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鬼文化比较
徐华龙
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在文化上，有许多相似和差异，其中特别是对鬼的信仰民俗，存在着一定的共同点和不同点，这一方面说明了中日两国的文化有着渊源关系，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日两国的文化都是本国人民自己创造的，即使是外来文化经过若干年的消化、吸收、改造之后，亦已深深地打上了这一国家民族的色彩，成为他们国家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同样，在鬼文化方面，中国对日本的影响相当的大，而日本对于来自中国的鬼文化，采取了容纳、消化、改造的方针，逐渐使中国的鬼文化在日本扎根，并使之成为日本鬼文化的内容，有着十分鲜明个性和丰富深邃的内涵，同时，在日本本土产生的各种鬼文化，与来自中国的鬼文化相互融合，形成水乳难分的状态。这种状态，就显示了独特的日本鬼文化。
一、节日中的鬼意识
节日是一种有着固定日期、为庆贺或祭祀的日子。在这些节日中，不乏与鬼文化相关的内容，有的直接表现鬼文化，如清明节、七月半，有的间接表现鬼文化，如端午节，有的则是将原来鬼文化的色彩抹去，换上了一种新的节日氛围，如春节。①
在日本，与鬼文化相关的节日也有不少，其中有些节日与中国的很相似，但它们都有日本信仰习俗的特点，反映了不同于中国的鬼文化意识。
在日本，新年来临，家家将青松插在门旁，门上插稻草绳、纸条、黄柚子，据说这是代表神灵并可驱邪。除夕全家守岁，子夜敲钟一百零八下，传说可消除一百零八个魔鬼。新年伊始，人们成群结队前往神社或寺庙烧香谒佛，求神保佑自己及家人在新的一年里平安如愿。②
在中国则有爆竹驱鬼之说，而不是钟声。《荆楚岁时记》记载：“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春秋》谓之端月。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清同治《瑞州府志》载：元旦，“三日侵晨，束刍像人，以爆竹、锣鼓欢噪逐鬼，送至河边，曰‘送穷’，即古傩遗意也。”
在古代，传统的中国春节前要举行驱鬼逐疫的活动，即大傩。早在《论语·乡党》中就有“乡人傩”的记载。《吕氏春秋·季冬》称：“命有司大傩。”东汉高诱注曰：“大傩，逐尽阴气为阳导也，今人腊岁前一日击鼓驱疫，谓之逐除是也。”到了宋代，宫廷中大傩仪式，依然盛况空前。《梦粱录》载曰：“禁中除夜呈大驱傩仪，并系皇城司诸班直，戴面具，著绣画杂色衣装，手执金枪、银戟，画木刀剑，五色龙凤，五色旗帜，以教乐所伶工装将军、符使、判官、钟馗、六丁、六甲、神兵、五方鬼神、灶君、土地、门户、神尉等神，自禁中动鼓吹，驱祟出东华门外，转龙池湾，谓之埋祟而散。”
据研究，这种春节前的驱鬼逐疫的活动于庆云三年（706年）在日本举行。
当时，日本疫病流行，死了不少人，天皇一筹莫展。在去日的秦人汉人建议和现场指导下，日本宫廷开始模仿我国周礼的规定和《后汉书·礼仪志》的场面，举行追傩仪式，这就是《续日本纪》所载文武天皇的十二月祭。仪式上，由天皇左右亲近的舍人扮鬼，大舍人饰方相，另有小儿八人做随从。阴阳师高诵祭文后，方相大喝一声驱鬼，于是上卿以下的诸官员齐声应唱，殿上的人弯桃弓射苇箭，扮鬼的舍人慌忙从清凉殿的水沟处逃走，仪式结束。方相是驱鬼的官员，出自我国《周礼·夏官》。据说他“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其貌可怕，有驱鬼逐疫的绝技。自庆云三年起，每年腊月，日本宫廷都要举行大傩仪式。①
