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我们为何必须提防同情。——同情，就其实际造成痛苦而言——我们在这里关注的只是这一点——，乃是一种缺陷，正如沉溺于任何一种有害情绪都是一种缺陷一样。它增加了这个世界上的痛苦的数量，虽然由于同情，我们可能也会在这里或那里间接地减少或消除了一定数量的痛苦，但是这些从根本上说无足轻重的偶然后果无论如何也不能被当作证明那本质上有害的同情的证据。这种同情只要完全主宰人类一天，人类就会像一株染病的植物一样迅速地枯萎下去。……假设一个人在一段时间内进行实验，每天到处搜寻同情别人的机会，让他的心灵看到周围所能看到的所有不幸，这个人最后肯定就会变成一个病态的和忧郁的人。”

       “生老病死，人之常情，如果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因为其他凡夫俗子的痛苦和哀怨变得心烦意乱，愁眉不展，让我们的天空蒙上一层又一层阴影，那么，谁会因此受苦呢？当然是这些其他凡夫俗子！他们的负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

       同情是基督教和社会主义的基调，而尼采由于反对基督教，对同情也不大客气。尼采偏爱个人主义的

       尼采：“怀疑即罪。——基督教使出浑身解数，力图使它的学说成为不受怀疑的，甚至宣布怀疑就是罪过。按照它的说法，人们通过某种奇迹而非理性投入信仰的怀抱，从此就畅游在信仰之中，如同畅游在明亮无比和一尘不染的空气的海洋中——即使是对于地面世界的悄悄一瞥，即使是人的存在不仅仅是为了畅游这种一念之差，即使是我们的水陆两栖本性的最轻微的振动，都已然是罪！所有这些意味着，信仰的任何试验和证明，对于它的起源的任何思索，都将是非法的；需要的是闭目塞听、幻视幻听和飘荡在吞没理性的波涛之上的永恒的歌声！”

       非常美，语言、意境和他要表达的思想相得益彰。由此观之，所有的信仰都有这个问题。既然是信仰，就是盲目的，不问缘由的，不究根底的，不容怀疑的。我们需要的不是信仰，而是科学。

       尼采：“爱洛斯的魔鬼化最终变成了一场喜剧：由于教会在所有色情事物上的百般遮盖，‘魔鬼’爱洛斯渐渐地变得愈发美丽起来，比所有圣人和天使加在一起对于人类还更有吸引力，以至于直到我们目前这个时代，恋爱故事仍然是所有阶层都能同等地带着一种夸张的热情乐之不疲的唯一事物，这种夸张的热情对于古代人来说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对于未来的人也将是滑稽可笑的。我们的所有思想的诗情，从最高级的到最低级的，都具有赋予爱情以过分重要意义的特点，甚至不仅仅是特点而已！由于这个原因，未来的人们也许会认为，他们所继承的全部基督教文化遗产都带有某种头脑发昏和没有见过世面的特征。”

       爱情的起源原来是这样的，很有道理，可是没人从这个思路上想过。对于古人和未来人，都没有爱情这回事，爱情原来是欲望被魔鬼化、被压抑、被禁忌所引起的反弹，是一种夸张的热情。在压抑解除之后，反弹就没有必要，夸张也就变得可笑了。原来，爱神也就是一个中常人，可是年深日久的妖魔化、神秘化和遮掩把她变成了一个美人，由大量的想象和可望不可及塑造而成的超级美人。在我们的后人看来，完全

       尼采：“认为一件事是坏的就是使它成为坏的。——如果我们认为某种激情是邪恶的和有害的，它们事实上就会变成邪恶的和有害的。基督教就是这样通过每当信仰者春情发动时所感到的良心的折磨，成功地把爱洛斯（爱神）和阿佛洛狄忒（美神）——所到之处理想的光芒闪烁和能够点石成金的伟大力量——变成了穷凶极恶的魔鬼和幽灵。把人类必然的和经常发生的感情变成内心痛苦的一个源泉，并通过这种方式使内心痛苦成为每一个人类存在的家常便饭，这难道还不令人震惊吗？……性爱与同情感和崇拜之情在一点上是共同的，即一个人通过做使他自己愉快的事同时也给另一个人以快乐，这样一种仁慈的安排在自然中并不多见！”他在“圣人”一节中尖刻地说：“那些回避女色唯恐不及和以肉体之苦为乐者实际上肉欲最为强烈。”

