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作《海国记》之研究

社会迷思

《海国记》对嘉庆十三年册封琉球史实的记载，与《续琉球国志略》、《中山见闻辨异》的记录不符，与《东瀛百咏》、《一品集》的记录不符，与《中山传信录》、《琉球国志略》、《使琉球记》、《中山世鉴》、《中山世谱》的记录不符，与《历代宝案》、《清代中琉关系档案》的记录不符，常识性错误也时有所见，可是某些学者却要千方百计作弊，绑架这些资料为他们作证，实在不可思议。另一方面，《续琉球国志略》是册封使齐鲲、费锡章的官方记录，《中山记历》是从客沈复的私人笔记，他们都在嘉庆十三年作为册封使团的成员前往琉球的，而且看到又是相同的景象，如果《海国记》真是《浮生六记》卷五《中山记历》的佚文，即使侧重点和着笔点不同，也不会有使记与小说之分。可是某些学者却要昧于历史、背弃事实把它归类为小说，实在不知道理由何在。

从《海国记》的鉴定上，反映出当下某些学者浮躁的治学之风和文化研究的迷失，鉴定史料的真伪，需要严谨慎重的治学精神，应该从心出发，冷静思索，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后人负责的态度，客观、深入、细致的考证，切切实实做学问，这才是治学之道。如果只是头脑发热，认为改写历史是创造民族辉煌的最佳途径，中国人将会因这些学者的幼稚无知而蒙羞。在《海国记》的鉴定上，我们看到的确是对琉球历史学不专精、识悟非深的学者，他们挟山超海，唱筹量沙，不以史学为骨、浮学为翼进行考证，而是越俎代庖，采取浮学优先，然后游戏史学。这些学者既不求教于琉球大学冲绳文化研究所、冲绳大学地域研究所、冲绳国际大学南岛文化研究所的专家教授，也不问是否得到过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法政大学冲绳文化研究所、早稻田大学琉球•冲绳研究所专家教授的认可，更没有与闽、台、琉、日四地的琉球学研究者组织共审。只要文笔有些许相似，未经全面考证，仅凭初步论断，就可以拍板定案，高调亮相了。还要抬高到《浮生六记》有重大发现的地位，钓鱼岛主权有最新证据的高度，并宣称《海国记》确为《浮生六记》卷五《中山记历》佚文，更是当今文史学界的悲哀！

从今天找到的资料看来，嘉庆十三年册封使团的成员至少有六部著作，使事记录有《续琉球国志略》、《中山见闻辨异》、沈复《中山记历》，诗集有《东瀛百咏》、《一品集》、黄本中《南海集》。要鉴定《海国记》的真伪，首先应该对上述史料中留传下来的四部以及嘉庆十三年册封琉球的相关档案通读一遍，以便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可以纲举目张，然后才能有条不紊得进行考证。当然，考证应遵循一定的准则，应把材料综合起来，采用对事件描述并结合清代其他使录的纵向比较，以及同代记录中由闽出发日期、抵达琉球日期、谕祭先王日期、册封世子日期、由琉回国日期、抵达福建日期的横向比较。可是这样的方法不仅不被采用，还要高度评价为“小红楼梦”、“当代和氏璧”、“一种新的敦煌学”，并妄图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如此不求甚解，那也可真是蔚为奇观了。按照计划，《海国记》条文以后还要译成各国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国丑家羞都传到国外去了，到时果然会震惊海內外，由此看来，《海国记》的确是上演了一出“传奇”。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由这类绝伦逸群的学者组成的鉴定团队，一定能获得2010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提名，但这凸显的并不是学术成就与荣耀，相反地反映了某些学者闭门造车、固步自封的现状。这一事件本身就可以进一步证明，“无识而有胆”是某些“砖家”和“精蝇”引人误入岐路的根本原因所在！试想，今之学者如此治学，又怎么样去教导学术后进？后之学者又怎么可能学会驻足于心中的敬重？国家可有希望？后继可有人乎？真是令人担忧。历史与史料的脱离，或者对历史的漠视，当然会成为“新发现”，但这种“新发现”，只有孤陋寡闻的人才会当成宝。当然，这也必然会成就某些学者伟大的“功绩”——那就是助长作伪者的嚣张气焰，可能过不久，《浮生六记》卷六的佚文又会“被发现”了。

结语

综上所述，《海国记》是一部彻彻底底的伪作，不仅不是对中琉历史关系、宗藩关系的真实记录，更不能证明钓鱼诸屿的全权归属。这样的“纸上周老虎”不可能如藏者所愿成为经典佚文，当然，也不可能如同蔡教授所说具有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其对钓鱼诸屿的记载既不是什么再证文献，更不能作为谈判依据，也驳斥不了日方的观点。笔者在此正告海内外所有的琉球历史爱好者以及浮学迷：《海国记》又系伪作，《浮生六记》卷五《中山记历》的全文或者佚文至今没被发现。

不过，必须肯定的是，这位写手并非像民国初年那位，不是只从《使琉球录》里取材，然后移录剪辑，再分类拼合。该写手为了不让人看出破绽，于是处心积虑、精心设计，采用改写归纳的方法，模仿沈复的文笔伪造了这一篇游记。值得肯定的是，文中“二月十八日出京”、“带兵弁二百二十名”、“闰五月十一日出五虎门”等记载符合历史，极有可能是来自相关文章中引用的条文。但由于很难找到《续琉球国志略》，所以用时间更早的《中山传信录》进行改写，并参照《琉球国志略》和《使琉球记》以及其他记载。

另外，藏者彭令先生整理出版的《海国记》注明费锡章著有《赐砚斋诗存》，可是此诗集实为归安沈涵所著，怎么能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到费锡章的著作中？另一方面，彭令先生见缝插针地宣称《海国记》证明中国发现钓鱼诸屿比日本早76年，俨然认为沈复为发现钓鱼诸屿的第一人，《海国记》是对钓鱼诸屿的最早记录，并认同日本观点，以中国先占来定位，认为钓鱼诸屿在嘉庆十三年以前是无主地，还请彭令先生先弄清其定义，不要再愧祖先，耻后人。

《海国记》的鉴定留给我们深刻的反思，但愿某些养尊处优的学者不要再夸夸其谈，自以为是，反复宣称、轻易高谈《海国记》为《浮生六记》卷五《中山记历》佚文，只会贻笑大方、令人齿冷。希望这些“大家们”能够客观真实探讨《海国记》的真伪，端正思想，戒骄戒躁，好好自我反省，不要再亵渎祖先、欺骗人民、贻误后学、祸害子孙。

                              胡 新

                     岁次庚寅天贶节初稿于新加坡

替《海国记》卸妆

二十六、琉球无权铸造宽永通宝

《海国记》：其国铸用钱曰宽永。

考辨：查询使录，册封使和从客都没有提到琉球国可以私自铸造宽永通宝，徐葆光《中山传信录•女集》“其平日皆行宽永通宝钱。”又周煌《琉球国志略•钱法》“国中常用宽永钱。”李鼎元《使琉球记》“余闻国中率用宽永钱，此来亦不见……盖国中钱少，宽永钱铜质又美，恐中国人买去，故收藏之。”齐、费《续琉球国志略•风俗》“用宽永钱者居多（来自东洋）”同书的“志余”条，“至该国所用宽永钱文，例禁私带回。”黄景福《中山见闻辨异》“国常用日本宽永钱，钱质甚美。近与日本不通，故国人珍之，市多以货易货也。”如果琉球国内可以铸造宽永通宝，怎么会如黄景福所记“近与日本不通，故国人珍之”的情形？

二十七、乐善寺、定海寺问题

《海国记》：有寺曰乐善，在使馆之后……定海寺在那霸长虹堤之中，北临大海，一望无际。

考辨：在册封使的使录中，找不到有乐善寺的记载。至于《海国记》提到的定海寺，即临海寺的旧称，其在那霸北砲台长堤上，并非在真和志间切的长虹堤上。徐葆光《中山传信录》卷四记载，“那霸……北砲台堤中、临海寺门外，有《重修临海桥》旧碑文，康熙三十五年丙子立，大夫程顺则撰文。”又“临海寺，在北砲台长堤之中，为国王祈报所。门东向，佛堂面南，三楹，面东，板阁一间。石垣四周，潮至墙下。僧名盛滿。寺旧名定海，前使汪有‘临海寺’隶书匾。有钟，天顺三年铸。”周煌《琉球国志略•桥梁》“长虹桥 在真和志牧志村长虹隄上，旁多盐埠，为中山八景之一 徐葆光《长虹秋霁》诗：‘跨海卧长隄，秋来宜晓望。脚底彩云生，月在虹霓上。’”综合可知，定海寺确在那霸北砲台长堤之上，而与真和志长虹堤毫无关系。

二十八、戏剧《铭苅子》、《忠臣身替》问题

《海国记》：下开传奇一段……皆入场后作擂鼓叱咤声而已。

考辨：《铭苅子》，《海国记》称为《天缘奇遇儿女承庆》，是玉城朝熏依据琉球古老传说加工创作的琉球戏剧。该剧的原型来自察度与天女传说，与中国牛郎织女的故事颇相似。此事在琉球三大史书——《中山世鉴》、《中山世谱》、《球阳》均有记载。另一出琉球戏剧《忠臣身替》，《海国记》作《君尔忘身救难雪仇》，创作者为边土名亲云上。此两剧在李鼎元的《使琉球记》中均有记载。比较两者，《铭苅子》即《使琉球记》中的《铭列子传》，其主人公的儿子名为“龟年”，文中两处提及，一处作“居十载，生女一、男一，女名真鹤、男名龟年。”另一处作“官引儿见王，王养真鹤于宫中，令龟年就学，待长贵之，并赐其父铭列田地、为贵官，号曰‘铭列子’。”而《海国记》记为“思龟”，不合李录，也不知何据。同样的，《忠臣身替》即《使琉球记》中的龟寿传，但剧中有一人物分明叫“吉田”，文中六处提及，可《海国记》却要改为“吉由”，如此画蛇添足，恐怕是改写时不够仔细。当然，关于前一出戏剧，《海国记》记为“铭苅子”，与《使琉球记》的“铭列子”不一致，不排除参考其他资料的可能。

二十九、戏剧《执心钟入》非“近时之故事”

《海国记》：又开传奇一段曰《淫女为魔义士全身》……彼国近时之故事也。

考辨：《淫女为魔义士全身》，徐葆光《中山传信录》作钟魔，李鼎元《使琉球记》也有录，现作《执心钟入》，亦为玉城朝熏创作。主人公《中山传信录》作松寿，《海国记》与《使琉球记》一样作松瑞。《海国记》认为此剧为“彼国近时之故事也”，早在徐葆光《中山传信录》记载此剧后就明确说明是“百年前国中事”。而从万寿寺的兴衰也可以部分反映出这一点，《中山传信录•纪游》载，“龟山，在末吉村，土称末吉山……山下有万寿寺，寺中有察度王旧影，万历三十八年燬，今再燬。末吉有社坛。”齐、费《续琉球国志略•祠庙》记载，“臣等谨按谕祭之礼始于察度，其初无庙，临期陈设于万寿、天界等寺。”从这两方面可知，《执心钟入》取材于明季，又怎么可能在嘉庆十三年时，成为“彼国近时之故事也”呢？另外，剧中人物姓陶并不代表就一定就是“久米府之汉人后裔”，因为琉球士族也有汉姓。此外也没有“首礼府”这样的说法。

