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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翔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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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海峡两岸的领导人习近平和马英九在新加坡实现了历史性的见面。这是1949年以来的第一次。历史会记得习近平、马英九,会记住2015年11月7日这个日子。这也不由得让我想起了与马英九的一面之缘。

本来,我2001年就有机会见到马英九的。那年,共青团中央组织了一个“大陆青年教授访问团”访问台湾。那边负责对口接待的是曾经担任过青年“救国团”主任、国民党中常委的李钟桂女士,台湾前“司法院长”施启扬的夫人。由于她曾经是马英九的老师,所以预定的行程包括了与时任台北市长马英九见面的安排。但是,当我们访问台北市政府时,那天马英九因为有别的公务而没有出现。

2006年4月,仍担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访问美国期间,在哈佛大学安排了两场演讲。其中,中文演讲安排在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那时我正受杜维明先生之邀在哈佛--燕京学社从事合作研究。得知这一消息后,我就和当时也在哈佛--燕京学社的王中江教授一同去听讲座。眼看时间已经过了,马英九却还未见踪影。我就到门口去张望,只见马英九已经走到了附近。我脱口就对着里面喊了一嗓子:“来了!来了”。大概是看我认出了他,马英九走到我身边时,略微停了一下,我还正在犹豫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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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牟宗三先生是现代新儒学的重镇之一。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在中西哲学对比反省的整体背景下,较为系统地梳理和揭示了中国哲学的理论特质,并在此基础上力图会通中西哲学传统,而达成在根本精神归趋上皈依于中国哲学的“新的综合”。与此同时,他还在文化的层面就如何在中国文化中开出科学、民主“新外王”的问题做了有一定理论深度的阐释。这些显然都是事关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之现代开展的重大问题。正因为此,近一、二十年来,随着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升温,牟先生的新儒学思想也受到了来自于海内外的广泛关注。而“良知自我坎陷”说则在一定意义上堪称牟先生有关理论中争议最多的一个问题。自牟先生1947年在《王阳明致良知教》一书中提出“良知自我坎陷”说以来,一方面是不断有人对它提出批评,这种批评主要是集中在质疑它能否为科学、民主在在中国文化中确立内在根据这一问题上。另一方面,则是不断有现代新儒家的后学面对这些批评来为“良知自我坎陷”说进行辨白与申说。值得注意的是,围绕“良知自我坎陷”说,即使是在现代新儒家的内部,也有人提出了在整体上具有否定性意味的责难。作为广义的现代新儒家阵营中一员的余英时在《钱穆与新儒家》一文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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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亚洲价值观”展开的讨论虽然已经在思想文化界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就其中的一个重要论题“亚洲价值观与儒家思想”关系问题的探讨却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根据笔者的检索,在这一讨论中,儒家思想与亚洲价值观之间的关系虽也有人论及,但在中国大陆学界至今没有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是以“儒家思想与亚洲价值观”为题的。我们认为,由于“亚洲价值观”的诞生地----工业东亚不仅在历史上被看作是广义的“儒家文化圈”的组成部分,而且它在基本的价值取向上的确与儒家思想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因此,对儒家思想与亚洲价值观之间关系的具体论析应当成为深入研究亚洲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有见于此,本文拟以亚洲价值观的兴起为背景,对儒家思想的当代意义问题作出探讨,以从一个侧面进一步具体地考察“儒家思想”与“亚洲价值观”之间的内在关联。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并不赞成那种认为“亚洲价值观”不能成立的主张。在我们看来,对应于“欧洲价值观”,“亚洲价值观”的概念应当是可以成立的。我们正可以在“欧洲价值观”之对应者的意义上来确立“亚洲价值”的观念。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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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刊发于《光明日报》2013年12月24日。《新华文摘》2014年第5期全文转载。《光明日报》发表时做了删节,这里登出的是全文。

 

 

进入21世纪,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与“国学热”的兴起相伴随,中国哲学的研究进一步走向繁荣。随着研究范围的不断拓展与学术探讨的不断深入,研究成果大量涌现。通过“读秀”学术搜索检索发现,自2000年至2013年出版的书籍中,按照中国图书分类法归入作为哲学二级学科的“中国哲学”类别中的学术著作已超过13000种。本文拟选取中国哲学研究中的三个热点问题做出概要的叙述,以期从一个侧面反映新世纪以来中国哲学研究的新进展。

 

一、出土简帛文献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热点

 

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一直蓬勃开展的出土简帛文献研究,是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

简帛文献的研究之所以在世纪之交以来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的“显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20世纪末在简帛文献方面有了新的重大发现。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中出土了800余枚战国竹简;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入1200余枚战国竹简。199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包含照片和释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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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与全球范围内对环境与生态危机的深入反省密切相关,中国哲学的“生态意蕴”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本文拟对中国哲学所蕴涵的“文化生态模式”的基本理论特质予以探讨,并进而申论其“后现代意义”。这里所谓“文化生态”,是指由构成文化系统的诸内、外在要素及其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生态关系。“文化生态模式”则是指维护文化生态生存、绵延的根本律则与运行机理。而之所以探讨中国哲学文化生态模式的“后现代意义”,主要是为了更有理论针对性地突显其对寻求“现代之后”人类文化更为康健的存在形态所可能有的借鉴意义。