       在这里，尼采盛赞了爱神和美神以及性爱，把它视为人类世界中罕见的仁慈的事物。因为人世间常见的事情是如果一个人快乐了，另一个人就会痛苦，比如说权力、金钱的得与失。而性爱是一个美好的例外，一个人的快乐也导致另一个人的快乐，而非痛苦。而基督教却把这稀有的快乐变成人的

尼采： 

“道德使人愚昧。——习俗代表了前人的经验，代表了他们对于有用的或有害的东西的看法——但是，习俗感（道德）关心的却不是这些经验本身，而是习俗的长存不灭、神圣不可侵犯和不容争辩。因此，习俗感有碍新经验的获得和旧习俗的修改，道德成了创造更新更好习俗的绊脚石：道德愚民。”

“对于惯例的思索。——数不清的习俗规定都是人们根据某些非常事件在匆忙之间做出的，它们很快就变成不可理解的了；我们既不能确切地断定隐藏在这些规定后面的意图，也搞不清违反这些规定所带来的惩罚的性质，我们甚至在仪式的执行方面也会发生疑问——然而，随着我们对它的绞尽脑汁的思索的急剧增加，我们思索的对象的价值也就成倍增长，而一种惯例的最荒唐的部分最后竟然变成了不可触犯的金科玉律！”

“我们对于一切以习俗面目出现的信念来者不拒，这意味着我们是虚伪的、怯懦的和懒惰的！——那么，虚伪、怯懦和懒惰是道德的前提条件吗？”

感悟：

对于已经变化的经验，习俗往往是一种压抑的力量，有时完全没有道理，比如说，河北一些农村至今保留女人不可以上桌陪客人吃饭的习俗，

    长期以来，受错误宣传的影响，对尼采多有误解。比如他说去见女人别忘了带上鞭子，此话实属骇人听闻。最近看研究尼采专家写的书（《尼采与现时代》）提到这件事：一位老相识听了这句话后大感不安，尼采知道后惊讶地说：“别紧张，求求你啦，……这只不过是句玩笑话罢了，只是象征性地夸张一下嘛。”（第478页）尽管作为一位严肃的哲人，这样开玩笑（政治上不正确的玩笑）也是很不应该的，但是与他浩如烟海的深刻、睿智、理性的（政治上正确的）思想相比，这点错误还是瑕不掩瑜的。尤其应当为他正名的是，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这些帽子都是错误的附会，被该书作者称为“企图往尼采的教诲中投毒”。

    尼采的主要思想定位应当是：反对基督教，倡导前苏格拉底的文化复兴，倡导科学的世界观和宇宙观。他终身的任务是：“在关于起源与终结的致命真理上建立一个社会”。（第317页）换言之，在否定了上帝、天堂和地狱的致命真理被揭示给世人之后，人们将怎样生活？上帝死了，我们怎么办？

    尼采语录：“新的致命打击：我们的无可逃避的易朽性。——过去的时代，人们曾经通过指出人的神圣起

【编者按】在朋友们的通信中看到宁、何、阮三位对性变态重新命名的讨论，觉得非常重要。过去我在文章中也用过“性变态”这一概念。记得当时就觉得这个词不好，像歧视语，所以改为“变态的性”，与“常态的性”并列，使语气缓和一些，心里还自我安慰道：变态只是相对于常态而言，可以是个中性词，不带贬义吧。现在看来，是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三位性学界老友都是我十分敬佩的人，阮芳赋在中国最早出版性知识手册，是国内性学研究的发起人；宁何两位是台湾最著名的性研究者，著作等身。在“性变态”重新命名这个问题上，我同意他们的思路。我用过“性少数”这个概念，看过他们的论证后，今后更倾向于用“性多元”。