三十、琉球国无红衣馆

《海国记》：琉球国亦有妓女，谓之红衣人，其所居曰红衣馆……凡红衣人尽无子，自八九岁卖身入馆，教以歌，与人交接后，积财赎身，即买一美婢自开门户……呈设古铜、瓷瓶、壶、杯、碗、茶具、酒器之属。

考辨：历史上琉球国虽有红衣土妓，但没有专设红衣馆之类的妓院，红衣人也只是离父母别居以接外岛贸易之人，也没有八九岁卖身入馆，教以歌舞的情况，《海国记》对这一切的记载纯属异想天开，真是荒唐透顶。

学界反应

    可是这样一部谬误丛生的伪作，却引来无数学者“探玄珠”，主要得到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潘建国教授、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萧相恺先生以及冲绳大学主要研究琉球民俗的刘刚教授的认可、推重和好评。与此同时，著名版本目录学家沈燮元先生在看过《海国记》之后，居然亲自题写“钱泳手录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一行大字，学风至此，情何以堪？沈复如若地下有知，一定会觉得这样的不肖子孙有愧沈姓家门。而对于《海国记》的研究，不得不提两位可能名垂青史的人物，一位是台湾师范大学国文文学博士、著名《浮生六记》研究专家蔡根祥教授；另一位则是中国著名古典文献和古代文学研究专家、清华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傅璇琮大师。

蔡根祥教授在2007年写成《〈浮生六记〉后二记——〈中山记历〉、〈养生记逍〉考异》一书，恐怕正因为此，觉得可以驾轻就熟地鉴定《海国记》的真伪。于是2008年6月，当看到彭令先生在香港《文汇报》公布《海国记》四页涉及琉球条文、三页涉及《记事珠》条文及相关介绍后，蔡教授就于公开不到一月的7月10日写成《沈复〈浮生六记〉研究新高潮——新资料之发现与再研究》一文，可谓是粗工滥制、仓猝成章。该文确认了《海国记》是钱泳手录沈复《浮生六记》的一部分，断言“从以上的考察得知，钱泳对嘉庆十三年那一次的册封琉球国记略，除了沈复的《浮生六记》之外，可以说不太可能还有其他的资料来源了。”至于《海国记》的记录与李鼎元以及齐鲲、费锡章不同之处，蔡教授又归就于是沈复另有所据，如此轻率不实，看来中国成语中的“郢书燕说”是特意为蔡教授准备的。

而在蔡教授《考异》书中，不把以前学者对民国初期伪作后二记的成果放在眼里，说是经过自己的进一步研究，“我想《浮生六记》伪作这个问题，现在应该可以定谳了”、“自问已可使这缠讼数十年的文坛公案，从此定谳”⑴，真是横叨天功，以为己力。纵观《考异》一书对《中山记历》的考证，就错误颇多，如该书第一章第9页“历来使琉球，都是五月出发，十月返国”；第二章119页“第三个例子是记琉球皇宫”；124页“因为在琉球国中，除了通事官和三十六姓的后裔之外，一般人是不通汉语的”；126页“至于‘越中岛’一词，其实就是‘越过中间的岛屿’”；128页“王士正本名王士祯”；147页“到过琉球的文人其实不外是明、清两朝的册封使官员以及随往的从客”、“明朝遣使册封琉球共十五次”；148-149页“明朝册封琉球使一览表”中“他鲁每”作“他鲁梅”、“陈季芳”作“陈秀芳”、“余忭”作“俞忭”、“尚思达”作“尚达思”、“童守宏”作“董守宏”、“王士桢”作“王士祯”；149-150页“清朝册封琉球使一览表”中，齐鲲官职“翰林院编修” 作“翰林院编集”(此非印刷错误，蔡教授《沈复〈浮生六记〉研究新高潮》亦是如此)、赵新官职“詹事府右赞善”作“翰林院编修”、于光甲官职“内阁中书舍人”作“翰林院编修”；157页介绍汪楫时说“《琉球国志略》只录了他两首《中山竹枝词》，应该就是只有两首”、168页“‘龟寿’，李鼎元《使琉球记》里有记载，周煌的《琉球国志略》里称为‘鹤寿’，齐鲲的《续琉球国志略》里叫做‘贵寿’，所指的都是同一件事”；178页“熟悉琉球与中国交往历史的都应该知道，琉球国王的表请册封，却不会在前王薨逝，新王即位的当年，而是在数年之后”；212页“黄本中，字觉庵”；至于129-172页考证伪《中山记历》的十二首竹枝词出自未录林麟焻的《中山竹枝词》部分，这也是不可能的。蔡教授的《考异》如此乏善可陈，却自认为写有一部研究《浮生六记》的“高级教材”，并宣称“在华人地区包括大陆应该不会有别人比我注得更详细”⑵，实在是令人汗颜，这也正反映了现在某些“教授摇舌鼓唇，越来越像商人”的社会现象。

2008年8月27日，蔡教授又在“推荐《钱泳手录沈复〈浮生六记〉卷五》抄稿申报名列《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函”中写道，“其中有颇多关于琉球风土记事，并与清朝沈复所撰《浮生六记》佚失卷五之资料有关。”又“文学价值：该书《杂记》部分，其中关于琉球风土记事之文段，当为清朝沈复所撰《浮生六记》今本佚失卷五之早期抄稿资料。”又“历史价值：钱氏抄稿中有关琉球风土记事部分，乃同时期相关资料中最贴近真实之敘述记事文字，比之同时（清嘉庆十三年）册封琉球正、副使齐鲲、费锡章所著《续琉球国记略》一书，更为真实而观察入微，乃了解当时琉球国国情之第一手珍贵财产。”又“《杂记》中关于琉球风土记事之文段，为清朝沈复所撰《浮生六记》今本佚失卷五之早期抄稿资料。其价值极高，且可整理、研究、出版，发行海內外。根据‘一级古籍定级标准’——‘明清时期各学科名家名著的代表性稿本’，建议列入‘第一级古籍丙等’。”蔡教授如此论断，不仅埋没了册封使在中琉交流上做出的重大贡献，而且完全葬送了沈复在人们心中的良好形象。随后，蔡教授优先看到了《海国记》全文，仍然没有任何怀疑，于是2009年12月28日为将出版的《新增补〈浮生六记〉》前言中写道“在《记事珠》中，这篇文字的题目为《册封琉球国纪略》。经过仔细的对比、研究，笔者认为这篇文字，应该就是抄自沈复《浮生六记》的第五记《中山记历》（从其中的一条材料来看，《中山记历》原名《海国记》）。”又“曾经看过沈复所著《浮生六记》全本的人，到现在为止，所知道的只有两位：管贻萼、钱泳。”这样的说法实在是发噱之至、令人捧腹。文中还提到“又如《册封琉球国纪略》中，记述追封琉球已逝世国王尚灏的仪式中说……”作为研究《浮生六记》的专家，应该知道嘉庆十三年追封的为尚成，这是基本常识。可是蔡教授确要尚灏一人分饰两角，一方面是已逝世待追封的世子，一方面又是在世待册封的世子，如果不是蔡教授本着“读书求真”精神，就是善于“扮演学术上的柯南”了。而这一切又不知道怎么会和蔡教授自认自己“凡事求实用，讲道理，论证据，好思辩”⑶相符。

另一方面，2009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认定《海国记》是《浮生六记》卷五佚文证据不足，可能是由于藏者申请复议，2010年2月，文化部又委托傅璇琮做第二次鉴定。但是傅大师在鉴定中却不结合文献进行考证，而是诡称“《海国记》原件，确系清代嘉庆、道光时著名书法家钱泳手迹，原文出自沈复《浮生六记》卷五早期流传本，均已无疑问。”⑷又“《海国记》中关于“钓鱼台”的记载，真实可信，合符史实，完全能辅证钓鱼台（岛）为中国固有领土。”⑸而在《新增补〈浮生六记〉》出版后，傅大师还特意写了一篇题为《〈浮生六记〉增补：一种新的“敦煌学”》的书评，发表在5月18日《人民日报》上。而全文涉及《海国记》的只在第三段，纵观全段，多拾人牙慧之语，只是剪刀加浆糊似的把能证明沈复去过琉球的情况拼接在一起叙述一番，并偷换概念，变私人笔记为小说，至于文中的结论更是语惊四座：“同时，更可就所增补的《海国记》，让我们今天读者能更具体了解当时琉球地区的风俗民情，以及钓鱼岛等的地理环境，是当时其他书中不易见到的。原始材料，颇有历史价值。”看来大师的确有异于常人的眼光，笔者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当时其他书中不易见到的”的情况，恐怕是傅大师无暇研读清代册封使的记录，或者说傅大师实在太忙，这些书别说连查，连听都没听说过。至于此次鉴定真伪的依据是什么？不知道；符合哪些文献史料？不清楚；怎么能比拟为一种新的“敦煌学”？那就更不明白了。鉴定依据傅大师闭口不谈，看过的人也无从得知，反正《海国记》就是《浮生六记》卷五佚文，其中原因，恐怕是“这事不能说得太细”吧。傅大师如此纸上考古，作轻薄之说辞，亦抱残守缺，更无“动手动脚找东西”的精神，虽然身为古典文献学家，却学不稽古，可以不查史料，可以不寻出处，可以不做考证，也可以不结合文献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诚可谓是心不诚，胆不细，胡乱鉴定，草率定性。

而到了6月20日，远从台湾赶来的蔡专家又到北京拜见了傅泰斗，两人对《海国记》的情况进行交流，并达成以下共识：

“《（〈浮生六记〉卷五）册封琉球国记略（〈海国记〉）》抄稿，不单止是真本，而且至少有如下三点重要价值：

其一，此抄稿内容之发现，使古典文学名著沈复《浮生六记》一书失传的第五记，获得部分复原。

其二，现今坊间流传之《浮生六记》第五、六两记，既已证知为伪作，则有关钓鱼台（岛）与琉球之记载，透过此抄稿所新补之古典文学名著《浮生六记》一书，流传将更广泛，让多数国民读者知悉此段历史事实，其影响将更深远。   

其三，该抄稿是确知姓名之古代名人所书写（或谓抄录）的、1840年以前有关钓鱼台（岛）与琉球的历史文献之亲笔墨迹（为清代中期书法家钱泳手迹），就目前所知，可能亦为唯一民间所记而流传至世的孤本，弥足珍贵。”⑹

