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福珍死了，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尽管她身上自焚的火焰依然晃动在国人们的视野中。

唐福珍的丈夫被刑拘了，理由是暴力抗法，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尽管他刚刚经历了夫妇俩人鬼殊途的人寰惨剧。

在中国几千年的官民关系中，有一条主线是亘古未变的：但凡是出现官民冲突，有错的一定是民众，正确的永远是官方。在唐福珍事件中，官方的逻辑是显而易见的：唐福珍若是不死，则官方尚且可以承认自身的工作方式存在着失于简单的错误；唐福珍若是死了，则官方绝不能承认自己有错，否则，掉帽子的就绝不仅仅是一个城管局长，而是会引发地方官场的地震了。

笔者凭着与官场多年交往的经验判断：这位掉了帽子的城管局长此时的感受肯定不是伤心，反倒会十分开心，谁不晓得他是在替大领导们挡枪受过呢？挡得越卖力、越实在，大领导们反而会越赏识、越重视，等风云散去之后，东山再起之日，不就是此人飞黄腾达之时吗？死者纵长逝，生者尚短吁。官场的逻辑向来冰冷，唐氏之死，在这冰冷的官场逻辑上，

如果有人说：一个13岁的幼女竟然懂得卖淫了，我会说：正常，社会发展太快，少男少女们在网络上经受些不良影响从而走上歧路，这没什么不可想象的。如果有人说：十个不足14岁的幼女都懂得卖淫了，我会说：有病啊？怎么可能？然而，在习水检察院的眼中，不可能的事情竟然变成了可能。

在“嫖宿门”事件中，利益相关方可以分成四组：

第一组是犯罪嫌疑人及其亲属，其利益诉求是脱罪，在脱罪不能的情况下，追求轻罪自然成为一个明智的选择。为了达到目的，该组组成运作团队，试图对第二组施加压力，并对处理该案的相关部门实施影响就成了不二法门。

第二组是受到侵害的幼女及其亲属，其利益诉求无疑是重惩嫌疑犯们，以“强奸罪”定性显然更加符合他们的利益。显而易见地

佛陀有言：万事皆为因果，此诚为肯挈之论。许多表面上看来悖理离情之言辞，实际上莫不合情符理，只不过，其所合者为小人之情，其所符者为强盗之理。这不，全国政协委员、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常务副局长刘功臣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好好地演绎了一把“合情合理”的丑剧。

据《新快报》报道，刘局座在接受采访时，“理直气壮”地为其下属喊冤：他是一个多年的干部、很好的干部，谁不会有喝醉酒的时候呢？凭什么开除他，他做什么了呢？这个刘局座眼中的好干部，就是去年因酒后无德、猥亵女童且又口吐狂言“我跟你们市长平级，你们算个屁”的那位林嘉祥。

古语云：水至清则无鱼，我看，刘局座的言行恰好给这句古语加了个狗尾续貂似的下联：人至贱则无敌。一个人为官，至少得有最基本的是非分辨能力，否则，丢了个人名节是少，生出祸国殃民之事为大。数千年来，中国的官民关系一直呈现着“州官们任意放火，百姓们有苦难言”的颠倒局面。随着现代政治理念在中国社会中日益生根发芽，官员们掌握着的绝对权力才逐渐受到民意的制约

3月6日，有媒体发表了长沙徐林林先生的一篇评论文章，大意是：在今年的政协会议上，昔日曾经活跃一时的炮手委员穆麒茹女士却保持了奇怪的沉默。原因无它，盖在于穆委员去年的发言招致了国人们的“非理性的暴力攻击”，因此变得沉默寡言。徐先生还认为，穆委员的沉默本身，还意味着中国民主协商机制尚不健全，委员们的合法权益受不到保护。读到此处，笔者不禁唏嘘：民众对于两会代表们的监督行为怎么就变成了徐先生眼中的“非理性暴力攻击”了呢？