过年时，日本人同中国一样要给孩子压岁钱。
关于压岁钱的由来，说法很多，并有不少神奇的故事。多数人认为压岁钱产生于正月祭祀。传说古代每到新年，年神会来各家各户，人们为了求得一年的幸福，便把食品做成圆形供奉给岁神。过了一段时间后，由家长拿下供品分给家人食用，被视为“新年之玉”。据日本人说，食用新年供品可以使人全年精力充沛地生活、工作。以后这种祭祀逐渐演变为祝贺孩子顺利成长的习俗。最初是大人给孩子赠礼物，后来发展成为给压岁钱。①
在中国，同样有过年给孩子压岁钱的习俗。此外关于压岁钱的来历，同样与鬼神有关。这种意识在许多地方均已不存在了，但在浙江山区还保留着这一古老的传说：古时候，有个比恶还恶的小妖，叫祟。所谓祟，即是鬼。全身漆黑，两只手却是雪白雪白的，每年在腊月三十晚上出来害人，受害者大多是孩子。大人生怕孩子受害，吃过年夜饭，就点亮灯火，大家团坐着不敢入睡，这就是“守祟”。有一户人家守祟时，突然灯火被风刮熄，于是祟就出现了，撩开帐子，要去害已睡着的孩子。可那祟像遭到电火似的，尖叫一声，返身就逃走了。夫妻俩很奇怪，发现枕边用红纸包着八枚铜钱，才知道祟怕钱。于是每到过年时，家长都用红纸包着八枚铜钱给孩子，让他放在枕边，可镇压祟的危害。由此相袭成俗，有了守祟和压祟钱的风俗。因为祟与岁谐音，时间长了，守祟就成了守岁，压祟钱也改成了压岁钱。②
由此可以看出压岁钱的产生，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都与鬼神有关，而且可视为春节期间的吉祥物。
在日本，盂兰盆会又称“祭魂节”。自公元7世纪中叶传入日本。齐明天皇三年（657年）于飞鸟寺西铸须弥山像，并设盂兰盆会，以后宫中也兴起，影响到民间。镰仓时代，盂兰盆节与施舍饿鬼会、万灯会结合举行，后又转变为“祭精灵”。从江户时代起，节日时间延长为三天。日本各大公司和各机关团体都放盂兰盆会假，不少人回家度假。
盂兰盆节的作法，在日本也各不相同。以关东为例，十三日为迎接日，这一天挂起家纹的灯笼，点燃用茅草搓成的绳子，上坟请祖先回家。有的用茄子、萝卜、土豆做一匹马，让祖先精灵乘上回家。一般是在十三日上坟，给墓碑浇水，供上鲜花，请其回家过节。请到家中以后，在佛坛上摆上祖先牌位和遗像，供上祖先喜欢的水果、点心、清水等，再点上香。十五日为欢送日，有的拿着灯笼将精灵送回坟地，在坟地烧掉灯笼，口中念着：明年请再回家欢度盂兰盆节。
过去，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在农历七月十五日举行盂兰盆节。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使用西历，所以将盂兰盆节顺延一个月，改为八月中旬举行，虽按西历，但一般也是找有月亮的夜晚举行。①
盂兰盆会是日本极其重要的节日之一，特别是直系亲属，如父母当年去世，第一个盂兰盆节称为“初盆”，儿女们都要从乡外回老家，祭祀父母灵魂，否则被认为不孝。
在中国，盂兰盆会又称中元节，民间俗称鬼节。民国九年《重辑张堰志》记载：“中元节，比户祀先，曰‘鬼节’。晦日，地藏王诞，家家燃香烛于地，或以木屑和油作团焚于门首沿阶，曰‘点地香’。或作‘盂兰盆’，以资冥界之无祀者。”民国七月《章练小志》亦载：“中元祀先，往僧舍设斋荐亡，夜施水灯，曰‘盂兰盆’。月晦，为‘地藏诞辰’，值大尽，俗谓‘地藏开眼’。儿童积瓦甓为塔燃灯，夜于户外设香烛，或遍燃长衢，名‘点地灯’。”
我们知道，盂兰盆会是随佛教而传入的一种宗教活动。其梵文意为“救倒悬”，其源起于目连为救父母而以钵盛水饭泼给众饿鬼的故事。后流传于民间，成为人们祭奠祖先、施舍野鬼的活动，当然其中仍带有浓重的佛教色彩。
