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园聊斋

《末代皇帝的后半生》的版权纠纷（郑成思）

    主审法官于1991年11月的一次听审中，曾要求王（庆祥）宣读一下溥仪日记中一段不足二百字的原文，而王竟在十几分钟内未读明白，他也承认溥仪日记文字极难辨认。从这种阅读溥仪日记的速度可以推判：王在1980年6月到9月这三个月中，若不利用贾（英华）已整理过的成果而是从头开始以溥仪日记作为素材，则不要说写出一部书的初稿，恐怕连日记本身都难以读完。 

《末代皇帝的后半生》的版权纠纷  

郑成思

　　 编者按：本刊即《中华儿女》杂志于1990年第2期，刊登了《末代皇帝的后半生成书前后》一文，客观地介绍了贾英华撰写这部历史人物传记的坎坷经历和此书产生的影响。之后，溥仪遗孀李淑贤和吉林社科院王庆祥向一法院起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贾英华所著《末代皇帝的后半生》一书侵权，引起海内外各界广泛关注。

    如今，这桩影响颇大的著作权案已落下帷幕。曾亲自旁听了此案审理过程的国际版权学会顾问、我国知识产权界权威郑成思撰写文章，记述了此案简略始末，也从法理上给予了精辟剖析。本刊特此登载，以飨读者。

　　《末代皇帝的后半生》一书，在1989年刚刚问世后，便引起海内外颇大反响，连续再版，畅销不止。我国权威性的数十家新闻单位以及美、英、法、香港等舆论界纷纷发表评论文章。又如一石惊涛。 

　　然而，一纸诉状，使《末代皇帝的后半生》的作者——贾英华，意外地站在了法庭的被告席上。霎时间，舆论大哗。众人拭目以待，孰是孰非?! 

　　此案最终以贾英华胜诉，原告二人的一审败诉，且不再上诉而告结束。 

　　这起中国著作权案例，指的就是就《末代皇帝的后半生》一书，溥仪遗孀与吉林社科院王庆祥起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贾英华案。 

　　此案的关键之一是案情的事实过程。早在70年代初，原告之一李淑贤(溥仪遗孀)曾与被告贾英华在北京东城区东四地区为邻居，两家关系较好，经常往来。当时贾英华曾帮助李淑贤整理溥仪的日记及其他遗留文字，并整理李的一些口述资料。1979年到1980年，由《人物》杂志社约稿，后登载在人民日报《战地》杂志上的文章，以“李淑贤”为署名人，同时署名“贾英华整理”。 

　　1980年6月，李改变了与贾合作创作溥仪后半生传记作品的初衷，同意由原告之一的王庆祥与其合作，并把存放在李处的溥仪日记、其他文稿，以及出自贾英华手笔的整理成果(包括溥仪编年、写作线索、溥仪病历摘抄、李淑贤口述回忆资料)全部交王带走。其中仅贾整理的李口述资料即有两万余字。王获取资料后，于同年10月就完成了《溥仪的后半生》初稿。 

　　该初稿与1988年正式出版的该书定稿本，无实质性差别。该初稿曾于1981年初，在天津《八小时以外》杂志上连载过两期，连载时王庆祥单独署名。 

　　其后，李、王达成“版权共有”协议，并于1984年出版了《溥仪与我》一书，1987年发表了溥仪日记28篇，1988年11月在天津出版了《溥仪的后半生》一书。

　　早在1980年李改变初衷时，贾曾要求仍旧参与创作溥仪后半生一书，但被拒绝。于是，贾在失去全部资料的情况下决心独自创作。他自费采访了三百余人，包括溥仪“后半生”开始的目睹者(即与溥仪一道被特赦、一道从抚顺到北京的人)，到“后半生”结束时的目睹者(溥仪去世时守候在病榻旁的人)，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包括有关的新闻报道等)。其收集、笔录的文字已超千万。1984年，《末代皇帝的后半生》一书初稿完成。其间又经出版社及其他方面的一些人士提出修改意见，几经修改，于1988年9月向解放军出版社交付定稿，1989年6月出版。1990年，该书获中国图书金钥匙奖。 

　　1990年11月，李淑贤与王庆祥向北京市西城区法院起诉，状告贾的《末代皇帝的后半生》一书，抄袭了《溥仪的后半生》一书达70%以上，构成侵犯版权，要求被告公开赔礼道歉，销毁存书，不再印刷出版，赔偿经济损失等。被告则称，事实是王庆祥拿走并使用了被告的整理成果，用于《溥仪的后半生》的“创作”；被告的书则是自己独立创作的，根本不存在抄袭李、王一书的问题。 

　　法院经过整整两年的审理，作出如下判决： 

　　贾英华在创作《末代皇帝的后半生》过程中，经过长期搜集、整理，获得了对溥仪生平的广泛了解，以此构成了该书的主要内容。这些内容不是抄自原告作品。当必须表现特定历史人物的客观真实时，原、被告所用有关史料部分相同，不能作为抄袭的依据。贾英华在创作中，以部分溥仪日记等作为写作线索和事实依据，多是在书中以自己独有的文学形式表达；其中直接引用部分远未超过合理限度(并且都指明了出处)。因此，这种引用方式，既不违反著作权法，也不违反该书发表时(著作权法尚未颁布时)我国有关的法律、政策规定。 

　　最后，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李淑贤、王庆祥的诉讼请求。 

    对于这个判决，败诉一方并未上诉，故其形成终审判决。这是近年我国出现的大量版权纠纷中，败诉一方对一审判决不上诉(即对判决表示满意)的极罕见的一例。 

　　笔者认为，该案的判决之所以使败诉一方无由上诉，重要原因之一(或许可说是主要原因)在于该案的审理及判决中应用了正确的版权原理，使当事人(乃至公众)很难从中挑出什么不妥之处。 

　　早在1991年11月的一次开庭审理中，主审法官(即我国称为审判长的法官)就要求原告举出来既不属于创作思想、又不属于公有事实的(被告书中与原告)相同之处。原告关于被告之书的主题思想(如“末代皇帝”与“溥仪”与之相同)，史实排列顺序(如从溥仪被特赦写起，写到其病故)与之相同，均被作为“创作思想”的相同而排除在“构成侵权”之外了。原告关于被告之书在细节描写上的几十处自认为“最能说明抄袭”的“相同”，则由被告当庭举出的其正当原源(出自被采访人、出自当时新闻报道或出自其历史档案馆资料)予以排除了。而且，贾还当庭举证某些细节描写的相同之处，恰是王庆祥利用了他的劳动成果所致。 

　　1991年11月的开庭结束时，主审法官又一次要求原告继续提供既不属于创作思想、又不属于公有事实的相同点，以便在下次开庭时加以对比。直到1992年底，原告也未能再提供任何这类证据。故此，法院作出了否定侵权的判决。 

　　历史题材或人物传记题材的不同作品，仅因主题相同，不会发生侵犯版权的问题；在多数情况下，甚至不会发生侵权问题。在公众中有过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人物，可能成为人们反复以各种形式描写的对象。 

    这纯属创作构思方面的问题，永远不会被纳入版权保护的范围。1988年，在北京市版权处处理的一起众所周知的版权纠纷中，侵权一方也曾十分不解地自我申辩道：难道一个老字号就只允许一个作家写一次，其他人再写就构成侵权了?这一反问本身，在当时就曾使侵权人获得过许多人的同情。这就是抓住了“写作主题”不受版权保护的原理。不过，所不同的是，当年那篇同是写老字号的剧本，不仅题材与先有的一部史话相同，而且许多场景、情节的描绘，不是出自原始“史料”，而是直接出自原告的“史话”，或录自该老字号现有职工叙述。而这些叙述又正是职工背诵该“史话”的原文转述。 

　　写历史人物本可以按历史顺序写，也可以倒叙。例如，写溥仪的后半生，既可以从他由抚顺回北京写起，也可以从他晚年病危时，倒叙起生前的一幕幕这样来写。就是说，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应当指出，即使对某事、物或人的表述可以有不同方式，而被告选择了与原告相同的方式，也未必就构成侵权。只是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再简单地(像只有惟一选择那样)完全排除侵权的可能性。写历史人物，作为作者正常的逻辑思维，一般都会首先考虑按时间顺序去写。这与侵权与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在早些年北京市版权处正确处理过的版权纠纷中，反倒有过这样的实例：被告在有意照抄原告的具体描述时，为逃避侵权责任，把整个传记由原告的顺叙改为倒叙，但最终仍被确认为侵权。这里要提到美国法院80年代的一些判例，尤其是有名的“威兰”判例。这些判例错误地把表达顺序的相同，以及结构、组织的相同，作为认定侵犯版权的依据。这就是有名的“sso”认定侵权验证法。除了上面讲过的“顺序”可能仅仅是不受保护的创作思想之外，“结构”与“组织”也都可能是不受保护的对象。　例如，我国诗词作品创作中反映组织与结构的“词牌”，如果作为版权保护对象，就会根本断绝了“词”这种表现形式。又如唐诗中，在后的李白所作“登金陵凤凰台”与在先的崔颢所作“黄鹤楼”这两首七言律诗，在结构、顺序及组织上是那样地相近，乃至有人把崔诗错当“李白的名作”。而这两首诗，各有其独创之妙。如果创作在今天，没有人会认为李白侵犯了崔颢的版权；在唐代(及尚无版权保护的历史上)，也从无人认为李白抄袭了崔颢的作品。 

　　在李、王诉贾一案中，对相同创作思想的排除，主要是由主审法官去作的。而对于相同的来自公有领域的资料的排除，则是由主审法官出题，主要由被告自己去作的。 

　　笔者在1991年11月14日的全天旁听中，吃惊地发现：被告几乎对每一个原告指控为“抄袭”的描述，都能够在自己带到法庭的那数千页资料堆中，立即找出一个，两个乃至三个、四个先于原告作品已公诸于世(或存于档案馆)的资料出处或依据。 

　　如果不是在艰苦的原始创作中吃透了自己的作品的每一个情节，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当庭的绝大多数人，可能包括原告的律师在内，都为被告这种天衣无缝的反证所折服。正如人们所看到的，在听审过程中，被告律师并没有着力地为原告再也站不住脚的诉由火上加薪。 

　　李、王诉贾一案的判决虽然是在中国著作权法生效两年之后，但起诉之时，该法尚未生效；纠纷产生之时，该法尚未颁布。所以，根据著作权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判案的法律依据只能是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该判决之外的细节值得一提。 

　　前面讲过，在法庭辩论中，贾曾指出过：倒是王的作品中未经许可使用了贾所整理的成果。在法庭审理的证人作证中，在贾出示的其1980年前即已整理出的成果与王书对照中，均可以看到：并不能排除事实上是王侵了贾的版权。主审法官于1991年11月的一次听审中，曾要求王宣读一下溥仪日记中一段不足二百字的原文，而王竟在十几分钟内未读明白，他也承认溥仪日记文字极难辨认。从这种阅读溥仪日记的速度可以推判：王在1980年6月到9月这三个月中，若不利用贾已整理过的成果而是从头开始以溥仪日记作为素材，则不要说写出一部书的初稿，恐怕连日记本身都难以读完。 

　　可惜直到1986年前尚无可依据的诉讼的法律，贾从1981年“应知”王可能的侵权行为起，到1983年即已超过诉讼时效，因此他不可能在此案中提起反诉了。 

　　《末代皇帝的后半生》一案从审理到判决，反映出我国司法界在知识产权保护上水平的迅速提高。它说明至少在北京，版权纠纷完全可以由某些基层法院作为一审法院，而不必指定中院为一审法院。况且，面临将会越来越多的版权纠纷，北京又是作者与使用者都最集中的地方，把一审任务全部压到一个中级法院身上，对有效地维护作者权益是不利的。 

　　在一审判决之后不久，我曾说过，该案审判庭的工作是具有国际水平的。这并不是开玩笑。因为，在早于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半年多之前，北京西城区法院就实际运用了“三段论定法”去否定不存在的“侵权”。而“三段论定法”，在目前已被一些美国及美国之外的律师及学者称为版权理论上的里程碑。 

　　文化的繁荣，期待着知识产权保护水准的提高。《末代皇帝的后半生》著作权案，不仅给人们带来了知识产权在国际意义上的新的认识，也可以引发人们更深层的思考……   

　　　　　　          (原载自《中华儿女》杂志，1993年第6期)

贾英华被认为是晚清传记“末代”专家。其“末代系列”写作计划，已经出版了《末代皇帝的后半生》（此书被溥仪遗孀李淑贤等于１９９０年１１月告侵权，贾于１９９２年１１月胜诉）、《末代太监孙耀庭传》、《末代皇帝立嗣纪实》等传记，最近又完成了《末代皇弟溥杰传》和《末代皇帝最后一次婚姻解密》，还是《末代太监游故宫》（电视纪录片）的总策划和制作人。

