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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来自重逢，这出自一位德国社会学家之口。在一个陌生人社会里是不可能产生信任的，因为大家都是一锤子买卖，交易之后你就别想再找到我。
在一个熟人社会里，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一来不好意思不守信，二来谁要是不守信就会被圈子抛弃，在过去的宗法社会，族长还有生杀大权。所以，我认识你，我还能见到你，这构成了一种制约，也可以说这种制约成了串蚂蚱的绳子，大家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如今是一个市场经济的时代，是一个陌生人时代，这样一个社会，我怎么再次找到你成了一个问题，于是，身份与资质注册登记、中介担保、法律诉讼等构成了陌生人时代的一条栓蚂蚱的绳子。
北方的天气好冷！南方下得雪好大！这是全球变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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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到一个家庭，中到一个单位，大到一个国家，人际关系乃至社会秩序相对稳定，才能有正常的生活和生产经营，否则，不说“一事无成”，起码是“效率低下”——“维护社会稳定”这个“大道理”大家都懂；不过，眼下，在我看来，“维稳”的前提是“维宪”。
说起“维稳”，也不是没有成功的先例。去年上海的“11·15”特大火灾，那事态不能说不严重，死伤人数不能说不“众多”，经济损失不可谓不大，但上海市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在处理这一事故过程中，包括临时吃住在内，“想灾民之所想，急灾民之所急”，将善后工作做细做实，可以说，“11·15”事故的处理基本上没有“节外生枝”。然而，现在的问题是，面对我国《宪法》所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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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追求正义的国家，一定在财产权流转的问题上，坚持这样一系列原则：第一，一切财产权的流转，应当通过自愿交易的方式进行。第二，公共利益需用的土地、房屋或其他财产，也应当首先与现持有人进行自愿交易。第三，只有在自愿交易无法进行，而公共利益确有需要的时候，政府才可以出面，通过司法手段动用征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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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的底线时而浮上来，时而沉下去。面对像汶川地震这样的大灾大难，我们会欣喜地看到文明的底线浮出水面，而当看到虐狗这样的画面，我们又无法寻觅人类文明的底线到底在哪里？或许你会说，那只是一个人的事，而且那只是一只狗，这能说明什么呢？是啊，这能说明什么呢？
首先，为什么我们会如此心痛？应该承认，狗离我们的生活太近了，许多人会有和狗或猫这些我们今天称之为宠物的动物有着亲近体验，有些养宠物的人会把它们当成自己的家庭成员，象称呼孩子一样地称呼它们。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它们是我们的生活共同体，所以，当它们受到虐待，我们就会感觉我们的生活受到了虐待一样，这让我们无法忍受。
再有，虐狗者是不是我们人类中的败类？当我们对虐狗这样的事痛心疾首时，一般会对虐狗者恨之入骨，认为这样的人一定十恶不赦，但当接近这样的人时你会发现他们没有那么面目可憎，甚至有的人还相当和善，台湾就有过这样一个例子。那么这是为什么呢？这当中有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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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2月，柏林墙倒塌两年后，守墙卫兵因格·亨里奇受到审判。在柏林墙倒塌前，他射杀了企图翻墙而过的青年克里斯·格夫洛伊。亨里奇的律师辩称这些卫兵仅为执行命令，别无选择，罪不在己。然而法官西奥多·赛德尔并不这么认为：“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之时，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而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最终，卫兵亨里奇因蓄意射杀格夫洛伊被判三年半徒刑，且不予假释。
体制内的作恶者莫不把体制与命令作为其替罪的借口，为自己主权沦陷、良心失守卸责。然而，即使是在黑暗年代，生活仍是可以选择的。君不见，在修砌柏林墙的第一天便有东德卫兵直接逃到西柏林，而柏林墙正是从那天开始了持续几十年的坍塌。
你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卫兵。亨里奇案作为“最高良知准则”的案例早已广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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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有可能误导我们，比如在统计学上平均数和中位数就有着很大的区别，在评估诸如国民收入水平时，中位数就可以不受极大值与极小值的影响而使统计与现实偏离，平均数就有这个问题。所以，了解中位数并不单纯是了解一个概念，更重要的是它能使我们认清为什么统计数据和我们的现实感受有时不一样。
中位数（Median）统计学名词。人教版初二教材内容（在高中必修3中也会出现）。北师大版初二上册内容。
1、定义：一组数据按从小到大的顺序依次排列，处在中间位置的一个数（或最中间两个数据的平均数）。
2、中位数的优缺点：中位数是样本数据所占频率的等分线‘它不受少数几个极端值得影响，有时也会成为优点。
3、在频率分布直方图中，中位数左边和右边的直方图的面积应该相等，由此可以估计中位数的值。
求中位数时，首先要先进行数据的排序（从小到大），然后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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