盂兰盆节习俗，由来唐学习的学问僧传入日本。据日本史料，推古十四年（606年）四月八日和七月十五日，开始设斋，但没有明斋指出即是盂兰盆节。所以，一般以齐明天皇三年（657年），天皇令在飞鸟寺西边仿筑印度神话（佛教亦采用）中的须弥山，筹办盂兰盆会为日本盂兰盆节之开始。五年后的天智天皇二年（662年），天皇又敕全国各地于七月十五日，都举行盂兰盆会。明治维新以后，受西方文明影响，皇室已不再举行，但一般家庭和寺院却沿袭至今，除日期由阴历改为阳历外，内容与形式基本如由中国传入之初。①
端午节是中国传统的节日，据梁吴均《续齐谐记》记载，是祭祀屈原的，由此可知，此节日当与祭鬼有关。其中相关的民俗事象亦多涉及鬼神。例如菖蒲，是旧时端午必悬之物，出现于采艾悬门之后，“后世则以艾以外，又加菖蒲，亦作人形，又作剑状，称为蒲剑，云以却鬼。按此风似始于唐，唐孙思邈《千金月令》有‘端午以菖蒲或缕或屑以泛酒’之说，是唐时已有用菖蒲以作药的，推而以菖蒲辟邪，事亦可通。”此外，端午还有挂钟馗像的传统风俗。其始于唐太宗命吴道子所作，然唐宋于除夕始挂此像，云以驱鬼，今则挂于端午，此风似起于清代。如《清嘉录》云：“五月，堂中挂钟馗画图一月，以祛邪魅。”
在日本，仁德天皇三十九年（351年）五月，曾下诏让众臣献菖蒲，可见以菖蒲压邪习俗早已流传。推古天皇时期，人们用五彩丝系菖蒲挂在胳膊上，表示去邪避灾。奈良时期，宫中举行“菖蒲宴”，赴宴官员头戴菖蒲编织的冠。据《日本书纪》①，天平九年（737年），圣武天皇曾命令文武百官、皇族，端午之日都须配菖蒲编织的草索，去宫中朝贺。室町时代，一些将军在自家的府上，也大搞奉献菖蒲仪式。由此可见，日本人将菖蒲视为重要压邪的象征。②
端午节，在日本又称男孩节，这一天，日本在摆设武偶人时，后面还插一面小旗，旗上画的钟馗斜戴乌纱帽，身着大长袍，足登朝靴，手舞宝剑，龇牙咧嘴，和我国民间流传的钟馗形象别无二致。
综上可见，在节日习俗所体现出来的鬼意识是十分相似的，大多反映中国鬼文化对日本的巨大影响，虽说这种来自中国的节日中的鬼意识或多或少地加入了日本文化的色彩，并融进了日本文化之中，但其根本仍离不开中国鬼文化的范畴。
二、信仰中的鬼意识
在中、日两国人民中间，头脑里的传统鬼意识同样非常多，这种意识的产生都与人们的精神作用有关。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所说：“幽灵鬼神等，纵发于精神作用，而大抵信其为外界之所存。”③这句话阐发了人们产生鬼神的原因之所在，有一定的科学性。
信仰中的鬼意识，大体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灵魂类，一是物质类。可谓灵魂即为鬼魂，是人死后体现在人们头脑中的第二生命体的幻象，一般为人所不见。所谓物质，是指与鬼文化相关的各种东西，既有可食的，又有可用的，等等。
在日本，死人的灵魂每年回家探望一次。日本民间有一种叫做灯节的节日便是在这一天，专门迎接这些亡灵的。那些死人的亡灵于每年旧历七月十三日，即阳历八月底的夜晚归来。因此，需要为它们照亮道路。家人坟上插着竹杆，杆头挑着彩色的灯笼，群山墓地，彼彼皆是，远远望去，灯光粲然。人家屋前和后花园里也都点燃着许多彩色灯笼或一排排纤细的蜡烛，街头也燃着小堆篝火，整个城市陷于一片火光之中。月落以后，大量人群涌出城门，家家户户都出来迎接他们死去亲人的亡灵归来。他们走到其亲人亡灵所在地时，便热情欢迎他们想象但却看不见的归来的亲人，慰问他们旅途劳累，请它们稍事休憩，并献上饮食请他们享用。等那些亡灵稍解饥渴，恢复了疲劳之后，便打着火炬护送它们进城，回到它们自己原来居住并寿终的住宅里，同它们欢快地说着家常。这些住宅也都是灯笼高照，明亮如昼。