凡此种种，纯属欺世之辞，实在是蒙人太甚！

⑴，分别载于蔡根祥《〈浮生六记〉后二记——〈中山记历〉、〈养生记逍〉考异》自序及416页，2007年，万卷楼出版社。

⑵，蔡根祥《浮生六记〉后二记——〈中山记历〉、〈养生记逍〉》演讲，2009年1月13日，高雄师范大学96暨97学年度优良教材成果发表会。

⑶，此三处带引号的地方均出自蔡根祥《〈浮生六记〉后二记——〈中山记历〉、〈养生记逍〉考异》自序。

⑷，彭令《傅璇琮先生鉴定〈浮生六记〉卷五〈海国记〉原件记略》，网络版。

⑸，彭令《〈浮生六记〉卷五佚文〈海国记〉完全能辅证钓鱼岛属中国》，网络版。

替《海国记》卸妆

十一、天后宫行香时间意自《中山传信录》

《海国记》：十六日，迎天后进天后宫。天使出馆，各庙拈香答拜国王。

考辨：如前所述，册封使团嘉庆十三年闰五月十七日才抵那霸港，随后登岸，而《海国记》所记册封使团闰五月十五日登岸后，次日又到天后宫行香，其依据来自徐葆光《中山传信录》中“始至馆第二日，先诣孔庙行香，次至天妃宮”的记载。另外，册封使团前往天后宫行香实为报答天妃贶佑，以便能平安顺利到达琉球，这和答拜世子没有任何关系。

十二、天使馆鼓亭每日三次奏乐纯属臆造

《海国记》：旁设吹鼓亭,每日辰午酉三时奏乐三通,排对中门而立,金锣画角,一如迎舟之乐,奏毕,各散去。

考辨：天使馆两旁虽各有鼓亭一，但没有册封使记载有每日会在辰、午、酉三时奏乐的情况，徐葆光《中山传信录》仅记录，“天使馆，日有都通事一员、红帕秀才二十人轮番值门，听候指使。”而现在的研究者也没提及历史上有过此事，《海国记》的这种记载纯粹是凭空想象。

十三、追封谕祭日期错误

《海国记》：至七月朔日,将举行追封御祭礼仪。

考辨：《琉球国中山王臣尚灏谨奏为恭谢天恩事》对追封谕祭日期记载为“择吉于六月十五日先蒙赐诰命，追封王爵于臣父尚成，复蒙谕祭臣祖王尚温臣父王尚成。”又《琉球国中山王臣尚灏谨奏为颁封大典已竣恳在旧礼以劳使臣事》亦提到“六月十五日先蒙赐诰命，追封王爵于臣父尚成，又蒙谕祭臣祖王臣尚温臣父王臣尚成。”在《册封琉球正使齐鲲、副使费锡章为恭报回闽日期摺》这份奏折中也有“择吉于六月十五日行谕祭追封礼”之句。另外，齐、费《续琉球国志略》收有《追封故世子尚成制》⑥，最后注明行事的时间为“嘉庆十三年六月十五日”，而《嘉庆十三年谕祭故王尚温文》和《谕祭故世子追封国王尚成文》开头之句也显示谕祭时间为“维嘉庆十三年岁次戊辰六月乙未朔，越十有五日己酉。”综合可知，七月朔日完全不是嘉庆十三年追封谕祭的真实日期，此外，也没有“御祭”这样的说法。

十四、从官人员与“诏书”、“诰命”问题

《海国记》：从官四人，一为捧诏官，一为捧节官，一为宣诏官，一位捧帛官。

考辨：根据齐、费《续琉球国志略•典礼》记载，嘉庆十三年的谕祭大典从官有六人，分别是捧节官、捧诰官、捧轴官（展轴官）、捧币官、宣读官、引礼官。我们知道，嘉庆十三年不同以往，在谕祭前增加了一道追封仪式，而追封文书用语却与册封文书不同，不能称“诏书”，只能称“诰命”。相应的，此次从官称谓也就有变化，没有“捧诏官”、“宣诏官”之说，而是改以“捧诰官”、“宣读官”。在《追封故世子尚成制》里，开头语为“奉天承运，皇帝制曰”，这也是诰命的用语，文中也有“特追封尔为琉球国中山王，锡之诰命”之句。齐、费《续琉球国志略》的记载与清朝的“封赠”制度完全吻合，而《海国记》对追封仪式中所有的“诰”都作“诏”,只是参考前代使录的册封大典而来。

十五、三御案所奉物错误

《海国记》：殿中神主前设三御案，中为奉节案，左为奉诏案，右为奉帛案。

考辨：在齐、费《续琉球国志略•典礼》的“追封谕祭仪注”中，指出当时的御案放置情况，“先期谕所司备龙亭四、彩亭五，洒扫庙堂，设御案三，中案奉节，左案奉诰命，右案奉谕祭文。”由此观之，右御案是奉谕祭文二道，与节、诰命同放在龙亭之中，而帛实际上放在彩亭中。

十六、从官无赐蟒服之例

《海国记》：从官亦五品蟒服。

考辨：《海国记》记载从官着蟒服，是指麟蟒服而言。清代册封琉球使臣因为钦命前往，代表国家殊荣，所以特例着麟蟒服，但是从官并无此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嘉庆十二年《礼部尚书恭阿拉等为琉球国循例进贡兼请袭封事题本》⑦记载，“一、向例，正副使赐正一品蟒缎披领袍各一件，麒麟补掛各一件，行文工部办给，仍许其自备正一品顶带，事毕回京，仍用本任品服。此次封使亦应照例给予，回日仍用本任品服。”由上可知，如若从官可赐穿麟蟒服的话，当年操办仪节的礼部尚书恭阿拉定会向嘉庆帝报告，但是题本中根本就没有提及此事，而在以往礼部尚书的报告中，也没有这样的例子。

十七、追封大典改写自《中山传信录》

《海国记》：引礼官唱“排班”，国王及众官行三跪九叩接诏礼……王与众官各就拜位，行三跪九叩首拜诏礼……引礼官引国王、众官各就拜位，再行三跪九叩谢封礼。

考辨：在齐、费《续琉球国志略》中，对追封大典的礼仪描写为：“世孙率众官行三跪九叩头接诰礼”、“引礼官引世孙就拜位，率众官行三跪九叩头拜诰礼”、“引礼官引世孙率众官就拜位，行三跪九叩头谢封礼”。虽然《海国记》的“接诏礼”、“拜诏礼”、“谢封礼”与《续琉球国志略》的“接诰礼”、“拜诰礼”、“谢封礼”只是名称之分，内容其实相同，但是《海国记》对册封大典礼仪的记载却是从《中山传信录》“通事官唱‘排班’，世子、众官行三跪九叩头接诏礼”、“引礼官引世子出露台，就拜位，率众官行三跪九叩头拜诏礼”、“国王及众官行三跪九叩头谢封礼”而来。再结合对追封大典其他条文来看，《海国记》并非是对嘉庆十三年追封仪式的如实记载。此外，《琉球国志略•典礼》中对册封礼仪的记载与《中山传信录》也大体相同。

十八、谢封礼前不焚诰

《海国记》：引礼官唱“开读”，宣诏官就香案正中朗声宣诏。宣毕，仍捧诏下台，张黄盖，由中门入，授副使，仍安御座。引礼官引国王、众官各就拜位，再行三跪九叩谢封礼。

考辨：齐、费《续琉球国志略》对开读诰命前后的情况记载为，“引礼官唱‘开读’，捧诰官捧诰命与展轴官对展，宣读官读毕，引礼官唱‘焚诰’，世孙及众官皆平身至焚诰所，捧诰官捧謄黄加帛焚之，焚毕奏乐，捧诰官捧诰命，由中门入，交副使，仍奉安御案上，引礼官引世孙率众官就拜位，行三跪九叩头谢封礼。”但是，《海国记》记载宣读诰命后就行谢封礼，没有焚诰的记载，其原因就是《海国记》对追封大典的描写是改写自前代使录中的册封大典，而册封大典是不用焚诰的。

十九、法司官请留诰命、谕祭文时间及天使答拜礼仪问题

《海国记》：追封礼毕……法司官请诏书、祭文供奉庙中，天使乃诣先王神位前，行一跪三叩礼……向天使行谢封礼，一跪三叩，天使答拜。

考辨：齐、费《续琉球国志略•典礼》记载在追封尚成和谕祭尚温、尚成后，“世孙遣法司官跪请诰命一道、谕祭文二道留供庙中，天使诣先王神位前，行一跪三叩头礼。”但《海国记》却把这作为“谕祭”仪式的一部分，完全是认知错误。而在谕祭仪式完后，世孙并没有向天使行谢封礼，齐、费只记载“世孙谢天使，亦一跪三叩头，天使答拜。”因为这时世孙尚灏还没被册封，怎么可能会有谢封礼之说？这亦是改写前代使录的册封仪式而来。

二十、谕祭宴时间及地点问题

《海国记》：各就宴，从官则宴于西庑。酒馔皆秀才官跪而献之，法司官旁席为陪宴。

考辨：《海国记》所记谕祭宴的时间是在追封谕祭后的献茶时、世孙送天使回馆前。而齐、费《续琉球国志略•典礼》记载的时间却是在天使回馆后，文中说“是日，世孙遣官诣馆谢劳天使，次日亦遣官至府中谢宴，是为第一宴。”由此不仅可以知道《海国记》所记谕祭宴时间及地点错误，同时也能得知嘉庆十三年谕祭宴并非只在琉球王府一方举行。

二十一、册封大典日期取自徐葆光《中山传信录》

《海国记》：至七月二十六日，始行册封大典。

考辨：《琉球国中山王臣尚灏谨奏为恭谢天恩事》和《琉球国中山王臣尚灏谨奏为颁封大典已竣恳在旧礼以劳使臣事》都提到，“续于八月初一日荷蒙宣读诏敕，封臣灏为中山王。”《册封琉球正使齐鲲、副使费锡章为恭报回闽日期摺》中记载“八月初一日行册封礼”。齐、费《续琉球国志略•志余》中也说“故自八月朔日恭行册封大典。”而同书还有《嘉庆十三年封王尚灏诏》和《嘉庆十三年封王尚灏敕》，最后注明行事的时间为“嘉庆十三年八月初一日”。此外，齐鲲《东瀛百咏》的《册封礼成书事赠中山王五言八十韵》中还有“嘉庆十三载，仲秋月初吉。琉球尚氏孙，诏许袭王秩”之句。既然几种资料都显示册封大典是八月举行，为什么《海国记》说是七月二十六日呢？原来徐葆光《中山传信录》收录的《中山王谢恩表疏》和《请存旧礼以劳使臣疏》里有这样的记载：“续于七月二十六日，宣读诏敕，封臣敬为中山王。”由此可见，沈复果真是独具匠心，可以把嘉庆十三年的册封日期与康熙五十八年的册封日期记述得惊人的一致，如此雷同，也许只能说是“纯属巧合”了，或者也只是“过度引用”罢了。

二十二、守礼坊匾额字数与内容问题

《海国记》：过此百步，又一牌坊，大书“守礼”二字。

考辨：从历代使录来看，所有册封使记载守礼坊匾额上的文字都是“守礼之邦”，文字来源出自万历皇帝册封尚永的诏书：“惟尔琉球国，远处海滨，恪遵声教，世修职贡，足称守礼之邦。”齐、费《续琉球国志略•府署》记载，“万历十七年尚永于首里门榜曰守礼之邦（政制词内语），遇册使来则易之（平日仍用首里二字）。国朝康熙二年封使张雪礼王垓至国首里门外，始定榜用‘守礼之邦’四字。”齐鲲《东瀛百咏》的《册封礼成书事赠中山王五言八十韵》中有“前有守礼坊，忠悃昭若揭”之句，在“揭”字后自注“宫前有坊，榜曰守礼之邦。”若沈复亲眼见过守礼坊上的匾额，怎么会连是“守礼之邦”四字还是“守礼”二字都弄不清楚，岂不是啧啧怪事？

