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面对世界，这回我以胖瘦论

█我写作不是生活感动了我，而是生活的理儿拧巴了我

记者：在聊你的新作《我叫刘跃进》之前，咱先聊些别的。你算没算过，你写作多长时间了？

刘震云：我大学毕业那年发表作品，1982年，算来也二十五年了。当时我二十出头，比现在的80后还年轻，转眼之间，也小五十了。这件事本身，让我非常拧巴。夜里做梦，还是当兵时候的事，十六七岁，指导员推门进来：“刘震云，经我们研究，你考大学的事，又不算了。”我拉着指导员的胳膊哭：“指导员，好不容易考个大学，咋又不算了呢？”一梦醒来，已经小五十了。倒也不是感叹岁月流逝，而是二十五年之后，我成了另外一个人。

记者：过去你是什么人，现在又是什么人？

刘震云：就写作而言，我家世的传承非常脆弱。我妈不识字，我妈她妈也不识字，到了我开始以文字为生，一梦醒来，后脊梁又出另外一层汗。我小时候有三个理想，一，到镇上做个厨子，和刘跃进的职业一样；二，到一个乡村戏班子里去敲梆子，月光下，清脆嘹亮；三，当一名乡村教员，在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中，想些自己的心事。这三个职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生活在我外祖母身边。是上大学把我害了，让我成了第四个人：作者。但我要说的不是这个，外在身份的改变，对一个人并不关键，关键的是，第四条道路上，你遇到的全是前三条道路上不同的动物，你也就变成了第五种动物。

记者：从《一地鸡毛》到《故乡面和花朵》，再到《手机》，从写作风格上，你有几次大的变化。回头来看，你对自己的变化满意吗？

刘震云：一个作者，和厨子、敲梆子、乡村教员的最大区别是，后者的精髓是重复，羊肉烩面，今天要做得和昨天一样，否则就倒了牌子；敲梆子，更要重复，而且要重复到点上，否则就乱了；小学课本，也不能一学期一变，老师受得了，学生还受不了呢；但一个作者的价值，与上述职业恰恰相反，下一篇作品，要和上一篇作品不一样。一样就成了废话。当然这是一个常识，不是我发现的真理，所以世界上所有的作者，都希望自己在写作的生涯中，有几次华丽的转身。我对自己的转身，判上六十分吧。所以说它及格，不是说它的舞台动作多么漂亮，而是这些转身我不是有意的，是这些作品本身要转身。这是转身

北京青年报：肖扬 (2007年4月22日)

　　《手机》之后新作《我叫刘跃进》5月开拍打响作家电影第一炮———

　　中影集团吹响了“作家电影”的号角，刘震云的电影《我叫刘跃进》被喻为“第一炮”，文弱的刘震云上了“前线”却不着急往前冲，对着记者慌忙摆手：“我不是炮手，我就是一个炮弹。”但是作为炮弹的刘震云暗自在“刘跃进”身上填进了不少火药，想炸一炸当今的阿Q们，狡黠的他专等人们乐开了花的时候再引爆。刘震云心里可是“憋着坏”呢，他暗想：“你们就乐吧，哄堂大笑就叫喜剧？朋友，简陋了。”

　　记者手记

　　亲和的刘老师，把我们都骂了

　　穿着宽松的中式大袄，刘震云站在北京的白家庄路口，一副文学青年早起未及舒展筋骨般的慵懒闲适，他身子斜向阳光，但气质并不因这温暖而洋溢流动。他带着寂寥的神情，对于周遭，有几丝互不相干的抗拒。而他周身的姿态让我觉得他其实是立于故乡河南某个村口的宽厚土路前，袖着手望着面前的人群，闻着他们急匆匆的鞋底掀起的土地的腥气。

　　刘震云本人并不认可这种描述。他觉得自己裹挟在人群里，时时刻刻在与人同行，为了表现这种“投入”，他逢人必称“老师”，永远自称“小刘”，只许他夸奖别人“甚是不错”，别人一赞他，他便受委屈似的头一歪，笑一笑，盯着你认真地说：“您骂人。”