诚如徐先生所言，中国的民主协商机制尚不健全，但是，一个基本的道理是不容否认的：由民众选举出来的两会代表，理应代表民众的利益，相应地，也必须接受民众的监督。民众如何监督两会代表呢？既然两会代表以提出议案为主要的议政方式，那么，民众对于两会代表的监督自然集中于对其提供的议案之当与不当进行评价。民众本身并非铁板一块，社会阶层分化现象的存在，决定了各特定利益集团必须对于特定议案的态度大相径庭。对于触动到自己利益的议案，民众当然有无可置疑的权利进行批评。倘若特定委员们的观点

公平是社会公众持续关注的永恒话题。自法律角度言之，权力（权利）越大，承担的义务（责任）也应越重，此乃不言自明的道理。具体到两会代表履行职责的角度而言，代表们应当妥适地用好自己手中的话事权，做到深思熟虑、谨言慎行。然而，时下却有一种令人哭笑不得的潮流：一旦自己的观点遭遇公众的激烈反弹之后，代表们往往采取一种推卸责任的方式加以应对。譬如说，去年发表“钉子户是强势群体，房地产商才是弱势群体”的穆麒茹委员，就指责媒体“断章取义地”报道了她的观点。无独有偶，今年又有倪萍委员步其后尘，称媒体报道她主张“封杀山寨文化”是“曲解了”她的本意。

在笔者看来，穆、倪二人都没有对自己正在扮演的角色进行过深入思量。举凡是公众人物，其发声必然引发公众的强烈关注。因此，无论公众人物的观点当与不当，其巨大的社会影响力都是毫无疑义地存在着的。唯其如是，公众人物（尤其是肩负着治国之责的代表们）必须充分估量自己之言论可能引发的社会后果，从而决定是否发声，为谁发声，以何种方式发声等一系列问题。反之，缺乏认真周

据报道，江苏泗洪县纪委推出一项颇具特色的措施：自去年7月起，县纪委公开招募了68名“特别监督员”，让他们对党员干部8小时工作之外进行隐性监督，随时向纪委举报。读到这里，笔者脑袋里马上闪现出四个字：特务统治。

不怪笔者联想得怪，怪只怪泗洪县纪委采取的措施不合时宜。不可否认，该项措施出台的目的是好的，在客观上，它也的确产生了使广大党员干部“如履薄冰”的效果。但是，其产生的负面效果同样显著：广大党员干部出于明哲保身的规定，对于掌握着监督大权的监督官员们势必毕恭毕敬，少数违法乱纪之党员干部将更倾向于采用贿赂相关监督官员的方式获得豁免。一言以蔽之，该项措施的最大效果就是加强了监督官员们的权力，却无法保证监督效果的长期性和公正性。

行文至此，笔者不禁联想到明代的锦衣卫制

最近，自居为“北大人”的王子涵因意图强奸女助理一事而红遍了网络。这不禁令笔者“耿耿于怀”：为何这年头人家的出名就这么容易呢？同时，笔者也很是疑惑：王子涵当年招聘女助理时，有没有想清楚他招的是一个助理，而不是一个性伴侣？抑或者，他潜意识中压根就是把助理当成了性伴侣？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秘书从来不是一个招人待见的行业，若是一个如花似玉、青春年少的女性去担任男上司的秘书，大抵总是惹来他人无限的遐想。纵使一位女士声称自己可以出污泥而不染，也一定会引发别人的唏嘘：你是想染而没有人愿意染你吧？

事实上，职场性骚扰的问题一直是各国劳动法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在阅读美国侵权法著作时，笔者曾惊讶于其以连篇累牍方式阐释职业性骚扰构成侵权的问题。查阅发达国家的社会立法，有关反对职业性骚扰的条款可谓是比比皆是。正是这些法律救济手段的广泛存在，令发达国家的妇女们可以挺直腰杆子面对不怀好意的雇主。自然，在此样法律环境下，即使是工作在一个好色的男雇主手下，也轻易不会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