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书经眼序
“有书满架，有酒盈樽”是曾经的梦想,所以很多年一直在搜书、聚书。现在才明白书不过是半亩方塘，我们要做的就是撑竿跳过去，书是要被弃绝的，不然就是书虫了，本然的生活就要枯萎了，上帝造人决不是只让他来读书的。
读书也是要看品位和深度的，有一个作家朋友告诉我她一个星期读完了康德的三大批判，让我结舌，不知是怎么样的读法？我怀疑她是当小说来读的。
读过去的书就不说了。想把今后读的一些书写成点什么，眼过留痕，不至于让回忆太过苍白，智慧是醉人的，但追逐智慧的过程是不是也同样醉人？
&n
庚寅年（2011年）终于在鞭炮声中过去了，一年下来，我的总体感觉用两个当下很流行的字描述，就是“忐忑”。的确，很多事让人寝食难安，很多人让我不胜其烦，但就像我不过年年过我一样，无论是积极应对还是消极承受，最终总会尘埃落定，总有个曲终人散。
两年来逐渐明白了环境对人的决定性作用，也明白了奋斗的真义：在什么地方，和什么人一起，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生下来活下去是最基本的生存底线，在当下社会恐怕已经不是问题；但能否按自己的想要的方式活，活的符合理想、接近完美、有尊严就很成问题。近几年来，我的奋斗不得不瞄准这个目标，一任外在的人事如何扰我、如何阻我，方向不能动摇，步伐不容犹疑。当然，我行事向来是有原则的，对于信奉神明的人而言，任何时候都不能湮没良知，这样才能心安，才能活得坦荡。有些事即便不愿做，或不利于我，仍要尽力促成，世上事，多半是有心栽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不要问收获，只管去耕耘。
最大的问题还是生活态度
第五届全国现象学科技哲学会议刚刚在烟台养马岛落幕。这次会议似乎安排了专人负责记录，不过吴老师仍然要我写一份会议记录，当然我自己本来也就想写一写的。更重要的是，有多位老师当面对我去年的游记表示赞许，并希望我今年再写，这让我倍感鼓舞。尽管我的记录以批评和吐嘈为主，但老师们的确心胸宽阔，能够容纳我大放厥词的行为。
今年的报告人数最多，报告仍然分为有点评和无点评两种，但有点评的报告少了许多，大多数报告是20分钟主讲加10分钟自由讨论的形式。总感觉这次的会议密度又大了一些，听完一天的报告之后累得脱力（当然这可能是饮食条件的问题，每顿都吃不饱，后叙）。
和去年一样，我还是以自己的视角按时间顺序写吧：
8月
2011年8月11—14日，由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主办的第5届全国现象学科技哲学学术讨论会在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养马岛隆重召开。会议共有40位正式代表与会，分别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国科学院、上海社科院、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中南大学、东北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南理工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河南师范大学等全国23所高校和科研机构，共提交论文40篇。本次会议的顺利召开必将进一步推进汉语学界的科技
近来，我常听说北大外哲所走向了衰落。作为从那里毕业出来的学生，我深为此惋惜，但我以为，她的衰落是无可避免的，以她大约十年前我看到的状况，就已注定了要走向这一天。
我于1993年考入外哲所，攻读现代欧陆哲学（硕士），一年后选择了王炜作为我的导师，以胡塞尔哲学为我论文主题。由于恶性神经衰弱始终折磨、困扰着我，加之找不到工作，不得不休学一年，延迟毕业。算起来，我在外哲所呆了四年光阴。
这四年里，我接触了熊伟、张世英这样的前辈，和陈启伟、杜小真这些当时小有名气的学者，他们已是外哲所的顶梁柱，在我刚步入外哲所前后，又加入了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张祥龙、陈嘉映两位后来使外哲学增辉的年轻哲学家。当时的所长是陈启伟，其恩师是前任所长洪谦先生，他在我进所前一年谢世，二年后也即1994年，熊伟先生也离世。离世前一个月，他还在给我们讲德文原著海德格尔的《什么是形而上学》。我刚进所时，人们偶尔会谈起洪谦先生，但不久他就消逝在人们视界内（虽然后来开了一个洪谦国际学术讨论会）。熊伟先生过逝后，人们也很快就遗忘了他，尽管出了
作者:张祥龙
摘要:《海德格尔全集》75卷中有一篇海德格尔引用《老子》11章来讨论荷尔德林诗作独特性的文章。本文首先披露这个事实，并探讨它对于了解海德格尔与道家关系的意义。这个新文献与以前发现的有关材料不同，它不仅出现早，而且是直接针对《存在与时间》的核心思路而引用和阐释《老子》的，同时还涉及他的后期学说。海德格尔将老子讲的“无”或“朴”解释为一种发生性的“之间”，并认为它是理解“正在来临的时间”和诗人独特性的关键。这种解释既是对他前期“存在与时间”学说的深化，又是对他后期的主导思路――“自身的缘发生”（Ereignis）――的方法论特点的揭示。由此可见，与《老子》的对话是海德格尔思想本身的内在需要，道家与荷尔德林（包括晚年荷尔德林）起码自三十年代开始就是海德格尔哲理灵感的最深来源。
2000年出版的《海德格尔全集》75卷[1]题名《关于荷尔德林；希腊之旅》，它的主体部分由海德格尔讨论荷尔德林[2]诗作的一些未发表遗稿组成。[3]其
陈嘉映
十几年来大陆文化界海德格尔谈得极多，但直到这两年才连续有几本中文的专门研究著作出版，如孙周兴的《说不可说之神秘》（上海三联，1994年），张汝伦的《海德格尔与现代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靳希平的《海德格尔早期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拙著《海德格尔哲学概论》（北京三联，1995年），张祥龙的《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北京三联，1996年9
