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我们这儿要是到外头撒尿,那尿立刻会冻成了冰棍。这话虽说有几分夸张,但冬天那种刺骨的冷是真的。俗话说“三九四九,在家死糗”,基本上说出了我们这的人过去好猫冬的现状。那时不猫冬咋整,在外面干点活手都拿不出来,于是,大多数人只好在家干呆。
大人们的生活习性是这样,可我们这些半大孩子就是冻得鼻涕啦瞎的还是愿意到外面玩。
大白天,我们玩的是射箭。说是射箭就是挑选发青的高粱秆用刀修理光溜了当箭射,被射的对象是二三十米开外在地上立起的半截苞米瓤子,及其后面的秫秆棒棒。这些秫秆棒棒一堆是一个人押上的赌注,要是谁能射倒那个立着的苞米瓤子——也叫老灯台,谁就可以把老灯台后面的所有的秫秆棒棒归己所有。
那时我就不太抗冻,但我皮实,手脚都冻坏了还总跑出去找伙伴们玩。手脚冻坏子,最难受的还不是疼,是刺闹,钻心地刺闹。刚开始的时候是一片昌起来的红,红得有几分发亮,再后来这亮处出现了一个高粱粒大的白点儿,这就是要冻烂了的迹象。看到我手脚冻
由吉林省作家协会、《吉林日报.东北风》周刊、《作家》杂志社联办的“情系60年”征文近日评选揭晓,本人的一篇小文章获二等奖,并收入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腾飞的中国》一书中。获奖人员名单见12月17日《吉林日报.东北风》一版。获奖的文章附在后面。
在查干湖畔,想起一个人
刘鸿鸣
在吉林的查干湖畔,高高矗立着一座由三个大写的“人”字组合成的“引松工程”纪念碑。抚摸着秋风中有些渐凉的碑身,我想起一个人。这个人叫傅海宽,1976年兴修东北的“红旗渠”——“引松工程”时,任吉林省的前郭县委书记。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才认识他。那时他已经退休,偶尔能看见他走在小城前郭的大街上。老人家高高的个头,满头银发,最显著的特征是腰有点弯,常背着手,腿脚好象还拖有岁月的沉重。不过精神状态很好,总有熟人上前跟他打招呼。
在我们老家达里巴那疙瘩,管推碾子拉磨的地方叫碾道,不叫磨坊。
从十岁起,我就开始扛着装有四五十斤苞米的口袋,走向三百米开外的碾道了。碾道在生产队院子的西南角,和马圈、铡草的库房在一趟土房内。碾道里,除了碾子,还有石磨、风车子、装糠的小仓子、筛面时放笸箩的土台子、大笸箩、簸箕、箩、笤帚、套包、蒙眼等。
那还是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初,农村的家家户户存的米面都不多,得经常到碾道碾米磨面。碾米的活不是我们小孩子能干了的,碾盘中心轴上吊起来的扁三角形的漏斗儿底部,有个控制粮食下漏速度的抽板儿,留出多大空隙是我所掌握不好的。再有的是把碾了两遍的米放在风车上面的斗里,得一面把风车的轮子摇转起来,靠风力把控制板儿处下漏的米和糠分开来。这也是个技术活儿,我那时也是做不好的。我们那里碾米时套的是马,磨面时拉磨的是毛驴。碾米的活我干不了,于是每次碾谷子、高粱时,母亲总是找亲属帮忙。
拉磨的活相对容易些。等排队磨面的轮到我了,我就把苞米倒在磨盘上面的箩卷里,把毛驴的蒙眼戴上,再戴上套包扣上夹板,就开始让毛
王印西离家出走时,谁也没想到他回关里老家了。
那关里家多穷啊,听说整天吃什么地瓜干儿地瓜面儿的,连顿苞米面大饼子都吃不上,就更别提这里冬天吃的粘豆包了。可他为啥还是下决心偷着跑了呢?
那时,我们都在达里巴小学五年二班读书。一天,老师递给我一个用牛皮纸糊的信封,落款是河北省固城县西新庄公社里贤寨大队。我打开一看,才知道王印西一分钱没带就从木头站上了火车,然后有惊无险地走了一千多里才回到了关里老家,最后连哭带喊地扑向了奶奶温暧的怀抱。这是我有生以来接到的第一封信。从此,我记住了那个他亲手糊成的带有地瓜味儿的牛皮纸信封。
后来,我往外邮信总是爱用牛皮纸糊成的信封,总觉得牛皮纸的信封会给我带来好运。
再后来,我嫌手糊的牛皮纸信封太土气了,就盼望着能使上那种右下角印有单位名称的牛皮纸信封。我觉得用这样的信封邮出去的信体面些,起码不至于让对方看出我的寒酸样儿。没想到我的虚荣给我带来的不是快乐,而是烦恼。
在农村教书时,我曾抬脸要过一些有乡
没想到能在查干湖畔的雪地上,见到了你的墓碑。
今年十一月份的最后一天,朋友守粮邀我去你们老家粮店窝棚吃猪肉,我这个好吃的人不顾天寒地冻竟欣然前往。守粮哥哥做的大肠头灌成的肉肠贼啦地好吃,赛过了白肉血肠,可以说是东北菜中的一绝,我咋能放过这个好机会呢?。当然我去粮店窝棚,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到屯南的岗下去看一眼冬季的查干湖。
上午十点多,阳光下的粮店窝棚屯还不是很冷,因为饭菜还没做好,在我的提议下,就与守粮、国祥向小屯南面岗子下的查干湖走去。走出屯外明显地感到了冷,我曾有过不再往前走的念头,可看到守粮兴致很高地叙说着儿时来湖里打鱼的趣事,咬咬牙还是跟在了他们后面边走边听。
我知道粮店窝棚归前郭县八郎镇管辖,就位于查干湖东北角儿的岗上。传说过去这里是杨八郎带兵打仗的地方,后来又成了金兀术囤粮备战的地方,因此取名粮店窝棚。没有请教过你,也不知这是不是真的。反正我的朋友守粮眼下因为这里已无囤粮可守,便领我们走出了村庄。
来到岗上,冰雪中的查干湖就映入眼里。这是松嫩平原上最大
要是我死于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那场车祸,转眼已经十四年了。
十四年前的这段四十多天里,我躺在吉林油田江北医院的一张硬板病床上,唯一的愿望就是:只要能站起来就知足了。
记得当天大夫来到病床前,一只手拿着刚拍的片子,另一只手拿着个小锤敲敲我的脚趾头,问有没有知觉。我一脸无知地说有。大夫说没事,你的中枢神经没坏,只是腰槌压缩性骨折。
我知道,伤筋动骨一百天。可躺在硬板床上连翻动都得靠着别人,真不知道要到哪一天才能站起来。在病床上有时我安慰自己,能活着就不错了,这不还有站起来的明天吗?有时也瞎想,那辆吉普车从打送给我们,我就觉得是个不祥之物,就说这车号吧,尾数是147,读出来就是要死妻。难怪有关部门没人愿意开送给了我们。都是没有车的够当,要饭吃不能嫌馊,有车了外出采访时真是方便多了。可哪想到这车送给我们单位才仅仅几天,还没等死“妻”呢,就差点死了“夫”——庆幸我是个男人,要是女人可能真的就没命了。
常言说得好,一但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可是我对“147”没有好感,并不证明我对
鳇鱼圈
岸上的山根没了网房子
几十里林带不见炊烟
渔船和渔人没了踪影
岸边和岛上也不见围栏
这就是大清朝的鳇鱼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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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刘鸿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