二十三、世子、国王概念模糊不清

《海国记》：岸上有屋三楹,额曰却金亭,国王迎候于此……是晚，国王遣官叩谢。

考辨：在《海国记》中，册封使抵岸后到册封大典前，对尚灏的记载都称国王或王，而事实上，只有在册封大典举行后，尚灏才能称王，之前只能称世子，这是自明流传下来的规矩。周煌《琉球国志略•爵秩》记载，“世子嗣位，称‘权国事’，奉表请封及见册使，皆称‘中山王世子’。”黄景福《中山见闻辨异》也记载，“国王初嗣位，称‘权国事’，请封、见册使，称‘中山王世子’，受封后，始称王。”但是《海国记》却统统称作国王或王，表现出对世子、国王概念的模糊不清、不甚了解。

二十四、天孙氏、尚氏及三山一统问题

《海国记》：案《琉球国传》，自汉时天孙氏以来，皆姓尚氏。直至明洪武初，始奉中国正朔。其国本有南、北、中三王，本朝初年始并为一。

考辨：《海国记》提到的《琉球国传》，应指琉球三大国史中的《中山世鉴》，可是在其他册封使转引关于天孙的记载中，皆无天孙氏从汉时出现并姓尚的记载。如徐葆光《中山传信录•中山世系》，“《中山世鉴》云：琉球始祖为天孙氏。其初，有一男、一女生于大荒，自成夫妇，曰阿摩美久。及后人物渐繁，又有君曰天帝子。天帝子生三男、二女，长男为天孙氏，国主始也，二男为诸侯始，三男为百姓始。长女曰君君，二女曰祝祝，为国守护神，一为天神、一为海神也。天孙氏二十五纪，姓氏今不可考，故略之。起乙丑、终丙午，凡一万七千八百二年。”齐、费《续琉球国志略•国统》也说，“臣等谨按琉球自天孙开国至宋淳熙间，凡二十五代，姓氏不传。”而琉球王室有尚姓之始，《中山世鉴》的“尚巴志”条记载为宣德五年，“本年，内官柴山、副使阮某赍敕至国，赐王尚姓，并金织、纻丝、纱罗、绒锦。”周煌《琉球国志略•兵刑》却与此不同，认为“今自洪、永建封尚姓，享祚垂四百年，而奉事圣朝，尤为恭顺。”齐、费《续琉球国志略•国统》记为“察度再传而尚巴志代之（尚氏赐姓之始）。”费锡章《一品集》的《琉球纪事一百韵》有“《隋书》名始著，《明史》氏初彰”之句，“彰”字后注“永乐中赐姓尚氏。”虽然所记年代不同，但赐琉球尚姓是在明季尚巴志在位间，绝非天孙开国之时。

至于琉球由分裂走向统一，也是在尚巴志在位的宣德年间，《中山传信录•中山世系》说，“《中山世鉴》云：尚巴志，佐铺（应为敷）按司思绍嫡子也……共兵攻落山南王，遂进兵浦添，并攻落，中山王山北王皆次第降，当元延祐中，国分为三，百有余年……中山王顺天御坐，琉球又合为一统。”又周煌《琉球国志略•兵刑》，“臣按明初三王争衡，兵革不息，至中山尚巴志，并山南、山北二王为一，渐获安居。”费锡章《一品集》的《琉球纪事一百韵》诗有“自此连三省，因而擅一方”句，但把统一时间弄错，因此“省”下注“旧为山、山北、中山三国，明永乐时并而为一，今谓三省。”黄景福《中山见闻辨异》也持相同的观点，“国自元延祐间分为三……明宣德时，合为一。按《中山谱系》：‘明永乐二十年，尚巴志即位，勤政爱民，后灭山北，遂平山南。’则合而为一不在宣德时，似为可据。”无论如何，琉球完成统一大业是在明朝尚巴志时期，《海国记》却记载“本朝初年始并为一”，看来沈复还有强烈的以明朝为正统的思想。

二十五、赐琉闽人无二十四姓之说

《海国记》：次曰久米府，永乐间迁入中华人至彼，教以文学，有二十四姓，世居于此，掌理文牍，犹中国之翰林院也。

考辨：最早记载明太祖赐闽人三十六姓的是陈侃《使琉球录》，在“题奏”部分他提到“我太祖悦其至诚，待亦甚厚，赐以符印、宠以章服，遣闽人三十六姓为彼之役，又许其遣子弟入国学读书习礼。”而在“群书质异”中也有“若大夫金良、长史蔡瀚、蔡廷美、都通事郑赋、梁梓、林盛等凡有姓者，皆出自钦赐三十六姓者之后裔焉。”到了清代，册封使也沿袭这样的说法，但都无二十四姓只说，仅就徐葆光的记载，《中山传信录•中山世系》记洪武二十五年事时说“先是，国人才孤那等二十八人采硫磺于阿兰埠，遇风飘惠州海丰，为逻卒所获，语言不通，以为倭人，送至京。至是，贡使为白其事，太祖皆遣归，赐闽人善操舟者三十六姓，以便往来（万历中，副使谢行人杰记云：‘洪、永三次各遣十八姓，多闽之河口人，合之凡三十六姓。今所存者，仅七姓’。《中山世鉴》云：今存者，仅蔡、郑、林、梁、金五家）。”又如《中山传信录•琉球地图》，“久米……皆洪武中赐闽人三十六姓居之，不他徙，故名‘唐营’，亦称‘营中’，后改为‘唐荣’。”再如《中山传信录•氏族》亦有“久米三十六姓，皆洪、永两朝所赐闽人。至万历中，存者止蔡、郑、梁、金、林五姓。万历三十五年续赐者，阮、毛两姓。”《中山传信录•取士》也记载“久米村，皆三十六姓闽中赐籍之家。”费锡章《一品集》的《琉球纪事一百韵》提到“五朝修职贡，七姓效劻勷”，“勷”字下注“明洪武间赐闽人三十六姓为通事，今存七姓。”黄景福《中山见闻辨异》提到“《志略》：‘洪武间，因该国人遭风后，赐闽人善操舟者三十六姓，以便往來。’历考诸书，仅有永乐中拨闽人蔡璟往充水手一事，并无赐姓操舟明文。及观球人程顺则《圣庙记》‘遣三十六姓往铎’一语，则知前明赐姓，广文教也（居久米村，今存七姓）。又万历三十四年，王奏称洪、永间赐闽人三十六姓，知书者授大夫、长史，为朝贡之司，习海者为通事，为指南之备（今皆知书者为之）。国中重久米人，以此。”从以上册封使和从客的记录看，《海国记》所谓赐琉闽人二十四姓之说完全不合事实。

⑥全文见贞部的附录三。

⑦《清代中琉关系档案续编》嘉庆朝第十六号，1994年，中华书局。

前言

自2008年6月，香港《文汇报》连载彭令《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佚文的发现及初步研究》后，由于得到一批学者的认可和赞许，致使学界乃致一般民众都认为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中山记历》的大部分佚文已被找到。笔者不敢眩于众说，逐俗随时，不加考证就随声附和，亦不敢遛须拍马，趋炎附势，妄下结论。经认真研析后，笔者发现这些所谓的佚文纯属伪造，根本不是嘉庆十三年沈复随册封使齐鲲、费锡章出使琉球时对中琉宗藩关系的真实记录。正如先贤所说，只要有确切证据，“不必有畏于众论”，所谓“众之所是者未必是，众之所非者未必非。”为了明学术、正人心，让误人惑世之说得到及时纠正，很有必要用历史资料来测评所谓《中山记历》佚文《海国记》的真伪，为此，特选出三十处条文略加考证辨析，以期让历史的真相得以还原。

替《海国记》卸妆

一、嘉庆帝下旨册封琉球时间错误

《海国记》：嘉庆十三年，有旨册封琉球国王。

考辨:《清仁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三的嘉庆十二年七月乙巳条记载，“以故琉球国中山王尚温孙灏袭爵，命翰林院编修齐鲲为正使、工科给事中费锡章为副使，往封。”又《东华续录》（嘉庆朝）也记载，嘉庆十二年七月“乙巳，以故琉球国中山王尚温孙灏袭爵，命翰林院编修齐鲲、工科给事中费锡章，往封。”而嘉庆十三年册封使齐鲲、费锡章合著《续琉球国志略•封贡》记载的时间同样是“（嘉庆）十二年丁卯秋，遣翰林院编修齐鲲、工科给事中费锡章充正副使，往封。”另外，齐鲲的《东瀛百咏》有“七月初五日”诗，诗题下注“去年此日，西苑贤良门外引见，奉命充册封正使”。以上四种资料都证明嘉庆帝下旨派使臣前往琉球册封是在嘉庆十二年，又怎么会如《海国记》所说在嘉庆十三年呢？ 

二、册封舟尺度改写自徐葆光《中山传信录》

《海国记》：舟长八丈有余、阔二丈余。
考辨：在齐、费《续琉球国志略》中，并没有记载册封舟的尺度，但费锡章《一品集》记载，嘉庆十三年前往琉球的册封使团人数为512人。再考虑到嘉庆五年册封使返回时险遇海寇以及嘉庆十三年册封前“蔡、朱二逆,余氛未靖”的情况，当年两艘册封舟都会比较大，尺度应在十丈以上。那么《海国记》中的此种记载来自哪里呢？康熙五十八年册封琉球副使徐葆光《中山传信录•舟》一节记载琉球进贡船时说，“贡舶，式略如福州鸟船。船掖施橹，左右各二。船长八丈余，宽二丈五、六尺。”很明显，《海国记》“舟长八丈有余、阔二丈余”的记载只是由此改写而来。而以琉球进贡船尺度当作册封舟的尺度，可谓是一大创举。

三、吴安邦官职错误

《海国记》：护送者为福州左营副将吴公安邦也。
考辨：查民国十八年刊《同安县志》可以得知，吴安邦为泉州府同安县苎溪内石兜人，乾隆六十年武举人，嘉庆元年武进士，后入籍台湾彰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嘉庆十三年三月六日《闽浙总督阿林保、福建巡抚张师诚为遵旨选派将领护送册使前往琉球摺》①中提到，“臣等钦遵谕旨，在于水师各将领中详加选择，査有水師提标中营参将陈照、闽安右营都司陈玉龙，该二员均属勇往明干，屡次在洋剿贼，获犯多名，且熟悉洋面沙线，堪以委令护送册使前往琉球。”但不久因陈照去世，闰五月三日，两人又上奏《闽浙总督阿林保、福建巡抚张师诚为册封琉球使臣登舟日期摺》②向嘉庆帝报告改派人选时说，“参将陈照因病身故，臣等已另派缉捕勇往熟悉洋面之海坛右营游击吴安邦。”而在《台湾文献丛刊》第55种《台湾采访册》中的“台协水师副将”条有吴安邦官职的记载，“吴安邦 彰化人，武进士，十四年六月由海坛右营游击来台护理，十六年九月卸事。”另外，齐、费《续琉球国志略•志余》提到，“嘉庆五年用都司一员、守备一员，此次用游击一员、都司一员，随带千把总四员。”费锡章的《一品集》也有《以球刀二柄分赠吴游击安邦、陈都司玉龙，因系以诗》一诗。由上可知，吴安邦当年去琉球的身份是游击，并且是海坛右营游击，又怎么会是福州左营副将呢？