桌上摆着宴席，认为亡灵可以享用这些食物的，死者生前所在的地方，一切陈设如同死者生前一样。晚宴之后，生者挨家挨户走访他们的亡友和已逝的邻人的灵魂，这差不多要花一夜的工夫才能走遍全城。灯节第三日，即当月十五日，夜晚，那些亡灵就该辞归它们自己死后的住处去了。街上又点燃着火把照亮亡灵经过的道路，人们又隆重地护送它们到两天前迎接它们的地方去。有些地区人们则把灯笼置于纸扎的小船里放到河中或海上，任其漂流而去。小船装着食品供这些鬼魂在漫长归途中食用。不过人们还恐怕也许有些可怜的亡灵落在后面没有踏上归途，甚至有些亡灵会躲藏在隐蔽角落里舍不得离开它们生前所在的地方和它们所爱的人。为此，人们又采取措施搜索那些慢慢吞吞落在后面没有上路的鬼魂，打发它们带着行装快快赶上已经离去的其他亡灵。怀着这一目的，人们大量地向自家屋顶上掷投砖头，同时又走遍屋内每个房间，向空中挥舞着棍子，以驱赶稽留未走的亡灵。据说他们那样做，既是藉以自慰，同时也是为了他们对死者的挚爱。人们害怕万一有不适合的亡灵留藏在家中，将会受到它的搅乱。①
这是典型的鬼魂信仰民俗，既表示对家鬼的敬重，又显示对鬼魂会骚搅家人的不安，凡此种种均说明了日本人对祖先鬼魂的矛盾心理。
所谓灯节，是与盂兰盆会重合的一个节日，是日本人祭祀祖先的重要日子。在中国，七月十五为中元节，亦有祭祖风俗。早在六朝时此风已存，颜之推《颜氏家训》中就有“有时斋供及七月半”的记载。
旧时，据《山东荣成县之迷信》载：“旧历七月望，为中元节，是日，荣成县人家皆祭祖先。祭品为饽饽、肴馔、水果等物。其不可缺者为西瓜。……晚间致祭时，将西瓜割成无数齿，名曰西瓜山，红瓤黑子，布于案上。祭毕，合家分食果品。”②类似的祭祖活动，在中国各地都可以见到，其中与日本习俗相近的是云南腾越地区的中元祭祖活动：
七月初二清晨，腾越人民，家家皆须接亡。俗传祖宗亡魂，在外已久，此时须接回奉祀。惟接亡之仪礼，无非在门前焚化香纸跪拜磕首而已。
接亡以后，直到送亡，每餐必须祀祖，然后始食。送亡分新旧两种：新亡之人家，七月十二日即须送，送归日则在十三日。送亡之时，供具饽饽、果品、蔬馔。祭献毕，送至门外而再祭而送之，并焚化小锞锭，上书子某某或孙某某，奉祀某人之金银锞锭字样，并诵读一遍，名曰包。又用黄瓜一只，剖之成二如船形，曰黄瓜船，与包一齐焚化。中元时又有放阴、放活灯，及散蜡烛之风俗。放阴者，俗传此时祖宗亡魂，皆已回来，于是愚妇之辈，于是眷恋亡夫者，于是有思想亡儿者，生死隔别，未免悲伤，于是师孃端工之类趁此煽惑人心云可以放生魂，至阴间与鬼相会，并可请鬼附他人与亲人相谈，名曰放阴。放活灯者，在送亡之后，用颜色纸，制成莲花灯，晚间燃之，置于路旁，或浮之水中，其意盖谓可使冤魂抢去投生也。灯放之水中，如沉没，即有冤魂抢去。倘不沉没，则无冤魂。散蜡烛与放活灯，同一意义。惟放活灯系使冤魂从速投生；散蜡烛则用以照往来过路之鬼魂也。①
比较中日两国七月祭祖风俗可知：一、人们都相信有鬼魂的存在。二、祭祖是一种传统的民间习俗，尚未遭到外来文化的侵蚀，特别是佛教观念的左右。所不同的是，日本灯节祭祖的信仰和行为更带有原始宗教的色彩，这表现在他们祭祖时既崇敬鬼神，同时又驱逐鬼神，即便是祖先鬼魂亦同样怀有害怕、戒备的心理。在中国，祭祖时则更多的体现人为宗教的感情意识，是用一种关心、体贴人的那样情感去照顾祖先鬼魂，并提供许多条件，使之早日投生成人。
此外，受冤屈而死的人的鬼魂，是一种特别的鬼魂，具有强烈的作祟欲望，人们往往很害怕这种鬼魂。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凡蒙受冤枉的人死后变成的鬼，是厉鬼，他会千方百计寻找陷害他的人进行报复，元代关汉卿笔下的窦娥就属于这种形象。①
