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泪播种者，必将欢呼收割”，语出圣经，是我很喜欢的一句话。给五月《求学·考研》写了篇稿子，同题已刊。谢谢陈编辑。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这是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的话。我总觉得，这段话所说的“新材料与新问题”，是一个学术研究成败的关键问题，有新问题而无新材料证明，观点没有说服力，流为空想，无稽之谈。有新材料而无新问题，则材料是死材料，于世于学皆无补。这么一段话，不管是考之历史，还是默省当下，都有大把的例证。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的一段话无疑精辟的说明了新问题的重要性：自乾隆后边徼多事，嘉道间学者渐留意西北边新疆、青海、西藏、蒙古诸地理，而徐松、张穆

我住在一栋很落后的楼里。楼后的标志就是厕所。这厕所坐落在每个楼层的两端，呼啦啦一排，几块挡墙格出三四个位子。一块硕大的水箱顶在最末的蹲位上，一拉，呜呜……这乌拉乌拉的声音不得不另我想起一个笑话：

二战之时，伦敦惨遭德军轰炸,一天，一栋公寓被炸掉了.救急队员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忽然发现有一老头坐在马桶上哈哈大笑，身边都是残垣断壁,救急队员就很奇怪的问他，哥们，您为什么笑啊。这老头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想不到我刚拉了一下马桶,这楼就塌啦！”

11、1号发于合肥晚报，原名《梦想照进现实》，刊的是洁版。编辑改了名字，很有意思。心中有大悲伤，手下有大克制，这句话应该不是我灵机一动想出来的，忘记在哪里看到的。

阅读卡佛的短篇小说集《大教堂》是一个百感交集的旅程。重逢的恋人被轰出刚刚借来的房间，因车祸丧生的幼子，父亲在痛苦的回忆中拒绝下火车去见阔别多年的儿子，与不期而至的盲人共同绘画一座大教堂……一个个被生活打磨得遍体鳞伤的普通人在卡佛的笔下，充满了孤独与沉默，极具“无望之乡”的意味。我一口气读完《大教堂》，感觉卡佛心中有大悲伤，手下却有大克制，没有泛滥自己的情感与叙事的才华。

我想，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之一（很可能也是美国继海明威之后最重要的短篇小说家），卡佛的一生和他的作品至少证明了两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第一，在文学的道路上，“享受”最大寂寞的人更有可能收获最多的鲜花掌声。第二，当你准备写下第一个字的时候，要记住，文学角斗场上的胜利，靠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

更老的稿。3年前青年报发过，改动太大。29号在晚报重发，改动更大。克制是一种才华。

以修习历史为职业的我，非常喜欢王阳明的《传习录》，常读常新。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王阳明的生平、思想值得再三咀嚼。回顾我阅读王阳明的过程，有三次遭遇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第一次见到“王阳明”三个字是在清人唐芸洲的《七剑十三侠》中，当时我上小学四年级，只有11岁。这部小说长达180回，讲述了明正德年间，一群英雄剑客帮助朝廷平定叛乱的故事。我常常在空闲的时候翻读它，可说烂熟于心。在

已刊。这是一篇很老的稿了，谢谢胡老师不吝编辑。

  
我已经不记得是第几次捧起她了。

……，……

只记得第一次读她是在一个大雪漫天飞舞的下午，就着火炉的温暖，如饥似渴。当我看到林教头一步步掉进陷阱，遭受陷害时，我抬头望了望窗外越下越紧的雪，心里不禁焦躁起来，恨不得自己能够钻进书里，大开杀戒。最终耐着性子，读到林冲手刃仇人，得报大仇，我也不禁豪气陡生，血脉贲张，难扼心中暗潮，飞奔到屋外纷飞的大雪里，好像自己就要成为那样的大英雄……，其时我一十二岁。

