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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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发生在冬天。如果是夏天，我左脚外侧的踝骨一定废了。

那天天气不好，窗外悄无声息地落着雪花。我站在讲台上，左手颠着课本，下半身不动，上半身扭向黑板，右手攥着粉笔，在黑板上龙飞凤舞地写下两个字：《背影》。自我感觉不错，落笔有力，字迹飘逸流畅，虽然有点斜，但颇有艺术韵味。我正沾沾自喜地自我欣赏。背后突然“啪”地响了一声，随及我感到了疼。脚踝骨疼。腿肚子疼。大腿根疼。肠子疼。五脏六肺疼。疼痛犹如一支支热辣辣的利箭，千分之一秒内，从脚踝骨部位放射到我的全身。我大声地“哎哟”一声，几乎跪在讲台上。眼泪涌出我的眼窝，流到我冰冷的脸腮上。我听到讲台下一阵哄堂大笑，很快却又嘎然而止。我看到一粒圆圆的铁珠子，沿着讲台的水泥地面缓缓地滚下去。那天我穿着棉袜子，套着一条绒裤。事后回想起来，我感到我很幸运。

那阵穿心裂肺的疼痛过去后，我顾不上抹去腮上的泪水，我几乎蹦了起来。

谁？这是谁干得？

我声音颤得厉害，像受了多大委屈。我庄重的面孔变得有些扭曲，以往的严肃，已消失得无踪无影。

上百只眼睛都齐刷

春　天

父亲在城东买下一套平房，青砖灰瓦，三大间，一个小院子，院子里长满嫩绿的杂草，下过一场春雨，泥土和野草散发出浓郁的青香。一个傍晚，父亲脱下军装，翻开潮湿的泥土。父亲在院子里种上了南瓜。然后，他拍拍我的后脑勺说：我要走了。父亲是一个军人，一个腰挎指挥刀的军人。父亲走后，城里的街道上摆满沙包和铁网，空袭警报不时地响起来，人们行色匆匆，脸上露出紧张的表情。

一天上午，一辆吉普车撞死了一个植树回来的女中学生，那个开吉普车的军官扬长而去。

接着，从学校里传出了停课的消息。

我无法再去学校读书，战争似乎迫在眉梢。当时，母亲迷上一种民间教派，她白天睡觉，夜幕来临时，就拄着一根桃木棍子，头上戴着插有鸟羽的线帽，去一个隐密的地方。母亲嘴里总是念念有词，眼睛暗淡无光。她对周围的一切都失去了兴趣。

那时候，我体弱多病，就像一只病恹恹的野猫。白天，我躲在院子里晒太阳，顺便浇一下父亲种下的南瓜。再好的天气，我也不敢出去，我害怕荷枪实弹的军人，害怕电网和空袭警报发出的声音。晚上，母亲走后，我也悄悄地溜

    我父亲叫刘长贵，是个瘸子。在我父亲变成瘸子之前，人们都喊他刘长贵。刘长贵，今天你就掏粪圈吧。这时队长的声音。刘长贵，茅房里的臭屎都要堆成山了。这是我母亲的声音。不管谁喊他，刘长贵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拽耳朵，他用食指和拇指在肥厚的耳垂拽上几下，说一声“好哩”，就做出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来。在我父亲变成瘸子之前，人们都喜欢摸摸他的头，捏捏他的鼻子，有时候也帮他拽拽耳朵，下手轻重，我父亲都不会恼，不但不恼，他还笑。人们一摸他的头，他就笑了，人们再捏捏他的鼻子，他还是笑，我父亲刘长贵就是这样一个好人。但再好的人，也有说不过去的地方，即使你没做什么不对的事儿，可你的祖上不见得没做。

    刘长贵，你知道什么叫历史吗？当那个脸庞已经模糊的人扯着我父亲的耳朵这么问时，雾庄的老少爷们都站在学校的操场上伸着脖子听，但人的脖子终究伸不了多长，人就是人，不是长颈鹿也不是恐龙，再说，伸的时间长了还会发酸，于是就搭起一个台子，台子并不高，三岁的孩子正好把一对黑眼睛搭在上面。我父亲站在台子上说，历史是一个问题。放屁，那个人伸手就在我父亲的

    女人坐在树阴里，阳光斑驳地落在她身上。风一吹，树叶哗啦啦响过，女人身上的碎花衬衫便泛起片片光斑，像水面上划过的鱼儿。汗水把女人零乱的头发粘在额上，有几根伸下来，扫过女人枣色的脸膛。女人把草帽攥 在手里，不停地摆。

    这是一个夏天的中午，除了满目的翠绿，使余下无尽的蝉鸣。女人身旁，是丈夫留下的二亩菜地。丈夫种菜已经好几年了。往年这个时候，正是收获的季节，她和丈夫整天守在菜地里。一大早，丈夫给菜地浇水，她呢，跟在丈夫屁股后面，施肥除草，不时有菜蛇从她脚下钻过去，她便惊叫着扑进丈夫怀里。丈夫也惊得竖直身子。丈夫怕的不是菜蛇，是她。丈夫拿两条胳膊往外挡她，但妮着身子，皱起黑红的眉头，露出厌嫌的样子。她心里明白，丈夫不是真的厌嫌她。丈夫是怕别人看见。是啊，他们都是快40岁的人了。大儿子董强都17岁了。去年丈夫托关系给董强在城里找了份工作，给人家商场做保安。丈夫不想让儿子一下学就钻庄稼地。丈夫说，年轻嘛，就该去外面闯一闯。儿子都这么大了