“受中国有关冤魂传说的影响，日本人也害怕起冤魂来了。但中国冤魂的作祟是不分对象的，而日本出现的冤魂只显灵于加害自己的人，与此无关的人看不到或不受其影响的。
虽说它是单纯的，但由于日本具有从古代流传而来的传统灵魂观，所以日本的冤魂较少呈阴湿性，这也表现了日本民族性的一个方面。”②
这里所说，的确表现了中日两国人民对于冤魂的不同看法。不过，有时候中国冤魂也会表现出强烈的专一的报仇行为，即专门寻找加害自己的恶人，将其致于死地，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冤鬼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吓唬、陷害与他无关的人。③
应该说，日本的鬼魂观念，受到中国鬼文化观念的影响是巨大的，但同时又打上自己民族的深刻印痕，这表现在对传统的、正常的审美意识的异化情绪上。
“怨恨致死也是激愤之死的一种，说到怨恨遗憾，就是已死的人几乎都变成了幽灵。在离奇这一点上，西方与日本的幽灵是一样的。日本的幽灵一般出现在微暗之中，色彩是黑与白相对之美，音响上有低而杂的特色。这些概念产生于《搜神记》、《剪灯新话》等中国小说传入日本的江户时代。以上田秋成的《雨月物语》为代表的日本幽灵群像，给人一种阴郁、冰冷似乎触及皮肤的恐怖感。”①
除了在鬼魂方面表现出强烈的鬼文化意识外，中日两国在物质方面也表现出浓重的鬼文化意识。
春节期间的食品，有不少是祭祀祖先用的，例如年糕，就是历来被认为是过年祭祀的专用品。
《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三“江苏”部分记载：“黍粉和糖为糕，曰年糕。有黄白之别，大径尺，而形方，俗称方头糕。为元宝式者，曰元宝糕。黄白磊砢，俱以备年糕夜祀神，岁朝供先，及馈贻亲朋之需。其赏赍仆婢者，则形狭而长，俗称条头糕。稍阔者曰条半糕。富家或雇糕工至家，磨粉自蒸，若就简之家，皆买诸市。春前一二十日，糕肆门市如云。”由此可见，人们春节忙置年糕与祭祖祭神是分不开的。
每逢年节，日本人也都喜欢捣年糕，因为年糕象征幸运，不吃年糕就不算过年。“日本人多把年糕作成圆形，称为‘镜饼’，并作为供奉岁神和祖灵的供品。供后分给大家食用，叫做‘神人共食’，认为可以带来顺遂吉庆。”②
究其实质，用年糕来祭祀祖先，与鬼神是紧密相关的。祭祀祖先，是一种祖先崇拜的表现形式；而祖先崇拜，则又是鬼魂崇拜的一种，“其崇拜对象就本质而言也是鬼魂”③，因此，我们可以说祭祖的年糕，亦与鬼神意识有关。
春节里，中国家门前过去要立松柏枝，须系“苇索”，以逐邪恶鬼怪。《荆楚岁时记》云：元旦门上“帖画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旁，百鬼畏之”。所谓“苇索”，即芦苇。在日本，苇索称为“注连绳”，“出于对稻米的崇拜心理，改用稻草编结。注连绳具有两种意义：一是缚恶鬼的咒具，据说可以驱魔去邪；二是划分圣界与俗界的标志，表明本家庭清净无垢，属于神佛保佑的神圣领域。”①
由此可见，苇索在中国是驱鬼神的圣物，同样在日本虽其物质性质有了变化，但其作为驱邪逐鬼的作用依然存在。
日本除夕的晚餐中有一“杂煮”这一节日食品，它是先用鱼干煮汤，然后放入红白萝卜、鲱鱼、小青鱼等。红白萝卜，预示家庭和睦；鲱鱼，象征兴旺；小青鱼，则表示清除邪恶。
在中国，鱼在除夕的晚餐中则表示呈祥、富裕，而没有那种清除邪恶的含义，这是与日本文化的不同之处。
石敢当镇邪的习俗，在中国流传甚广，在日本的九州和冲绳等地也随时可见。
石敢当通常在家宅大门边外墙内，或街衢巷口，旨在禁鬼压邪。相传有一个姓石的猛将，英勇无比，一人当关，万敌莫开，后世立石于街道路口，刻上其姓名，以禁鬼绝惑，抑压不祥。《墨庄漫录》记载：唐朝大历五年（770年）的一块石敢当上，刻有“石敢当，镇百鬼，压灾殃，官吏福，百姓康，风声盛，礼乐昌”的文字。以后，人们又在石敢当之前加了“泰山”二字，其驱鬼镇邪的意义更明确，因泰山，即泰山神，即东岳大帝，更是统辖鬼神的总管。
