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每个时代都存在这样的问题：面对当下性的生存境遇，旧有的经验、话语、阐释框架等一系列因素所构筑的学术范式丧失了有效言说的基本效力。而艰难的现实处境又逼促着这个时代最敏感的神经，迫使它对当下性的不安提供某种必要的解说或说明，并在此基础上重构某种较为合理的规范或秩序。从历史的维度出发来进行考察，我们之所以说某个时代是平庸或黑暗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是说：面对当时的艰难处境，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人也无力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更无力承担起整个时代的重负。从学术、思想的角度讲，即是说那个时代没有一颗足够强大的头脑，直接回应时代的挑战，从而对自己所处的时代进行有效的描述或说明，并进而构造某种合适的规范和秩序。即使是这样，每个时代所面对的问题都有或大或小的差别。对多数普通人而言，一个所谓比较幸运的时代，可能即是说这个时代相较于以前或以后的时代，没有出现过于巨大的断裂：人们依照既有的经验、习惯和智慧，即可解决大部分的
历史总是呈现出某种惊人的相似性。每个时代的多数人面对历史时，总有一种无知的优越感掺杂其间：似乎每个人都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而自己生存的当下正处于某个历史的转折点上。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恰恰在于，这种盲目的以自我为中心也多呈现出某种“家族相似”性来：每代人都认为自己正处在历史的风口浪尖上，正在或即将创造某种宏伟的历史蓝图。而事实证明，多数时候不过是重复那过去的故事。这似乎成了一个难解的悖论：每代人在试图摆脱历史的同时，却被更深地裹挟进历史。历史成了一个魔咒，一个无解的循环。人类真正的智慧在于，它能在历史的裹挟中向历史学习，并在某种艰苦的劳作中延续历史。历史告诉我们，要想真正切中一个时代的脉搏，仅仅拥有当下视野是不够的；我们只有从历史与未来的双重视角出发，才有可能获得某种真知。而未来是不稳固的，它是一个展望，一种合理、必要的想象；与未来的这种漂浮与虚构性相比，历史具有某种牢靠性，尽管这种牢靠性并不总是
二○○九年十一月十三日晚，由前先锋诗人老骥历时一年、独立编导完成的纪录片《孙医生》在成都秋雨之福教会举行首映。纪录片的长度近两个小时，跟踪讲述基督徒孙医生长年在云南山区为当地村民义务治病的感人故事。在表现手法上，此片除少量访谈外，主要采用实地跟踪拍摄的方式，总体叙事流畅，较好地体现了纪录片的特点。
老骥在纪录片放映前介绍自己之所以拍摄孙医生，是因为感觉“这个人”比自己更真诚、更善良，是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德兰修女”。老骥还表示，在跟踪拍摄孙医生的过程中，“他改变了我”。纪录片《孙医生》的拍摄，绝不仅仅是讲述一个人的故事。编导想表达更多的东西。观众可能会问，一个人、一部纪录片是否可以承担这样的“重任”？怎样表达自己的思想，表达是否成功？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但无论
正如当代诠释学所揭示的，所谓“话语的平移”是根本不可能的神话。再美丽的花朵，一旦扎在中国这块盐碱地上，只能枯萎、凋零。读书界对萨义德、桑塔格等的引介早就在进行，先不谈学理层面的消化和吸收问题，光是他们身上那种义无反顾的批判的激情，一到我们这里，却古怪地变成了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世界的集体指控。而对自己身边的种种罪恶和不正义，却一如既往地保持了金子般的沉默。学术话语和政治禁忌之间的关系，游戏圈中的人，比谁都摸得清、玩得精——我们身边不乏鲜活的例子。某位自称是福柯信徒的教授，在课堂上大谈权力与话语关系的同时，不断向学生吹嘘自己某次给省级以上干部讲课的“光荣”历程。这不禁让人想起了著名的阿Q先生。诸如此类的案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读者自可随时留意、证实。
从哲学发展的宏阔视野出发，怀特将二十世纪命名为“分析的时代”。循着同样的思路，当我们考察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时，或许可以得出如是概括：进步的时代。我们甚至可以说，对二十世纪以降的中国社会而言，进步几乎就是一道紧箍咒，死死缠住一个世纪中国人的灵魂。在此种总体性的激进思潮中，中国知识分子热切追求进步决心坚定，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后尤甚。二○○八年，张世英在其回忆录《归途——我的哲学生涯》中，对自己在“建国”后的个人经历有如是表述：三十年求进步，三十年求归途。对此，我们至少可以读出这样的信息：一个知识分子以个人经历为线索，从个体生命的角度切入了历史。当然最醒目的切合点，还是那两个字：进步。而早在这本书之前，陈丹青将自己的书定名《退步集》，亦有对进步的警惕之意。但依我个人的趣味，则更喜欢“归途”二字，原因在于：“退步”一词除稍显“消极”之外，不过是对“进步”之说的简单颠倒，前提丝毫没变。“归途”则跳开了这一简单的
1．我最近想到的是，一定要以哲学的方式读哲学，而不是以诗、历史或其他的方式；这至少意味着：细致的逻辑分析和有力的批评意识，是必要的前提。
2．借用昆德拉有关小说的表述方式，我们或许可以说，文学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说出唯有文学才能说出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写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如何写，写出了什么。
一八八九年四月二十六日，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维也纳出生。他的父亲是一名工程师，凭着自己的聪明能干，最终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维特根斯坦从小受到严格的家教，但这种教育的代价是惨痛的：他的三个哥哥死于自杀，他本人终其一生，亦多笼罩在浓重的悲观情绪之中，并对自杀问题有过多次严肃的思考。母亲是银行家的女儿，具有极高的艺术素养；维特更斯坦受其影响，终生热爱音乐、艺术，甚至有评论家指出，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著作《逻辑哲学论》充满了音乐性。
在漫长而孤独的童年生活结束后，维特根斯坦进入学校学习。他起初对机械工程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并将这一兴趣保持终生；而成为一名出色的工程师，则是其最初的理想。他为此做过多方面的尝试，但经过多次“波折”之后，却最终选择了哲学。在其哲学工作之外，他还有过多重
我住在一间狭窄的房间内。前段时间有朋友来，他们已在外面工作，一进房间，不禁大呼：怎么回事？你们住在这样的地方！太狭窄了，是的。人的生存的尊严，与空间有关。密集的学生宿舍，正如囚笼。但现实如此，无奈之外，更多习焉不察。一个好教训：独立思想之产生，从争取独立空间开始。
天渐冷。课程无多，赖床有了理由。一年以来，几个朋友相继奔赴京城，或读书，或考研。又有一个，到北外读西班牙语。昨夜来告别，留居寝室。不得不起床，送朋友出门。下楼，钻进食堂：一碗稀饭，一碟泡菜，包子加鸡蛋，都是老习惯。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三所高校的三千多名学生走上街头，打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拉开了近代中国学生运动的先河。而在此之后的多次历史事件中，青年学生均作为知识分子群体的一部分，积极介入其中，多次扮演了时代“急先锋”的角色。一般而言，青年学生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及其敏锐的洞察力，发时代新声，言前人所未言，从一个层面推动了历史；因此，在中西方学生运动史上，青年学生运动即便有过激之处，但一般总体上都有较正面的评价。在当代中国的公共语境中，青年学生运动一般被概括为“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则被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