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我实在不愿意和一堆戏子坐在一起

其实韩寒错了，他们不是戏子，是婊子。都说婊子无情，戏子无义。无情无义，情在义先，连情都谈不上，何来有义?

删节版已刊。

唐德刚去世有那么一段时间了。前几天将他的《胡适杂忆》借出来又看了遍。坦白的说，我对胡适的所有兴趣与判断，皆来自于唐德刚。

这是一个告别的年代。稍远的是国学大师季羡林、任继愈，较近的是生物物理学奠基人贝时璋、导弹之父钱学森，再近的就是历史学家唐德刚。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大师的远去不仅仅意味着一个时代背影的凋落，更彰显出我们对这个时代精神贫瘠的隐忧。更有意思的是，和国内这些大师相比，也许某种意义上更具大师意义的唐德刚的去世远远没有钱学森逝世的死后哀荣。他的的离去似乎仅仅只在人文学界引发了一点波澜不惊的伤怀。这是无奈，也是事实。

唐德刚是我们安徽人，如果我腆着脸厚颜无耻一把，还

“含泪播种者，必将欢呼收割”，语出圣经，是我很喜欢的一句话。给五月《求学·考研》写了篇稿子，同题已刊。谢谢陈编辑。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这是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的话。我总觉得，这段话所说的“新材料与新问题”，是一个学术研究成败的关键问题，有新问题而无新材料证明，观点没有说服力，流为空想，无稽之谈。有新材料而无新问题，则材料是死材料，于世于学皆无补。这么一段话，不管是考之历史，还是默省当下，都有大把的例证。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的一段话无疑精辟的说明了新问题的重要性：自乾隆后边徼多事，嘉道间学者渐留意西北边新疆、青海、西藏、蒙古诸地理，而徐松、张穆

我住在一栋很落后的楼里。楼后的标志就是厕所。这厕所坐落在每个楼层的两端，呼啦啦一排，几块挡墙格出三四个位子。一块硕大的水箱顶在最末的蹲位上，一拉，呜呜……这乌拉乌拉的声音不得不另我想起一个笑话：

二战之时，伦敦惨遭德军轰炸,一天，一栋公寓被炸掉了.救急队员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忽然发现有一老头坐在马桶上哈哈大笑，身边都是残垣断壁,救急队员就很奇怪的问他，哥们，您为什么笑啊。这老头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想不到我刚拉了一下马桶,这楼就塌啦！”

11、1号发于合肥晚报，原名《梦想照进现实》，刊的是洁版。编辑改了名字，很有意思。心中有大悲伤，手下有大克制，这句话应该不是我灵机一动想出来的，忘记在哪里看到的。

阅读卡佛的短篇小说集《大教堂》是一个百感交集的旅程。重逢的恋人被轰出刚刚借来的房间，因车祸丧生的幼子，父亲在痛苦的回忆中拒绝下火车去见阔别多年的儿子，与不期而至的盲人共同绘画一座大教堂……一个个被生活打磨得遍体鳞伤的普通人在卡佛的笔下，充满了孤独与沉默，极具“无望之乡”的意味。我一口气读完《大教堂》，感觉卡佛心中有大悲伤，手下却有大克制，没有泛滥自己的情感与叙事的才华。

我想，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之一（很可能也是美国继海明威之后最重要的短篇小说家），卡佛的一生和他的作品至少证明了两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第一，在文学的道路上，“享受”最大寂寞的人更有可能收获最多的鲜花掌声。第二，当你准备写下第一个字的时候，要记住，文学角斗场上的胜利，靠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

更老的稿。3年前青年报发过，改动太大。29号在晚报重发，改动更大。克制是一种才华。

以修习历史为职业的我，非常喜欢王阳明的《传习录》，常读常新。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王阳明的生平、思想值得再三咀嚼。回顾我阅读王阳明的过程，有三次遭遇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第一次见到“王阳明”三个字是在清人唐芸洲的《七剑十三侠》中，当时我上小学四年级，只有11岁。这部小说长达180回，讲述了明正德年间，一群英雄剑客帮助朝廷平定叛乱的故事。我常常在空闲的时候翻读它，可说烂熟于心。在

已刊。这是一篇很老的稿了，谢谢胡老师不吝编辑。

  
我已经不记得是第几次捧起她了。

……，……

只记得第一次读她是在一个大雪漫天飞舞的下午，就着火炉的温暖，如饥似渴。当我看到林教头一步步掉进陷阱，遭受陷害时，我抬头望了望窗外越下越紧的雪，心里不禁焦躁起来，恨不得自己能够钻进书里，大开杀戒。最终耐着性子，读到林冲手刃仇人，得报大仇，我也不禁豪气陡生，血脉贲张，难扼心中暗潮，飞奔到屋外纷飞的大雪里，好像自己就要成为那样的大英雄……，其时我一十二岁。

也曾在黄叶零落，红残绿瘦的深秋里，于校园西角的枫叶林，读到宋江魂断蓼儿洼，一字一顿、死的死，散的散，抬头望天上飞过的雁鸟，眼前絮絮而下的黄叶，心中凉意一片，顿生寂寞萧瑟之感。悲哉，秋之为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曹汝霖可谓大名鼎鼎，“二十一条”、“西原借款”、“巴黎和会”、“五四运动”等等这些大事件都和这三个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随之而来的定性又大多为“亲日”、“汉奸”、“卖国贼”等等，不一而足。

所以，上世纪六十年代，当曹汝霖流落异国他乡，在时日无多的夕阳岁月里，回想自己的一生，他留下的回忆无疑就有了一种亲证历史、还原事情本来面目的朴素价值。当我们随着他的娓娓道来，从正史看野史，再从野史反证正史，不能不因历史的扑朔迷离而低首徘徊，怅叹不已。

自序里，曹汝霖说 “自服官外部，职务所系，与日本接触特多。终清之世，中日交涉皆以和平解决，由是反对者疑我迁就日人，以仇视日

最后一道数学题姊妹篇，已刊。

好不容易高考发挥正常，谁知道志愿竟然撞车，被调剂到了“哲学”专业。我坐在迎新庆典的礼堂里，心里犹如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惴惴不安，环顾四周，同学们的表情也大都很彷徨，是啊，哲学是什么？学哲学能找到工作吗？它能养活我们吗？

迎新大会开始后，一个微微秃顶的中年男人走上了讲台，他清了清嗓子，说：“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哲学系的教授，姓张。闲话少叙，我知道，在座的很多同学第一志愿都不是报‘哲学’的，大都是‘金融’‘法律’志愿撞车调剂到了我们‘哲学’。是不是？有没有第一志愿报‘哲学’？举下手。”

有几只手从人群里怯生生地举起来，又迅速放了下去。张教授笑了笑，没有说什么，他转过身去，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六个龙飞凤舞的大字：

哲学能赚钱吗？

是啊，哲学能赚钱吗？学哲学能找到工作吗？它能养活我们吗？看着黑板上的六个大字，同学们不禁窃窃私语起来。我们的张教授，用颇为智慧的眼神环视了全场一周，好像看破了同学们的心事，他微微点着头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