也曾在黄叶零落，红残绿瘦的深秋里，于校园西角的枫叶林，读到宋江魂断蓼儿洼，一字一顿、死的死，散的散，抬头望天上飞过的雁鸟，眼前絮絮而下的黄叶，心中凉意一片，顿生寂寞萧瑟之感。悲哉，秋之为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曹汝霖可谓大名鼎鼎，“二十一条”、“西原借款”、“巴黎和会”、“五四运动”等等这些大事件都和这三个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随之而来的定性又大多为“亲日”、“汉奸”、“卖国贼”等等，不一而足。

所以，上世纪六十年代，当曹汝霖流落异国他乡，在时日无多的夕阳岁月里，回想自己的一生，他留下的回忆无疑就有了一种亲证历史、还原事情本来面目的朴素价值。当我们随着他的娓娓道来，从正史看野史，再从野史反证正史，不能不因历史的扑朔迷离而低首徘徊，怅叹不已。

自序里，曹汝霖说 “自服官外部，职务所系，与日本接触特多。终清之世，中日交涉皆以和平解决，由是反对者疑我迁就日人，以仇视日

最后一道数学题姊妹篇，已刊。

好不容易高考发挥正常，谁知道志愿竟然撞车，被调剂到了“哲学”专业。我坐在迎新庆典的礼堂里，心里犹如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惴惴不安，环顾四周，同学们的表情也大都很彷徨，是啊，哲学是什么？学哲学能找到工作吗？它能养活我们吗？

迎新大会开始后，一个微微秃顶的中年男人走上了讲台，他清了清嗓子，说：“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哲学系的教授，姓张。闲话少叙，我知道，在座的很多同学第一志愿都不是报‘哲学’的，大都是‘金融’‘法律’志愿撞车调剂到了我们‘哲学’。是不是？有没有第一志愿报‘哲学’？举下手。”

有几只手从人群里怯生生地举起来，又迅速放了下去。张教授笑了笑，没有说什么，他转过身去，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六个龙飞凤舞的大字：

哲学能赚钱吗？

是啊，哲学能赚钱吗？学哲学能找到工作吗？它能养活我们吗？看着黑板上的六个大字，同学们不禁窃窃私语起来。我们的张教授，用颇为智慧的眼神环视了全场一周，好像看破了同学们的心事，他微微点着头说：

“

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日本”是一个涵义颇为复杂的词，愤怒、无奈、耻辱、艳羡、敬佩、仇恨等等，个中况味不一而足。我想，这种复杂情绪的直接反应在网络上，就是任何关于日本的话题，无论是仇恨还是赞美，是批判还是写实，都能够紧紧揪住人的神经，闹得满城风雨。这种状况的造成，追溯历史，自然要从一百多年来的中日纠葛说起，从表面上看，任何一个“热血沸腾”的中国人似乎都足够了解这个“撮尔小邦”，都能对那些年的屈辱奋争“说一不二”。

打开任何一个中文电视台，看任何一部关于日本侵华的影视剧。大多数时候，我都能惊讶的发现，“日本”的形象是如此地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剧中人物在谈到日本的时候，大多以轻蔑的口吻加以“小”“鬼子”字样，这些“鬼子”们大多留着八字胡，小眼睛，嘴里说着怪里怪气的汉语，挥着东洋刀，扛着膏药旗，一进村庄就烧杀掳掠，看到美女就眼睛瞪直，“花姑娘”长“花姑娘”短。他们割我台湾占我东北、制造了

昨天浏览网易新闻页面，发现这样一则新闻：贝塔斯曼集团创始人去世享年88岁。点开看了看。看完才确定，原来贝塔斯曼退出中国已经一年多了。

我第一本邮购的书，就是在贝塔斯曼。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初三毕业那年。那个夏天，在工地上劳累之余，我向舅舅借了二十块钱，汇过去，然后是十几天忐忑不安的等待——我不能确定邮购这种事情的真假，再说，二十块钱对我是笔很大的数目。大概过了十几天，我终于收到了书，《像天才一样思考》。这本书不厚，蓝色的封面，讲的是思维潜能方面的内容，它至今还安静地待在我书柜的最下层。我可能并没有认真读完它，但“像天才一样思考”，这七个字无疑影响了我的思维：我深信事情的本质一定存在，永远不要被纷繁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