捻军起义是爆发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北方的农民起义。所谓“捻”，即农村迎神赛会时要搓捻子燃油，人们把活动于皖、鲁、豫一带的农民秘密组织，称为捻党。1853年太平军北伐时，淮河两岸的捻党纷纷响应，可惜太平军没有很好地发动和组织他们，捻党仍然是半农半兵、各自活动的小股战斗力量。1855年，捻党首领们在安徽雉河集会盟，推举张乐行为盟主，从此，张乐行统一指挥下的捻军，成为太平天国在北方的友军。1864年天京陷落后，遵王赖文光被推为捻军首领，将太平军余部和捻军合编为新捻军，和清军展开大规模的运动战。

    经历了初次办团练的失败，以及在曾国藩幕府接受的多年熏陶，李鸿章此番领兵就不比先前莽撞了。李鸿章本人于1862年3月上旬随首批淮军抵沪，从此，李鸿章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四十年，开始了与淮军共浮沉的命运。

    初到上海的淮军并未受到多大重视，反而因军容欠佳被上海官员“皆笑指为丐”，作为统帅的李鸿章表面上满不在乎曰“敝部淮勇能战而多土气”，对内却不断向淮军将士打气“军贵能战，待吾破敌慑之”。淮军甫一抵沪就被战事纠缠，但李鸿章心里清楚得很，绝不做亏本的买卖。当李秀成率领十万大军对上海进行第二次围攻时，上海的英法联军一再要求淮军协同作战，李鸿章认为这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事，不予理会，他要的是带领淮军进行独立作战。李按兵不动直至6月，认为机会来临，于是率领淮军陆续打了虹桥、北新泾和四江口三次恶仗，此三战三捷顿时令中外人士刮目相看。上海战役结束，李鸿章被实授江苏巡抚。

    李鸿章深知勇营的虚弱性，没有雄厚的财力和广泛的人脉来保障，再庞大的军队也难成大器。因此，初步站稳脚跟后，李鸿章充分显示出他气度

    1861年，太平军在江浙连战连捷，清军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的防地只剩下镇江、上海。为了免遭灭顶之灾，在沪士绅买办一面筹备“中外会防局”，依赖西方雇佣军防守上海；另一方面则不断派出说客前往安庆请曾国藩派援兵，其中以户部主事钱鼎铭为代表。钱鼎铭1861年11月18日到安庆，效仿春秋时申包胥哭乞秦师，先动之以情，每日泣涕哀求，言江南士绅盼曾国藩如久旱之望云霓；继而晓之以利，说上海每月可筹饷六十万两，这一点对于经常闹“欠薪”的湘军来说，不啻是一大诱惑。由于湘军的既定战略以及兵力原因，曾国藩对出兵一事颇为犹豫。上海官绅因等不及安庆方面的消息，决定向洋人“借师助剿”，这样一来，反坚定了曾国藩的援沪决心。曾国藩认为，借师助剿纵使解得内忧，之后必有外患。况且，洋兵平定上海后，若乘机攻占了南京，岂不是抢了自己的头功？

    钱鼎铭到安庆后的第四天，即有曾国藩部将吴坤修自请募兵六千赴援上海，曾国藩立刻以新兵战斗力薄弱为由加以否决。曾国藩一番考虑后，决定由弟弟曾国荃募兵援沪，可曾国荃一门心思用于进攻南京，借口上海官员难以相处，拒绝了。随后，曾国藩设想分

    1843年，20岁的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时任京官的父亲李文安获悉后，立即函催李鸿章北上准备明年的顺天乡试。李鸿章信心十足，毅然北上，途中还作《入都》诗10首，抒发自己的踌躇人生。

    在进京之后，李鸿章果然不负重望。于1844年甲辰乡试一举中的，不过好事多磨，1845年乙巳科会试却落了榜。落榜也不是什么坏事，“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间），在父亲的介绍下，李鸿章即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当时曾国藩患肺病，居城南报国寺，与经学家刘传莹等谈经论道。曾国藩不轻易答应李文安，先看看李鸿章诗文功夫再说，李文安于是送上儿子的近作《入都》。曾一看到“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定将捷足随途骥，那有闲情逐水鸥！笑指泸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觉得李鸿章气魄不同寻常，立即拍板收下此徒。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李的好运很快来了，1847年，李考中丁未科二甲十三名进士，朝考改翰林院

    据作者在前言中所说，解放后知识分子经历的第一次思想改造，时称“脱裤子，割尾巴”，知识分子们耳朵嫩，因而改称为“洗澡”。可见，洗澡是个比喻，并不是我们日常的沐浴。全书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采葑采菲”，写文学研究社成立，各路英雄人物登场；第二部分“如匪浣衣”，写聚会于研究社的这些教授们问题多多，确实需要洗澡；第三部分“沧浪之水清兮”，写这群知识分子在洗澡过程中的不同表现。表面上，小说的三部分是按故事矛盾的出现、激化、解决安排，实际上，也是在移步换景中分别讲述三位女主角的故事，从而暗示她们的命运。

    “采葑采菲”语出《诗经·谷风》中的“采葑采菲，无以下体”。《谷风》是首弃妇诗，女主人公以平和的口气自述心中的幽怨。女主人公在夫家处在艰难困苦的时候，不以夫家的艰苦生活为苦，而以在艰苦中与丈夫共创家业为乐。当日子变得好过时，丈夫却产生了喜新厌旧的心理，责怪她年长色衰起来。“葑”和“菲”这两种植物可食用的主要是长在地下的根茎，而不是长在地上的叶子。所以人们用 “葑”、“菲”之采，暗指取舍不当、主次不分，女主人公的丈夫所重的是女人的容貌而轻其德