 

 

    文化是人类精神的外化。由于人是以类的方式存在于大宇长宙之中且具有超越祈向的社会动物,一个文化系统的文化生态必然涉及到人与终极实在、人与自然宇宙、个人与他人以及人之身心之间的关系。正是这些方面构成了特定文化系统的基本存在形态,亦即其文化生态模式的基本“世界图式”。中国哲学文化生态模式基本的世界图式可名之为“生机主义的万物一体”图式。概要而言,它包括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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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老师,翻开您的履历,不难看出您的学术经历相当单纯:1984年考入南开哲学系,此后10年在这里逐次完成了学士、硕士与博士阶段的学业并留校执教,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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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亦是我的生活中具有纪念意义的时间点,特发博文一篇。

 

贺麟是第一代现代新儒家的重镇之一。在现代新儒学的发展中,贺麟第一次对这个学派的历史作了回顾与总结,对前期的几个主要代表人物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的哲学体系之得失优缺作了点评,并在此基础上以更为明确的历史使命感投身于复兴儒学的理论活动之中。他明确宣称:“根据对于中国现代的文化动向和思想趋势的观察,我敢断言,广义的新儒家思想的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流。”而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的五十年来,“陆、王学派独得甚大之发扬”,这一发展又表现为一个“如何由粗疏狂诞的陆、王之学,进而为精密系统的陆、王之学,如何由反荀、安程、朱的陆、王之学进而为程、朱、陆、王得一贯通理解的理学”或“心学”的历史过程。

贺麟的理论综趋,正是要在对前辈与时贤的理论活动做出反省总结的基础上,站在心学的基本理论立场,以自己的理论创造来推进这一发展过程。由此,他在抗战期间建立了被称之为“新心学”或曰“理想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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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中国文化传统一样,儒学在近代以来走过了坎坷曲折的历程。1840年后,中国文化传统经历了西方文化自器物而制度而精神理念的全幅冲击,儒学一度被鞑伐得体无完肤、奄奄一息,以至于某些西方汉学家甚至认定儒学已成为只能收藏于博物馆的“古玩”。曾几何时,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儒学的存在境遇在新的世纪之交发生了相当变化。面向21世纪,儒学显示出了复苏乃至复兴的有力势头。值此之际,对儒家思想与当代社会的关系做出进一步深入的探讨与前瞻性的研究,显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本文拟就儒学的当代发展应当积极面对的三个问题谈谈自己的浅见,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当代儒学能否切实显现出和而不同、开放兼容的心胸与气度?

 

作为人类文化的主流传统之一,中国文化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体现出了鲜明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中国文化的这一特点,在儒家思想中得到了清楚的表现。孔子早就鲜明地标示了“和而不同”的精神取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作为中国文化多元开放之基石的“厚德载物”精神,也主要是在儒家思想中得到集中体现。儒学构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主干之一。进入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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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闻郑晓江教授仙逝,深感震惊、哀痛!

已经不记得最早和晓江教授是怎么认识的了,但我们交往已有了近20年。1996年我去南昌开会时,与当时任教于南昌大学的晓江兄、承贵兄相聚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晓江兄通透、豁达、豪爽,在中国哲学特别是中国生死智慧方面具有很高造诣,为人为学都为我所敬重和钦服。癸巳春节期间,我们还互通过贺年短信,想不到现在就阴阳两隔了!实在是造化弄人。

愿晓江兄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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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2012年即将在来去匆匆中过去。特发博文一篇以资纪念。

 

    面向21世纪,要深入地探讨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必须对究竟应当怎样看待儒学的问题加以认真的反省。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时代性”曾经是学界评价儒学的基本标准。如果历史上的某个儒者被视为处于其所属阶级的“上升期”,则其思想在总体上就具有积极意义;而如果处于其所属阶级的“没落期”,则其思想的积极意义就值得质疑了。正是立足于这样的认识,改革开放之初力图对孔子思想有所肯定的学者与力图完全否定孔子思想的学者,在将孔子看做初兴的地主阶级代表还是没落的奴隶主阶级代表的问题上曾有过激烈争论。由于长期以来的深刻影响,时至今日,不少人还是依然习惯于主要从“时代性”的维度来评断儒家思想的是非优劣。一种常见的从整体上否定儒家思想之现代意义的论式就是:首先将之指认为是“封建遗毒”的,进而得出儒家思想必然逆现代精神而动的结论。

  在直接的思想渊源上,上述主张与西化派思潮的影响有着密切关联。西化派思潮看待文化问题的基本立足点,就是专注于文化的时代性,而将中西文化的差别完全归结为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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