四、柁工兵役过多，其他人员过少

《海国记》：册使与从客共一舟，名曰头船。上下柁工兵役共计四百五十余人。

考辨：费锡章《一品集》中《闰五月初三日南台开行》诗开头两句是：中山使者持绛节，高坐南台点士卒。当街一踊上舳舻，异军五百苍头突。“突”字后有双排小注“两舟共五百十二人”。若按《海国记》所记柁工兵役共计四百五十余人，可以推算出随行的其他人员只有六十余人，再按齐、费《续琉球国志略•志余》中“臣等此次各带跟丁十名已可敷用”，那就只剩四十余人。即使“此次又减鼓手八名、舰匠 匠等十名”、“书役、轿班人等尚可再减”，但向例册封琉球，带有从客、省祭、译语通事、长随、健步、书吏、门皂、轿伞夫、吹鼓手、僧道、医生、匠役、厨师、裁缝师、裱褙师、糕饼师、成衣匠、刻字匠、剃头匠等等。难道这些人加在一块才四十人左右吗？这是绝不可能的事。

五、取针定向无以台湾淡水为指标

《海国记》：十一日过淡水。

考辨：福建往琉球，针路均以海山作为导向，乾隆二十一年册封琉球副使周煌在《琉球国志略》中指出，“船行海中，以山为准。福州往琉球，出五虎门取鸡笼山、花瓶屿、彭家山（或作平佳）、钓鱼台、黃尾屿、赤尾屿、姑米山、马齿山（以上山皆取北过），收入那霸港。”而齐、费《续琉球国志略》记载出五虎门后，依次取针的海山为东沙-半架岛-二林山-花瓶屿-梅花屿-钓鱼台-赤尾屿-姑米山-马齿山，最后驶入那霸港。册封舟行驶至台湾岛东北洋面时，不会以“淡水”作为指标，而且册封舟也非沿台湾北部沿岸航行，也不可能以淡水所在的大致的范围作为航海定向之处。

六、过钓鱼台遥祭黑水沟改写自李鼎元《使琉球记》

《海国记》：十三日辰刻见钓鱼台，形如笔架，遥祭黑水沟。

考辨：在齐、费《续琉球国志略》中，对中琉海上分界线明确记为“十三日天明，见钓鱼台，从山南过，仍辰卯针行船二更，午刻见赤尾屿，又行船四更五，过沟祭海……十五日黎明见姑米山……”册封使清楚记载，当册封舟行至赤尾屿后的黑水沟时，才祭祀海神，从没有在过钓鱼台时遥祭过黑水沟。

“过沟祭海”这一点也能在两位册封使的诗文集中得到证明，齐鲲《东瀛百咏》有《航海八咏》一组五言诗，在“钓鱼台”、“赤尾屿”③两首诗后是《黑沟洋》诗，全诗为“大海无中外，浑然划一沟。合黎通异泒，分水汇同流。金鼓昏中震，羔豚暗里投。冯夷原効顺，不必耀戈予。”在“予”字后有注“旧录云，过黑水沟投生羊豕以祭，且威以兵，兹但于昏时望祭，无所用兵。”又《渡海吟用西墉题<乘风破浪图>韵》诗“黑沟之洋深且黝，祭以刚鬣投以羊”；费锡章《一品集》中有《黑沟洋》诗，诗名“洋”字后有注“中外分界处”，全诗为“执豕牵羊付浊流，舵师鞠跽祷船头。无端破我游仙梦，钲鼓喧天过黑沟。”又《题家弟锡辂<乘风破浪图>》诗也有“黑沟行过中华界，鸣金伐鼓投猪羊”之句。这些诗文也都有效证明嘉庆十三年的确是过黑水沟时祭祀海神，并没如《海国记》所记在钓鱼台附近“遥祭黑水沟”。

那么这种说法的来源是哪里呢？嘉庆五年册封副使李鼎元《使琉球记》里记载，“琉球夥长云：‘伊等往来不知有黑沟，但望见钓鱼台，即酬神以祭海。’”由此看来，《海国记》的条文只是从《使琉球记》改写而来，其对中琉海上分界的认识采用的是《使琉球记》中对琉球人认识的记载，与嘉庆十三年册封使齐、费的认识完全不合。

此外，《海国记》对钓鱼台的描写亦来自《使琉球记》，《使琉球记》中有“见钓鱼台，三峰离立如笔架，皆石骨。”比之《海国记》“见钓鱼台，形如笔架”，其改写的痕迹异常明显。那么，有无可能此对钓鱼台的记载出自沈复的观察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赵文楷、李鼎元和齐鲲、费锡章两次前往琉球册封的用针和用更不同。前者从彭家山北用单乙针行船十更见钓鱼台，而沈复随齐、费从花瓶屿南用辰卯针行船三更半见梅花屿，次日天明见钓鱼台。要知道从不同方位看钓鱼台，其形状有所不同，李鼎元记载海中看到的钓鱼台“形如笔架”，不能证明沈复见到的也是如此。

七、《海国记》对闰五月十五、十六两日记事出自前代使录

《海国记》：十五日午刻，遥见远山一带…俄见小艇如蚁，约数百号，随风逐浪而来…正使持节、副使捧诏，又听升炮三声，乃登岸……王前导，至天使馆……十六日，迎天后进天后宫……

考辨：琉球《历代宝案》和齐、费《续琉球国志略》都收录的《琉球国中山王臣尚灏谨奏为恭谢天恩事》④均记载“嘉庆十三年钦差正使翰林院编修齐鲲、副使工科给事中费锡章等持节，赍捧诏敕币帛，随带员役坐驾海船二只，于本年闰五月十七日按临敝国。”又《琉球国中山王臣尚灏谨奏为颁封大典已竣恳在旧礼以劳使臣事》亦提到“嘉庆十三年钦差正使翰林院编修齐鲲、副使工科给事中费锡章等持节，恭捧诏敕币帛，于本年闰五月十七日按临敝国。”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册封琉球正使齐鲲、副使费锡章为恭报回闽日期摺》⑤也说“于闰五月初三日自福建省南台开舟，驶至五虎门等候西南风，于十一日放洋，十七日行抵该国。”另外齐、费《续琉球国志略•封贡》还有“十三年戊辰夏闰五月十七日，臣鲲臣锡章至国。”的记载。同书“针路”条记载册封舟入琉后的针路为“十五日黎明见姑米山，行船九更五从山南过，仍辰卯针行船三更五，至马齿山下椗，缒水四十托不到底，日入风微，起椗收篷，顺风荡漾。十六日行一更三至那霸港外下椗，十七日进港。”在“港”字后的注中有“以两处下椗，耽迟二日”的说明。其后条文“后之行者尚其审之”下也有注，“今次封舟已抵那霸不能进口，致停两日，亦因船行太落北之故。”此外，齐鲲《东瀛百咏》中还有《闰五月十七日夜进那霸港和西墉韵》一诗。既然以上多种资料都显示进那霸港是在闰五月十七日，怎么可能如《海国记》所记闰五月十五就有琉球小舟牵引入港、随后举行登岸仪式、接着世子送天使及从人前往使馆、十六日册封使团又进天妃宫参拜这一系列不存在的日程呢？

八、牵引入港地方错误与参谒官员品冠等级问题

《海国记》：其头接官为紫巾大夫……未几，又有鸣锣而来者，为二接之法司官，投衔贴请安。三接官为国舅，率通事官登舟参谒，册使命辞免。

考辨：《海国记》中记载琉球舟工驾船牵引册封舟入港，是从姑米山洋面开始的，而不在过马齿山至前往那霸港的途中，看来嘉庆十三年的牵引地方的确是与众不同。而前来参谒的三批琉球官员官职应是从高到低，不会如《海国记》所记属同一个班次。按徐葆光《中山传信录•封舟到港》，“行礼讫，以次入谒：法司、王舅、紫金大夫、紫巾官为一班，三叩头，天使立受，揖答之。耳目官、正议大夫、中议大夫为一班，三叩头，天使立受，拱手答之。那霸官、长史、察侍纪官、遏闼理官、都通事为一班，三叩头，天使坐受，抗手答之。”李鼎元《使琉球记》“启门后，各官以次进谒，法司、王舅、紫巾官、紫金大夫为一班，皆紫帽，立而揖答之。耳目官、正议大夫、中议大夫、遏闼理官为一班，皆黄绫帽，立而拱手答之。那霸官、都通事、长史为一班，皆黄紬帽，坐而抗手答之。”此外，也没有“紫巾大夫”这种说法，应为紫金大夫。

九、世子迎候地方及行圣安礼地方错误

《海国记》：岸上有屋三楹,额曰却金亭,国王迎候于此……至中途，有迎恩亭，国王设香案，率其众官，行三跪九叩接诏礼……至天使馆。正厅曰“敷命堂”，迎诏敕奉安正中，天使立左右，王率众官行请圣安礼，然后与天使行宾主礼……

考辨：首先，却金亭额不会是“却金亭”三字，应为“却金”两字。其次，世子迎候的地方及行圣安礼地方是在迎恩亭，《琉球国中山王臣尚灏谨奏为恭谢天恩事》中写道，“臣灏即率百官臣庶于迎恩亭恭请皇上圣躬万安。”齐、费《续琉球国志略•典礼》的“迎送仪注”注明，“臣等谨按封舟到港向例世孙以守次不出，遣官恭接，乾隆二十一年始行更定，封舟已抵那霸，世孙先至迎恩亭恭请皇上圣安，拜迎诏敕，事竣舟旋，仍至迎恩亭拜送，启请代奏，自后遂以为例。”周煌《琉球国志略•典礼》的“迎诏礼”条记载“登岸，众官前导，王世子吉服跪迎道左。复至迎恩亭中香案前，行三跪九叩头礼，恭请‘皇上圣躬万安’，臣等谨对‘圣躬万安’。”从上可知，琉球世子是在迎恩亭迎候册封使，并在此恭请圣安，行三跪九叩迎诏礼，并非在却金亭迎侯天使，随后在迎恩亭行三跪九叩接诏礼，接着到天使馆再恭请圣安。

十、琉球世子着龙袍、戴金带问题

《海国记》：王冠乌纱帽,两翅湾曲向上,衣元青龙袍，金带，皂靴。

考辨：按徐葆光《中山传信录•冠服》“国王，侧翅乌纱帽，盘金朱缨，龙头金簪，蟒袍，带用犀角、白玉，皆如前明赐衣制。”李鼎元《使琉球记》“国王未受封时，戴乌纱帽，双翅侧衝，上向，盘金，朱缨垂颔下，束五色条。至是，冠皮弁，状如中国梨园演王者便帽，前直列花瓣七。衣蟒，腰玉。”要知道，在等级森严的古代，龙袍只有中国皇帝才能穿着，而琉球世子或说琉球国王的等级为郡王级，身着的只能是四爪蟒袍，岂有身穿龙袍越级之理？而与沈复同为从客的黄景福著有《中山见闻辨异》，文中记载他见到尚灏的衣饰和腰饰为“王着蟒袍，犀角白玉带。”而沈复与黄景福同为从客，看到的景象亦相同，又怎么可能前者和后者以及前代册封使的记载会完全不相合呢？

