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笔记未完。）

●周三去中关村图书大厦买书，看到几本今年新出的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其中一本是林恩·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的《生物共生的行星——进化的新景观》（易凡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这本书很薄，只有一百多页，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把它买下来。但是转念一想，这么薄的书，去国图一天就可以看完，何必要买？于是最终没有买。事实证明我没买是对的。即便我有一百倍于现在的资产，有些书也是没必要买的。
　　这本书的第二章相当于一篇简短的自传，看过之后，我们可以知道，马古利斯是个才女，19岁的时候就念完了芝加哥大学的本科。更神奇的是，她拿的是文学学士学位，却因为自己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和前夫卡尔·萨根（著名天文学家、科普作家）的鼓励，先后到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念遗传学的研究生。有人把她当成文科生也能学好理科的例子，这用来激励对理科感兴趣的文科生自然没有问题。但是说实话，她的整体思路还是受文科的影响太深，从这本书可以看出，她一辈子都没能理解主流生物学的逻辑。
　　马古利斯在这本书中介绍了她一生中的两大理论创新，即“连续内共生假说”（真核细胞是共生起源的

（本文发表于《新知客》2009年第8期“植物之名”专栏。）

　　《世说新语》中有这么一则有趣的轶闻：东晋初年有个叫孔坦的人，有一天去拜访一位姓杨的朋友。不巧，这位朋友不在家，招待他的是朋友的儿子，年方九岁。孔坦见这小孩子摆上来的果品中有杨梅，就指着杨梅打趣道：“此是君家果。”（这是你家的果子。）不料这小孩子应声答道：“没听说孔雀是您家的鸟啊。”

　　无独有偶，唐代大诗人杜甫早年裘马清狂的时候，也曾经写过两首诗叫《题张氏隐居》，是多次拜访一位姓张的隐士之后的答谢之作。在第二首中，杜甫也拿起自己和对方的姓氏开玩笑：“杜酒偏劳劝，张梨不外求。”原来，传说夏代君王杜康造酒，所以“杜康”后来竟成了酒的别名；而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张公大谷梨”是很有名的一个梨的品种，北魏贾思勰的农学名著《齐民要术》中就有记载。知道了这两个典故，杜甫的幽默就很好理解了：酒明明是我们杜家的，偏要劳您来劝；好梨本来就是你们张家的，不用向外家求助就可以吃到了。

　　现在让我们来到二十世纪的美国。在波士顿的郊区，有一个幽静的园子，里面种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奇花异木。这就是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它不仅是园艺学

（本文发表于《新知客》2009年第7期“植物之名”专栏。）

　　1852年，一位姓“羊毛帽子”（Chapdelaine）的法国天主教神甫受教会的派遣前往中国传教。不知道为什么，这位神甫的中文姓名竟然叫“马赖”——和他的姓名读音或意义毫不相干。1854年，马赖到达贵州，踏上了这片“天无三日晴”的崎岖土地。两年后，他在与贵州相邻的广西被官府处死，按中方的说法，这是因为他在当地作恶多端。不过法国可不信这一套，生生凭着这起“马神甫事件”和英国一起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圆明园就是在这场战争中被焚劫一空的。

　　就在这位马神甫第一次到达贵州整整40年后，另一位姓“骑兵部队”（Cavalerie）的法国天主教神甫也来到了贵州。这位神甫的中文名字是“马伯禄”，“马”自然是源自“骑兵部队”之意，于是他也成了一位马神甫。不过他可没空作恶多端，而是边传教边忙着到处采集动植物标本。他先后到过贵阳、贵定、都匀、安顺等地，后来又在贵州西南角的兴义——也就是当时的贵州省长刘显世的老家——待了六年，可谓斩获颇丰。