    湘西地区崇山环抱，云遮雾罩，除了风光秀美，还有神秘莫测的一面，赶尸、辰州符、放蛊、落花洞女就是其中代表。

    湘西地区赶尸风气盛行的是沅陵、泸溪、辰奚、叙浦四县。赶尸匠在前面引路，被赶的尸体在后面排队跟随，披着宽大的黑色尸布，头上戴上一个高筒毯帽，额上压着的符咒长长地垂在脸前，一时间也让人真假莫辨。赶尸都是昼伏夜行，回避生人，因此显得更为诡异。据上世纪60年代的目击者说，死尸决不是用人背着走，也不是蹦蹦跳跳的，而是听从赶尸匠号令而迈步走动。此后，社会越来越文明，人也越来越聪明，赶尸一事鲜有所闻，时至今日，猜想赶尸旧俗业已消失。

    人们可以解释用防腐药剂使尸体保持形状，但死人怎么会走路呢？这是赶尸最不得其解的地方，这又牵涉到湘西另一迷团——贴在死尸额上的辰州符。

    湖南沅陵古称辰州，巫傩文化盛极一时，为了应用和分享巫术的法力，这里的巫师把巫术用特定材料写在纸上，创造出“符”这种神奇的道具，后来，湘西的符咒都统称为“辰州符”了。

    辰州符的用途极广，湘西生活的每个场合几乎都有

    在凤凰的东门城楼里，陈列着一个古城及附近山川的地理模型，其中就有南长城。之所以俗称“南长城”或“苗长城”，大概是因为其位置处于南方苗地，城墙较长，故与长城之名挂了钩。准确而言，应称“苗地边墙”较妥当。

    明朝万历年间，湘、黔、川三省界邻山区苗人势力猖獗，暴力抗争事件此起彼伏，即使官府大加剿抚，亦是收效甚微。管理者头疼不已，无奈之下，萌发修城墙之念。其时，汉人开始屯垦苗疆，城墙不仅要修成“汉苗之界”，后来也是“生苗”与“熟苗”相区分的一条界线，既可对管理区域分而治之，又可增加军事上的攻守优势，自然是一个不错的设想。于是，万历年间自铜仁至保靖筑边墙300余里，天启年间自镇溪所至喜鹊营筑边墙60余里，两朝所筑边墙均为土墙。

    然而，边墙分汉苗、防苗患的功能尚未及充分发挥，崇祯年间“寇乱苗叛，土墙尽踏为平地矣”。明清之际边墙已是残垣仅存，至清康熙晚年，政局渐趋平稳，朝廷开始重新盘算经略苗疆时，修筑边墙又成为各级官员讨论苗疆事宜的热点话题。

    康、雍、乾三朝一百多年中，尽管苗疆并不平静，苗人叛服与朝廷剿抚的文字

    去凤凰古城路上，导游跟我们讲起了关于苗人的故事，讲得很风趣、很详细，我们听得津津有味。

    苗人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被苗族尊奉为“第一祖先”的，是4000多年前的九黎部落首领蚩尤。蚩尤和黄帝争霸中原，在涿鹿大战中战败身死，族人溃退中原。此后，幸运之神始终没有眷恋苗族先民，苗人在战场上屡战屡败，不断南迁，直至西南山区的蛮荒之地。南迁实为一场接着一场艰苦卓绝的长征，对日后苗人的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今日苗人头包黑帕，其本意就是为祖先蚩尤戴孝；苗族妇女的服饰领子上有三条边的装饰，是纪念先辈族人南迁时曾经涉过的三条大江——黄河、长江、湘江。澳大利亚历史学家格迪斯在阅完人类史后，感叹道：“世界上有两个苦难深重而又顽强不屈的民族，他们就是中国的苗人和分布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

    今日苗人的营生特色还是靠山吃山，以打猎、养殖、采集、种植为主。苗人善于翻山越岭，又会制作弩箭、火铳、短刀，因此打猎本事很好，进山一趟，捕获些鸟、蛇、野猪不在话下。湘西是著名的高山草甸地区，草料充足，适合饲养牛、猪、鸡等，湘西黄牛肉目前

    镇筸城修筑于明朝，当时筑城是为了严防镇溪和筸子坪两地的“苗乱”，故得名“镇筸”。镇筸城是一座边防要塞，管辖的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凤凰县沱江镇，即是说，镇筸是凤凰古城的旧称。

    从张家界到凤凰古城的行程中，所经之地名很有意思——“永定”、“永顺”、“保靖”、“默戎”、“镇筸”等等，每一个名字，都深藏着一段苗汉冲突的血色历史，每一个名字，都反映出当地人们对和平安宁生活的殷切期盼。

    湘西自战国起，就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冷兵器铸造中心，刀剑就象锄头一样，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由于任侠、顽强、争先的天性以及永无休止的纷争，生于深山的苗人天生就是当兵的料。据说，世界上最早的雇佣军起源于该地。其时土司王的部队不少退伍者，仍不舍军旅的历险生涯，于是在短刀上系着草标，以示出售“战斗力”，颇象今日尼泊尔的廓尔喀部落。驻军的加入，无疑对尚武传统起了推波助澜之作用，故镇筸之地，历来民风剽悍。

    清朝中叶，镇筸驻军四出征讨，以其出众的战斗力而跃居绿营翘楚，镇筸也因此成了当时整个湘西的军政中心。到晚清太平天国运动时，绿营气数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