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到东京去，夺了鸟位

已刊 。

若问近三十年来，对思想界影响最大的杂志，当非《读书》莫属。自创刊伊始发表《读书无禁区》起，三十多年来，它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深刻影响了中国思想界的风貌。所以，当我在书店看到扬之水出版了她任《读书》编辑十年间的日记时，爱书人岂能错过？坦白地说，在展读此书之时，我是抱着十足的八卦之心的：日记是一种私密的文体，没有了正式场合的正襟危坐，扬之水一定记下了许多学界大腕、名流宿儒的“窃窃私语”，说不定猛料迭出呢。

然而，所谓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虽然扬之水在日记中记下了不少钱锺书、徐梵澄、金克木、张中行、冯亦代等老一辈文人的神貌风采，甘阳，刘东，周国平、赵越胜等后起之秀也身影频现。比如扬之水就在日记中多次记下了金克木对钱锺书的态度，金不喜欢钱锺书，认为钱“是俗人，是做出来的名士”，金还非常喜欢读金庸，认为“形式和内容是古的（传统的），但现代意识渗透其中，实是借古讽今。”冯亦代很讨厌刘海粟，看见印制有刘海粟墨迹的贺年片，即说“不要”，“文化界我最讨厌的就是这个人，他是汉奸。”

<文汇读书周报> 

在今天的中国，城管的名声，说过分一点，大概跟过街老鼠差不多。强拆房子，殴打小贩，似乎哪一样都少不了他们。每当看到这类新闻时，我都会义愤填膺：这些城管简直没有人性，怎么能这样！而最近，我读了一本叫做《城管来了》的书，作者“随风打酱油”是北京海淀区的一名普通城管队员。当初为了让大家知道一些“电视台不播、不放”“更好地保护自己”的事情，他选择了在网上发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他在执法过程中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和事。既有关于路边摊种种不卫生的揭露，也有对城管职业、体制的思考。令作者没有想到的是，帖子竟然一下火了起来，最终结集成了这本《城管来了》。

    读完这本书，我才发现此前我对城管存有太多的偏见，比如说，我一直以为城管权力很大，会有很多灰色收入，但实际上，他们的权力其实很小：没有人身扣押权，对罚没的物品也只有暂扣的权力，只要小贩交了罚款，立即就可以领走，至于小贩交不交罚款，他们根本没权力管。再比如，原来北京的城管在执法时大体上是文明的，打砸抢之类事情几乎不可能发生，执法时甚至有多个机位的录像机全程

岁末最令人沉痛的消息，是突然得知高华先生于昨日病逝。作为当代中国最出色的历史学家之一，他的渊博学识与音容笑貌，在他离去之后，一定会前所未有的清晰地浮现在许多人的脑海，久久徘徊，不忍离去。我曾有幸聆听过他的两次讲座报告，会后的聚餐中还曾听他畅谈学界逸闻，治学甘苦。这些往事，于今思及，历历在目。

两年前的夏天，华东师范大学举办当代中国史讨论班，我随师兄前去旁听。高华先生是讲授者之一。那是我第一次见识到他，此前虽然读过他的著作，但从未见过他真人的样貌。我相信，许多第一次见到高华先生的人都会惊讶于他的帅气。他着西裤衬衫，干净利落，面庞清朗，脸色微微润红，好似微醺之人。头发向后背梳着，一丝不苟，虽然头发已近全白，但他看上去却显得格外年轻精神。记得那次讲座讲的是有关当代史民间档案的运用。高华先生坐在前台，语调和缓，手中还拿着一把黄褐色的折扇，时不时的轻摇几下，透着一股如今这个时代已经少有的儒雅之气。

数天之后，他又在上海师范大学做了一场关于内战中国民党军事失败的报告。这一次讲座是由萧功秦先生主持的。报告开始之前，萧功秦先生

胡晓天《深圳商报》

当推土机轰隆隆地推倒老家已世居百年的老房子，我分明看见父亲流下了眼泪。早在一年多前，我们就已经知道这是不可抗拒的命运：因为县城要搬迁，新址就选在了我们村。只是我从来没有想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能够这么快，快到我还没有真的搞清楚什么是城市化的时候，推土机就已经开到了我家门前。下一次等我再回老家的时候，山川河道、田园风光，都将是面目全非，用最通俗的话来说，我的故乡沦陷了。

