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朋友虽然在一个城市，但却很长时间见不到，前两天在书店里，见到番禺路责编的一本书，才想起来我们已经有好久没见了，而且我的上一个手机丢了，也丢了他的号码。其实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夏放好长时间没见了，张宏也好长时间没见了，你们的孩子应该都长大了不少吧？

    想起了安德列耶夫的小说《城》，我们不跟那个主人公一样么？这可真是个“现实主义”的作品啊！

    前一段时间戒酒时，诌了一首小诗，也贴在这里，问候远方所有的朋友，也多谢在博客上留言的朋友们，问候一个迟来的“劳动节快乐”，我们劳动者天天都是快乐的！

                《戒酒·忆祖德与赵文》

                 想起了30楼的黄昏

                 想起了那么痛快的一场场酒

   晚上看了《推小车的人》，是美国05年的片子，获得过“独立精神奖”，很不错，影片写得是一个巴基斯坦移民阿玛德在纽约的生活，他本来是一个摇滚歌手，在美国却只能“推小车”卖早点，影片对这样一个底层人的生活有深刻、细致的刻画。影片没有太多的戏剧性，但通过他与周围不同人的关系对其生活状态有很好的描绘，这些关系包括：与岳父母与孩子；与卖报刊杂志的一个西班牙女孩；与一个进入中上层的巴基斯坦移民穆罕默德及其朋友；与卖小车给他的老板，等等。这些关系相互穿插，展现了他生活的不同侧面，故事平缓而又不乏戏剧性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很像贾樟柯的《小武》。

   阿玛德的妻子一年前去世了，儿子与岳父母住在一起，岳父母对阿玛德颇怀敌意，不让他见孩子，他汲汲以求的是买一套房子，把儿子接过来一起住。为此他什么工作都做，推着小车卖早点只是其中的一个，他还帮人装修房子、在卖票、卖光盘（好像有黄色的，卖8美元一张、15美元两张，不知是否盗版的？）等等。影片不断重复的一个镜头，就是他拖着小车，在车水马龙的街头困难行进的画面，这与周围呼啸而过的车流、灯火闪烁的高楼大厦

   《县委书记失踪了》是孙建邦的处女作，但出手不凡，是一篇好小说，在《北京文学》随附的评论中，白连春先生认为小说的成功在于“技术”，在于“成功地塑造了赵毅豪这个好县委书记的形象”，在于作者“几十年来对人生的思考”。白先生所说的虽然不无道理（尤其是最后一点），但却不够准确与清晰，因而值得再做辨析。

    这篇小说写的是，县委书记赵毅豪从周五下午自己开车离开后，三四天一直没有露面，他的司机、家人和县长等人一直联系不上，因此在县城内引起了种种猜测、流言，有的认为他被双规了，有的认为他被绑架了，有的认为他携款带小蜜出境了，到最后真相大白，原来他在邻县帮助警察时，被歹徒刺伤而昏迷了。在我看来，这不是一篇写人的“小说”，其成功也不在于塑造了一个好县委书记的形象，而在于作者描绘出了不同人物在“县委书记失踪”这一事件中的心态，这是作者描绘的重点，也是小说中最为精彩之处。在小说的十个小节中，每节以一个人物自述的形式表现，这些人物有信访局的老钱、宣传部的秘书小李、宣传部的周部长、乡长、县长、退休的老县长等等，作者抓住了他们的

     张笑天的小说《VISA卡悬疑》，向我们揭示了官场的一种新的潜规则：彭局长和纪检组长老许出国，带了林场场长“我”这个“土包子开洋荤”，“我”本来以为是一件好事，没想到却是让“我”去为他们买单，这对别人来说是个进贡的好机会，“我”也想抓住这一靠近领导的契机，但没想到领导的胃口越来越大，“我”从积极到消极，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将领导无限透支的VISA卡偷出来扔掉了事。小说以一种幽默诙谐的笔法，紧紧贴住“我”心情的变化，从一个小人物的角度写出了对这一潜规则的洞察与拒绝。

     让下属为自己的非正常消费买单，这一潜规则似乎是常见的，但将之娴熟地运用到国外，在一个小地方却并不是常有的事。对于“我”来说，能够跟局长出国考察，成为他所带的两个成员之一，这是一件受宠若惊的事，同时“我”也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紧紧抓住机会，靠近领导，从中谋取个人的好处；二是消极应对，不当领导的“钱罐子”，而这则面临着得罪领导的危险。小说中“我”一开始是想做第一种选择

    ——王祥夫先生访谈

李云雷：在80年代，您也写过一些“先锋小说”，比如《油饼洼记事》这个小说集里所收录的作品，在叙述视角、叙述方式以及小说的结构方式上，都有不少实验性的探索，请问您当时写这些作品有什么样的考虑，现在对这些作品怎么看？为什么您现在的作品大多采用现实主义的方法，是怎样从先锋性的实验走向现实主义的呢？

王祥夫：80年代对中国文坛而言是个意气风发的时代，作家们对以往不满的结果就是想要突破当前的某些清规，那时候“现代派”这三个字常常被人们挂在嘴上放在心里，“先锋小说”由此而来。我认为，当年所谓的“先锋”主要是在艺术上四面出击，当然这不单单是形式上的事，没有内容就不会有形式，形式有时候就是内容。但可以说，“先锋”这两个字在当时主要是在形式上徘徊。那时写小说，就拿我的《油饼洼记事》这个小说集来说，出发点就是特别想与众不同，就这样简单的想法，你那样讲，我偏偏这样讲，有点不从正路上来的意思，

“底层文学”不断深化的一个标志，是它们所关心的不再仅仅是社会问题，而将笔触深入到了底层人的精神世界，不再仅仅关注他们外部的物质问题，而把视角深入到了它们内部的心灵底处。与外在的社会问题相比较，底层的精神创伤更隐蔽，但是对他们的影响却更深远，关注这一方面，可以使底层的生活感受与内在逻辑得到展现，同时也使小说在艺术性上有了更多探索的空间。范小青的《父亲还在渔隐街》、魏微的《李生记》、马秋芬的《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等小说，从不同角度挖掘了底层人的内心感受，让我们看到了他们丰富的心灵世界以及他们所遭遇的精神创伤。许春樵的《尊严》，则从另一个侧面涉及到了底层人或边缘人的“尊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