末代皇帝的遗孀李淑贤到底是什么人？末代皇帝溥仪晚年的处境到底怎样？记者就此最近采访了研究清室末代人物的贾英华。

李淑贤主动追求溥仪

记者：你的新作中不可避免要有许多末代皇帝溥仪的最后一任妻子李淑贤的内容，你与李淑贤早年是街坊，后来曾是回忆录合作者。你对“末代皇妻”李淑贤的深入观察了解，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你现在将如何提供李淑贤的形象？

贾英华：李淑贤，我从十几岁开始认识她，到现在三十多年了。她１９９５年去世，我们有近三十年的来往。她是一个历经坎坷的女人，是在社会底层挣扎过的一个女人，因为偶然的命运，使她嫁给了溥仪。有关原始档案对她的一个总的看法是，“思想不进步”。我的印象，她一是文化不高，二是心眼窄一些。

记者：她大概是很旧式的女人？

贾英华：说“旧式”，往往意味着传统女人，这不确切。她属于那种不关心政治、不关心国事的人，按她自己的说法，是一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人”，她在自传里就这么写的。她的文化程度，可能是小学肄业或者是小学毕业，这与档案里的一些资料多少有些矛盾。她写给我的信里，十个字里至少有几个字是错别字。因为她最初生活在底层，对金钱、名利啊这些方面，太热衷于追求。

说到她跟溥仪认识，是谁主动？很多人现在都说是溥仪主动，其实真实的情况，是她主动，是她主动追溥仪。她后来认为她追错了，她跟我讲过，她原来以为溥仪有钱，她想，皇上你再怎么坎坷，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怎么也会有点儿钱。没想到，溥仪没钱。她并不真正了解溥仪那些坎坷的经历，包括去苏联，到抚顺坐监，什么都没了，最后剩下一个牛皮箱子，就是故宫里带出的牛皮箱子。当年我帮她整理的手稿、我写的手稿、溥仪的日记、编年线索、写作提纲、病历摘抄……一直都放在这个牛皮箱子里边。

记者：那牛皮箱子现在的下落呢？一直在李淑贤的手里吧？你和李淑贤过去的关系如何？

贾英华：牛皮箱子现在的下落我不知道，过一阵我要去寻找一下。可能一直都保存在李淑贤的家里。要说我和李淑贤的关系，只说一件事：溥仪去世以后，李淑贤家所有的门钥匙，包括她家的大衣柜的钥匙————她家惟一值钱的东西就剩下大衣柜————大衣柜里一个抽屉的钥匙，所有的钥匙全都是让我去给配的。那时她特别信任我。

溥仪去世后她很窘迫

记者：你家怎么和李淑贤成了邻居的？你当初跟她接触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贾英华：李淑贤实际上是从溥仪去世之后，也就是文革中才从观音寺搬到箭厂胡同的，由于跟邻居发生了一点矛盾，结果她就搬家到东城区东四八条口，我们家住九条口，这就跟我家成了街坊邻居。我妈跟她是一个居委会的，经常一起开会，就跟她熟了。因为知道她是“末代皇后”，大伙对她的看法有两点：一是好奇，都不叫她名字，叫“娘娘”，就是“皇后”，北京的土话叫“娘娘”，说“娘娘”来了，当她面也这么说，她也没说什么；第二个看法是她一般不怎么爱说话。我十几岁时认识她，她当时应该有四十多岁，是一个典型的南方中年妇女，长得还算清秀，皮肤比一般人白，但是她老有一种防人之心，对任何人都是这样，对我们家稍稍好一些。

记者：她说话什么口音啊？

贾英华：应该说是普通话夹杂一点南方的口音，因为她在苏杭呆过一段，以后又在上海呆了一段，又从上海到北京，所以口音有点儿杂，听得出有点江、浙一带的口音，长相一看就是苏杭人。

记者：据说她跟你们家成了邻居之后，由于你母亲的乐于助人吧，对她这种落难的处境，给予了同情，对她有一些帮助、关心，使她把你们一家视为可以交往的自家人？

贾英华：对，我给你举个例子。１９７６年唐山地震的时候，北京人人自危。我们家三个小伙子，我是老大，我底下两个弟弟，我大弟比我小一岁，那也是壮劳力了。当时我们跟母亲商量，一地震，都不能住屋里了，要住外头，我们先在外边把李淑贤的地震棚搭起来，搭好安置好以后才搭我们家的。在没搭好之前，她就住我们家，我妈可怜没人管她————那时候真没人管她，有时她在大街上乱晃荡，无亲无故。

还可以给举几个例子，作为溥仪遗孀，她每个月的抚恤金，差不多都是我上政协签字帮她领的。她停薪留职、跟关厢医院断绝任何来往以后，没有任何收入，一点钱都没有。连溥仪的稿费，就是《我的前半生》的稿费，一共只剩几千块钱，也在文革中被溥仪全交给政协了。所以后来她想起这事儿就把溥仪骂一通。溥仪去世前后，她在经济状况上没有任何的变化，从政治地位来讲，也没有任何的变化。为什么呢？直到《末代皇帝》电影上映以后，她才被关注，被选入北京朝阳区的政协委员，她也基本不去，她参加过已故全国政协委员的遗孀的一次茶话会，邓颖超出席，这是最高规格的一次。

那时有些老政协委员如王耀武、杜聿明的夫人去看她，人家来看她，都要给她带点小礼品，带点吃的什么。她就也要去回访人家，但她总为回送什么礼物发愁。说茶叶太贵，这些人品味都很高，带一般的还不行，又怕人家看不起她。最后买什么，她想了半天，她说干脆一人给买两种蛋糕，又便宜，一瞅还有两大盒子，包起来还挺鼓的。这些事她都跟我商量。她跟外界所有的来信，也都让我看，又大多是让我代写回信的，说：你看后写吧，你写完了跟我说怎么写的就行了。

记者：那时你好像是她的“秘书”。她对你没有一点戒备？

贾英华：没有戒备，所有的事都是我给她张罗。那些年，她对我有一种依赖感，我要几天不去，她就急了，先打电话，然后就上我单位找我，有时候就坐在我办公室椅子上等着。

大约１９８０年初，上面要开溥仪的追悼会，参加溥仪追悼会人员的名单都是我给她写的，我给她提供一些参考意见和名单。

撰写《末代皇帝的后半生》的契机

记者：李淑贤与李文达关于《我的前半生》版权之争，李淑贤胜诉。你写《末代皇帝的后半生》，最初跟李淑贤是怎么商量合作的？

贾英华：大概是１９７５年左右，我们哥仨帮李淑贤搬家。搬完家，收拾东西时，我发现她穷得精光，惟一叫人感点兴趣的，值得整理的，就是溥仪留下来的遗物，包括溥仪日记和一些资料，一些文史选集，还有一些书什么的，我就提出可以帮助她整理。她说你愿意整理就整理吧，反正也没用。比如，其中有一本１９６３年的日历，是老皇历，但上面有溥仪写的日记，李淑贤把这日记说成是“字”，她说你觉得这“字”好，就拿走。我拿回家，一连看了两个晚上，我发现这是整整一年的完整日记，非常有价值，溥仪和李淑贤被周总理接见的讲话，最原始的记录都在上面，时间、地点……从这里引发了我对续写《末代皇帝的后半生》的兴趣，下了班就到李淑贤家整理这些东西，她还是说你愿意整理就整理吧，就在灯下做点简单的针线活，或织毛衣看我整理。到整理得差不多的时候，《人物》杂志前来约稿，还有《八小时以外》也要，李淑贤写不了，如发表在人民日报《战地》上的文章《阳光春风————溥仪和我》，就是李和我共同署名。这是事先说好的。这些约稿就成了撰写《末代皇帝的后半生》的契机。

李淑贤与贾英华反目

记者：１９８９年，你的《末代皇帝的后半生》出版以后，李淑贤为什么起诉你呢？她要达到什么目的？是经济目的，还是说你侵权？

贾英华：本案的症结不在于谁先出书，而在于谁先写书。我撰写的溥仪编年、线索、写作提纲、包括病历摘抄，还有更重要的，就是一百多页的李淑贤回忆溥仪后半生的历史，是我一点一点从她嘴里、从她脑子里掏出来的。我那时天天问她，溥仪喜欢吃什么？喜欢吃米饭还是喜欢吃饺子、吃面条？能不能喝酒？他生理上有什么毛病，睡觉打不打呼噜？睡觉有什么习惯……我先是查阅溥仪日记，再从李淑贤嘴里求证，然后写到回忆录上。

溥仪的后半生，正是由这些琐碎的东西构成，这里面既有政治的东西，也有生活的东西，还有一些家常很琐碎的事情。恰恰是这些东西构成了活生生的溥仪。然而，这些宝贵的东西通通被一个编辑从李淑贤那儿以约稿名义全部“拿”走，然后写成书后再与李联名告我。

“拿”走全部手稿和资料

记者：这个编辑怎么有这么大的能量？依你跟李淑贤十几年的交往，他有什么办法把李淑贤给驾驭住了，而且又使你们反目成仇？

贾英华：当时吉林社会科学院的《社科战线》杂志来约稿，那时编辑部的头头叫周雷，就是电视剧《红楼梦》的编剧，这个人人品挺好的，他到北京来约稿，当着李淑贤的面，和我敲定撰写溥仪后半生，就说由我来执笔，李淑贤口述，先在《社科战线》上发表，然后成书。不久周雷又派一个编辑来“约稿”，看到我整理的溥仪那些东西，当时我没在场，我正在工厂加班。李淑贤就给我打电话商量，没找到我。只好让他拿到旅馆，所有的材料都让他拿走了，包括溥仪的日记十几本，溥仪的照片，我编写整理的回忆材料三万多字，包括已经成文的《溥仪前半生补遗》、《寸草春晖，天地长忆》两篇文稿等，全“拿”走了。

胡耀邦批示

贾英华：３个月以后，大概是在１９８０年前后，《溥仪的后半生》书出来了，但是署的是那个编辑的名。这时候李淑贤去找了我，要告他，说我们俩一起去告他，就说他骗了我们稿子，稿费也没给，又署他的名，把我们给甩了。这时《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就此写了一个内参，胡耀邦阅后当即批示：这是当前思想战线上一个重要问题，学风不正，贻害长远。

胡耀邦批示之后，那个编辑被单位处理。但他跑来北京，做李淑贤的工作。虽不知道他如何做的工作，但在这之后我发现李淑贤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李淑贤说跟我没有任何合作关系，而是与他合作，与事实完全相反，这使我下决心，要写《末代皇帝的后半生》！

我在此书的后记里曾说：至今我应该感谢那位拿走我全部资料的人，否则我就不会在之后的十年当中去采访３００多人，获得大量的新史料，大量的第一手原始资料。确实如此。另外，李淑贤临终对我有歉疚之意。

新书首次披露了一些史料

记者：《末代皇帝最后一次婚姻解密》是怎样成书的？

贾英华：这部书，刚刚完稿，源于２０多年前我对李淑贤口述的原始记录，在我的记录整理稿中，还可以看到李淑贤修改的笔迹。这本书每章前半部分基本上是她的回忆实录，后半部则基本上是我的考证。她有所避讳的事情，她说的不真实的事情，甚至相反的东西，我就拿出第一手的档案材料或者我的第一手采访记录纠正。

在这本书里，李淑贤并不是一个负面人物，跟大多数人一样，她也是一个有缺点的好人，只不过由于身世复杂，她成了一个活生生的悲剧人物。

记者：能否披露一下这部书里首次公布的史料？

贾英华：这样吧，举几个例子：李淑贤在与溥仪结婚前一年多，实际上刚刚离婚不久。她的第一个法律意义上的丈夫，几年前已被政府枪毙镇压，我在书中首次公布了正式调查报告。这一段事实，等全国政协了解清楚向周总理报告时，溥仪已经与她结了婚。

婚礼上一位当过妓女的女士，被李淑贤称作惟一的娘家人，陪坐到了婚宴的主桌上（作者曾亲访这位妓女）。李淑贤历经一婚、二婚、三婚，甚至早年曾当过舞女，这有多人作证。婚后两人有过不成功的性生活。刚刚两个星期，溥仪就尿了血。

溥仪私下去医院注射荷尔蒙，被李淑贤发现。溥仪在地上给李淑贤长跪不起，说：你还年轻，找男朋友都可以，我不管你。你要不答应，我就不起来……李淑贤提出离婚，溥仪拿起菜刀就要抹脖子：我不活啦！……李淑贤承认，自己生起气来，打过溥仪脸上两巴掌。溥杰女儿亲见溥仪脸上被抓得露着血道子……溥仪在晚年时常忆起的英国牧师庄士敦，是一个同性恋者。这是我访问英国时找到的佐证。

文革期间，李淑贤说：真后悔嫁了溥仪。要不是这样，我也早就当红卫兵去了……在当时那么复杂的情况下，李淑贤怎么能够成为溥仪夫人的？我的回答是：虽然当时那么“左”，审查那样严密，但恰恰是严密之下也有偶尔的漏洞。当时有一个特殊情况，总理周恩来兼全国政协主席，公安系统跟这边不搭界，等情况了解清楚，关于李淑贤的调查报告上报时，溥仪都已经结了婚了。而结婚不久，后院就起火了，溥仪正跟李淑贤闹离婚呢。