宁应斌、何春蕤：

这个问题有意思。性变态主要指的是非生殖模式的性，也是假设性有发展阶段的理论中（以生殖模式为发展的目的论，也就是最终阶段），对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偏离、停滞或退化，所作的一个描述。

这个词所预设的一些学问，本身就有难解或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可是「性变态」变成大众通用的词后，又和「常态」二元对立，不但有污名，也有社会控制和惩罚的后果，而且就以描述「非生殖的

    有个90多岁的人大概是觉得自己不久于人世，于是就他的活得相当长的一生的经验写了一些人生感悟，对我有帮助。例如：

    ——别拿自己的人生和他人做比较，你根本不清楚他们的人生是怎么一回事。（每个人最终只能过自己的生活，不管你觉得别人的人生比你好还是比你坏，反正你并不能真正知道别人的生活。再说，总有人活得比你成功，比你滋润，总爱比较，徒增烦恼。）
    ——别人怎么看你不干你的事。（不管别人怎么看你，你还是你。我总是记得一个比喻：如果别人对你的看法是一面镜子，每个人都会被镜子里的形象吓坏。我总是不大容易忽略别人的看法，因为从小比较虚荣。可是人生经历告诉我，不能不改变这种羞涩和敏感，否则没法往下活。记得我刚买了车不久——那时社科院还很少私家车——姐姐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听说我出了车祸，电话打到了我，听说我没事，她才放心。我想想这个传言，真是不寒而栗，如果我撞车死了，很多人会很高兴的。想到这里，再也无法去想“别人怎么看你”这回事。只能用“有人嫉妒证明自己比较成功”聊以自慰。）
    ——时间会痊愈几乎每一件事。（“痊愈

    这些年来，随着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民主的议题再次升温。升温首先表现在情绪上，人们开始对民主有相当情绪化的关注、议论，我自己也不例外。最早是听到一位记者提到，党校有一位教授写了篇《民主是个好东西》，据说引起海外的广泛关注，把这篇文章当作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信号。
    我一听这个标题，心里第一反应是激愤，心想，从1919年中国引进“德先生”到现在已经近一个世纪了，合着我们这一百年全都白过了，到现在还寸功未进，还得为民主正名，争论还停留在民主好还是专制好的初级阶段。这种激愤里还掺杂着对父母那一代人的复杂感觉：他们当年参加共产党有一半是为了抗战，还有一半就是为了民主，难道他们的一生努力全是白费，难道那些流血牺牲的人们都是白白地流血牺牲了？他们努力建设的这个国家到底是一个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
    情绪的平复来自世纪大讲堂一位新加坡学者的讲演，他提出这样一个说法：不应当把民主当作意识形态，而应当把它看成一种实践。如果把民主只当作一种意识形态，那我们的问题就是：它是好的还是坏的，当局所宣称的民主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把民主看做实践，那我们的问

　　最近，有一位管房地产的官员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说法，说房价下不来是因为“丈母娘的刚性需求”：一个小伙子来求婚，丈母娘提出的要求是，一定要有房才能让女儿跟你结婚，于是小伙子砸锅卖铁也要去买房，这就构成了一个对房子的刚性需求。

　　我是搞家庭研究和性别研究的，而丈母娘需求与两者都有关：婚后居处既是家庭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指标，在男女平等的问题上它更是至关重要的。在结婚后，女方进入男方家庭生活，而不是夫妻双方单独生活，这是家庭中男权制的基础，进而也成为社会上男权制的基础。我们中国几千年的男权制社会实行的就是婚后女人嫁入男人家庭的从夫居制，女人孤零零一个人嫁入男方家庭，身边没有父母亲人，从自己长大的家庭拔根而出，独自面对一个陌生的家庭，这对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是很不利的。俗话说，婆媳是天敌。媳妇不但要面对婆婆这个陌生人，还要跟她争夺同一个男人（她儿子）的爱，能不成敌人也难。

　　在中国进入现代化和都市化的进程之后，这种对女人非常不利的家庭形式发生了悄然的改变：婚后新居制出现了。婚后新婚夫妇买房或租房单住，两个年轻人站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