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学术研讨会密集。14-15日，有幸在中国古典文献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叨陪末座，得以结识多位文献学界的前辈师长，特别是敦煌学界的几位领袖人物。学者们都平易和蔼，论学则深切而著明，有如坐春风之感。会上聚集了文献学界的最优秀的学者，可以说规格很高。这也是文献杂志和馆出版社的纪念会，不过却特别低调，没有做什么宣传，互联网上都搜索不到报道。

    16-17日旁听数字化时代古籍目录学的发展研讨会，兼做一点服务工作。这个会论题集中，讨论热烈。我于目录学完全外行，听会获得不少新知，也深为学者们的热情所感动。书蠹精先生的博客及时报道了这个会。

    据报道，10月17日，温家宝总理在甘肃考察，在中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对研究人员说：“我向大家讲一下，我关注甘肃的几个生态问题：……第三，要拯救两个地方：一是民勤，二是敦煌。它们都被沙漠包围着，决不能让它们成为第二个罗布泊和第二个楼兰。……”

    虽然总理说的是生态，没有谈古迹和文化。但是对于敦煌来说，意义同样重大。生态不被破坏，文化遗产才能更长久地传承。有了国家重视，事情就会好办。

    联合早报报道，在第61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中国书区内专设台湾地区图书，并在每本书的封面贴上绿色标志：“本书中任何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和内容词句一律不予承认”。早报说，“此举令台湾参展者为之哗然”。联合早报用的新闻标题是“大陆做法引争议”。

    早报真是少见多怪了。这可是沿袭多少年的作法。台湾业者不至于只是今年才有意见，不过这次的“哗然”倒是引起媒体注意了。抱着理解之同情的心态，我始终将其理解为书展主办方的黑色幽默。

    我当年搞港台书的时候，也见过不少这种标签。文字一模一样，只是用的黄色的便签。每年的北京书展，台湾书无一例外都要加一个签儿。这东西，现在港台书库里还留存有不少吧。

    后来我发现这些标签的妙用。这些便签都是那种一边带胶的那种，和即时贴一样，最普通的那种。我把它们扯下来，粘在一起，不多久就积累了一大叠。平日我就用这个当便签用，记个东西特方便。关键是节约，不给单位财务部门添麻烦。这东西很耐用，直到我离开搞港台书的部门，还没有用完。

    不记得搬办公室的时候，把这些东西扔

    10月6日发生在莫高窟的打人事件终于以团长及夫人革职告终。那个肥头大耳的胖女人，居然在藏经洞伸出她的手，触摸西夏壁画。被讲解员制止后，居然带随从打讲解员耳光，并且破口大骂。19岁的讲解员小姑娘，真是太委屈了。有评论说，这是有身份的人做没身份的事。多么委婉，多么客气。我以为，人世间一切贬义词用在她身上，都毫不为过。

    这个女人于富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21团医院党支部书记，她老公陈伟是221团副团长，确实是有身份的人。陈伟说：“你们不要浪费警力，这里不就是一个景点吗？不就是一个小服务员吗？我们是有身份的人，几分钟的一个小事，你们不要把事情搞大了。”用这样嚣张的口气应付调查，还是在外地，如果在他管辖下的221团，不知道要飞扬跋扈到什么样子。新疆为什么会有民族不团结的事情发生，看看这些人渣的嘴脸，就能明白一半。

    不懂得尊重历史文物，也不懂得尊重他人，这种素质，怎么提拔上去的，真是令人费解。职虽然革了，过几个月，他们不知道会不会调动到别的地方去，照样胡作非为去了。期待网友下一步的人肉搜索吧。帝制时代，官员革职，有“永不叙用”一条。“封建”法

    在火车上看到云南北部及贵州一带农民们收割稻子，用的脱粒方式居然是特别原始的摔法：拿起一束稻子，在大木桶壁上用力甩打，成熟的稻谷就脱落在木桶里。东西几百公里，情况都差不多，技法很原始。我很惊讶。