周总理对他们的事一清二楚

记者：他俩为什么闹离婚？

贾英华：主要是性的问题。还有一个是李淑贤没想到溥仪这么穷。一次发工资，溥仪人也找不着了，气得李淑贤也没有吃饭。到晚上溥仪回来了，李淑贤一开门，看见溥仪拿了一盒雪花膏，这就是开的工资啊，李淑贤气得半天没说话，他把一个月的工资全买了雪花膏、香水。

在这个时候，海内外都在宣传：共产党树立了一个末代皇帝改造的典型，他和普通护士结婚了，婚姻美满。但实际上这个时候他们恰恰提出离婚。据第一手材料说，周总理接见了他们，说溥仪你们不要离婚，就权当对方是一个保卫者。

周总理对他们家的事，都一清二楚。最后总理说，你们没有小孩，我也没有小孩啊。我和小超生活了那么多年，也没有小孩啊。溥仪没话可说，李淑贤以后也再不敢提离婚了。

这时国家分配给他们家一个小院，又把溥仪的工资由每个月一百块钱涨到两百块，让他当了全国政协委员，还有当时的全国政协委员每人发一点什么优惠补助票啊，再发一点营养票，一直到１９６５年以前。每月还有一些额外的补助，如搬家，结婚，也补助了一点钱买衣裳。但是，他们还是觉得经济紧张。因为溥仪抽烟，还不能抽一般的，他抽“中华”和另外一种牌子的烟，主要抽“中华”，后来李淑贤不让他抽了。

在《末代皇帝最后一次婚姻解密》整部书中，我尽力做到忠于史实。比如，李淑贤说：溥仪和李淑贤他们俩结婚初夜，溥仪根本就没有动过她，李淑贤想，这人有毛病啊，男女没那回事，她觉得纳闷。过了两夜，李淑贤就对溥仪说：你今天一定要说清楚，不然你别睡觉。李淑贤非常主动，但溥仪不搭理她，溥仪跪下了，这就闹僵了。溥仪和李淑贤的婚姻的确并不是很完美。

贾英华的“末代系列”

记者：据说，你打算就晚清人物写一套十部的末代“系列”，可否介绍一下有关情况？

贾英华：的确有此打算，如今已完成五部。另外，比如“末代皇叔”载涛，光绪的弟弟，溥仪的亲叔叔，这个人很有意思，真正协助溥仪执政的是他，溥仪的父亲摄政王载沣，不如他有主意。再如“末代皇妹”溥仪几个妹妹的经历，有许多人知道一点，但真正了解她们的人很少，我采访录了上百个小时的录音。他的几个妹妹，从晚清以来到现在奇特的经历，我都真实描述，不加任何编造。我认为非常有意思。还有润麒，就是溥仪的妹夫、婉容的弟弟，非常传奇，是和我交往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他很有分量。我的宗旨就是：存史求真。

溥仪在植物园与同事们在一起。卢思聪提供 

民警吴静深在为溥仪上户口。吴静深提供

 

    1959年12月4日，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过特赦通知书。

    在1961年国庆宴会上，溥仪与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左二）、京剧演员杨秋玲（左三）、电影演员崔嵬（左五）举杯共饮。

1963年11月10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溥仪夫妇。

     1964年溥仪随团到延安访问，在毛主席住过的枣园窑洞前，他与农民高兴德交谈。

     1995年1月26日，末代皇帝溥仪的最后一个妻子李淑贤手捧溥仪的骨灰，把他安葬在位于河北省易县的“华龙陵园”。溥仪的墓碑上只镌刻着“爱新觉罗·溥仪”六个字。与遥遥相望的光绪皇帝的崇陵相比，他的墓地已经是一个普通人的墓地。

    溥仪的一生，做过皇帝，做过汉奸傀儡，也做过新政权的阶下囚。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他终于成了崭新国家里一名真正的公民。在行将告别这个世界时，他感慨道：“改造我这样一个人不容易，把一个封建统治者变成一个公民，无论什么国家都很难做到，中国共产党办到了。”

 “要放，就先放‘皇帝’”

     1959年12月4日，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

    这一天，气氛非同寻常。在押的300多名伪满和国民党战犯被集中到战犯管理所大礼堂中。写着“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几个大字的红色条幅，分外醒目。在众多期待的目光中，代所长金源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开始。简短的开场白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刘生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名单。

    此时，会场一片寂静，战犯们既激动又紧张，每个人都急于想知道这份特赦名单中，是否有自己。

    “爱新觉罗·溥仪！”

    听到自己的名字，溥仪先是一愣，而后慢慢站起，缓缓地走到主席台前。他伸出颤抖的双手，接过特赦通知书，然后深深地鞠了一躬。当溥仪转过身时，人们发现他早已是泪流满面。

    所有人都没想到，在这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特赦名单中，第一个被特赦的竟然是这个曾经的末代皇帝——溥仪。在此前两个多月的9月18日，抚顺战犯管理所里曾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那一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宣布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家主席刘少奇签署的特赦令。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由毛泽东主席提出的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伪满和国民党战犯的建议。

    虽然，特赦名单还没有公布，但欢乐和期盼的气氛已经弥漫了整个战犯管理所。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名字能出现在这份名单中。战犯们私下互相议论着，有的信心十足，有的在为自己近来的松懈表现而后悔，有的嘴上谦虚地说自己不够标准，暗地里却悄悄整理着衣物。

    对于能否被特赦，每个人都没有十足的把握，但他们都觉得，至少自己比溥仪改造得好。一个战犯还公开说：“除非剩下溥仪，要不剩他就不会剩我。”甚至连溥仪自己也这么认为，他可能会是最后一个被释放的人。

    的确，单从劳动改造的表现而言，溥仪并不突出。曾经担任过抚顺战犯管理所管教科科长的吕凤柱至今提到溥仪仍笑言：“那笑话可出老了。”

    溥仪从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连穿衣、叠被这样的小事也做不来。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时任抚顺战犯管理所代理所长的金源曾描述过这样一个尴尬的场面：

    大家都在外面排好队，（溥仪）最后一个出来，衣服纽扣也扣错了，裤扣开着。毓喦看他这个样子，便大声训斥说：“溥仪，衣服怎么穿的？出列！”溥仪只好站出队列系扣子。群臣们见皇上还不如自己，哄堂大笑。

    当听到特赦名单那一刻，所有人都吃了一惊，其中也包括金源。

    其实，战犯管理所向中央报请的第一批特赦名单中有溥杰而无溥仪。但当金源从北京领回特赦证书时，却发现溥杰的名字变成了溥仪。

    据说，当年毛泽东看到送来的特赦名单后说：“要放，就先放‘皇帝’，我们共产党有这个气魄。”

    成为普通公民

    在溥仪接到特赦证书的当天，美联社、法新社，

    甚至台湾都播发了末代皇帝被特赦的消息。就在全世界为新中国的信心和气度惊叹时，溥仪已经和同一批特赦的狱友们踏上了南下北京的火车。

    阔别近35年，溥仪急于想回到那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北京。回想1925年2月23日，他在一帮日本人和遗老遗少的掩护下，偷偷摸摸乘火车逃进天津日租界的情景，简直恍如隔世。如今，他以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身份，光明正大地坐上火车准备回家了。

    平生第一次与老百姓们坐在一起，使溥仪感到既兴奋又新鲜。新中国是什么样？未来的生活又会如何呢？正在他浮想联翩的时候，车上发生的一幕给了他最好的回答。

    一个小姑娘突发阑尾炎，老师来不及通知她的父母便自己带孩子坐上火车赶往沈阳的大医院治疗。乘客们纷纷为她们让座，乘务员也连忙打电话请沈阳站的工作人员协助。

    溥仪在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中记录了这感人的一幕，并感叹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在今天也已成为了现实。”

 1959年12月9日，清晨6点半，溥仪走下了列车。五妹韫馨、五妹夫万嘉熙、四弟溥任和堂弟溥佳、溥俭早在站台上等候多时了。

    一声“大哥”，让溥仪心中五味杂陈。虽为手足，但在他的前半生中却从来没听到过这个亲切的称呼。那时，他是高高在上的皇帝，而这些弟弟妹妹则是臣服在他脚下的奴才。人生50多年，溥仪第一次体会到了普通人的家庭温暖。

    回到北京后，溥仪暂住在五妹韫馨家。两天后，在妹夫万嘉熙的陪同下，他来到了位于麻状元胡同的厂桥派出所办理户口登记。接待他们的是民警吴静深。

    当年27岁的吴静深，而今已经是一位76岁的垂垂老者。在他位于八道湾胡同的家中，老人向记者回忆起当年的一幕。

    “他高个子，穿得很普通，脸挺瘦，架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得知来人是办户口的，吴静深拿出户口登记簿为他登记。

    “他一说姓名——爱新觉罗·溥仪，我才知道敢情这人是小宣统啊！”

    虽然深感惊讶，但吴静深还是一项一项地为溥仪做了登记。吴静深记得，其中的几项溥仪不太好回答。

    问到职业，溥仪答，刚特赦回来，政府还没安排。吴静深在“职业”一栏里填上无业。“文化程度？”溥仪答：“私塾十一年。”当问到婚姻状况时，溥仪叹了口气说：“死的死，离的离。”这该怎么填呢？不得已，吴静深只得继续追问：“最后一个是死了还是离了？”他记得，溥仪小声回答：“离了。”于是吴静深在婚姻一栏内填上了“离婚”二字。

    登记完毕后，吴静深把办好的户口本递给溥仪。溥仪接过户口本，深深地给他鞠了个躬。这位曾经的皇帝，第一次领到了作为一名普通公民的身份证明。

    第二天，吴静深来到韫馨家找溥仪：“对不起了您哪，请您和万先生再到派出所去一趟。”

    原来，溥仪上户口的事引起了上级的重视，公安部派了一名宣传干部到厂桥派出所，要补拍一张照片，为后人留下这意义深远的一幕。可巧那天万嘉熙有事不在，吴静深只好拉上来串门的溥俭和溥仪一起补拍了一张照片。老人指着站在照片中间的那个人告诉记者：“这就是溥俭。”

    直到现在，溥仪的户口登记簿和他办理户口时的照片，仍收藏在北京警察博物馆里。

    虽然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但溥仪却从来没逛过北京城。小时候，他生活在四面都是高墙的紫禁城里，走到哪儿后面都呼啦啦跟着一帮太监；被冯玉祥赶出皇宫，他又火急火燎地逃到天津，最后又在伪满当了14年的傀儡。对于北京，他感到既熟悉又陌生。如今他终于能以一名公民的身份大大方方地看看北京城了。

    民族文化宫、四季青人民公社、清华大学、北京电子管厂……特赦回京后的一个多月里，溥仪与一同特赦的战犯们把北京参观了个遍。新中国成立十年间，北京的变化，让这位当年的皇帝赞叹不已。

    第一份工作

    回京不久，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会议室接见了溥仪一家。总理问溥仪，特赦后有什么打算，想从事哪方面的工作？溥仪说，自己在战犯管理所的医务所帮过忙，对医学感兴趣，想当个大夫。

    可周恩来却不赞成。当时也在场的四弟溥任后来回忆，总理风趣地说：“你就会改药方，非得给人家治死不可。”听了总理的话，大家都笑了。

     1960年2月16日，溥仪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来到位于香山的中科院下属北京植物园参加劳动。行前，周恩来请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平杰三转达了几点意见：“下放劳动一年，

    讲清半天劳动、半天学习。礼拜天可以休息。每两星期回城一次，可以自由活动。生活困难另外补助……”

    据说，有人曾建议安排溥仪到故宫去劳动，周总理不同意，他说：“故宫每天那么多游客，如果都来看‘皇上’，怎么办？”作为一国总理，周恩来为溥仪考虑得不可说不细。

    对于溥仪的到来，植物园领导非常重视。植物园的老人们回忆，就在溥仪到园的前几天，时任党总支书的田裕民专门组织全园职工在食堂开了一次会。

植物园退休职工冀绪英记得，田裕民向大家约法三章：第一，溥仪来了以后不能围观；第二，对外要保密，不要让外面的人知道，称呼他为溥先生，而不能叫同志；第三，国家机密不要跟他讲。

    “其实，我们怎么可能知道什么国家机密呢？”提起约法三章，研究员卢思聪感到好笑。

    但大家对溥仪的态度还是友好而热情的。卢思聪记得，当田裕民把溥仪引荐给温室组的同事们时，这位溥先生站得笔管条直，显得十分局促，说起话来也很紧张。

    带着溥仪干活的冀绪英回忆，开始溥仪总是一声不吭，开生活会时也只是闷头做笔记，从不发言。直到很久以后，他的这种拘束才慢慢消除。跟同事们熟络后的溥仪总是给人十分随和乐观的印象。“好玩！”是大家对他共同的评价。

