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萨苏的《“发展中国家”时代》（载张立宪：《读库1103》）一文，看到了战后日本的激烈矛盾冲突，似乎也映照出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当下，我们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冲突。只不过，当时的日本处于一种相对思想开放的状态，显得更加激烈一些。

    看美国大片，总会感觉到这样一个国家不停的思想、社会、生活的反思，而正是这种反思促进了国家制度、法律体制、人民思想和行为的渐趋成熟。我们缺少的恐怕正是这种面对问题的反思。

    1.为什么要设“女性专用车厢”

     日本曾在地铁中设有“女性专用车厢”，让我们吃惊的是，最初的原因竟然是为了“保护人命”。战后的日本，经济处于最困难时期，交通设施简陋，但妇女为了生计不得不走出家门工作。从而造成了上班高峰期乘车率高达设计的300%。而在身体上处于弱势的女性，经常遇到无法挤到车门下车，只能从窗户跳下去的乘客。在连续发生几次因此造成的受伤事件后，日本的铁路公司不得不考虑设置“妇女儿童专用车厢”。在当时，这是受法律保证的。

   随着日本经济和交通事业的发展，这种“保命车厢”慢慢失

    3月的一天，准爸爸的头衔忽然间扣在了我的头上。老婆问是什么感觉。惊喜，茫然，惊慌失措似乎都有点。还差2个月就要迈入而立之年时，孩子的出现，着实让我惊喜万分。但惊慌失措的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心理还需要调整一下。茫然的是，他（她）来了，我能给她（他）什么。我不知道，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不过有一点是，随后的两周胃疼，疼得厉害。是孩子在怪我把他（她）带到这个世界来受苦么？我也不知道。

    最近重新看了一遍电视剧《士兵突击》，三多精神对我的心灵深处的小聪明又刺痛了一次。一哥们说：三多就是一傻子。是的，他是一傻子，可我们这些自以为聪明的人连傻子都不如。每个看到自己小聪明的人，都会从三多精神中学到点什么。在电视剧中，三多精神的确也改变了不少的人。

    第一个被改变的是连长高诚，一个自以为是的“孙猴子”。在升为副营长、临走时和团长的谈话，可以说是高连长从三多身上学到的精华，这也难怪乎团长说“听了你今天说的话，我真的后悔把你放走了”。而在后来三多在草原上与高连长的相遇，更凸显出了高连长的改变。已经不再是当初的自以为是、张扬个性的那个连长，更多的是一个踏踏实实、不断追求的一个兵。

    第二个被改变的人是伍六一，一个重感情、讲义气，看不起傻子的傻子。说实在的，伍六一是一个我比较讨厌的人。他是一个重感情、讲义气的人，但谈起感情，与许三多相比，相差甚远。他自以为自己目标远大，有追求，有思想，可实际呢，面对领导，他的大道理显得是那么的可笑。他从许三多身上看到了什么叫实在。

    第三个被改变的人是成才，一个

孟庆祥在《谁来终结腾讯？》一文将未来滕讯的终结归于人类对成功者的极度讨厌，“世界总是在强者越强的“马太效应”和物极必反的“钟摆效应”之间徘徊，否则就会因推向极致而崩溃”。滕讯帝国未来还能发展到多大规模，我们不得而知，但经历了360的挑战，恐怕要考虑它的威胁在内还是在外。如果诚如孟庆祥所说，“美国人讨厌成功者，喜欢奋斗者”的话，滕讯的终结将由消费者或政府来完成。但是滕讯的终结并不代表消费需求的终结，下面我们需要考虑的是谁来代替滕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如果有其他企业会代替滕讯，那么滕讯为何不自我替代？

     今天偶然看到蔡定剑先生离去的消息。“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这是蔡定剑先生留下的一句遗言。不由得想起了月初瞻仰中山陵时看到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由衷的佩服。以孙先生的才智，百年前即定下了军政、训政和宪政三大阶段的发展规划。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是孙先生对组织变革的一种思考。想必也只有有着无限宽广胸怀之人才能写出此种远见卓识，堪比华盛顿宣言了。转载于此，了做学习之用。

　一、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设中华民国。

　　二、建设之首要在民生。故对于全国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当与人民协力，共谋农业之发展，以足民食；共谋织造之发展，以裕民衣；建筑大计划之各式屋舍，以乐民居；修治道路、运河，以利民行。

　　三、其次为民权。对于人民之政治知识、能力，政府当训导之，以行使其选举权，行使其罢官权，行使其创制权。

　　四、其三为民族。故对于国内之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决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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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伦理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正如安德鲁·吉耶尔在《企业的道德：走进真实的世界》一书的序言中所说，“先前的CEO名流（诸如克莱斯勒的李·艾柯卡，通用电气的杰克·韦尔奇）开创的时代已经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