　　1919年，马神甫离开贵州进入唐继尧大帅亲自管辖的云南省继续采集标本。这唐大帅曾经因为和蔡锷等人一起发动讨伐袁世凯

●下面这段文字从即将出版的《基因的故事》中删掉了，因为“这种臧否大科学家的话在私下说说可以，在科普书中不太适合”。

克里克和沃森谁更厉害？

　　如果你拿这个问题去问分子生物学界的研究者，多数人肯定会回答：“克里克更厉害！”正如上文所述，分子生物学的一些基本理论，最开始往往都是克里克提出的假说；在通过实验确证之后，这些假说便构成了分子生物学的根基。
　　到20世纪60年代末，克里克认为分子生物学理论的基本框架已经构建完毕，以后的研究不过是对这些基本框架的充填和修补，从事这样的研究已经无法让他再获得那种“开天辟地”的震撼感觉，所以决心投身于生物学的另一个还没有构建起太多理论框架的分支——神经生物学。在1994年出版的科学名著《惊人的假说》中，克里克表达了对破解人脑工作机制、实现强人工智能的乐观态度。不过，这个工作的难度要比分子生物学研究大得多，到2004年克里克以88岁高龄去世时，还没有太多的实质性进展。
　　沃森则一直留在分子生物学界，但是很少从事一线研究，而是把更多精力放在行政事务和社会活动上来。晚年

●（本则笔记的副标题是“在中科院听周孝正演讲有感”。）

　　话说1919年，北大校长蔡元培写了篇有名的文章叫《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里面提出北大的办学宗旨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又说：“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持复辟论者（指辜鸿铭），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于是，蔡元培被今天的某些人捧成了神，“兼容并包”也被这些人捧成了办好大学的唯一准则。以他们的眼光来看，现在的中国是无一所大学、无一所研究机构够格的。
　　不过他们也许错了，我觉得中科院研究生院在实践“兼容并包”方面就很出色。研究生院有一门课叫“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是专门给博士生开的。我直到今年，才打算选这门课。在网上选课的时候，看到这门课的授课教师栏里写着“周孝正等”，当时只觉得这名字很眼熟，貌似近年来频频在媒体上露面。等到11月3日亲聆謦欬，才不由得大惊失色，失色之余，首先就是佩服研究生院——真是“兼容并包”啊，什么烂人都敢请！
　　这门课一共九讲，九名授课教师一人讲一回，周孝正是第三讲，题目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开讲

●昨天突然收到这么一封信，标题是“2010中国经济形势解析高层报告会”，内容如下：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批准，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办的“2010中国经济形势解析高层报告会”，将于2009年12月19-20日在北京举办。本次报告会是中国宏观经济界的顶级盛会，诚邀国内外相关单位参与。
　　报告会以“经济形势解析与预测”为宗旨，已成功举办五届，参会嘉宾达3000余人，由于主题突出、演讲嘉宾权威、预测准确，会议已成为国内外各界人士关注中国经济的风向标。报告会将邀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商务部、卫生部、“一行三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统计局等部委的高层人士解读中国经济走势和政策取向，帮助企业认清宏观形势，把握投资方向，科学制定发展规划。
　　大会详情及往届会议情况请查看附件资料。
——打造精品中的精品：中国经济形势解析高层报告会！
——中国顶尖咨询研究机构年度奉献！
——整合中国宏观经济与企业微观资源，打造最具影响力的年度经济盛会！
——权威性、高端性、前瞻性、及

●我友李广益在网上搜到了这样一段文字，使他忽而也对钱学森生发了许多不满了（8-D）：

　　《中国青年报》的“科普小议”栏目成为辩论意见最为集中、尖锐的一块阵地。一边是科学评论家们批评“违反科学的幻想”，一边是科幻作家们的自我辩护。作家们没有后援，评论界则获得了部分科学家的支持，钱学森曾多次表示，科幻是个坏东西，因为科学是严谨的，幻想却没有科学的规范。科学和幻想是两种不相干的、敌对的东西。