    溥仪爱跟年轻人开玩笑，拍人肩膀时也特别使劲。卢思聪记得，一次小伙子们逗他讲清宫秘闻，溥仪说自己小时候爱吃春饼，有一回吃多了，两个太监就拎着他的胳膊往地上蹲，说是帮他消化。溥仪讲故事时的样子引得大家哈哈大笑，他自己也跟着畅快地笑起来。卢思聪说，溥仪从不忌讳谈清宫的事，但对日本人他却从来不提。

    对于溥仪的劳动能力，植物园的工作人员都有思想准备。不过，大家还是没想到他竟然什么都不会。用卢思聪的话说：“知道他不会干活，但没想到他那么不会干。”

    溥仪在温室的工作就是用胶皮管子往水缸里蓄水，把几个大缸都蓄满水，这天的工作也就完了。“他也只会干这个，稍微一干点儿别的准出乱子。”老人们回忆。

    第一次面对独立生活，溥仪的糊涂和邋遢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植物园研究员董保华记得，溥仪来的第一天傍晚，他突然看见溥仪在他家周围转悠，一问才知道溥仪晚饭后出门遛弯，走着走着就走不回去了。另一位研究员范增兴则经常看到溥仪系错了衣服扣子便出门。“说他，他也不生气，哈哈一笑，说：‘我怎么这么笨啊！’”

    为了帮助他适应植物园的生活，领导特地安排刘保善和刘保安两个年轻人与他同屋。而今身在华北油田的刘保善，因病已无法接受记者的采访，但他的儿子刘建军对溥仪还留有深刻的印象。那时，六七岁的建军经常到父亲的宿舍玩，每次溥仪都会找些零食给他吃。在他的记忆里，溥仪一点也不像戏台上趾高气扬的皇帝，他只是一个和蔼的老头。

    不过大家记得随和的溥仪也有发火的时候。植物园所在的四王府附近住着很多旗人，一天溥仪刚从公共汽车上下来，站台上忽然跪倒一片，还口称“皇上”！溥仪向同事们讲了这件事，非常生气地说：“解放都这么多年了，还来这一套！”

     1961年年初，溥仪结束了在植物园的劳动。植物园给他做出的鉴定中写道：

    溥仪要求进步，对自己的罪恶有一定认识。自我改造比较努力，劳动、学习都很认真。他除在温室劳动外，还主动参加大种秋菜、打野菜、打猪草等义务劳动……总起来说，溥仪的表现是好的。

    溥仪在植物园学会了如何融入社会，他把这里看作是自己的娘家。回城工作后，几乎每个月都要到这里来几趟，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他患病前。

    回首前半生

    结束了在植物园的劳动，溥仪和第一批特赦的七个人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

    溥仪被分到北洋组，每天做些史料整理、校正历史细节、摘抄卡片、整理目录的工作。工作虽然繁琐而忙碌，但他却乐此不疲。北洋军阀混战时期的许多历史事件他都亲身经历，许多历史人物也都跟他打过交道，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回忆为历史留下真实的一笔。除此之外，溥仪更大的精力便是投入到《我的前半生》的撰写中。

    “我的前半生”最开始是抚顺战犯管理所给在押战犯们出的命题作文。为了让他们总结过去、反省自己，战犯管理所让每一名战犯都写一写自己的前半生。1954年到1957年，在溥杰等人的帮助下，溥仪45万字的《我的前半生》完成了。溥杰后来回忆，这本书是溥仪口述，由他执笔写的，从家世、出身，一直写到1957年。

    初稿写成后，有关部门油印了60册，报送到公安部。公安部和统战部等一些部门的领导看过后，很感兴趣。统战部第一副部长徐冰批示：“印四百份大字本，分送中央领导同志。”

 不久，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收到了十六开本用大字号印制的《我的前半生》。由于本身是认罪书，书中有很多检讨式的语言，而且全书仅凭记忆写成，很多地方与史实也有出入，因此大家看完后并不满意。毛泽东曾指出，书中检讨的部分太多，溥仪把自己说得太坏了。

     1960年1月，公安部下属的群众出版社又印制了一批《我的前半生》初稿，由于封面是灰色的，俗称“灰皮本”。《我的前半生》一书的责任编辑王兰升老先生向记者回忆，“灰皮本”刚印好从新华印刷厂送来时，他们发现封面上作者的名字印错了，“溥仪”竟然成了“傅仪”。于是，群众出版社紧急动员职工，用小刀把“亻”刮掉，再盖上“氵”。

    该书前言写道：

    他（溥仪）在本书中所涉及的历史事实都还没有核对，他所提出的论点也有很多不妥和错误的地方。我们除了个别错字和标点符号外，对文章内容未加改动完全照印排出，以供内部参考。

    与此同时，公安部领导决定让群众出版社帮溥仪好好整理一下这本书。这个任务落到刚从公安部调到群众出版社的李文达身上。李文达虽非文字工作出身，但一直爱好写作，他与人合作的《双铃马蹄表》据说是新中国反特小说的开山之作呢！

    此时，溥仪还在植物园劳动。接受了这个工作，李文达便住进植物园附近的香山饭店。溥仪每天上午劳动，下午便到香山饭店与李文达修改书稿。这次修改并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在原稿基础上删繁就简，加以润色，去掉那些悔罪式的语言，增加一些生动的细节，另外就是把1957年后，以及特赦前后的内容补上。

    每天下午，溥仪和李文达讨论书稿，晚上李文达则拿着钢笔、剪刀、糨糊在书稿上修修补补起来。

    忙活了三个月，在原稿基础上修修补补出来的这版《我的前半生》弄出来了。比起“灰皮本”来，文字有所缩减，条理也顺畅了，但还是不令人满意。看来领导和李文达都低估了修改的难度。很多史实溥仪自己也搞不清楚，有些事单从他本人的角度也很难捕捉全貌，必须重新查资料，寻访当事人，李文达萌生了另起炉灶的念头。

     1960年7月，按照溥仪提供的线索，李文达和溥仪开始收集资料，寻访当事人。由于工作量巨大，出版社给他们配了几名助手，其中就包括王兰升。

    王兰升说，那时溥仪每周都要来出版社好几趟，跟编辑们讲述细节，探讨书稿。“皇帝”所到之处总能引起不小的轰动。王兰升记得，有一天出版社突然多了好多人，一些在部里(公安部)工作的女同志也跑来了，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溥仪来了，他们都是来看“皇上”的。但在王兰升眼中，溥仪就是个普通人，一身中山装，戴副近视镜，跟谁都客客气气的。他们都叫他“老溥”。

    在王兰升看来，溥仪是个感情丰富的人。有时候回忆往事，讲到伤心处甚至就哭起来了，对于自己前半生的罪恶也毫不掩饰，可以说改造得非常彻底。与溥仪相比，倒是一些伺候过溥仪的老太监的言行不太让人接受。王兰升记得，一次他们到太监聚居的兴隆寺采访，有个太监听说他们是来调查溥仪的，赶忙跑过去说：“万岁爷还活着？万岁爷怎么样了？回去您跟万岁爷说我是他身边的小太监×××。”

    经过三个寒暑，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跑了上千公里的路，采访了数百人，1962年6月，《我的前半生》第二稿终于写成了。第二稿共50万字，分三卷，印成十六开的大字本，分送各方征求意见。历史学家翦伯赞、法学家梅汝璈、文学家老舍……都在他们征询的范围内。

    意见反馈回来后，大家又对书稿进行了第三次修改，一下子删掉了10万字。那么，这一稿究竟删掉了哪些内容呢？2006年群众出版社出版的《我的前半生》(全本)为人们揭开谜底。

    全本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节，坦白了溥仪作伪证的经过。据说当年有人认为，这部分内容不宜公开，以免“供给反动派以伪造历史、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材料”，“国际影响必定是极坏的”。一些关于溥仪私生活，或容易引起读者不快的情节也删掉了。另外，当时溥仪与李淑贤新婚不久，书中写到与前妻李玉琴离婚时，过于动情，溥仪担心会引起李淑贤的不满，所以也删掉了。还有就是给溥仪拔得过高的地方也删了，比如王兰升告诉记者，书中原来有篇文章叫《中国人的骄傲》，这对于溥仪未免过誉了。

     1964年3月，三易其稿的《我的前半生》出版了。不久，这本书被译成英、德、日等文字对外发行，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人们不但被书中溥仪曲折的人生经历所吸引，更赞叹于一个封建皇帝竟能被新中国改造成一名公民。

    据说，毛泽东在驶往外地的列车上看完《我的前半生》后，说：“这本书改得不错嘛！”

    《末代皇帝的后半生》一书的作者贾英华，上世纪60年代经常到慈禧宠爱的女官裕容龄家玩。他记得，一次，已是暮年的裕容龄半卧在躺椅上，指着桌子上摆着的一本《我的前半生》，喃喃地说：“你们不懂，一个皇帝能变成这样，不容易哟！”

     1965年，国民党政权前代总统李宗仁回到祖国，溥仪也到机场迎接。李宗仁百感交集地对溥仪说：“您的大作，我在国外就拜读了，对我启发很大。”

    最后一段婚姻

     1962年4月30日，位于南河沿的文化俱乐部大厅里喜气洋洋，一对新人要在这里举行婚礼。新郎是曾经的末代皇帝溥仪，新娘是朝外关厢医院的护士李淑贤。来自统战部、全国政协的同志，以及溥仪的家人、同事一百多人参加了溥仪的婚礼。溥仪身穿笔挺的中山装，郑重地拿起提前拟好的发言稿，发表了长长的致辞。溥仪说，之所以选在这一天举行婚礼，是因为第二天是劳动人民的节日。

    就这样，末代皇帝的最后一段婚姻开始了。

    其实，溥仪早就想找个伴侣，开始一段新生活。主动给他介绍对象的人也不在少数。就连毛泽东也非常关心他的个人问题，在接见溥仪时毛泽东风趣地问：“你还没有结婚吧？‘皇上’不能没有娘娘哟，你可以再婚嘛！”

    但找一个合适的伴侣对于溥仪而言并不容易。刚刚回京三个月，七叔载涛就给他介绍了位张小姐。这位小姐穿着入时，还热情地请溥仪跳舞、抽烟。但当溥仪知道她父亲以前是醇亲王府的仆人，曾深受皇恩时，两人的交往戛然而止。

    婉容有位表妹人称王大姑娘，一直高不成低不就，直到50岁还是单身。此时，她也对溥仪产生了兴

    趣，又是请他吃饭，又是约会，令溥仪不胜其烦。

    一位过去的随侍想“攀龙附凤”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溥仪，也被溥仪拒绝了。他说：“他们要嫁的是那个‘皇帝’，不是我这个普通百姓。”

    大家看出来了，跟清贵族沾边的溥仪是一概不要，他要找的是一个新社会的新女性。1962年1月，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

    这些日子里，不少人为我找对象。屈指算，已然说了七八个对象，还没有看好。等我说妥了对象，一定告诉你。

    可见，溥仪想找一个合适的对象，并不是件容易事。恰好，这天同为文史专员的周振强拿着一张照片来到办公室，说是人民出版社编辑沙曾熙托他给照片上的女子介绍个对象，照片上的女子正是李淑贤。看了照片溥仪很感兴趣，当他得知李淑贤还是名护士时，就更满意了。

    几天后，在周振强和沙曾熙的引荐下，溥仪和李淑贤见面了。

    晚年，李淑贤向曾经是她邻居的贾英华回忆，听说老沙给自己介绍的对象竟是“小宣统”，李淑贤吓了一跳。她本来不打算见，但在老沙的再三劝说下，她还是怀着姑且一试的心理去了。

    令人遗憾的是，因为身体原因，沙曾熙老先生不能接受记者的采访，但在前两年的一次电视采访中，他曾绘声绘色地描述了那次约会的情景。沙曾熙回忆：“李淑贤告诉溥仪，自己是1925年生人，今年37岁。溥仪说：‘你很年轻嘛，我今年55岁了，我们年龄相距这么大，是不是会影响以后谈到婚姻？’李淑贤说：‘主要看感情，年龄不是主要的问题。’”

    就这样，两个人的感情，进展神速。不久，溥仪就成了李淑贤家的常客。起初，院里的人不知道溥仪的身份。直到有一次，他到邻居李大妈家闲聊，大家才知道他原来是“小宣统”。结果，邻居们都拥来看“皇上”。后来，他索性叫李淑贤带着自己去各家串门。令李淑贤感到吃惊的是，溥仪跟谁都能聊一阵儿，大人小孩都喜欢跟他打招呼，大家都说他没架子。

    对于李淑贤，溥仪更是百般呵护。有一次，他们约在全国政协门口见面，可阴差阳错地走差了。跑了一大圈，溥仪才找到李淑贤。一见面，他竟激动地把李淑贤抱住了。溥仪率真的行为引来行人的注目，他自己也咧着大嘴笑得像个孩子。

