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回老家，听到一个消息，刘屯死了，是从敬老院爬出来被晒死的。
刘屯，我叫他屯哥，同族的一个哥哥，比我大20岁的样子，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族人们都把他叫“傻刘屯”。
他话不多但直，村里人说那是愣，印象最深的是他那硕大的脚扑打扑打的，常跟着我的大爷他的父亲赶着牛车下地。
可是我觉得他并不傻。每逢过年过节，他也总忘不了来看看他的九叔，也就是我的父亲，其他的哥哥们都是结伴而来的，只有他独来独往。不知道为什么，在我们家他的话相对较多，多年之后我总结的原因是
从哪说起呢，昨夜10时半，温州的稿子再被撤。
就这样，又一次被阉割了。
如果是歪瓜裂枣，割也就割了，偏偏是良种，在这样一个污浊的环境下，这样稍好点的种是不可多得的！不过这次还留了些活口，但愿别精干而死。
被一刀割到底的是洛阳创卫生城的稿子。也是晚上十点半，也都排好版了，转达gmlz指示，他在洛阳待过多年，稿子就不要发了。
屁股决定脑袋，这样，洛阳稿彻底被阉了。
最近真是诸事不顺，好在吴珊的驻马店稿，对方找到我这一级也算稳住了，若是再找到那个gmlz不知道有啥命运？
同样是找到我，吕宗恕的采访是保不住了。gab这位新闻处长也算是多年旧识，一位漂漂的njg，因为以前做了他们比较多的负面，因此在他们那里挂了号，她直言不讳“你以前搞了那么多，这次就让手下放我们一次，你们记者一天在武汉，基层就一天不安宁”，
的确是这样，有人跳墙了，要不他们为何监听宗恕的电话，把宗恕的身份调查的一清二楚，还找到了他的家。
倒不是因为和这位njg相识
从小到大，性格一直耿直，碰了很多钉子。记得大学时候想过要改变，可是后来做了记者，更爱较真，认死理，可能是借着一个特殊的身份，也收到了很大好处，尤其是针对那些受害的采访对象而言，他们觉得我的耿直帮了他们大忙。
可是后来，当很多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时，竟发现自己是如此的格格不入，总想着让事实说话、依靠法律总能获得真理和应得的权益，结果证明我想错了，越是这样，事情越会朝着僵局发展，越僵我也越想坚持个真理，可事实上，有时候，你赢得了真理，却输掉了利益。
两者，我更需要什么呢？
一直在问自己。
在那个喊拼杀的年代，在那个还算有激情的时代，我想我会要前者。
现在呢？不甘沦为一个唯利是图的小人，所以也就在矛盾中享受我的痛和乐，将孤立进行到底。
今日凌晨二时，在单位忙着还未完成的作业，王秦从家里发来一堆文字，是从一人博客上摘来的，让我猜是谁写的？
那种意淫（请允许我这样说）在红楼中的感觉，带着某种深层哲理的调侃，让我想起了我的领导。当然不敢确定。
王秦不停的发，我的猜测也变了两三次，最后终于看出这些文字的出处，于是，让我愕然，也顿生敬意，是那种由衷的。
不管怎么说，我的这位领导都会比我忙，可是他依然坚持噼里啪啦敲出这么多字，依然坚持最多的思想，这不得不让我佩服。
其实所有的借口都是借口，时间去挤挤总有大把，而任其流逝过也也就过了，但多年之后，当我们在京郊（我想八宝山可能去不了了）某处荒野将最后那点灰烬洒下时，我们是否还思想我们到底留下了什么?
母亲常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也曾在梦中感受过那种不再有灵魂的惊恐，它可能比失去肉体更恐惧。
其实这些文字就是关于自己的历史，亿万人中，我们无法去改变人类进程，也无法改变历史，但可以决定自己，可以书写自己的历史。也不至于到了灰飞烟灭的那一天，连点记忆都没有。
好几天没有往家打电话了，今天晚上和同事吃完饭后，给我爸妈挂个电话。和平时不同，是父亲接的电话，他说，这两天就他一个人在家，说我妈妈去城里看铁婴去了。
铁婴是我弟弟，父亲说，铁婴得了个灾，浑身没劲，只能躺着，还请了个神看了下，说不严重，我在电话中朝父亲大喊，干吗不去看医生？
“铁腕书记”仇和离任宿迁
相关报道（点击进入）：
4月13日，仇和离开宿迁赴南京。此前一天，江苏省委副书记冯敏刚、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郭广银宣布：仇和调省政府工作，任副省长，不再担任宿迁市委书记、市人大主任职务，张新实接任宿迁市委书记。
1996年8月，仇和调至宿迁，参与宿迁市筹建领导小组，后从副市长升任市委书记；今年1月20日当选副省长，但并未马上从宿迁离任。
在宿迁十年，仇和强力推行种种变革：铁腕拆迁
二、再说尹世忠。 今年3月14日，再次接到尹世忠的电话，真的不知道该对这位农民说些什么。我想，当天他肯定也是看了温总理的记者招待会的，总理在回答英国《金融时报》一位记者提问时强调“要给农民土地经营权以长期的保障。”
2005年12月15日，河北定州“6.11”血案开庭了，又想起半年前在定州所经历的幕幕，也包括那个曾被众人关注和其命运被赋予诸多不祥猜测的四川籍民工陈忠明。
一年来，除陈之外，更多的新闻当事人进入我的生活，因着他们的存在，让我尽享了欢畅、悲痛甚至煎熬，我无法用最贴切的词语去形容他们带给我的改变，但他们所经历的生和死在某种程度已俨然成为这个年度的烙印。同样的方式，简记你们中的部分。
2004年，让我记住的事物和人有太多太多，每当下雨，还会想起5月份在江西采访薛荣华那个案子和另两名记者所共历的一段'雨中情结'。
5月19日的晚上，当我正在江西省南康市金鸡乡薛荣华的老家采访他的母亲时，这时华商报的郝建国以及武汉晨报的摄影记者张思满身是泥的进了屋，我们互相惊呆了，因为谁都想不到除自己外还有其他的记者会几个小时内从南昌赶到几百公里外的南康，又会在晚上冒着雨走上几公里的泥泞的山路找到薛家。
那天深夜，我们三个拉着手一步步的走出那个村子，那一刻，我们在品尝着自己的悲壮——我们的衣服都湿透了，皮鞋里灌满了泥，我记得郝建国的鞋还露了脚指头，当时顾不得理会这些，只想平安的出了这山，因为脚下的泥路不到一米宽，稍微一滑，就会跌入山下的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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