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撞死居里夫人丈夫的那位马车夫没有因为撞死居里先生而出名，但是，你不一样，“小伙子，你的运气真不好，你要是撞死了我萧伯纳，你就可以因此而名垂青史了。”这是萧伯纳先生被一位骑车的小伙子撞翻以后说的一句话。
　　但是为什么撞死了萧伯纳会名垂青史呢？小伙子大概是没有弄明白的。是居里没有你萧伯纳著名？难道撞人也要撞一个更著名的人？
　　难道，当那位骑自行车的小伙子将萧伯纳撞倒以后，幽默大师真的认为小伙子应该将他撞死不成？小伙子肯定是没这胆量的。无意中将人撞倒了，惊吓之余，或者是还懂礼貌的，赶紧问候别人还犹恐不及，岂敢滋生恶意的念头！当然，也并非是萧伯纳有意纵容，扩大事态。再怎么样往坏的方面去想，也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吧！可是已经被人撞倒了，事情不发生是已经发生了，“小伙子，今后骑车可要当心着点儿呵！”忠告他，教育他……这是一种解决方式。或者，爬起来，骂他娘的一个狗血淋头，再演绎成一场司空见惯的街头骂战。这是又一种方式。萧伯纳被扶起来以后讲的，是幽默大师的方式。

    在地理位置上，珠穆朗玛峰的北面是中国，它的南面是尼泊尔，那么，在中尼两国的边界划分上，你们两个国家就将“平分这座山峰”啰？1955年8月，中尼两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中国总理周恩来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举行记者招待会，一位美国记者为中尼边界划分设计了这样一个“平分山峰”的“方案”来问中国总理。
　　可能，这只是一个边界划分的“纯技术”的问题，是“平分”或者其它什么样的“分”，总之是，国与国的边界总是要“划分”的。如果这一段是以珠穆朗玛峰为界，当然也就存在着如何划分珠穆朗玛峰的问题。记者先生，你就正是很关注这个问题的西方人士之一。可是，中国总理回答那位西方记者：在我们所关注的，却是“这座山峰把我们两国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不是你们所说的把我们两国分开”这样一个“地利”的因素。因此关于珠穆朗玛峰，不论咱们中方叫一个什么名字，尼方叫一个什么名字，那座山峰，都是存在于中尼两国之间的一座山峰，所以不论你怎么样人为地划分，那一座山峰都不能够分别为两座山峰的。
　　一座山峰，当时的一些西方国家要想用它来将中尼两国分开，这个目的，显然没有得逞。

    《史记·吕不韦传》记载，《吕氏春秋》编成以后，张榜于咸阳城门，告之国人，“有能增减一字者，予千金。”一字就能值千金，这是能改动《吕氏春秋》的赏赐，那一个字的价格，好高好高的哟！因此别说是一个字，多几个字，或者就是一句话，在你我的使用当中，也能“值千金”，取得巨大的经济收益，这应该是读书人随时务必留心的机会。
　　这机会，就曾经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李华博士给逮住了。1985年，李华留学法国获得波多尔第二大学葡萄酒学院博士学位以后，谢绝了很多的好意挽留，回到了祖国，“先后创办了我国第一个葡萄与葡萄酒专业和亚洲第一个葡萄酒学院，奠定了我国葡萄与葡萄酒工程学科的科学基础。”至于酿出了“葡萄美酒”，这自然是李华博士学以致用的必然成果。可是咱们中国产的葡萄美酒，能不能与法国的葡萄酒一争高下，并且打入法国的市场呢？这个难题，李华先生是怎么样攻克的，因为这不是本文的话题，我这里就一笔带过了。我们这里要说的是，进入法国市场的中国葡萄酒，在经香港转出口的时候，问题出现了：根据港方的规定，于出口的酒类，要分别征收不同的关税，比如这葡萄酒，它是洋酒，要征收百分之三百的关税。但是土酒呢，

     2005年7月28日的《南方周末》刊有龙应台女士的一篇文章：《“不可以”精神》。其中有一段，说她在香港的一次经历：“那时才到香港没多久，在一个大商厦里随意地逛，几个小时下来，手上提着挂着的大包小包愈来愈多愈重，但是我既不渴也不饿，不想进一个咖啡厅里呼吸别人的二手烟，于是就在一个角落的台阶上坐了下来。大大小小的纸袋堆在身旁，那光景，大概有点像纽约街头的流浪‘垃圾婆’。”这样坐下来“三分钟不到，管理员就出现了。不行，这里不能坐。‘为什么不能坐？’我反问。”管理员回答说是：“不能坐就是不能坐。”这是不少地方的管理员在他们行使管理职能的时候都会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一个当然的理由。
　　那么，“是哪儿的规定说我不能在这不妨碍任何人的地方坐一会儿？”龙女士反问一句。有这“规定”吗？肯定是没有的。龙女士是文化人，那些用文字表达的意思，还有什么是她不清楚的呢？所以龙应台就知道，这地方并没有什么规定说是“不许坐”的。既然如此，你这位管理员行使的什么管理权呢？通常，那些管理员又都会遭遇“有没有规定”这样的反问。拿不出“规定”来，你管的码事！
　　可是，龙应台碰到的这位管理