    在李淑贤的印象里，谈恋爱的几个月里，溥仪只发过一次火。有一次闲聊中，溥仪向李淑贤谈起了他曾经的四个妻子。溥仪说，他对妻子们很不好，不高兴就长时间不搭理，根本谈不上什么感情，还给第四个妻子李玉琴订过一个二十一条，包括从思想深处服从皇上，一切行动必须顺从皇上意旨，任何事情均不能擅自处理；奉守“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一生对皇上忠诚；只许皇上对玉琴不好，玉琴不得对皇上变心；甚至还有见皇上不可愁眉苦脸……稀奇古怪，名目繁多。

    听罢，李淑贤半开玩笑地说：“以后你对我总不能这样吧？”谁知这句玩笑话，竟触痛了溥仪敏感的神经，他恼怒地说：“你不知道我是经过改造的？如果咱们不能做永久夫妻，就做永久的朋友吧。”说完溥仪竟拂袖而去了。不过，没过两天溥仪忍不住思念，又坐到了李淑贤的小屋里。李淑贤这才知道，对于那个曾经高高在上的皇帝，溥仪心中是多么的厌恶。

    婚后，溥仪对李淑贤的关心一如既往。当时做过溥仪家管片儿民警的史育才曾回忆，那时候经常能看到溥仪站在汽车站接李淑贤回家的情景。

    植物园研究员卢思聪记得，溥仪第一次把李淑贤带到植物园时，夸张地迈前一步，隆重地指着李淑贤向大家介绍：“这是我爱人。”

    范增兴也记得，有一次他们约在北京展览馆看电影，溥仪与李淑贤挎着胳膊就来了。“那时候，我们年轻人谈恋爱还偷偷摸摸的，当众不敢拉手。”范增兴打趣溥仪：“溥先生，你可真时髦啊！”溥仪开心地哈哈大笑。

    曾有一位英国记者在溥仪再婚后采访他。当记者得知，皇帝居然和一个职员的女儿结了婚，大吃一惊。他说：“这在英国是无法想象的。”溥仪回答：不仅英国人难以理解，在中国的过去也无法做到。如今我与平民女儿的结合变成了现实，因为社会已不是从前的社会了，我也不是那个皇帝了，而是一名中国公民。

    “我同其他中国人民一样，是一个‘集体皇帝’”

     1964年对于溥仪而言是最快乐的一年。这一年，他的著作《我的前半生》几经删改终于付梓；他携妻子参加了全国政协组织的参观团，亲眼看到了新中国成立十年来的建设成果；更重要的是，他成为了一名全国政协委员。

     1964年12月30日，溥仪手持红色封皮印着烫金字的出席证，出现在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的大厅里。这是他第一次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参加会议。

    会上，溥仪做了发言，通过现存的发言稿可以看出他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他说：

    “今天，我能够作为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一个成员在这里发言，心情非常激动……最近，有许多外国记者访问我，他们觉得像我这样的人，能够在新中国存在，是个奇迹。不但生存，而且生活得很好，更使他们迷惑不解。在我们的社会，确实出现了这样的奇迹：把战争罪犯改造成新人！”

    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中一篇名为《政协四届首次会议继续举行大会七十二位委员作了发言或书面发言》的消息中列举了溥仪的发言。

    作为一名曾经的政治人物，溥仪对于政治生活的热情，也是旁人无法想象的。他的遗孀李淑贤曾向《末代皇帝的后半生》一书的作者贾英华回忆，1963年3月的一天，溥仪下班回家对李淑贤说：“小妹，明天一早我要去投选票。”李淑贤告诉贾英华，每当溥仪心情特别好的时候，都会称她为“小妹”，可见那天他特别高兴，以至于一宿都没有睡好。第二天天不亮，溥仪便梳头洗脸打扮起来，早早赶到政协大院集合。一个曾经当过皇帝的人，居然对参加公民选举看得这么重，这让李淑贤非常惊讶。

    其实，这已经不是溥仪第一次参加选举了。1960年还在植物园劳动时，溥仪就随同事们参加了所在的四季青乡第四届人民代表选举。开始，植物园的领导对于溥仪能否参加选举颇为犹豫，为此他们还专门请示了中国科学院。没想到，溥仪的选举权问题竟一层层报到了周总理那里，周总理派人打电话到植物园说：“溥仪特赦后就是公民了，怎能没有公民权呢？”

    此时，溥仪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踏实了。

     1960年11月26日，他郑重其事地穿上了会见外宾时才穿的中山装，在与同事们一起投下选票时，他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事后他这样写道：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我拿到了那张写着“爱新觉罗·溥仪”的选民证，我觉得把我有生以来的一切珍宝加起来，也没有它贵重。我把选票投入了那个红色票箱，那一刹那，我觉得自己是世界最富有的人。我和我国六亿五千万同胞一起，成了这块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主人。

    获得特赦后的溥仪共参加过三次选举，第三次是他刚刚做完肾切除手术出院不久。那一次，溥仪拖着病体在李淑贤的陪伴下，与街坊们一起听取了街道负责人对候选人情况的介绍。介绍结束后，溥仪还抢着发言。令李淑贤惊讶的是，刚刚出院的溥仪，那次说话声音出奇的洪亮。

    几天后，溥仪和李淑贤在附近的南操场小学参加了投票。李淑贤记得，在排队等待投票时，溥仪始终带着一种庄严的神情。看他虚弱的样子，李淑贤曾想跟前后排队的老街坊们商量插一下队，但溥仪无论如何也不肯。直到把选票郑重地投到票箱内，他才在李淑贤的搀扶下回了家。

    普通人看似平常的选举权，溥仪却格外珍视。只有他自己才知道这一张薄薄的选票对他意味着什么，它代表着新社会对于他作为一名国家公民的认可。

    一次，在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时，溥仪曾幽默地说：

    “我曾经做了四次皇帝。第一次是三岁时继承先人的皇位。第二次是1917年，张勋在北京复辟，拥戴我做了十天的皇帝。第三次是1932年，日本人在东北把我扶上了伪满洲国皇位，这一幕在1945年结束。第四次当皇帝，是在前年。我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获得了选举和被选举的全部权利。现在我同其他中国人民一样，是一个‘集体皇帝’。”

     1967年10月17日，凌晨2时15分，爱新觉罗·溥仪因肾癌晚期在北京人民医院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对于这个世界，溥仪还有太多的留恋和向往，在临终的前几天，他曾拉着前来探视的朋友李以劻和范汉杰的手说：“我不该死得这么快！我还没有多做点事……”

    他的一生，做过封建皇帝，做过侵略者扶植下的傀儡，做过阶下囚，最后终于成为了一名新中国的公民。RB160

    参考文献：溥仪《我的前半生》、贾英华《末代皇帝的后半生》《末代皇帝最后一次婚姻解密》

    感谢：贾英华先生对本文采写的大力协助。

    资料照片除署名外均由贾英华提供。

来源：北京日报   黄加佳

   在读书的人中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喜欢舞文弄墨倒弄是非，所以被读书人称为——文痞

    这篇文章我写的是一个历史界的学者，他被称为“溥仪研究第一人”，但是在前不久他却被末代皇帝溥仪的亲四弟溥任（金友之）四爷告上了法庭，而任四爷为什那么把其人告上法庭我并不得而之，貌似是因为溥大爷的版权问题，那人是否真的侵犯了大爷的版权问题我并不得而之，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任四爷不会为了一点利益而将其人告上法庭，而实为为了溥大爷的版权问题我是相信的，因为任四爷在我的印象中是一直很文弱，很实在，很可爱的一位老人，如果说任四爷为了金钱，我更不会相信，四爷光把自己家的无价之宝交到国家的就不计其数，算了，在这里对于任四爷与其人的事儿就不说了到此为止，我写这篇文章也并不是为任四爷主持公道什么的，我也主持不了什么公道，只是图一下嘴快而已，把心里的怒火发出来而已……

    前言：

    王庆祥，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有溥仪研究第一人之称，曾亲自策划著名的“川岛芳子未死之谜”，王庆祥联合德崇策划出川岛芳子未死的事件，而德崇此人身份极其可疑，但是王庆祥以一位历史学家的身份承认了德崇，我并非是打假专业户，我也不想像方舟子一样遭到两个歹徒的乙醚与铁锤攻袭击，我只是为了维护爱新觉罗家族的尊严，为了维护自己家族的尊严而已……

    川岛芳子未死事件

    川岛芳子，原名爱新觉罗显玙，字东珍，号诚之，汉名：金壁辉，身份是大清朝十二大世袭亲王之一的和硕肃亲王的最后一代肃忠亲王善耆之十四王女，人称“十四格格” ，曾替日本长期做间谍，曾参与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满洲独立等秘密军事或政治活动 ，曾亲自导演了震惊海外的上海一二八事变，  1948年3月25日川岛芳子被执行枪决，终年42岁……

    在前不久看到了一个电视节目，是牛群老师的一栏节目叫做“牛群冒号”，其中有一期是讲述“川岛芳子生死之谜新证”  其中虽未已隐约证明川岛芳子未死，在不久后，王庆祥开了一个有关于川岛芳子的讲座，名为《川岛芳子生死考证》，其中证明川岛芳子未死的一些证据有“日本女子浴嬉图”“小巧高档的望远镜”，还有一尊“坐狮”，还有德崇称建国后川岛芳子曾上他家拜访过他的阿玛，而日本女子浴嬉图是德崇解析出了与川岛芳子有关的

    德崇身份存疑 

    德崇，一九四五年农历十月十五日生于承德，现为辽宁满族经济文化发展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满族》网站总监，满文书法家，其祖先有三种说法，一说法为笔者一位长辈处所得知，德崇自称为舒尔哈齐后裔，一说法为网上德崇自称传为清太祖努尔哈赤十一世孙，一说为笔者的一位朋友与德崇聊天中得知而告诉笔者德崇为清圣祖仁皇帝皇十三子世袭怡亲王允祥后裔，自称爱新觉罗家族中名字为爱新觉罗溥旻。德崇竟还恬不知耻的自称为“爱新觉罗家族族长”，其生父载骕……

    德崇血脉辩证

    一说为舒尔哈齐后裔，一说为清太祖努尔哈赤十一世孙，二者可合二为一的来辩证，因笔喜爱爱新觉罗家族历且出自爱新觉罗家族，所以对于爱新觉罗家族略微的有一些了解，爱新觉罗家族宗室分为远支、近支、近派、三种，其中远支为清显祖塔克世至清世祖顺治帝福临后裔，其清代为区分远支与近支在字辈排行上有所不同，爱新觉罗家族字辈众所周知为允、弘、永、绵、奕、载、溥、毓、恒、启、焘等……，而远支与近支不同的是远支不可以用这些来作为字辈（除了庄亲王允禄支外），所以远支各府都有自己的排行字辈，为什么说舒尔哈齐后裔说，与太祖努尔哈赤后裔说可合二为一辩证呢，因为舒尔哈齐与太祖十一世孙都为宗室远支，所以德崇是不可以用溥来做字辈的，所以这是不符合爱新觉罗家族的规矩的，而又有人说了在台湾有一个礼亲王代善的后裔叫做爱新觉罗毓鋆，毓鋆也是远支为什么也用毓做字辈呢？、毓鋆的毓并不是排字，而是名字中的一个字而已，而毓鋆也并非是毓字辈的……

    一说德崇为清圣祖仁皇帝康熙爷第皇十三子允祥后裔，笔者在前几日为此事特地请朋友查询了《爱新觉罗宗谱》怡亲王支脉，《爱新觉罗宗谱》为1935年末代皇帝溥仪在伪满洲国当皇帝时候下旨整理的一套爱新觉罗家族全体成员的家谱，所以出生在1935年之前的人全部记载在了《爱新觉罗宗谱》中，笔者朋友发现怡亲王支脉在清末已经出现毓字辈的人了，而德崇出生于建国前四年，可见他父亲也就出生在清末或者民初，肯定出生在1935年之前，可是笔者的朋友查遍爱新觉罗宗谱也并未找到有载骕此人的记载，而且在清末民初怡亲王家载字辈的人已经是古稀老人……

    德崇此人血脉存疑很大。所以他说的话也不足为信，笔者前不久在沈阳晚报中看到一篇有关写德崇的文章，其文章中这样写到“1994年3月，爱新觉罗德崇和福晋与东北爱新觉罗的八代宗族的代表，一起去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参加溥仪胞弟溥杰的遗体告别仪式。仪式上溥仪的网四弟溥任，握住德崇的手泪流满面地说，我们是兄弟，我我是四个，老哥俩儿相拥而泣”当笔者看到这段文字的时候，笔者觉得相当可笑，爱新觉罗家族当时溥字辈分的再怎么不多，凑出一百个也不成问题，而且文章中写到德崇与福晋，笔者觉得甚是可笑，德崇非王，其夫人怎么称为福晋