月；下称《天道》；以下引文均引自此书），一时间，海学可说形成了西方哲学研究领域中的显学。
这几本书中，前几本都是就西学论西学的，唯张祥龙这一本从海德格尔一直谈到中国思想和印度思想。西方、印度、中国，我们得“从头了解清楚此‘天下三分’的大势态……非如此就找不到我们中国思想的真实位置”（194
页）。东西方比较，方方面面，这些年闹得最热闹，但祥龙君为人为学都极不喜赶热闹，他所做的这番比较，不在寻章摘句，把海氏著作与东方思想排比并列，找出些人所周知或莫名其妙的异同之处，而是希望进入“相摩相荡、氤氲化醇的对话”（引言第1
页）。读罢此书，感到这是一次真诚的、而且是高水平的尝试。祥龙君于中国
靳希平、李强/文
1.中国人与海德格尔的邂逅
中华文明在长达至少五千年的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吸纳周边文化的不同成分，将它们融合为自己文化本体的有机要素，以致今天我们有些中国人很难说清楚，悠久的中华文明中哪些是纯粹的华夏元素，哪些是来自友邻异邦的成分。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几乎有11个世纪是华夷共处或由非汉民族统治[2]。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文明是在华夷各族不断融合的历史过程中结晶而成的。
从
清末民初起，中国知识分子先赴东洋，再远涉欧美，寻求新理念。西方思想由此真正被引进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康德主义、黑格尔主义、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尼采
哲学、逻辑实在论、北美实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自由主义……，简而言之，日本、欧洲和北美有什么新学派或者
新观念，就能在中国找到它们的追随者和信徒。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1929年被译成中文，是继英译本之后的第二个外文译本。杜威（1919）和罗素（1920—1921）访问中国并发表演讲，中国知识青年对他们趋之若鹜。胡适（1891—1962）是这一潮流的领军人物。现象学跻身于这一大堆主义之中也传入中国。不过，
中国古代哲理与马丁?海德格尔思想有某种特别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对于理解双方都很有积极的意义；这是一个已经被一部分海德格尔的研究者意识到，有过一些讨论，但还须要进一步研究和深化的命题。后期海德格尔多次提及“东亚”，讲到与东亚思想对话的必要，还曾与日本学者就语言问题做过对谈，但是就目前所能得到的公开发表的海德格尔著作而言，似乎可以说，在“亚洲”或“东亚”的范围内，海德格尔主要是与中国的道家进行了完全主动的并很有深意的哲学对话。而且我们还知道，海德格尔一生中评论过许多哲学家和哲学思想，但他无保留地推崇的“诗性的思想”（dichtenden
Denken），只属于前苏格拉底的古希腊哲学家 、荷尔德林 与老子 。
本文的目的是提供一个海德格尔与中国古代哲学关系的概述和评价。第一部分将介绍海德格尔关于道家的言论（其中有两条是迄今国际上流行的有关文献中所没有的），分析它们的含义，由此而得出一个初步结论，即他对老庄的强烈兴趣有着哲理本身的原因，他本人的思想发展受到过道家的影响，或起码与之产生过内在的共鸣。他想通过熟悉老庄的思想，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打量西方哲学传统，并为现代技术造成的人类困境寻求解脱之路。第二部分将审查和
很早就想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做一番全面的清理和研究。90年代初，当我写《思辨的张力》时，就已经接触到对《精神现象学》中一些段落的分析，从那时候起我就萌发了想要对这部巨著加以详细考察的欲望，并在由杨祖陶老师为我的书所写的序言中作了预告。但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20年，预告中的“《精神现象学》研究”还没有问世。经常有人问我这项研究进行得怎么样了，我都只好愧对，或者以时间太紧、无暇顾及来推托。的确，多年来我想要做的事情太多，手伸得太长，以至于几乎忘记了自己当初所立下的誓言。
最近终于有机会来兑现这项20年的夙愿了。上学期我在武汉大学讲授康德哲学的课告一段落，完成了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的句读，虽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康德著作未能一一解读（如《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但毕竟已有了一个大致的全貌（三大批判外加一个《基础》的逐句讲解）。考虑到时间已经不多，我要把时间和精力用在我最有兴趣和体会的事情上，所以我下决心暂时放下康德哲学，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这部最难读的“天书”进行一次集中的攻关，即做一次逐句解读（我称之为“句读”）。
当然，句读不等于就完成了研究，它只是提供了研究的
添加到我的博客
加载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