　　用《手机》骂了不少人的刘震云也会很脆弱地感叹“社会多复杂啊”，他那犹如河南小曲的、扭扭歪歪的语调和抑扬顿挫的话音加重了他在现实中的虚无缥缈。只是谈起笔下的虚构人物，刘震云却是当成熟识的老友一样，独自呷下一口酒却如与人对饮：“冥冥之中，也许本来就是亲人，无非在这个路口相遇了，‘大哥，哪里去？’原来都是去汴梁。吸烟说话，又投脾气，于是结伴而行。走着走着，更熟了，开始说些各自的烦恼和压在心底的话。到了汴梁，一个往东，一个往西，两人揖手而别。过了多少年，再相互想起，磕着烟袋想：‘老刘也不知怎么样了？’”

　　这种只留存于他脑海中的创作状态听起来甚是让人神往。而如今的刘震云又想起了昔日汴梁大道上的哪位

    离婚那天，大家都出来看，贾祥开着小手扶，拖斗里坐着老婆孩子，去乡里扯离婚证。扯完离婚证，小孩看着卖糖葫芦的老头伸手要糖葫芦，要不到就哭。贾祥停了机，就给小孩去买。老婆在车斗里还哄孩子:“小二小三别哭了，你爹去给你们买糖葫芦了!”

    拖拉机开回村，七间瓦房老婆和孩子住了三间，另四间贾祥与美兰住。不过美兰结婚以

    这时乡里的头人换了吴乡长。吴乡长爱骑嘉陵。一听街里“突突”响，就是吴乡长。吴乡长一来村里，就去找贾祥。吴乡长这人工作干得不错，一来村里就讲:

    “咱们可得发展商品生产!”

    这时村里没了五类分子。老孙、孬舅、宋家掌柜兄弟等一干老人，都死了。没死的给平了反。据说老孙临死前神志已不太清醒，临死前又唱起了讨饭的曲子;孬舅临死时恶狠狠甩下一句话:

    “照我年轻时的脾气，挖个坑埋了他!”

                                            六

     申村的现任村长是贾祥。这时村子已发展成四百多口。贾祥与我同岁，小时候是个疙瘩头。记得在大荒坡割草，别人打架，他就会给人家看衣服;别人下河洗澡，他也给人家看衣服。没想到成人之后有了出息，当了村长。

    可调查组到村里一查，挨门挨户地问，老二老三地问，硬是没一个说恩庆不好的，都说恩庆清正廉洁，会当支书，什么也不吃，什么也不搞，就知道领人砍高粱，查来查去没查出恩庆的问题。恩庆还委屈得什么似的，说什么不当这个支书。倒是崔书记又来安慰他:“你他妈还查不得了?查查又没撤你的支书，你还拉什么硬弓?再拉真撤了你!

    渐渐弄得兔子见了恩庆就发愣，不过恩庆见了犯愣的兔子挺和蔼，不骂兔子。

    吃了兔子，恩庆嘴里容易发腥。为了去去腥味，恩庆就喝两口酒。喝来喝去喝上了瘾，一天不喝酒就牙关发紧。晋家开的小卖部里，记满了支书欠的账。年终收账，恩庆让他扛走了一只搁在瓦房里的马车轱辘子。以后大家找恩庆办事，兄弟斗殴、婆媳吵架也好，划宅基地也好，领结婚证也好，都主动将恩庆请到家“意思意思”，然后再说事。不过恩庆喝酒有这点好处，吃过兔子一定要喝酒，但喝酒时不一定非吃兔子。到人家里吃饭，哪能

    恩庆从此当了支书。恩庆当支书以后，一改新喜当支书时的毛病，不通过小喇叭吆喝人，不吃鸡，不撒尿，不吃瓜果梨桃，只是深更半夜带头领人砍高粱，一热就甩掉上衣。大家都跟他甩上衣。光膀子干活，成了申村一时的社会风尚。这年高粱大摞大摞推到场上，大家劳累过后，都很欣喜，说:“到底恩庆比新喜强，虽然当了支书，还领着大家干活，连个小鸡都不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