机，甚至会导致战争。因为危机最终必须要有一个载体去承受，因此，需要对内或对外转嫁。既然危机已是既成事实，而社会动荡甚至战争的成本又过于高昂，不如通过国家破产的方式清零，这正是作者超越国家破产的基本逻辑。
如果说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那么国家破产就是解决债务危机和通货膨胀问题最不坏的办法。但是，国家破产的本质是信用的破产，而货币恰恰是一个国家和政府信用的象征。因此，国家破产必然伴随着货币资产的大幅缩水，所以，国家破产时代，民众必须学会保卫自己的财富。作者的建议是民众应该尽可能的摈弃货币资产，将财富均衡的投资到有形资产领域。各类债券、存款，甚至现金都属于应该摈弃的货币资产，而股票、黄金、房产则是应该均衡投资的有形资产。艺术品、钻石虽属有形资产，由于专业性太强而不适合投资。可以说作者的建议既是保守的，又是超前的。
货币贬值，实物即有形资产为王这是最简单的常识，时寒冰在《经济大棋局，我们怎么办》一书中也提出过“固化财富”应对全球债务危机的主张。但是，究竟投资那些有形资产，又以什么样的比例来投资又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通胀无牛市”是股市的流行语，但是，作者认为，股票不属于货币资产，投资股票并长期持有，是可以在国家破产中获利的。至于财富投资分配的比例，作者给出的原则是大致均衡，比如在持有少量维持生活的现金的前提下，可以将15%—20%的财富投资于黄金等。当然，由于德国的经济水平、政治制度、法律和中国不同，作者关于投资的建议，只能借鉴，不可照搬。比如，关于房地产，德国的土地是私有制，而且目前房价，无论是租售比，还是房价收入比，中国都超过了德国。所以，作者的分析更多是一种参考。
对于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世界范围内通货膨胀和债务危机，我们即使从感情行无法原谅，但却不得不去理性的应对。《即将来临的国家破产》一书中，用“国家破产”方式来超越国家破产事实的思路无疑给了一种全新的启示。
粮价谁决定？这是一个谁都可以给出答案的问题，毕竟“民以食为天”嘛，对关乎自己生计的问题，谁都会去关注和思考。可是，要科学系统的阐述粮价却非一件简单的事情。经济学中用来分析农产品价格的“蛛网模型”，虽然关注到农产品供给的弹性，但研究国际粮价，如果仅考虑供需关系的话显然是片面的，而华尔街联手四大粮商操控粮价的“阴谋论”，则是将资本投机对粮价的影响放大为对粮价的决定。韦斯特霍夫在《粮价谁决定》中，科学系统的分析了决定粮食价格的诸多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主要包括生物燃料、能源价格、天气、国家政策、汇率、投机、人口、技术、收入水平等。全书重视事实和数据，但却不先入为主的通过主观取舍，达到支持自己论点的目的，而是实事求是的逐一分析影响粮价的各要素，并寻找各要素与粮价之间的关系。
如果在粮价和各因素间建立一个数学模型的话，粮价就是以上变量的函数，很显然，变量越多，对函数的影响便越复杂，预测粮价就越困难。虽然，作者希望尽可能的让粮价问题变得简单，但是，由于影响粮价的因素，并不是都指向同一个方向，而是指向不同方向并互相抵消，甚至某一项因素，比如生物燃料对粮价的影响都是多方面的，所以，作者才说“如果本书能让你领悟到什么真谛的话，那就是，如果分析师声称可以准确预测粮食市场的未来走势，那么他们不是在误导听众就是在自欺欺人”。
对粮价与生物燃料、能源价格、国家政策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足以说明粮价的复杂性。首先，不同的国家对生物燃料的态度是不同的，有的鼓励，如美国，有的禁止，如粮食奇缺的国家。即使法律政策都允许生产生物燃料的国家，对生物燃料中乙醇含量的规定也是不同的，这些因素都可以通过影响生物燃料的规模而影响粮食价格。其次，能源价格直接决定生物燃料的规模，当能源价格过高时，生物燃料的利润相对较高，高利润的直接结果就是生物燃料生产的大规模，大规模的直接结果是对玉米的需求扩大，从而抬高玉米价格。玉米价格的抬高，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先是玉米种植规模的扩大导致其它种类粮食规模的减小，供给的变化在经过市场的调整后，其它粮食价格也会上升，粮食价格的不断上升，既加大了生物燃料的成本，又抬高了能源的价格，因为，生产和运输粮食的过程，离不开石油化工。这些都是生物燃料对粮价向上的影响，但是，生物燃料的副产品又可以作为动物饲料，因此，生物燃料规模越大，对可用于饲料的粮食价格又产生向下的影响力。以上分析仅仅是在假定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的一种理想状态，而在现实中，即使仅考虑生物燃料，也要比这个要复杂的多。比如，当粮价因生物燃料规模扩大而被抬高后，一旦能源价格在这个时候突然下跌，那么，这个时候的粮价，不是取决于生物燃料，而是取决于国家对生物燃料行业是否提供补贴。
正确的认识粮价，是科学要解决的问题，准确的预测粮价，则是“巫师”的广告词，即使调整宏观政策或者微观行为所需的科学预测，也必须建立在对粮价客观系统认识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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