    记得老家也有那样的大木桶，长辈们说，那是早年收割稻子脱粒用的，现在早就不用了。我小时候在家干农活，脱粒用的就是脚踏的“打谷机”。这种机器有一个转轮，上有铁齿，用脚踏踏板，带动转轮，即可脱粒，效率远比甩打要高得多，耗费的体力也小得多。本以为这种东西是种水稻的地方都用的普通用具，没想到居然并不普及。

    想不到，这么简单的农具，湘黔两省又相毗邻，真难以想象居然没能传播过去。是价格的原因吗？我想不至于。这种机器主要是木制的，装有少许铁制配件，农家可以自己请木匠做，花费也不高，故乡每家每户都有的。贵州一带农村，也常见红砖带水泥平顶的民居，区区几百块钱的农具，不至于置办不起。也许他们已经习惯原有的方式，无意努力寻找新工具了？新工艺的传播，何其难哉。

    如今，老家那边这种脚踏的机器也淘汰了，都改用汽油动力脱粒机了，效

    在云南，能看到很多好玩的地名。昆玉高速沿线的标识牌上，就能看到不少。我记得有一个“牛恋”，不知道里边有什么缘故。

    更好玩的是“矣六”，还有“者*”。这两个大概都是其他民族语言的音译吧，不过选字太特别了。“矣”“者”这类虚词，尤其是“矣”这样的语气词，汉语里是从来不会出现在句首，也不会用作多音节词的首字。现在翻译外国人名地名，一般也不会这样用字的。确实很有异域风情啊。

    有机会去别的城市走走，博物馆总是首要的参观点。此次路过昆明，转车的间隙，参观了云南省博物馆，看了看古滇国文物展，大开眼界。

    我自己的经验，博物馆或者展览，一般都不允许拍照的。云南省博物馆没有禁止照相的标识，我很小心地问保安：可以照相吗？小伙子回答：可以的。我这就放心了，隔着玻璃拍了好些，闪光灯都用上了。云博好开放啊——他们的展览也是免费的。

    储贝器盖上的装饰，往往是战争场景。

    会上有位老师谈起三星堆的贝，认为其来源为印度洋。我有一点点疑惑。贝的数量达到十数万，甚至数十万枚，说明当时的贸易必然已经达到了非常大的规模。这个规模太大了，难以置信。

    有幸出席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学术研讨会。会场照片很模糊，聊作纪念吧。

    会开得很好，认识了很多学术界的老师，有几篇论文对我很有启发性，谈西域及敦煌的几篇我读来尤其如此。期待论文集早日出版。

    出席会议的近百位学者中，来自图书馆界的很少。会议间隙和老师们聊，感觉国图在知识界有很高的声望，好多学者都来查过资料。不过，有好几位老师跟我说，国图的服务不够好，甚至跟我强调：不如上海图书馆好。有位老师跟我说：你们国字号嘛，哈哈。听来令人气短。我解释，我们还是很重视服务的，而且越来越重视。事实上也是如此。当然，要改变大家的印象，做比说重要。近两年来，我总有一个想法，我们一定要对中国的学者更好一点，尽可能为他们的研究提供方便，毕竟我们是中国的国家图书

    下午领到《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以及《馆史资料长编》与《纪事》。这套书在馆庆前夕及时出版，令人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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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少看新闻联播，偶然看几分钟，就看到一条骇人的消息：数字出版的产值已经超越图书出版。出版总署柳总说：图书出版现在是每年600亿，数字出版已经达到每年750亿。有点惊讶，上sohu找到了一个视频：《数字出版成为我国出版业新业态》http://tv.sohu.com/20090816/n265997350.shtml，确认了一下，柳总说得很确凿。产值高低关系的逆转，看起来似乎是一件标志性的东西。

    不知道新闻里说的数字出版具体包括什么东西，如果仅指数字图书出版的话，那确实是了不起的了。如果把cnki等数据库都包括在内，那倒还好一点，这些数据库毕竟是以纸本书刊为基础做的。无论怎样，这至少说明书刊的传播方式已经剧烈地改变。图书馆干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传播”，这样的转变也许值得我们琢磨琢磨吧。

    网上有人说要把图书请进博物馆。不知道三五百年后，现在的普通纸本图书，那时候是不是会搁在类似善本库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