●这一阵子一直都没抽空评评国庆阅兵，现在把一个月前生发的一些感想补叙如下。
　　现在大家都很熟悉“双刃剑”这个词了。科学是双刃剑，技术是双刃剑，金钱是双刃剑，网络是双刃剑……说到底，凡是工具性的东西都是双刃剑，不用它，它就既没有正价值也没有负价值，要体现出正或负的价值来，只能是看人们怎么用。
　　人海战术，也是双刃剑。没有

●下面这段话因为过于尖酸刻薄，从下面题为《关于钱学森的20个问答》的随感中删去了：

　　钱学森生前一共开了两次生物界的玩笑（“亩产万斤”和“人体科学”）。11月1日早晨，他去世了，其时北京正在下罕见的（农历）九月雪，而且恰在早晨，从细雪转成了鹅毛大雪。有人便说，老天也在为钱大师哀悼。假如他们的话是真的，那么这就是钱学森第三次折腾生物界——由于鹅毛大雪黏性很大，落到树上越积越多，再加上寒潮突如其来，很多树木如杨树、榆树还来不及落光叶子，结果有不少树都被大雪压得枝堕干折，一片狼藉。钱大师在生前死后都要折腾生物界，这真算得上是神人显世了。

●（本则笔记的副标题为“关于钱学森的20个问答”。）

1. 能不能用两个字概括这位刚逝世的科学家？
答：牛人。
2. 为什么不称他为“伟人”？
答：他还够不上我心目中伟人的资格。这年头，“伟人”也正如“专家”“学者”“老师”等词一样，过分泛滥，以至失去了它原本旌表功德的能力。在我看来，一个人要配得上是伟人，不能只看他的功绩和正面影响力，也要看他的过错和负面影响力。如果前者大于后者（比如毛泽东

●钱学森终于死了。

●最近看完三书，简评一下。
○《寻找生命的逻辑——生物学观念的发展（第二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是方舟子继《进化新篇章》之后又一部论述生物学思想的好书。作者在前言中写道：“本书并不试图全面地介绍现代生物学的发展历程，而只是集中介绍进化和基因这两个生物学的基本观念是如何形成、发展和深化的。”对于现代生物学来说，“进化”和“基因”的确是两个关键性术语，把握住了这两个术语，对于现代生物学（生态学除外）的理解便可以做到虽不中，亦不远。
　　什么是基因？弗朗西斯·克里克在《惊人的假说》一书中把它和“意识”都看成是难于定义的东西。他说：“尽管我们对基因已经了解许多，但任何一个简单的定义很可能都是不充分的。”不过，在基因组时代，现实逼迫分子生物学家们必须至少给基因赋予一个权宜性的定义，这个定义就是方舟子在第二章“基因是什么”的最后说的：“事实上，分子遗传学家们在目前所普通采用的——虽然很少如此明说——是一种最小化的办法：将基因等同于一段完整的编码序列或可读框架（open reading frame），也就是编码蛋白质或功能RNA的那部分DNA序列。”“当

●中科院的博士生都有一门必修课叫做《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这门课我到了博士三年级才决定修一下。10月27日的第一讲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孙东东的《亚文化现象与科学研究方法》，下面就是我的听后感。
　　孙东东是著名的争议人物，最大的争议就是他有关“职业”上访者多有精神病的一系列言论。在很多人眼中，这是一位“国人皆曰可杀”的无良文人。然而孟子早就教导我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说通俗点，就是“国人皆曰可杀”的人物虽然很可能有问题，但最好还是自己亲自考察一下，以免被误导，毕竟真理不是永远在多数人手里（甚至可以说，真理往往不在多数人手里）。我“察之”的结果就是，孙东东的思想的确有问题，但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
　　孙东东的讲座的大概内容是这样的：首先他定义了文化和亚文化。广义的文化是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物质和精神的产物，狭义的文化仅指某种意识形态。所谓亚文化，就是存在于一定人群当中的意识形态。亚文化有正面的类型，也有负面的类型，孙东东在讲座中只重点分析了宗教和迷信这两种负面亚文化，然后又简要提及异律性、神媒行为、巫术和民间健身术也都是负面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