①《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选编》嘉庆朝第七十一号，1993年，中华书局。

②《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选编》嘉庆朝第七十四号，1993年，中华书局。

③两诗见贞部的附录六 。

④全文见贞部的附录二。

⑤《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选编》嘉庆朝第八十号，1993年，中华书局。又收入《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第五十二号，2003年，中国档案出版社。全文见贞部的附录一。

元部：前言、替《海国记》卸妆十条

一、嘉庆帝下旨册封琉球时间错误

二、册封舟尺度改写自徐葆光《中山传信录》

三、吴安邦官职错误

四、柁工兵役过多，其他人员过少

五、取针定向无以台湾淡水为指标

六、过钓鱼台遥祭黑水沟改写自《使琉球记》

七、《海国记》中闰五月十五、十六两日记事出自前代使录

八、牵引入港地方错误与参谒官员品冠等级问题

九、世子迎候地方及行圣安礼地方错误

十、琉球世子着龙袍、戴金带问题

亨部：替《海国记》卸妆十五条

十一、天后宫行香时间意自《中山传信录》

十二、天使馆鼓亭每日三次奏乐纯属臆造

十三、追封谕祭日期错误

十四、从官人员与“诏书”、“诰命”问题

十五、三御案所奉物错误

十六、从官无赐蟒服之例

十七、追封大典改写自《中山传信录》

十八、谢封礼前不焚诰

十九、法司官请留诰命、谕祭文时间及天使答拜礼仪问题

二十、谕祭宴时间及地点问题

廿一、册封大典日期取自徐葆光《中山传信录》

廿二、守礼坊匾额字数与内容问题

廿三、世子、国王概念模糊不清

廿四、天孙氏、尚氏及三山一统问题

廿五、赐琉闽人无二十四姓之说

利部：替《海国记》卸妆五条、学界反应、社会迷思

廿六、琉球无权铸造宽永通宝

廿七、乐善寺、定海寺问题

廿八、戏剧《铭苅子》、《忠臣身替》问题

廿九、戏剧《执心钟入》非“近时之故事”

三十、琉球国无红衣馆

贞部：结语、附录

附录一、册封琉球正使齐鲲、副使费锡章奏报回闽日期摺

附录二、琉球国中山王臣尚灏谨奏为恭谢天恩事奏疏

附录三、追封故世子尚成制

附录四、齐、费《续琉球国志略》记嘉庆十三年追封礼

附录五、中国最早记载钓鱼诸屿的文献——《顺风相送》

附录六：航海八咏（录分界海山）

   为了明学术、正人心，揭穿所谓“纸上周老虎”《海国记》系《浮生六记》卷五佚文，笔者将于天贶节发布2010年年度文——《海国记》又系伪作考辨(元、亨、利、贞）。

    “《海国记》又系伪作考辨”分为元、亨、利、贞四篇，由“前言”、“替《海国记》卸妆”、“学界反应”、“社会迷思”、“结论”以及“附录”构成，其中“替《海国记》卸妆”部分用三十个证据考证《海国记》纯属伪作。

    郑海麟教授在《海峡评论》2010年1月号发表《沈复〈浮生六记．海国记〉与李鼎元〈使琉球记〉之比较》一文，认为“《册封琉球国记略》所记钓鱼台事与明、清历次册封使录相比较，可以发现所记钓鱼台事与一八○○年（嘉庆五年）出使琉球册封使李鼎元撰《使琉球记》在文字上最为接近。”与此同时，笔者也写有《〈海国记〉又系伪作  学术造假再抬头》一文，发表于往复论坛“史林杂识”里，认为《海国记》中过钓鱼台遥祭黑水沟与对钓鱼台的描写改写自李鼎元《使琉球记》。随后，蔡教授在中国文学网发表《抄稿〈海国记〉真伪辨析─对郑海麟、胡新的回应》予以驳斥。今又见《海峡评论》2010年4、5月号有郑、蔡两教授对此问题的后续争论，笔者觉得有必要对《海国记》记载钓鱼台的条文是否来自《使琉球记》做进一步探讨。

    在《海国记》里，描写钓鱼台的相关条文为“十三日辰刻见钓鱼台，形如笔架。遥祭黑水沟，遂叩祷于天后，忽见白燕大如鸥，绕樯而飞。是日即转风。十四日早，隐隐见姑米山，入琉球界矣。”对此，郑教授和笔者都引用李鼎元《使琉球记》中的“琉球伙长云：伊等往来不知有黑沟，但望见钓鱼台，即酬神以祭海”来说明，认为《海国记》对钓鱼台的描述来自《使琉球记》，因为《海国记》的记载是把琉球人的认识当作中国人的认识，这与事实不合。

    更重要的是，笔者发现嘉庆十三年前往琉球时，不可能如《海国记》所说在钓鱼台附近“遥祭黑水沟”，而是过赤尾屿后“过沟祭海”，这一点册封使的使录和诗文都可以证明。齐鲲、费锡章《续琉球国志略》对中琉海上分界线明确记为“十三日天明，见钓鱼台，从山南过，仍辰卯针行船二更，午刻见赤尾屿，又行船四更五，过沟祭海……十五日黎明见姑米山……”由此可知，当册封舟行至赤尾屿后的黑水沟时，才祭祀海神，从没有在钓鱼台附近遥祭过黑水沟。而齐鲲诗集《东瀛百咏》有《航海八咏》一组五言诗，在“钓鱼台”、“赤尾屿”两首诗后是《黑沟洋》诗，全诗为“大海无中外，浑然划一沟。合黎通异泒，分水汇同流。金鼓昏中震，羔豚暗里投。冯夷原効顺，不必耀戈予。”在“予”字后还有双排小注“旧录云，过黑水沟投生羊豕以祭，且威以兵，兹但于昏时望祭，无所用兵。”《渡海吟用西墉题乘风破浪图韵》诗也提到“黑沟之洋深且黝，祭以刚鬣投以羊”，而费锡章诗集《一品集》中有《黑沟洋》诗，诗名“洋”字后有注“中外分界处”，全诗为“执豕牵羊付浊流，舵师鞠跽祷船头。无端破我游仙梦，钲鼓喧天过黑沟。”《题家弟锡辂乘风破浪图》诗也有“黑沟行过中华界，鸣金伐鼓投猪羊”之句，这些诗文也都有效证明嘉庆十三年的确是在过黑水沟时祭祀海神，并没有在钓鱼台附近“遥祭黑水沟”。

    此外，《海国记》对钓鱼台的描写亦来自《使琉球记》，《使琉球记》中有“见钓鱼台，三峰离立如笔架，皆石骨。”比之《海国记》“见钓鱼台，形如笔架”，其改写的痕迹异常明显。蔡教授驳斥郑教授时以“去琉球的海道基本相似，所见也大致相同”来论证《海国记》对钓鱼台的描写不是抄自《使琉球记》，那是十分荒谬的，因为李鼎元和齐鲲两次前往琉球册封的用针和用更是不同的。李鼎元那次从彭家山北用单乙针行船十更见钓鱼台，而齐鲲那次是从花瓶屿南用辰卯针行船三更半见梅花屿，次日天明见钓鱼台。要知道从不同方位看钓鱼台，其形状有所不同，李鼎元那次见到钓鱼台“形如笔架”，不能证明沈复那次也是如此。

    从以上三点可以看出《海国记》的记载与《使琉球记》相似，而蔡教授却认为“而就内容而论，抄稿《海国记》则与齐鲲、费锡章的《续琉球国志略》更接近、更相似”，笔者真不知道从哪里能看出与《续琉球国志略》有什么联系。

    另一方面，蔡教授又认为“而历来记载钓鱼台的官方文书已经不少，而民间的记载（指沈复的《海国记》）却是凤毛麟角，而且不受官方的影响下写成的，这才是《海国记》的价值所在。”《海国记》是否属于伪作先不论，就非册封使对钓鱼台的记载，海防图有《万里海防图》、《沿海山沙图》、《乾坤一统海防全图》、《福建沿海山沙图》、《福建防海图》。文献上来说，早在明朝，郑舜功《日本一鉴》的“万里长歌”中就提到“钓鱼屿，小东小屿也”，明确说明了钓鱼台是台湾岛的附属岛屿。黄叔璥于雍正年间写成的《台海使槎录》记载“山后大洋北，有山名钓鱼台，可泊大船十余”，后来还被《重修台湾府志》、《重修台湾县志》、《续修台湾府志》、《续修台湾县志》、《台湾志略》、《重纂褔建通志》、《噶玛兰厅志》、《台湾生熟番纪事》、《全台图说》先后转引和沿袭。到了清末，光绪年间方浚颐《台湾地势番情纪略》中也提出了“惟鸡笼山阴有钓鱼屿者，舟可泊，是宜设防”的建议，可见此人对钓鱼台在海防上的重视程度。而蔡教授却说民间的记载是“凤毛麟角”，恐怕是在特意突出《海国记》的地位吧。

    蔡教授还责怪郑教授“而所列的《浮生六记》研究资料，就是不见拙著《浮生六记后二记－－中山记历、养生记逍－－考异》，或者是因为拙著不堪入法眼罢。”笔者倒是看过蔡教授的书，因此请允许我做一些评价。仅就蔡教授对《中山记历》的考异，错误颇多，如第一章第9页“历来使琉球，都是五月出发，十月返国”；第二章128页“王士正本名王士祯”；147页“明朝遣使册封琉球共十五次”；148-149页“明朝册封琉球使一览表”中“他鲁每”作“他鲁梅”、“陈季芳”作“陈秀芳”、“余忭”作“俞忭”、“尚思达”作“尚达思”、“童守宏”作“董守宏”、“王士桢”作“王士祯”；149-150页“清朝册封琉球使一览表”中，齐鲲官职“翰林院编修” 作“翰林院编集”(此非印刷错误，蔡教授《沈复〈浮生六记〉研究新高潮》亦是如此)、赵新官职“詹事府右赞善” 作“翰林院编修”、于光甲官职“内阁中书舍人”作“翰林院编修”；157页介绍汪楫时说“《琉球国志略》只录了他两首《中山竹枝词》，应该就是只有两首”、178页“琉球国王的表请册封，却不会在前王薨逝，新王即位的当年，而是在数年之后”；至于129-172页考证伪《中山记历》的十二首竹枝词出自林麟焻的《中山竹枝词》未录部分，这也是不可能的。蔡教授自认为写有一部研究《浮生六记》的“高级教材”，并宣称“在华人地区包括大陆应该不会有别人比我注得更详细”，因此遇到没看过自己大着的郑教授，不特意批评才怪。