    德崇对于川岛芳子未死之谜辩证

    在电视栏目《牛群冒号》播出有关川岛芳子未死的其栏目中，王庆祥让记着去找德崇，记着找到德崇，德崇其称建国后金壁辉曾上他府上给他父亲请请了个蹲儿安，笔者看到感到十分气愤于可笑，试问川岛芳子为大清朝世袭罔替亲王之女地位何其之高，而别说德崇的父亲是个假宗室，就算是个真的宗室那有如何，就算是个真的也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一个无名小辈，爵位与川岛芳子相比简直就是不值一提，可笑……，有人会问，川岛芳子是毓字辈分的，而载骕是载字辈的，也是说跟川岛芳子的爷爷是同一辈分的，川岛芳子给他的一个堂爷爷请安有错吗？笔者：爱新觉罗家族与普通家族不同，爱新觉罗家族曾是清朝皇族，也被称为宗室，宗室中除非自己比较亲的亲人以外，是不以字辈来论尊卑的，而是以爵位来论尊卑，试问如果一个溥字辈的和硕亲王可能给一个载字辈分的闲散宗室请安吗？

    通过以上此文可看出德崇此人乃是一地道小人，用笔者的一位长辈的话，德崇是一个养火鸡的暴发户，叫花子成精之徒。”那位长辈还说了：“贵族是一种精神，是一种责任，是一个国家的脊梁，国都没了何来贵族，暴发户绝非贵族。”

    而王庆祥根据德崇等小人的一番言论，就可以出书，使大家对于历史进行这种误解，以清史之笔胡乱编造历史来满足自己的名利之心，可见此人与德崇等人属于同一路货色

     而川岛芳子的妹妹肃亲王的十七女儿，人称十七个格格的金默玉老人现在还在世，老人得知此事之后气的要命，但是因为老人经过了太多的动荡不安，老人家对这件事情选择了沉默…、这也是那些小人利用了这一点得逞了他们的阴谋 

    世人不知的爱新觉罗家族

    很多人觉得爱新觉罗家族是一个风光无限的家族，笔者记得睿亲王世子金寄水先生曾大发感慨：“无故人前遭白眼，姓铜也比姓金强（爱新觉罗家族后裔大多改姓金），金寄水先生还曾在文革期间做过一首打油诗是这样的：“出身一问难开口，皮带无情揍起来，寄语轮回泉下客，先看档案后投胎。”可见当时金寄水先生的心已经凉透了，世人只看到了爱新觉罗家族的分光无限，什么书法家、教授、画家等等，可是又有几人知道爱新觉罗家族所遭到世人的白眼呢，甚至有很多人都骂爱新觉罗家族全都是卖国贼，都是汉奸，这些并不是风光无限，而笔者要为爱新觉罗家族正名，爱新觉罗家族并非是汉奸家族，仅仅拿上文金寄水先生来说，溥仪在满洲国当皇帝时曾遣人传话，让金寄水先生赴长春承袭睿亲王世爵，而金寄水先生却并不为所动，“说纵然饿死长街，亦不能像“石敬瑭”称臣”，爱新觉罗家族中很多很多有骨气的人，金寄水先生只是其中一个而已……

转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6e4c3b3d0100slnl.html

    我的家族是个大家族，清末历史上极显赫的家族——爱新觉罗家族。

    我的曾祖奕譞是清末第一代醇亲王。他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是咸丰皇帝、恭亲王奕訢的七弟；他还是光绪皇帝的生父。

    我的祖父载沣是光绪皇帝的胞弟，溥仪的生父，是清末第二代醇亲王和后来的摄政王。

    我的父亲溥任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胞弟，他的二哥是溥杰，三哥是溥倛（三岁夭折），我父亲排行老四。

    这就是我的家族。

    历史已逝，往事如烟……对于清末这段历史及与历史有关的人物或褒或贬自有人来作评价。曾有记者问我，你是如何看待清朝最终灭亡的历史及曾经主宰过这段历史的你的家族的？“两度潜龙，一朝摄政；岁月轮回，朝代更替；盛衰荣辱，历史使然。”这是我的回答。

    我的曾祖与他的六哥恭亲王奕訢在咸丰皇帝去世之后竭尽全力帮助他们的嫂子慈禧剪除政敌。因此，慈禧为了笼络他的这位小叔子，将自己的亲妹妹嫁给我的曾祖为福晋。在同治帝瓷岳后，选中他四岁的儿子载湉入继大统，这就是光绪皇帝。我曾祖虽位极人臣，被赐以“世袭罔替”之殊遇，但他深知政途险恶，荣辱难测。他为人谦抑、退让，家居堂号为“玖思堂”，三思还不够，还须“玖四”，他自号“朴庵”、“退潜居士”，其谦恭、退避之意可见一斑！他曾写过一则治家格言，如下：“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儿孙祸也大。借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下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可罢。财也少，产也少，后来子孙祸也少。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少胆也小，些微产业知自保，俭使俭用也过了。”这是他对子孙的谆谆告诫，用心良苦。1890年（光绪16年），我曾祖去世，朝廷赐其谥号“贤”，光绪皇帝到府中亲祭。

    我祖父载沣，生于1883年，8岁继承王位，18岁作为大清特使赴德国完成沉重而严肃的使命，28岁监国摄政，可谓“少年袭王，青年摄政”，成为清末王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在“和平”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缺乏政治和军事经验，又处在大厦将倾，变乱四起之际，他又如何能驾驭呢？三年后清朝灭亡。在对待革命与退位问题上，他表现得异常明智与冷静，在隆裕太后宣布大清逊位之后，他如释重负地说：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人们经常以此认为他无能、懦弱，其实这正是他的可贵与聪明之处。这种豁达与超然，表现了他能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实属难能可贵。1912年，孙中山学生来北京亲到王府会见了我祖父，对他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这是祖父手书的一副对联。回家后的他以书为伴，很少与外界往来，真正履行了自己的诺言。我父亲多次说到他：为人忠厚，说话算数，讲信用；虽无治国之才，大事却一点不糊涂。在溥仪去东北问题上，祖父始终强烈反对，多次阻挠，后来关东军与溥仪多次想请他到东北，也遭到了他的拒绝。可见晚年的他在政治上的远见与成熟。

    我祖父去世时，我只3岁。在我的记忆里并没有直接印象，只是听父母说起他。说他待人厚道、谦和，做事又极有原则。

    清朝退位后，他是王公大臣中第一个剪掉辫子的人，又是第一个在王府安上电灯、使用电话、坐上汽车的人。他的国学根底很深，又精通满文。他对历史、地理、天文也颇具爱好和研究。在他居住的“畅襟斋”前还有他每日观测时间的日晷。儿时，家中还有他当年用过的一些天文仪器。他藏书颇丰，即使经济困顿也不舍得变卖。我们兄弟姐妹的名字都是祖父给起的。纵观其为人，可以看出，他也深受我曾祖父治家的影响：谦抑，退让，谨慎小心，知足常乐。

    我的大伯溥仪，生于1906年，1967年去世。我见到他是他特赦之后。第一次见面是1959年末，在父亲家中。这是多年来家族的一次聚会。纳郧周末的一个晚上，他身着一身黑布棉衣棉裤，黑布面胶底棉鞋，一副黄边近视镜。当时我11岁，在我眼中，伯父很高大，握手时，很有力，待人和蔼可亲，吃饭时，津津有味……那天，我坐在较远的地方看着伯父，似乎与家中所存旧照中的他判若两人，伯父昔日的风采已荡然无存。在以后的几年中，他时常来我家。上午的时间多，中午，父亲留他吃饭。纳员正值困难时期，父母用来款待他们大哥的不过是罐装油焖带鱼和酸黄瓜，但他吃得很香。有时，也问问我的学习，翻翻我的课本。纳员正是1961年，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我正在东城体校练乒乓球，伯父得知后，鼓励我，好好练，以后为国争光。

    记得1962年的一天，伯父晚上来我家，说是要写什么书，向我父亲借些史料作参考。听到伯父的话，我自告奋勇，将我买的一本《清宫琐记》送给了他。伯父结婚后，与李淑贤过来几次。一次是伯父等人去延安参观回家之后，一进家就与父亲兴高采烈地谈论参观感受。我看到伯父胸前戴了一枚延安“枣园”纪念章，圆圆的，真想向他要，又怕父亲说，最后还是没敢开口。1964年的一天，伯父与李淑贤来送《我的前半生》，之后又来过几次，我都未见到。文革中，伯父也遭到不公正待遇，被红卫兵揪斗。虽然总理一保再保……后来伯父病重住进了协和医院，红卫兵也尾随而至。在病痛与惊吓之中，伯父终于离开了人世，成为清朝入关以来，唯一被火化的“龙”。伯父一生大起大落，每每在惊吓与恐惧中度过，已心力憔悴，谁料晚年又遭此厄运。1979年5月，全国政协为溥仪等人举行追悼会，指出：溥疑陨攒林彪、四人帮一伙迫害致死。

    我的二伯溥杰是父辈中最多才多艺的一位长者。二伯的书法独辟蹊径，与众不同，运笔腕力独到，如游龙戏凤。很多人说看溥老写字是一种享受。

    二伯小大伯一岁。长父亲11岁。二伯是1960年特赦后回家的。晚大伯一年。后来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他的夫人嵯峨浩从日本回到北京，分别了几十年的夫妻相聚团圆，被传为佳话。二伯回来后，住在护国寺大街52号。那几年，父亲时常带我看望二伯。二伯为人谦和，不管谁去，临走时都要亲自送到门口。文革后，我在河南工作，每年探亲都要去看望伯父。记得我与妻子（当时尚未结婚）第一次到伯父家，二伯、二伯母很高兴，伯母送给我妻子几件衣物，其中有一件还是她以前穿过的织锦坎肩，至今，我妻子还保留着。我结婚后，父亲带我们去看伯父，伯父送我们一对花瓶，两件衣服，用纸包着，上面还有他亲自书写的一个大大的喜字。

    后来伯父工作日渐繁忙，我偶尔回京，也不是总能相见。1987年6月20日，刚过完“金婚”纪念日不久，二伯母溘然长逝。夫人的去世，对二伯打击很大，身体也大不如前。1994年，他又一次住进了协和医院，一次随父亲还有伯母的妹妹町田千子一起到协和去探望他。走进病房，看到伯父静静躺在床上，闭着双眼，已昏迷不醒。我和父亲站在床边，默默无语……不久，伯父去世，走完他87岁的人生。

   我父亲溥任生于1918年，他是父辈中惟中健在的人。与他的两个哥哥相比，父亲的经历略显平淡，但我感觉父亲平凡却很充实，我从小到大，潜移默化之中，受父亲影响很深。

    父亲淡泊名利，生活俭朴，乐善好施，做事极有原则。1951年，父亲在祖父去世之后，将家藏摄政王金印、镀金册、铜镜及七千多册珍贵图书捐献国家；将家传之宝——我曾祖珍爱的黄铜“欹器”捐给故宫，现存故宫博物院（与光绪帝仿此制作的另一件欹器存放一处）。1956年，将自己创办的私立“竞业小学”及校内全部财产无偿捐给国家。文革后，父亲将一批珍贵文物，如：康熙、咸丰御笔，慈禧手书，溥疑蚤写的七言对联，一批珍贵画像，乾隆御题澄泥砚等珍贵文物捐献国家。我二伯去世后，父亲和二伯女儿一起将二伯住的房屋捐给全国政协。从1948年到1988年，父亲一直担任一名浦通的小学教师，1980年代后，父亲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多次东渡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并赴香港等地进行文化交流，举办个人书画展。父亲将画展所得多数捐献给“希望工程”、灾区，并建立“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基金”和“奖学金”。自己却甘于清贫，过着俭朴的生活。有一次，我的一位朋友托我求父亲写一块匾，事后送来酬金，父亲让我代他交税。父亲身边有一个纸盒，里边放着几十张主动交税后拿到的收据……这就是父亲的性格：拳拳的爱国之心和耿直的做人态度。

   父亲文学根底很深，尤擅古文，诗词颇有研究，父亲自幼跟随清宫“如意馆”高级画师学画习字，专攻山水和楷书。父亲的字画皆如其人。

   有一段时间我在河南工作，与父亲有书信往来。父亲每次来信，总要叮嘱我努力工作，每次听到我工作中获得一点成绩，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至今还珍藏着父亲写给我的十几封信……

   历史已成往事，见证历史的人也相继作古。作为家族的后裔，我希望能将我所了解到的家族的点点滴滴告之社会，也许会为处在经济大潮之中的人们提供一点思考……

　　上午8时许，毛泽东待章士钊等人入席后，一本正经地说：“今天请你们来，要陪一位客人。”章士钊环顾四座，觉得有些莫名其妙，急切地问道：“主席，客人是谁呢？”

　　毛泽东吸了一口香烟，环顾大家一眼，故意神秘地说：“这个客人嘛，非同一般，你们都认识他，来了就知道了。不过也可以事先透一点风，他是你们的顶头上司呢！”