在老家陪伴父亲，等待拆迁的日子里，收到了友人惠寄的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熊培云是最近几年中国最炙手可热的专栏作家之一，其文风既宽厚又清晰，既乐观又悲悯，深受读者喜爱。前两年出版的《重新发现社会》、《自由在高处》都是好评连连，获奖不断。但是，坦率地说，熊培云此前的文字我几乎都没有坚持读完过。那时候，我总觉得他书中讨论的“公民社会”“自由”这类话题离现实生活太远，与我多有隔膜，难以入心。

然而，这一次，当我翻开他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时，却是心

删节版刊于《新民晚报》

近年来，中国当代史的研究热潮，正方兴未艾。领风气之先者，即有华东师范大学的“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该中心麾下的杨奎松、韩钢、沈志华、冯筱才等人，皆堪称一时之选。近日我读到了该中心主编的《中国当代史研究》（以下简称《当代史》）三辑，深觉此书在史料利用、问题关怀、史学笔法等方面，可圈可点，有诸多值得借鉴之处。

中国当代史研究者面临的最大困难恐怕是史料。一方面，有关1949年以后的档案开放步伐缓慢，关键性资料缺乏是当代史研究者面临的常态。但另一方面，近年来有关中国当代史的文件、资料汇编、人物年谱等却呈激增之势。同时，由于年代较劲，民间仍存有大量私人收藏物，如书信、日记、传单等，资料既多又杂，浩如烟海。这种既匮乏又丰富的悖论性现状，也曲折地反映在《当代史》中。该书既大量利用了诸如《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这类由官方权威部门出版的“常规”史料，又有《竺可桢日记》、回忆录、口述史等极富民间气息的史料。

史料有直接、间接之分。一般说来，除非迫不得已

《文汇读书周报》

《青春》是韩寒的最新文集。十多年前，当他用一本《三重门》向中国教育体制大声说“拜拜”的时候，也许就注定了他要走的是一条非同寻常的路。这十几年来，他赛车、写小说、拍电影、结婚生子，从来不缺新闻。最近几年来，因为对公共事务的犀利发言，大家对他更是不吝赞美之词，甚至有人誉其为当代鲁迅。当然也有人觉得他沽名钓誉，不过尔尔，比如李敖就曾公开讽刺他“连大学都考不上”。

《青春》中的文章其实并不新鲜，它们之前大多已经在韩寒的博客上发表过。但有趣的是，当它们在博客上发表时，往往难逃管理员的“法眼”，被删得一干二净。所以，直到我拿到《青春》一书时，我仍然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它竟然顺利出版了！这也许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吊诡之处：禁忌与宽容并存。虽然《青春》中的文字我大都已经读过，但此次重读仍有不一样的感觉。只有将它们集中起来读，我们才可以发现韩寒对这个时代的敏锐，他的公民姿态是多么可贵。上海钓鱼执法、荆州挟尸要价、谷歌侵权门等等，他总能发现

再过十多天，又该是一年一度的“国考”了。据说今年的报名人数超过了117万，竞争最激烈的职位比例很可能达到四千比一。这很正常，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奇迹频发的国度里，117万和4000：1，这绝对是一个波澜不惊的数字。今年的媒体上，我观察了一下，除了几个冷冰冰的数字，几篇老调重弹的评论外，实在没有更多让人惊艳的东西了。是它们感冒了，嗅不到肉包子的香味，还是已经吃得太多，腻了？

是腻了。当年的新闻，如今早已经成了生活的常态。当我大字不识一斗的母亲都在劝我考公务员，女朋友认为不考公务员就是没有上进心的时候。我还能说什么？有一个笑话说，当扫地大妈都在谈论K线图的时候，股市离崩盘也就不远了。那么，有谁能告诉我，公务员的盘何时崩呢？一想到每年都有好百万的年轻人，他们满怀着一颗“福利好”、“灰色收入多”的心，在祖国的大地上，来来回回参加着一场又一场的国考、省考、事业单位考试……我这一颗本不该思考国家大事的非公务员的心就难受的睡不着觉。

有时候，我想，这个国家的年轻人也许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考公务员的，另一种是不考公务员的；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