    蔡教授在文章最后提到新版《浮生六记》的出版，笔者在“中国古代小说网”看到了蔡教授写的前言，注意到“又如《册封琉球国纪略》中，记述追封琉球已逝世国王尚灏的仪式中说”一句。作为研究《浮生六记》的专家，应该知道嘉庆十三年追封的人为尚成，这是基本常识。可是《海国记》确要尚灏一人分饰两角，一方面是已逝世待追封的世子，一方面又是在世待册封的世子，如果不是沈复善施法术，就是蔡教授善于“扮演学术上的柯南”了。另外，“破天荒的第一次”不是国文系教授应该出现的错误。至于《海国记》是不是伪作，的确应该洗耳恭听，正如蔡教授所说---“这种‘鱼目’实在不少，‘考异’的工作，恐怕还得继续做呢！”

                                            胡新

                                  岁次庚寅四月初四日写于新加坡

假期完毕，昨日上网，看到蔡教授的评骘文，读毕只觉发噱之至，令人捧腹，现回复如下。

甲、守礼坊上的匾额内容与字数的问题

回复：我质疑的是守礼坊上匾额的内容与字数的问题，不是质疑叫守礼坊还是叫守礼之邦坊，请蔡教授不要回避问题。琉球王城叫首里城，不叫守礼城，但有册封使和今人的一些文章中会写为守礼城。不管守礼坊也好，守礼城也罢，都不能证明守礼坊上的匾额不是“守礼之邦”四字，何来不足为奇？

乙、册封使到闽及启行日期的问题

回复：此问题蔡教授的理解与我不同，并引用李鼎元《使琉球记》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但请注意，嘉庆五年五月一日，“命仆襆被登舟”与“具龙、彩亭，奉诏、敕、节、币，安放中仓”是在同一日，怎么得出“这跟抄稿所说在闰五月二日在「南台启行登舟」，次日闰五月初三日正、副使才「奉节诏至」是一模一样的程序。”的结论。

丙、过钓鱼台遥祭黑水沟、钓鱼台形如笔架、白燕大如鸥的问题

蔡文：从李录以及伙长的言说，可知所谓「黑水沟」并非有一条明显的界线。

回复：黑水沟是不是没有明显的界限，那看看使录中是怎么说的吧。

一、郭汝霖、李际春《重编使琉球录》之回程

至二十六日，许严等来报曰：渐有清水，中国山将望乎？二十七日，果见宁波山。

二、谢杰（琉球录）撮要补遗

适又一父老进曰……惟封船自西徂东、自东还西，乃冲横浪万余里。去由沧水入黑水，归由黑水入沧水……

三、夏子阳、王士桢《使琉球录》之往返程

二十七日……午后过钓鱼屿，次日过黄尾屿……连日所过水皆深黑，宛如浊沟积水，或又如靛青色，忆前《使录补遗》称：去由沧水入黑水。信哉言矣。

二十九日，隐隐见一船，众喜谓：有船则去中国不远，且离黑入沧，必是中国界。

四、张学礼《使琉球记》之去程

初九日，浪急风猛，水飞如立，舟中人颠覆呕逆，呻吟不绝。水色有异，深青如蓝。舟子曰：入大洋矣。顷之有白水一线，横亘南北。舟子曰：过分水洋矣。此天之所以界中外者……海洋之水，绿、白、红、蓝，历历如绘，汲起视之，其清如一，不能解也。

五、徐葆光《中山传信录》之回程

二十日……是日，海水见绿色，夜过沟、祭海神。

六、周煌《琉球国志略》

琉球环岛皆海也，海面西距黑水沟，与闽海界。福建开洋至琉球，必经沧水过黑水。古称沧溟（溟与冥通，幽元之义），又曰东溟。

我仅仅从使录就找到了六条，还没算上册封使和从客诗文里的记载，不知蔡教授认为“并非有一条明显的界线”从何谈起。黑水沟今日又称为黑潮，请蔡教授不要闭门造车，走出校园，问问台湾的渔民黑潮到底明不明显。

蔡文：汪楫认为他那一次刚好就在黑水沟里祭海，也只是凑巧的。

齐鲲说「过沟祭海」，抄稿所记「遥祭黑水沟」，应该都只是一个约莫的说法。

回复：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册封使虽然从明朝起就发现了闽海和瀛海的分界线以及水层变化，但没举行过国家祭祀仪式。而从汪楫起，正式开创了“过沟祭海”的制度，并影响到了以后的册封使。即使赵文楷、李鼎元那次，也在出发前“问船户，知祭黑沟羊豕，官未之备，因与介山捐资购之”，这说明两位册封使对“过沟祭海”不敢怠忽。而齐鲲、费锡章既然明载过赤尾屿后“过沟祭海”，就不可能如《海国记》所记在钓鱼台附近“遥祭黑水沟”。

蔡文：况且，李鼎元那一次的渡海跟齐鲲这一次相差只有八年，伙长有相同的航海经验与说法，认定钓鱼岛是「过沟祭海」的标志，也是有可能的。

回复：要证明“李鼎元那一次的渡海跟齐鲲这一次相差只有八年，伙长有相同的航海经验与说法”请蔡教授先证明两次伙长是同一批人。另外若以李鼎元那次在钓鱼台附近遥祭过黑水沟就证明齐鲲那次也有可能是这样，那我请问蔡教授，若你今天吃的是粤菜，能保证明天吃的也是粤菜吗？史学可以采用这样“以前证后”的方式吗？嘉庆十三年只可能是“过沟祭海”。

蔡文：至于李鼎元对钓鱼岛的描述「见钓鱼岛，三峰离立如笔架，皆石骨」，《海国记》关于钓鱼岛的记载「见钓鱼岛，形如笔架」。

更何况我前文也说过，李鼎元的《使琉球记》是用日记体写的，是各册封使录中比较有描摹翰藻的文笔；而沈复撰写〈海国记〉，也是文学创作的笔法；两人都对钓鱼岛都有加以描述，而用来比喻的也都是文人常用的案头之物「笔架」，这毫无可疑之处。

回复：首先，《使琉球记》和《海国记》记录的都是“钓鱼台”，而不是“钓鱼岛”。虽然蔡教授认为李鼎元文笔活泼，但却认为“现在观察分析钱泳杂记抄稿里的琉球国资料，绝对不像那些册封使所编撰的风格形式，较之更详细、更生动；内容也不是一位身为朝廷大臣所会写的，将之跟李鼎元的《使琉球记》相比较，也没有那种官僚气息，没有那种儒家道德观的指导概念；应该是一位不受身份、礼教束缚的文人所撰写的。”既然沈复的文笔还在李鼎元之上，那一定应该有更细腻生动的描写，怎么可能仅仅是与李鼎元相似的“如笔架”呢？蔡教授不能因为证明自己的观点而放弃先前的说法啊！

蔡文：而齐、费《续琉球国志略》：「见白鸟似燕而大，五六为群，飞绕前后，若导引然。」《海国记》说：「忽见白燕大如鸥，绕樯而飞。」胡说还是认为二者不相同，那我就不知道胡君是怎么读文言古文的了。齐鲲说「白鸟似燕而大」，是不确定这种鸟是不是燕，因为比一般的燕子大，不过这种鸟有「燕子」的特征──「剪刀尾」，所以说「似燕」。抄稿说「白燕大如鸥」，是直接认为这种有「剪刀尾」的鸟是「燕子」，但是体型很大，大得像海鸥一样，「如鸥」是形容「白燕」很大的比喻词，而不是说这种鸟是「鸥」类。比较来说，齐鲲与沈三白所说的就是同一种对象──「像燕子的大白鸟」。

回复：《续琉球国志略》中的“白鸟似燕”不能等同于《海国记》中的“白燕”，“似燕”不能等同于“是燕”。如果我说“那个人似蔡教授”是不是等同于“那个人是蔡教授”？蔡教授从《续琉球国志略》“见白鸟/似燕/而大/，五六为群，飞绕前后，若导引然。”抽出“白、燕、大”三字，认为此与《海国记》“忽见白燕大如鸥，绕樯而飞。”都是同样的景象，这真让人耳目一新，请看下面的句子：

乾句：身着蓝色长衫的中年男子/似孔乙己/而尤喜喝绍兴酒/，每次都能喝上八两。

我从此句抽出“身着蓝色长衫、孔乙己、尤喜喝绍兴酒”，构成

坤句：那位身着蓝色长衫的孔乙己尤喜喝绍兴酒如同饮水，每次都能喝上大半斤。

不知坤句与乾句是不是表达同一个意思。在此，我强烈建议蔡教授把此法命以“蔡氏史学证明法”申报学术专利，以便推广学界，让更多人受益。

丁、追封、谕祭和册封日期的问题

蔡文：我以为这个错误是因追记而产生的，至于事实如何，可以再研究。而胡说是「伪造者没有见过《续琉球国志略》的有力证据」，也是推测之词。

回复：蔡教授坚持认为两日期不合是追记产生的，那为何二月十八日出京没有追记错误，闰五月十一日出五虎门没有追记错误，偏偏谕祭和册封日期追记错误？这根本就不是什么追记的问题，追记册封日期可以追记得和康熙五十八年的册封日期是同一天吗？追记追封、谕祭日期可以从六月十五日追记为七月朔日吗？如果伪造者看过《续琉球国志略》，当然不会如此记载，何来推测之词？追记有一天两天之误是可能的，但伪造者对册封日期的有意伪造与追封、谕祭日期的随意伪造能证明此为沈复《中山记历》的佚文吗？另外，蔡教授认为日期不合是沈复追记所致，还请先证明沈复是在回国后才开始写作的。

戊、柁工兵役过多，其他人员过少的问题

我在前文提到“两船柁工兵役达不到四百五十余人，这又是与事实不吻合的，随行的其它人员没有蔡先生估计的那么少，也不只限于家人从客之类”，蔡教授质问我这种说法的依据。其实，随行人员除了家人与从客外，还有引礼通事、译语通事、省祭、长随、听用、书吏、门皂、轿伞夫、吹手、僧道、天文生、内外科医生、画工、料理师、裁缝师、表具师、表装师、糕点师等等。难道这些人加在一块才六十人左右吗？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不知怎么会是蔡教授认为的“相差无几”。

蔡教授还说我以彭令标点错误进而判断此抄稿是伪作，不知道我在哪儿说了这样的话，也不知道又何来学术良心之说。此外，蔡教授现在开始认为“四百五十余人”是抄稿作者的认识，这又是一大变化，我本以为蔡教授认为那是沈复的估计，看来我的想法错了。

己、册封舟尺度改写自徐葆光《中山传信录》的问题

徐葆光册封琉球，随团人数318人岩井茂树先生统计，是被大部分人引用的，反应出一个大致的情况，但这并不代表我的认识，怎么能说是承认呢？就像大部分琉球历史研究者认为明朝册封琉球是十五、十六次，而我认为是十七次一样。若按蔡教授“既然引用，就是表示认同”，那是不是我引用蔡教授对《海国记》的评价就表示我认同，那我何必说《海国记》是伪作呢？不过蔡教授倒是大言不惭，真会抬高自己，说我是在他指出问题后才改变说法，那是不是我在蔡教授说之前没有看过《中山传信录》，也不知道海宝、徐葆光那次还有从客黄子云、蔡宪文、方原博随行？