在日本，“当你走在乡村的路上，会看到路旁竖着的地藏，确切地说就是地藏菩萨。它是把人类导向极乐净的阿弥如来的使者。即从这种引导中产生了道路安全的信仰，又因其形状似童形，人们便认为它是儿童的守护神。地藏盆和地藏祭迄今还作为孩子们的祭祀存在于民众信仰之中。”①
地藏祭，是京都的某些地区，在地藏菩萨的缘日（旧历七月二十四日）举行的仪式。这一天日本各地的儿童也都给地藏菩萨供上鲜花，以求保佑。
在中国，地藏王的生日在七月晦日，供香烛于地。地藏王是民间信仰的阴间主宰。佛教传入之前，中国人以为东岳王是地府主宰，后因佛教影响，始有地藏王主阴之说。拜祭地藏王能祛病强身、禳灾避祸，深得百姓欢迎。据《清嘉录》记载：“七月晦日为地藏王生日，骈集于开元寺之殿，酬愿烧香。妇女有‘脱裙’之俗，裙以红纸为之，谓曾生产一次者，脱裙一次，则他生可免产厄，点肉身灯，为报娘恩。以纸锭筦纳寺库，为他身资，谓之‘寄库’。昏时比户点烛庭阶，谓之‘地藏灯’。儿童聚砖瓦成塔，烧■琥珀屑为戏，俗称‘狗尿香’。”
从保护产儿顺利诞生和儿童聚砖瓦为塔来看，地藏王不仅是日本孩子的保护神，而且亦是中国儿童的保护神，因此也就得到孩子们的敬崇，他们会给地藏王献上鲜花，他们会为地藏王“建塔”、“烧屑”来表示感激之情。
筷子是吃饭的工具，同样与鬼意识有关。
日本人平时不得无故敲击碗筷，否则饿鬼会闻声赶来。据说饿鬼越吃越饿，缠上就难以摆脱。中国人祭奠死者时，用一碗盛满饭后，倒扣在另一碗中，使饭形成圆底状，然后将筷子插入中间，以表示对鬼魂的供奉。
日本的饮食习俗，与鬼魂信仰的禁忌很多。比如，当亲人外出不归或迷了路时，家人便敲那个人用过的碗，意思告诉出走的人，家里有吃的，快些回来，体现人与灵魂的交流。带上山的饭盒，不得将剩饭带回来，也是怕山上的游鬼被饭吸引而找上门来。平时吃饭时，不得吃一碗带尖的米饭，哪怕吃上一口，也得盛第二碗。这些禁忌行为，同样亦表现在中国人的饮食习俗中。
从奈良时代起，日本的寺塔建筑等，都受到鬼门思想的影响。到了平安时代，贵族的邸宅也开始重视方位的吉凶，不在东北方向修大门、开房门和打井、修厕所。这些建筑风俗，与中国的东北方有鬼门的思想有关。在我国古代，称西北为天门，东南为地门，西南为人门，东北为鬼门。汉王充《论衡·订鬼》：“度朔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神异经·中荒经》：“东北有鬼星石室，三百户共一门，石牓题曰鬼门。……鬼门昼日不开，至暮即有人语，有青火色。”
由此可知，中国古代的鬼门观念在日本是根深蒂固的，并强烈地体现在日本的建筑习俗之中。
衣服是穿着用的，在此之中亦可体现出中日两国人民的鬼神观念，如招魂则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日本有用衣服招魂的习俗。人们或在死者的枕边，或者登上房顶朝向高山大海，或者挥动死者衣服大声呼唤死者回来。出于同样的迷信，为死者洗用过的衣服时，要面北而洗，夜半晾晒。洗完晾干后，必须整整齐齐叠好，收藏一段时期后再用棒敲打几下，生者才能穿用。①在中国，就曾流行着用死者的衣服招魂的风俗。按古俗，招魂自前方升屋，手持寿衣呼叫，死者为男，呼名呼姓，共呼三长声，以示取魂魄返归于衣，然后从后方下屋，将衣敷死人身上。古时如遇人死不得其尸，即以死者生前衣冠招魂而葬，名为“招魂葬”。这里均可以看出衣服常为鬼魂藏匿之地，也是死者亡魂的象征。
加载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