    这部影片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谁来为我摘月亮》。看上去富有诗意，然而影片中的故事却并没有多少诗意可言。

    故事发生在中亚那片广阔的土地上，这片土地并不安宁，在湖畔小镇法可，开着坦克横冲直撞的武装分子，载着戏团或偷来的牛羊超低空飞行的AN—2飞机，开着汽车端着冲锋枪在街头对射的不明身份者，以及狂奔在街道上的马群……等等，使你无时无刻都能够感受到这个古老而朴实的小镇并不太平，外面的东西正粗暴地冲击着小镇，使其“尘土飞扬”，这就是这部影片的现实背景。

     再说故事，小镇上17岁的漂亮姑娘玛拉卡一心想成为一名演员。她的父亲萨法是一个内心善良而又脾气火爆的人，他耿直而率真，没有多少文化；她的哥哥纳瑟汀曾经参过军打过仗，由于触雷，伤了神经，所以在这部片子里，他的身份是一个时常胳膊上挂满汽油瓶，张开双臂试图飞翔的白痴，他一边“飞翔”，一边踢开那些阻挡他的物件，嘴里喊着邪恶，影片中他担当着重要的角色。影片一开始，玛拉卡跟父亲、哥哥一块去卖兔子，由于碰到武装分子的骚扰和坏了汽车，当她赶回小镇剧院时，戏已经结束了。她无比失望，在黑暗

    近几年，在国际影坛上，有关越南的影片受到越来越普遍的关注。当然，这与导演陈英雄有着直接的关系，他的“越南”三部曲，即《青木瓜香》、《三轮车夫》、《日光垂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唯美的画面、潮湿的气息、淡淡的忧伤，令人怦然心动。有关这几部电影，人们说得足够多了，在这里，我要说的是有关越南的另一部影片：《恋恋三季》。跟陈英雄的经历相似，《恋恋三季》的导演包东尼也是一位旅居法国的越南人。

    我们都知道，越南是没有冬季的，因此这是一个发生在三个季节中的故事。同时，这个故事也是由三条线展开的：一条是麻风病诗人与采荷女之间的故事；一条是三轮车夫与妓女之间的故事；另一条是卖小商品的孩子与来越南寻找女儿的美国老兵之间的故事。

   诗人年轻的时候非常英俊，他的诗感动过许多越南人。后来他得了麻风病，变得异常丑陋，十根手指也烂掉了，无法再写诗，于是隐居在一幢古朴的寺庙里，不见任何人。寺庙被荷田包围，采荷女穿梭其中，唱着歌，摘下洁白的荷花进城去卖。有一天，他被一个新来的采荷女的歌声打动了。因为这首他曾红最喜欢的歌引起他对美好往事的追

现实与现实主义，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美国作家艾·巴·辛格曾经说过：“每一个所谓的主义都是陈词滥调……各种文学的流派和主义是教授们发明的。”现实主义从文艺复兴时期诞生以来，人们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它的咀嚼，围绕着它的争论更是层出不穷。它就像海边的潮汐，退下去又涨上来，退下去又涨上来，但愿意凑这个热闹的作家也确实没有几个。似乎没有几个作家愿意谈什么“主义”。

作家们都愿意去掉“主义”，谈现实。若泽·萨马拉戈说：“最糟糕的失明者是那些不愿意睁眼去看现实的人”；波德莱尔说：“诗歌是最现实不过的了……”；马尔克斯说：“小说是用密码写就的现实，是对世界的揣度。”等等，举不胜数。这些大师真知灼见，确实，一个作家脱离现实，无疑是自杀。

国内现在的期刊、出版、评论，以及作家，也都在谈现实，对现实的关注应该是前所未有的。这没什么不好。也确实迅速地做出了反应，打工文学、地层文学，大量关注现实的作品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这当然是难能可贵的，也的确出现了一批优秀作品。但中国人有跟风的毛病，干什么都是呼拉拉一起上，你写一篇打工，我也写一篇；你写矿难，我也写矿难。我的一位做小说编辑的朋友

    首先，我觉得现在国内的这类小说，应该更多地考虑到向“内”转、向“小”转。这个“内”，更多的是指内心，作家的内心，作家所创作的人物的内心，要尊重内心的感受，贴着人物的内心去创作，这样，会把作品中人物的困境、障碍和情感等展示得更加准确。这里的“小”，是相对于那些大场面、大战役、大人物说的，我觉得现在的战争小说，更应该关注那些身处战争中的普通人，对他们在生活中的无数细节的刻画，会更加真实地传递出他们的精神状况和复杂情感。最近我读了法国作家马尔克·杜甘的两部小说：《军官病房》和《幸福得如同上帝在法国》，都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背景分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主人公阿得里安和加尔米埃都是战争中的普通人，小说用的是第一人称，讲述了他们肉体和精神所受到的痛苦以及良心上的不安。小说讲述战争的角度确实给人一种新鲜感。

    其次，战争、苦难等外部因素给人造成的伤痛和打击，很多都超出了作家的想象力。我们都知道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这个曾经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呆过的作家，尽管呆的时间不长，但人对恐惧的记忆与时间的长短并没有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