为什么徐葆光的封舟比他之前的短小呢？我认为应该从四方面分析，第一是崇祯六年、康熙二年人员众多，第二是为了防海盗，而对张学礼、王垓那次，还有防台湾郑氏政权，郑氏曾阻挠琉球向清进贡，对清朝的官船也会掠夺抢劫，第三是官船与商船的区别，商船需不需要太长，也能不能达到多少丈，需要查证，第四是福船和浙船的型制区别。这个问题蔡教授应该去问台大、政大、中研院的中琉关系研究者，也可以顺便询问他们对《海国记》的评价。

齐上志先生写作《福州齐氏六代书香父子翰林》除参考一些文献外，还会参考一些传说故事以及发表在当地报刊杂志的文章。文中的“受命督造”、“随后率领千总、守备、百户、军士、船员、杂役计五百余人，从京城出发”和“闰五月初二端午节”不是直接引用文献记载，若以这三点就认为封舟长15丈、宽3丈也是错的，那需要分二步证明，第一步就是请蔡教授证明出这三点的确是来自《齐安懿房支谱》和《齐鲲墓志铭》。蔡教授说我“如果不是无知，那就可能是故意视而不见，妄想导人于歧途。”看来蔡教授对这三点的确视而又见了，并引人以正确的方向。

我质疑《海国记》对册封舟尺度的描写改写自徐葆光《中山传信录》，若蔡教授要证明齐、费那次是“舟长八丈有余、阔二丈余。”请拿出文献证据说明。蔡教授以“从李鼎元《使琉球记》所载，七丈长的封舟，已经可以使李鼎元完成册封诏命，那齐鲲封舟长八丈余，前往册封根本就不是问题；那胡君不是在「胡」闹吗？”来证明，那若蔡教授今天买了七本书，是不是下次去买的一定是八本，不会超过十本呢？“以前证后”不能作为史学证明方法使用。另外，赵文楷、李鼎元使用的册封舟长是十丈，不是七丈。

庚、脚踏绵的描述改写自《中山传信录》的问题

蔡文：胡说还认为「天使馆也铺『脚踏绵』，这又是一大奇闻」。天使馆铺设「脚踏绵」，我是直接引用李鼎元的《使琉球记》来说明的，这甚么时候会变成「奇闻」呢？大家都读同样的资料，不妨再读一次：「皆设席，周缘以布，下衬草极平而净，名曰『踏脚绵』；使院见之而未得其名也」。「使院见之」的「之」就是指「踏脚棉」啊！胡说是「奇闻」，那才真的是胡闹的「奇闻」了。

回复：查蔡教授看的《使琉球记》版本，实为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四十八辑影印的师竹斋藏板，那么引用的条文真像蔡教授说的那样吗？请大家看下面图二，从右数第七列分明为“使院日践之”，蔡教授怎么可以不顾事实，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诬古人以证己说呢？蔡教授先把“日”字删除，再利用汉语同音的特别，把“践”字肆意篡改为“见”，以达到蒙骗世人的目的。蔡教授的这种做法与日本利用“赤”和“阿嘉”在日语中发音同为a’ka,，便把琉球国属久米岛东南的赤岛改名阿嘉岛，再把赤尾屿改名久米赤岛的手段如出一辙。蔡教授的学识修养、道德文章真是可圈可点、至美至善，本人自愧不如，一位教授居然使用这样的卑鄙手段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真是令人齿冷，也是对其学术道德的最好诠释。

图一 《使琉球记》师竹斋藏板书影

图二  右数第七列 分明是“使院日践之”

以上七个问题我已回答完毕，在此再追加一个问题，请蔡教授替我解惑。

辛、琉球国并无红衣馆

海国记：琉球国亦有妓女，谓之红衣人，其所居曰红衣馆。

凡红衣人尽无子，自八九岁卖身入馆，教以歌，与人交接后，积财赎身，即买一美婢自开门户。年长则各有旧交，故无从良之例。

辨析：历史上琉球国没有红衣馆之类的妓院，红衣人只是离父母别居以接外岛贸易之人，也没有八九岁卖身入馆，教以歌舞的情况。

关于吴安邦官职，蔡教授有以下见解

蔡文：胡说还提到「吴安邦官职问题，《同安县志》、《厦门志》、《金门县志》、《台湾采访册》、《新竹县志初稿》、《淡水厅志》等都有记载，不止册封使诗文一种」，这一点，胡君是值得称许的，至少他有再找寻数据。不过，胡君可能还不知道，他所看到的「吴安邦」，其实已经将两位名字都叫「吴安邦」，而时间、官职也相差无几的「吴安邦」胡乱混淆不清了。其中一位「吴安邦」是台湾彰化籍的武进士，而另一位「吴安邦」是「同安人」。可见胡君能找寻数据，而力不足以分辨、过滤数据。还好他还没有说甚么，我是好意先提醒他，别说胡说混了。

回复：蔡教授既然查阅了文献，怎么不知道这位吴安邦是同安人，彰化籍，乾隆六十年武举人，嘉庆元年武进士呢？吴安邦分明是从同安入籍彰化，怎么能当作两个人呢？如果同一时期的《中山市志》记载蔡教授是中山人，《高雄市志》记载是高雄籍教授，是不是此只可能为两人，没有从中山移居台湾的情况？蔡教授自己查找不仔细，还说我弄混了，有这样治学严谨的教授，何愁教不出优秀的学生？

                              回彭令先生

与发到中国文学网不同的是，在一些网站上，蔡教授的文章后还附有彭先生的大作，在此我简要回应下。

彭令：2009-12-14　20:12:19　ryukyu1879即胡新先生在《补充》贴中公开留言：“1、我并没怀疑其（彭令案：指《海国记》原件）真伪问题，……”

回复：留言中的“其”真的是指《海国记》吗？此句是署名ryukyu1879回复署名书香阵阵2009的话，书香阵阵2009先评论说,“俞先生的学生社科院文学所陈毓罴研究员，在1983年9月中华书局一版一印的《文学遗产增刊》（第）十五辑上发表《考辨》，进一步用充分的证据考证出；清代苏州文士沈复于嘉庆十三年随使琉球，著有记其琉球经历见闻的第五记，无可怀疑。”所以，ryukyu1879回复中的“其”当然是指不怀疑沈复在嘉庆十三年随使琉球，并有著作这事。怎么能理解为是不怀疑《海国记》的真伪?彭先生这样“搞似是而非的‘研究’，故意歪曲事实，诬陷他人”，“纯属混淆视听，自欺欺人。”

又：

2009-12-28　23:45:24　ryukyu1879即胡新先生在《问题》贴中公开留言：“是不是佚文需要再讨论因为一些条文与历史不符改写的不会只有一两句”------- 彭令说明：此时此处，胡新先生的“研究”深入了一步，开始怀疑佚文（彭令案：指《海国记》）。

2010-1-4 20:39  qzcn也即胡新先生在 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 » 捍卫钓鱼岛 » 笑看“钓鱼岛、中琉历史关系研究专家”胡新贴中留言：“《海国记》是伪作根本就不是沈复《浮生六记》卷五的部分佚文，有非常大的争议。”-----彭令说明：胡先生从这时开始，认定《海国记》是伪作。

回复：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早在2009年10月22日，我回复彭令先生邮件中的第六点说，“当然《海国记》不会受到一些您认为是不必要的限制，但我必须指出，您们的文章并没有指出公布的条文有不正确的地方。记载守礼坊书写的只是‘守礼两字’，当时看到的只应是“守礼之邦”四字。”文中的第一个后引号我当时打错，应在“礼”字后。在此我请问彭令先生，我真是到12月初报刊报道《海国记》能证明钓鱼诸屿归属后才开始怀疑的吗？你的说法真如你说的“均以事实为基础”吗？看来彭令先生不但天真，而且可爱。说他天真，是他想说我2009年12月28日才开始怀疑，就2009年12月28日才开始怀疑，想说我2010年1月4日才认为伪作，就2010年1月4日才认为伪作。说他可爱，是彭令先生可以肆无忌惮，堂而皇之把这些发表出来。

对于《海国记》的真伪，我的看法是“我确定《海国记》不是抄袭齐、费的使录和黄景福的《中山见闻辨异》”，对于怎样辨别真伪，我的想法是“对事件描述并结合清代其他使录的纵向比较，以及对出发日期、谕祭先王日期、册封世子日期、七宴日期、回国日期等日期的横向比较。”在此我正告彭令先生，你自编自导自演自娱自乐的闹剧可以收场了。

至于彭先生提到我的高论，我就只有回答：这个是版本目录学家，那个是文学专家。这个是国学大师，那个是民俗学家。这些都是权威？他们说的都对？没有任何问题？做学问不能盲目相信权威，只要觉得他们有错，就应该有自己的见解和质疑，也应对这些权威的治学之法有个人的认识。如果见到批评就指责，那会有什么进步呢？如果在发现权威的问题时，依然觉得权威的认识是正确的自己的是错误的，不迷信自己的见解，坚持权威的真理，那可真的是不迷信坚持真理。

                                结语

蔡教授，你一会儿《荀子》，一会儿《孟子》、一会儿《孔子》、一会儿《老子》，东征西引，但在论证《海国记》的真伪上，一方面搞猜古，大猜谜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一方面又搞释古，但释不出个所以然。特别是你居然篡改《使琉球记》原文，让人唏嘘不已。另外，蔡教授的两篇文章，一会称我胡君，一会又称胡说，胡君我承担不起，你还是都统一为彭令先生希望的胡说吧。

彭令先生说我是“披着纯学术外衣，在关注、‘研究’与质疑钱泳手录沈复《浮生六记》卷五《海国记》中的言行，有损国家尊严、民族利益”我没想到，国家尊严和民族利益是用《海国记》这部伪作来衡量，真是可笑之极，希望彭令先生不要再大放厥词了。

我从网上得知《海国记》即将面世，可喜可贺，其实我们不能只看到彭令先生利益熏心的一面，彭令先生有两点值得称赞，一是促进我国辨伪学的发展，二是印刷出的一堆堆废纸可为再次回收利用提供大量源料。

总而言之，《海国记》不仅不是对中琉历史关系宗藩关系的真实记录，更不能证明钓鱼诸屿的主权归属。《海国记》对钓鱼诸屿的记载既添不了铁证，也驳斥不了日方的观点，而彭令先生居然以中国先占来定位，请彭令先生先弄清先占的定义，不要再愧祖先，耻后人。

                                       胡 新

                                岁次庚寅正月廿又一日

一、守礼坊匾额书写的是“守礼之邦”四字，非《海国记》所谓“守礼”二字。

二、册封使到闽及启行日期与事实不合。

三、过钓鱼台遥祭黑水沟以及对钓鱼台的描述改写自李鼎元《使琉球记》。

四、谕祭、册封日期与事实不合，其中册封日期取自徐葆光《中山传信录》。

五、两艘册封舟柁工兵役人数甚多，其余人数仅六十人左右，不合事实。

六、册封舟尺度改写自徐葆光《中山传信录》。

七、脚踏绵的过多描写依据《中山传信录》记录而来。

八、历史上琉球国没有红衣馆之类的妓院，《海国记》对红衣人的记载大部分出自凭空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