　　正在大家猜想之时，一位高个儿、50多岁的清瘦男人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面带微笑步入客厅。毛泽东迎上去握手，并拉他在自己身边坐下，同时向章士钊等人打招呼，用他那浓重的韶山口音微笑着说：“你们不认识吧，他就是宣统皇帝嘛！我们都曾经是他的臣民，难道不是顶头上司？”章士钊等人这才恍然大悟。

　　毛泽东指着在座的几位老者向溥仪作了介绍，溥仪态度极为谦虚，每介绍一位，他都站起来鞠躬致意，看不出半点皇帝的“架子”。毛泽东对他说：“你不必客气，他们都是我的老朋友，常来常往的，不算客人，只有你才是真正的客人嘛。”

　　当时国家正值困难时期，一切从简。虽说是家宴，桌面上只有几碟湘味儿的辣椒、苦瓜、豆豉等小菜和大米饭加馒头，喝的是葡萄酒。

　　毛泽东边吃边对溥仪说：“我们湖南人最喜欢吃辣椒，叫做‘没有辣椒不吃饭’，所以每个湖南人身上都有辣椒味哩。”说着，他夹起一筷子青辣椒炒苦瓜，置于溥仪位前的小碟内，见他吃进嘴里，笑着问他：“味道怎么样啊？还不错吧！”溥仪早已辣出一脸热汗，忙不迭地说：“不错，不错。”

　毛泽东打趣说：“看来你这北方人，身上也有辣味哩！”他指了指仇鳌和程潜，继续对溥仪说道：“他们的辣味最重，不安分守己地当你的良民，起来造你的反，辛亥革命一闹，就把你这个皇帝老子撵下来了是不是？”

　　毛泽东妙语连珠，在座诸位无不捧腹，溥仪笑得前仰后合。毛泽东听说溥仪在抚顺时已离婚，于是关切地问：“你还没有结婚吧？”

　　“还没有呢。”毛泽东马上接话：“可以再结婚嘛！不过，你的婚姻问题要慎重考虑，不能马马虎虎。”说到这里，他深切地望了溥仪一眼，说：“要找一个合适的，因为这是后半生的事，要成立一个家。”溥仪点点头：“主席言之有理。”

　　饭后，毛泽东要与溥仪等客人合影留念，大家非常高兴。毛主席见溥仪站在左边，就说：“客人应该站在右边嘛。”因照常理右为上。毛泽东特意拉过溥仪，让他站在自己右侧，附着他的耳朵说：“我们两人可得照一张相哟！”于是，又重新站过来让摄影师再拍了一张照片。章士钊笑道：“这叫开国元首与末代皇帝。”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

　　两年后的2月13日，农历正月初一下午3时。毛泽东亲自主持春节座谈会，党中央有关领导及党外人士章士钊等人在场。会上，毛泽东对与会者说：“对宣统，你们要好好团结他。他和光绪皇帝都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我们做过他们的老百姓。”说到这里，他加重了语气：“听说溥仪生活不太好，每月只有180多元薪水，怕是太少了吧？”毛泽东扭头对坐在右侧的章士钊继续说：“我想拿点稿费通过你送给他，改善改善生活，不要使他‘长铗归来兮，食无鱼’，人家是皇帝嘛！”章士钊说：“宣统的叔叔载涛的生活也有困难。”

　　毛泽东接话说：“我知道他去德国留过学，当过清末的陆军大臣和军机大臣，现在是军委马政局的顾问，他的生活不好也不行。”

　　春节座谈会刚刚结束，毛泽东立即从个人稿费中拨出两笔款项，请章士钊分别送到西城东观音寺胡同溥仪家和东城宽街西扬威胡同载涛家。溥仪感动至极，表示盛情可领，钱不能收，因为《我的前半生》刚刚出版，也将有一笔稿酬收入，生活并不困难。经章士钊一再劝收，只好留下了。溥仪激动万分，当即口占一诗曰：“欣逢春雨获新生，倾海难尽党重恩。”载涛接到毛泽东赠送的修房款后，激动得泣不成声，提笔疾书，给毛泽东写下谢函。

　　摘自《文萃》

流徙中的灾民

    如今“慈善”成了热词，有人却因“慈善”而苦恼。其实，老北京就曾是慈善之都，上世纪30年代就有个“孝惠学社”，坐落在府右街的“壮学庐”，里面有十几位全国知名的慈善家；如今人们似乎只记得朱庆澜或章元善，而饶凤璜、娄裕熊、钱澄、周仁寿等人，都成了无人翻开的历史，还有唐宗郭……

溥仪“救”下1000人

　　老北京公私都有慈善组织，其中北平私立“孝惠学社”，大约成立在1928年，设立在府右街的“壮学庐”。其全名是“孝惠学社义赈委员会”，委员长是著名慈善家朱庆澜。

　　2006年5月，扶风县法门寺博物馆举行了朱庆澜将军铜像揭幕和纪念馆的开馆典礼，隆重纪念朱先生保护法门寺的无量功德，传开了朱庆澜的生平传奇。朱先生生于1874年，辛亥革命后任四川副都督，后任黑龙江督军兼巡按使，率军收回沙俄占领的黑龙江航权。1917年任广东省省长，1923年任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1925年后他放弃高官、脱离了军政、专心于慈善救灾，出任“华北慈善联合会”会长，1929年曾提出“三元钱救一命”口号，感动得末代皇帝溥仪也捐出了3000元大洋，按这算法，溥仪能救下1000人了。此外，他还担任过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委员长等职，救灾抗日积劳成疾，1941年卒于西安灾童教养院，被誉为中国近代赈灾慈善的一座丰碑。

　　朱庆澜赈灾时，眼见各地名胜古迹破败，心急如焚，于是一起赈救古迹。1930年到扶风县，看到法门寺破败不堪，带头起草了《重修法门寺真身宝塔义赈》一文，使法门寺330年后得到首次大规模整修。当清理出许多宝物时，他提出“原塔封存”，使唐代地宫得以秘密保存。

　　关帝庙里宣誓赈灾

　　辛亥革命那年，享有“晚清民间赈灾第一人”之誉的大慈善家唐锡晋去世，但他的慈悲大义却传承了下来。朱庆澜及其“孝惠学社”，以唐大善人命名，尊唐锡晋的“义赈学说”为宗旨――“孝惠”即唐孝惠，讳锡晋。唐孝惠乃是江南贤达，1872年被授安东（今江苏涟水）教谕，任过七品官，一生好义谨记家训赈急救灾，因义赈37年达8省51州县而享誉朝野，被众口赞扬为“大善人”，曾受到清廷和民国政府的隆重褒奖。

　　唐锡晋办赈救灾有一整套程序和办法，如《查赈条章六则》：“一、誓神以坚其心，凡能自备资斧出任查户者，类皆心怀恻隐者也。”头一条就是规定了对办赈人员的严格要求；还有《查户须知十则》和《煮赈条章六则》。比如，阅册、到门、给票、核数、审先后、严界限、绝顶冒、勤晓谕、戒代领、补春种……只要办赈人人忠诚尽职，就能保证做到公正严明、清清楚楚。

　　“孝惠学社”实行唐孝惠学说，除规约、章程外，还设立了查放局、留养所和积谷仓,制定了标准格式的布告、赈票等等。严格规定查放员进村，必须首先张贴《孝惠学社义赈委员会布告》：“查放员购用饭食茶水，雇用舟车，均随时自行给钱，不受供应，即随带队警差役，亦由查放员发给饭食，不准需索分文，如有滋扰，察出送县严惩。”甚至在“赈票”上醒目地印有：“本会查放员等饭食舟车，随时自行给钱购雇，不受供应，不准董保人等借端敛钱，如违，准该灾民指控。”

　　规定赈灾人员必须神圣宣誓，而宣誓地点则是在象征忠义的关帝庙。

　　“壮学庐”里慈善家济济

　　“壮学庐”寓意鼓励读书，实体是一座二层红砖小洋楼，1924年落成时是唐锡晋的儿子唐宗郭的家。唐锡晋身后有七女二子，最小的唐宗郭。唐宗郭自幼读书，少年英俊，是北京大学的首届毕业生，同时继承赈灾家风。1927年，唐宗郭奉命去涟水县赈灾，组织了“中国义振会涟水县第一妇孺收容所”，还意外为儿子（后来的著名科学家）唐振绪牵下了姻缘。

　　据载：上世纪20年代华北水灾，唐宗郭把“壮学庐”卖掉，买了粮食赈济河北灾民。“孝惠学社”成立后，他成了常务委员。另外的副委员长有娄裕熊、钱澄、周仁寿、章元善，常务委员还有饶凤璜、胡士选、杜云程、陈铣、李国桢、毕育仁、白毅、张士瀛、王稼农、顾孟养等。

　　如今还能看到一份《孝惠学社义赈委员会收支报告》（1928年至1931年），一共收入“现大银圆”11万3千3百1圆6角1分3厘，其中唐家捐助的不全统计就有唐慕潮先生捐助1万圆、唐公图书馆捐助1百9拾1圆7角7分8厘、唐慕潮夫人捐助2千圆、无锡唐氏仁庄捐助5千圆……算得上“裸捐型”慈善家的代表。

　　“孝惠学社”1930年经办陕西义赈一共收入“现大银圆贰萬肆仟叁佰陆拾圆”，结余“现大银圆肆拾捌圆玖角叁分，缴回北平孝惠学社。”此经办人就是饶凤璜，1910年他曾任东三省总督署参事，辛亥革命后任过湖北省政务厅长，1918年当了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的秘书，为政之余还研习中医。抗战期间，在重庆创办中医救护医院，不论患者穷富高低一律精心诊治不收分文。解放后在北京挂牌行医，1953年病逝，病重期间，周总理曾前往看望。

　　以古观今，做慈善事好像并不复杂，还是那句老话“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裸捐”自己的一切也好，用别人的钱做慈善事业也好，只要是诚心诚意，就是慈善家。

来源：北京晚报

　溥仪特赦后，于1960年来到全国政协工作，在平常的接触中，溥仪给人宽厚的印象，曾经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们至今还很惦记他。谈起他，全国政协机关工作人员赵公勤、彭光等同志都能讲出一些和他相处的故事。

　　恋爱和结婚

　　据全国政协机关退休干部赵公勤回忆:对于溥仪与李淑贤的婚姻，介绍人是人民出版社编辑沙曾熙和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周振强。

    记得那是1962年的一天，周振强来全国政协上班时，拿来一张女子照片，大家好奇地传着看。一问才知道，这是周振强的朋友沙曾熙拿来让他帮忙给介绍对象的同志的一张照片。传来传去，照片传到了溥仪手中。溥仪问:“她是干什么的？”当得知照片上的女子是医务工作者时，溥仪立即对照片上的李淑贤表示感兴趣。溥仪在抚顺监狱里的时候，就想当个医生，出了监狱，还想当医生。虽然没当上医生，但溥仪总想找一个医务人员做妻子。见了李淑贤的照片，溥仪就跟周振强提出来想见一见面。1962年正月初七那天下午3点，李淑贤由沙曾熙陪同来到了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当时，周振强已经陪着溥仪到了那儿。溥仪很大方地伸出手与李淑贤握手。李淑贤一眼看上去，觉得溥仪这个人很朴实。那天，李淑贤的手里头正拿着一本医学书，溥仪拿过去瞧了瞧，然后对她说:“我在改造时也学过中医，我对医学一直感兴趣，看过不少医书，还帮着医务室做过护理工作呢。西医嘛，我也懂一点儿，量血压也会……”李淑贤觉得挺好笑，溥仪坐在那里根本不管你愿听不愿听，一直兴致勃勃地说个没完。

　　溥仪见过李淑贤没几天，就向全国政协领导同志汇报了这件事。于是全国政协派人了解了李淑贤的情况。

　　1962年4月30日晚上7点，溥仪与李淑贤在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举行了结婚典礼。

　　当时参加婚礼仪式的人员有沈醉、杜聿明、王耀武和廖耀湘等。婚后，溥仪夫妇的家就安排在顺承郡王府全国政协机关东小楼。

　　后来他在东冠英胡同居住时，我们是邻居。这是一个不大的四合院，南面是一排新盖的平房，住的是全国政协机关普通职工。我结婚后曾搬到那里居住，在院子里常常见到溥仪夫妇。我们见面都热情地打招呼，有时我们也去他的房间里聊聊。

　“需要多少钱，你们自己拿”

