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执导“刘跃进”是否一个临时的决定?因为你一直想拍的是《桃花运》。
马俪文:主要是因为我接到了刘震云老师的邀请。刘老师为这部电影投入了特别大的热情,一直都在前面冲锋陷阵。而且这部片子的两家投资方,和总制片人韩三平这样的幕后阵容是不应该放弃的,他们在市场营销等等很多方面都有很多的经验,年轻导演能有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
新京报:从接拍这部戏到影片上映,时间是否会有些仓促?
马俪文:我是去年2月份接到的剧本,当时就计划一定要在贺岁档上映,所以5月份就开了机,在时间上的确有些紧张。但是还不至于不从容,因为开机之前我已经和刘震云一起改了15次剧本,创作基础还是比较充分。惟一赶不及的就是原本刘震云是想先写小说再写剧本,但是时间原因只能先写了剧本,小说反倒是后来才写出来的。
新京报:你之前两部作品都是自己写剧本,这次是不是一次命题作文?
马俪文:是有命题作文这样的成分,但是我自己也想突破一下。《世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和《我们俩》都是讲家长里短的,老头老太太的,虽说继续按照原来那个方向拍会比较没有风险,但我还是希望能够有所突破,哪怕是头破血流的结果,我也想尝试一下。其实我一直想拍的《桃花运》也是想去做这样的尝试。
新京报:“刘跃进”是作家电影系列推出的第一部作品,你觉得作家电影是应该把作家放在首位,还是把导演放在首位?
马俪文:作家电影是韩三平提出的一个概念,在外界宣传上营造这样一种声势,有利于整体把控。但实际在操作的时候是我说了算,在这方面我也很感激刘震云老师,编剧是愿意指手画脚的,但是他从来不管,也不来现场,给我很大的创作自由度。我觉得还是主张大家各尽所长吧,这是很坦白地讲。
现在的影片是遗憾里的最佳
新京报:片中的人物很多,有时让人觉得混乱、人物脸谱化,有观众提出这样的质疑,你认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