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博文随着九七年香港回归，中央人民政府透过《基本法》授予香港「行政权、立法权和独立的司法权」，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根据宪政伦理，香港「独立的司法权」是相对于本港「行政权、立法权」的「独立」而已，绝非「独立」于其权力来源即「一国」主权，这是应有之义，也属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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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九七年香港回归，中央人民政府透过《基本法》授予香港「行政权、立法权和独立的司法权」，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根据宪政伦理，香港「独立的司法权」是相对于本港「行政权、立法权」的「独立」而已，绝非「独立」于其权力来源即「一国」主权，这是应有之义，也属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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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最近表示，「改革要从党和政府头上开刀，坚决打破背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利益格局。」话是讲得不错，但真正要落实，恐怕李白名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要改为「政改难，难于上青天」！
难在何处？恰恰就难在盘根错节且环环相扣的利益格局。比如，你要改革镇一级政权架构，由全民直选产生，那么，县级掌握人事大权的官员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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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法官如果缺乏对「一国两制」及《基本法》的认同，会导致司法独立蜕变为「司法至上、法官治港」，扰乱宪制秩序和法治环境，令社会整体利益受损，犹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可能将香港带往极其险恶的境地。因此，行政长官在任命法官及法援署署长时，应要找一些真正认同「一国两制」及深刻理解《基本法》的法律精英，不可以让满脑子殖民时代价值观不知「一国」主权为何物的人士占住位置。
候任特首梁振英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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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面对中国当前的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攻坚期，面临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重庆模式」是以个人专断为内核，以政治运动为手段去博取一时的轰动效应，惟其偏离民主与法制轨道，不足为训。与此相反的是，汪洋在广东勇于探索，就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政治体制改革发表一系列观点，且从价值观角度论述政改的方向。对于「中国向何处去」而言，汪洋话语及其打造的「乌坎模式」无疑有着较为正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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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日下午接到廉政公署总调查主任来电，表示「流浮山饭局经多方取证调查，结论是无任何人触犯任何法例，因此终止所有调查，案件撤销」。此乃意料中事，听后心中油然而生一句话：「真金不怕洪炉火！」
回想今年二月十日晚，我和时任梁振英竞选办公室主任罗范椒芬等一行前往流浮山「小桃园酒家」与几位新界乡事选委沟通，了解原居民对新界村屋历史遗留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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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体制改革无疑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既需要高瞻远瞩的顶层设计，也需要切实可行的推进步骤。因此，最近汪洋在广东力推的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社会建设，要向既得利益集团开刀的改革探索，引起中外舆论的关注。
我一直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价值观，因而比较注意广东省委在「观念先行」方面的举措，觉得比较正路和开明。兹举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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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在「党的建设」中，「反腐败」是使用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但反腐败的结果，却是愈反愈腐：不仅贪腐数额愈来愈大，贪官级别愈来愈高，贪腐情节愈来愈恶劣，到头来，负责反贪执法的反贪局长、政法书记、纪检书记、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不少都沦为贪腐分子。市场经济的资源在权力扭曲下不仅没有实现优化配置，相反向官商勾结的特权阶层倾斜，少数人掌控了大部分社会财富，大多数人并未恰如其分地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社会矛盾愈来愈尖锐，群体性抗争事件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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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届特区政府问责班底的筹组进入最后阶段，候任行政长官梁振英强调用人唯才、不分新旧，选人才时要求对方有理念、担当及政治能力，并要求新班子多落区听取民意，向市民问责。新政府组班用人应树立正确用人导向，以组成一支有德有才的管治队伍。
反对派竭力抹黑梁振英的用人方式和标准，大肆营造「梁振英任人唯亲」、「『党人治港』将取代『港人治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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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术而言，此次立法会拉布战，似乎黄毓民、陈伟业、梁国雄满足了对社会极端不满的少数族群民粹情绪，始作俑者成了舆论焦点是大赢家。实际上，与其说是「三恶」策略高明，倒不如说是港府和建制派政治水平低劣。
第一错是港府。早在两年前「五区公投，全民起义」人心丧尽，政改方案在民主党附和下在立法会高票通过的大好形势下，应趁热打铁，乘势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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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年七月一日，香港在中央CEPA安排，个人游、大型国企来港上市、人民币离岸服务等一系列挺港措施发酵作用下，政局、经济、民生「否极泰来」，曾荫权自然可以吹着口哨步入礼宾府接过董建华的特首印绶。然而，今年七月一日梁振英可没有这么幸运，曾荫权交给他的是一个烫手的「山芋」，第四任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