　　赵公勤同志还记得:第一次跟溥仪打交道，是在1959年。因为那一年公审日本战犯。公审时全国政协派人旁听，全国政协派我旁听了公审。休息时，我们来到战犯管理所，让溥仪、溥杰出来跟大家见见面。他们当时身穿黑颜色的制服，戴着棉帽子、穿着棉衣服。溥仪出来后，给我们讲了他的学习心得。这是我第一次见溥仪。后来特赦后，溥仪的人事关系转到全国政协联络处。1959年12月溥仪被第一批特赦后，于1960年溥仪来到全国政协，第一年先到植物园锻炼，后安排他作政协文史专员，联络处具体负责他的生活。全国政协在生活上对这些特赦人员照顾得很周到，还组织他们到外地参观过一次。溥仪来到政协后，生活自理能力还不是很好，全国政协机关有一位从北京饭店调来、叫张华堂的老服务员，主要工作就是负责照顾他的生活。溥仪当时住在机关大院东小楼下面的两间房屋内。我记得当时在机关吃饭要换饭票，有一次溥仪来饭堂吃饭，因为他嫌算账太繁琐，就把自己的钱包往窗口一搁，对服务人员讲:“需要多少钱，你们自己拿，需要多少拿多少。”

　　让公共汽车营运以来第一次中途停车

　　全国政协机关退休干部赵公勤回忆:溥仪在第一次乘坐公交车时闹了个笑话。那天溥仪自己出门，乘坐公共汽车。回来之后跟我们讲:他受的教育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要“女士优先”。在上公共汽车时他让女同志先上车，人家以为他不乘车，于是将车门“啪”地关上，车一溜烟开走了，溥仪非常着急，就在后面边喊边追让车停下。幸亏司机看见了，将刹车踩住，重新开车门让溥仪上来。据说这是那趟公共汽车营运以来第一次中途停车。

　　卫生间内等人“救驾”

　　全国政协机关退休干部彭光同志回忆说:我当时住机关东院，平时总能见到溥仪。有一次我父亲来看我，他在东院门口坐着。这时溥仪走过来。父亲问我:“这是谁呀？”我随便说了一句:“末代皇帝溥仪。”没想到我父亲跪下就磕头，被溥仪拦住了。在我印象中，溥仪待人随和，在机关里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他跟谁都说得来。他虽然不爱讲话，但对任何人都彬彬有礼，比较和善。我记得有一次，全国政协组织去参观一个景点，那个景点卫生间的门是弹簧门。溥仪一推门，感觉反弹力量相当大，由于不明就里，既不敢往里走，也不敢往外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也不喊人。大家上车后，清点人数时发现没有了溥仪，于是赶紧四处寻找，最后终于有人发现了还站在卫生间门边，等人来“救驾”的溥仪。

来源：《人民政协报》

记者 冯孝忠

　　“十分高兴能在春天里再次来到美丽的江城。”3月6日，辽宁师范大学教授俞大华高兴地说。此次，他在松花江文化讲坛主讲《末代皇帝溥仪》。

　　俞大华4次走上百家讲坛，先后讲了嘉庆、道光、咸丰和溥仪4位皇帝，收视率均较高。下一步他将讲述光绪皇帝。

　　俞大华主要研究晚清历史，由于离当代比较近，这给讲解带来很大困难。他从大量的资料以及现有的研究成果中，进行了精心选材。

　　他认为，溥仪这个人生于皇室，却没有得到过父母之爱、手足之情，也没有后代，没有享受到天伦之乐。他阅历浅，成为最好骗的人。他被日本关东军骗，被身边的郑孝胥、罗振玉等人当工具，最终成为历史罪人。

　　俞大华研究了溥仪和他弟弟、妹妹、侄子的回忆录，还有几十种历史资料，这才有了《末代皇帝溥仪》这部书及系列讲座。

　　（编辑：赵晓雷）

末代皇帝《溥仪外记》被二次印刷

　　我省两位作者当时并不知情，书中部分内容被删改，要求赔偿4万元，出版社想要赔偿3万元

杨照远手拿两次出版的《溥仪外记》。 摄影 张扬

　　新闻提示

　　杨照远是长春市规划局原研究员，刘晓晖是吉林省博物院研究员，两个人从1986年开始，遍访了末代皇帝溥仪的弟弟溥杰等众多皇族，历时一年多的时间，写出了《溥仪外记》，这本书出版后，第一次印刷便达到1.8万册，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媒体称为是溥仪《我的前半生》的补充，还原了一个更加真实的皇帝。

　　去年的一天，杨照远在陪朋友到伪满皇宫博物院游玩时，发现他和刘晓晖的作品在未经作者许可的情况下，被吉林文史出版社二次印刷，并且删掉了当时每章的皇族题字，作品的内容也有删改，于是杨照远便开始与吉林文史出版社进行协商，但因赔偿问题未达成和解协议。

　　本报记者 张席贵 实习生 谭林源

　　为写《溥仪外记》

　　采访多个溥仪家人

　　“我当时在伪满皇宫博物院陈列部工作，写这本书时有着非常便利的条件。”4月22日，杨照远告诉记者，他通过深入的研究，先后采访了溥仪的弟弟溥杰，以及他的四个亲妹妹、妹夫等人，同时还采访了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溥仪的老师郑孝胥，还有郑孝胥的孙子、也是溥仪的大妹夫郑广渊。

　　为了更详细了解溥仪的政治、生活，以及他当时的处境，杨照远还采访了恭亲王的孙子爱新觉罗 毓嶦，末代皇后婉容的弟弟郭布罗润麒等人。

　　通过详细的采访，最后杨照远和刘晓晖将这些文字成书，此书约近20万字。这本书写完后，杨照远专程去请溥杰为这本书题写书名，由于当时溥杰有一个会议要开，他就对爱新觉罗·毓嶦说：“你的字写得比较好，还是你来题吧。”爱新觉罗·毓嶦为这本书题写了书名，并且书里的每章都有皇族签字题名。

　　1987年3月，这本书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作者不知情

　　却被出版社二次印刷

　　“《我的前半生》是溥仪的自传，而我和刘晓晖写的是《溥仪外记》，是根据丰富的史料从客观上描写了这个封建社会的末代皇帝，与《我的前半生》互为补充，对于人们认识溥仪其人和了解历史都是很有帮助的。”杨照远对记者说，写这本书耗费了很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是他们心血的结晶，不希望有任何的改动，而这样的事情却无端的出现了，在他们知道的时候，就连网上都在叫卖第二次印刷的《溥仪外记》。

　　杨照远说，他们写的这本书以溥仪在北京、天津以及东北期间的历史活动为轴，具体而生动地介绍了其前半生的政治、思想、生活的各方面，使读者从中了解伪满时期的历史情况，对殖民地社会有具体的认识，既可增长历史知识，又能激发爱国之情。

　　这本书还采访了伪满时期宫廷中的随侍、太监、童侍、 御厨等，获得了许多其它书籍尚未曾刊用过的关于溥仪在紫禁城内的帝王生活，溥仪与太监、侍从的主仆关系，溥仪出宫前后的轶闻逸事，皇后婉容前往东北时的真实情况；庆贵人谭玉龄的死因等等。这些资料，不同程度地补充了已见书籍中的不足，纠正了其中的疏漏。

　　此书汇集了溥仪及其家族生活中的一些典型事例，以小见大，多层次、多角度地反映了溥仪封建帝王人生观的形成、发展、膨胀的过程，还原一个真实的溥仪。

　　作品被无端删改

　　二次印刷的错误难以接受

　　2010年，杨照远发现在自己和刘晓晖不知情的情况下，这本书被吉林文史出版社第二次印刷，而印刷的时间是2006年7月，并且没有标注印多少册。

　　“这本书原来是一本，现在被吉林文史出版社给分为上下两册，而且每本为59.6元，文中有的内容还被删改了。”杨照远介绍，第二次印刷的《溥仪外记》，关东军司令官的照片没有了，溥仪的弟弟、妹妹的照片也没有了，一批珍贵的历史照片都没有在这两本书里体现。同时，原作品的前两章没有了，还有国家领导人接见溥仪家人、溥仪的心声也都被删掉了，和原作品有很大的出入。

　　“原书中的张勋复辟，竟然在二次印刷时改成了孙勋复辟。”杨照远说，第二次印刷的《溥仪外记》还有很多错误，而且是历史错误，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让他和刘晓晖很不理解。

　　要求赔偿4万元

　　出版社只认可出3万元

　　“国家对保护知识产权非常重视，最近还在搞‘利剑行动’，我们看在朋友的面子上，要求对两名作者每人赔偿2万元，停止侵权就算了，可是出版社只认可出3万元，我们准备将其诉讼于法律。”杨照远告诉记者，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不想把事情搞得特别大，要求赔偿的钱也不算多，他们也不想因此事牵扯太多的精力，但是出版社不赔偿，那就只能选择走法律程序了。

　　杨照远介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五章法律责任和执法措施第四十七条的有关规定：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发表其作品的；歪曲、篡改他人作品的；剽窃他人作品的；使用他人作品，应当支付报酬而未支付的；未经出版者许可，使用其出版的图书、期刊的版式设计的；其他侵犯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的行为。

　　对话出版社

　　未赔偿是因为要求赔偿太高

　　“当时有读者到图书馆借阅《溥仪外记》，但是没有这本书，于是我们第二次印刷，并发到全国的图书馆。”吉林文史出版社社长徐潜向记者介绍，他们第二次印刷，不存在恶意侵权，里面的东西没有变。这次排版时图标上面加了一点小照片，是因为要吸引读者，并且现在出版图书都不印册数。

　　徐潜说，原来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没有合同，出版社加印不允许或允许做，什么样的情况都有。企业改制后，一些老编辑都退了，原作者有能找到的，也有找不到的，如果二次印刷，能找到作者商量一下，这是最理想的事情。对于这两名作者，按千字100元稿费计算，他们给3万元，这已经是顶线了，因为他们这一次只印了一两千册。

　　徐潜说，不管他们找到哪，最后解决问题的地方还会是他们出版社，他希望两位作者能来出版社再谈一谈，商量一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同胞们，不要拿过去的历史来看现在（转自网友发在本博评论中的文章）    

    我研究溥仪4年了，说不上对他了如指掌，但也算是略知一二，我看到网上一些网友对溥仪褒贬不一，对清朝很仇视，当我看到这，觉得很不应该，首先先说溥仪，他的身世背景以及他的人生经历相比大家已很熟悉了，他作为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可谓传奇。他三岁登基六岁退位，又经历过复辟等等，我想这不能是一个几岁的孩子所能承受的，我们都是从孩子过来的，他也是一样的，可是正在他的童年时代就做了皇帝，他不懂，身居在皇宫里，所见所闻所感，是没有能体会的，大清倒台了，他能怎么办呢，所以他要做的无非就是想恢复祖宗的基业，他不想让大清近三百年的基业毁在他手里，以至于他后来所做出的一切，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吧，难道我们不能体会吗？，被冯玉祥赶出了家，他能怎么办，被孙殿英盗了祖坟，民国政府是怎样处理的，这能不让他寒心吗？他只有依靠日本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当然我不认为他这样做是正确的，但我可以理解，至少我可以理解，是，他是傀儡，是汉奸，出卖了自己的国家，是封建残余，那个年代不是我们所能了解的，假设一下，如果你在很小的时候就当了皇帝，不就自己我国家就亡了，难道你不想着去复辟吗？如果是我，我会的，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最终灭掉了吴王夫差，溥仪不也是想这样吗，他确实是做错了，但试想一下如果当年倭寇不侵略我们，溥仪去投靠日本人，又会怎么说呢？所以我说这么多的目的只是想让人们更辩证的看待他，能够体谅他，原谅他，他犯下的错误，终究会成为尘埃的，他从皇帝到平民，又是付出了怎样多的艰辛呢，有些事只是因为现在是共产党执政，对过去只能那样说，这是可以理解的。

    对网上的某些人的言语我就很不能理解了，中国近代是受了很大的屈辱，割地赔款，身为一个人，一个中国人怎么会无动于衷呢，但这是历史的必然，是封建社会衰落的结果，不能完全怪罪某个人或某些事，无论朝代怎样的更替，不变的永远是百姓，从现在来说，中国丧权辱国能单独怪罪慈禧吗，怪罪满清吗？那时的中国已经是封建社会的没落时代了，身为王朝的统治者，为了自己的统治，也只能这样了，难道慈禧不知道这样会留下千古骂名吗？她必然知道，但她只是为了保住祖宗的江山，我不是在为他或某些人辩解，难道你们口口声声说这是中华民族，华夏儿女的子孙就应该仇视一个民族吗，清朝是异族统治，但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就去对一个民族仇视，甚至辱骂，难道满人不是13亿同胞中的一员吗，你们在网络上进行辱骂，进行所谓的爱国，难道不是在挑拨我们国家的团结吗，如果你爱国，你可以上前线，而不是在这对离析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团结，你们看看那自己的行为，配做一个中国人吗？你们可以在网上骂我，我无所谓，你们不懂历史，“满洲鞑虏”，这就是你对同胞的评价吗？满洲人压迫过我们，奴隶过我们，但如果只是把“满”改成“汉”，别的不变，你们就会平息你们的骂声了吗，这正是网络上某些“爱国人士”的愚昧，你要是爱国，那就努力让国家团结，而不是谩骂，注意你们的言行，丢汉人的脸。

此篇文章转自网友在本博的评论，此链接文章的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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