    中国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妓女，这是一个历史问题，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新的社

会制度，关闭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妓院，将以前的妓女改造成为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因此，新中国就

已经没有妓女啰。可是，一位西方记者还是明知故问地向时任共和国第一任总理的周恩来提出了这么一

个问题：“请问总理先生，现在的中国有没有妓女？”
　　刚才不是已经说过了，新中国已经没有妓女了。这位记者为什么还非要寻求一份“总理答案”呢？

总理的答案与当时实际的工作难道还会有什么不同的吗？听周恩来说出一句话来，那可真是语惊四座。

周总理答那位记者问说的是“中国还有妓女”。不是说中国没有妓女了吗？现在是中国的总理说了还有

妓女，这是好大好大的一块大新闻哟！就在那位提问的记者还没来得及偷着乐的时候，周恩来总理把刚

才还没讲完的话讲完了：“中国在大陆消灭了妓女，但是在我国的台湾地区还有。”台湾是中国的版图

，但不是新中国的范畴。所以要说到中国有没有妓女，“有啊！”咱们的台湾地区就还有。这是据实以

告，不是什么光不光彩的事。
　　为什么一

     胖子与瘦人，又展开了一场以身体作比较的口水仗。挑起这场是非争端的，是“一个胖得象猪一样的资本家”。从前的富人，“白白胖胖”的象征性标志让人一眼就能辨别什么是富得流油。可是“萧伯纳先生，你为什么会这么瘦呢？”哦！我知道了……这位胖子惹事生非地给萧伯纳讲：“一见到你，我就知道目前世界上正在闹饥荒。”闹饥荒，缺吃没吃的，所以你才会这么样地瘦。
　　再进一步找原因，你萧伯纳的瘦，那是因为你穷，你在“闹饥荒”呗！总之，你瘦就没有我胖富有，你不富有我富人就要拿你开涮。估计，这就是那些时候的富人逻辑。可是，我们穷人为什么会“闹饥荒”呢？这原因是什么，你胖子知道吗？大概，你是不知道的。于是，萧伯纳接过话题，也给他讲：“我一见到你，就知道目前世界上正在闹饥荒的原因。”萧伯纳的话就到此为止了。至于“闹饥荒”的原因，其实还没有说出来。但是当着这位胖子富人的面，还是不说破的好，这就是大师留下的幽默。

    如果能看懂漫画的，应该就能听得懂相声。因为根据候宝林先生的定义：“漫画是无声的相声”；因此相应地讲：“相声则是有声的漫画”。当然，如果你看不懂漫画，相信候宝林先生亦能理解你听不懂相声是情理之中的事。
　　但是，如果香港人听不懂候先生您说的普通话，他们会来听您说相声吗？这是1982年中国曲艺团第一次到香港演出的时候，记者招待会上，一位西方记者向候宝林先生发出的一轮“攻势”，话，是这样问的：“候先生，你说的是普通话，可香港人主要讲的是广东话，你说的他们听得懂吗？听不懂会有人来听你的相声吗？”这是那位记者担心香港人讲广东话而听不懂候先生用普通话说的相声而冷了候先生的场，还是不看好香港人会去听候宝林说相声？那么候先生，您有这份担心吗？
　　当时的情况，对照几份材料的记载，关于候先生的表现，都一致地表述为：“候先生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凡是来的都听得懂，凡是听不懂的都不会来。’”这有什么好操心的呢？比如这位记者，你不也是被“候旋风”给刮到场来了吗？
              

    监狱，那是什么人进出的地方！当然，除了坏人，也有好人蒙冤被害进监狱的。但是为什么坐牢进监狱，是坏人还是好人，总而言之还是有些原因的。那么李达将军，“你是怎么坐的牢，又怎么出来了？”1971年的时候，毛泽东见到李达，知道他在“文革”初期即被投进了秦城监狱，坐了4年的牢……问问，这是毛泽东对李达将军的关心。
　　上将李达坐牢，同因为文化大革命而被陷害的其他国家领导人、军队领导人一样，只是其中的一位。凡是经历过那段历史和知晓那段历史的，总体上都是知道包括李达在内的那些领导人受害的共同因素。至于个别，比如李达将军，欲加给你的罪，何患无辞的“辞”，应该有些不一样吧？毛泽东问的，或许就是要想听听这个别的情况。
　　该是李达将军伸冤的时刻到了，把那4年牢狱的苦水，在伟大领袖的关怀下倾诉出来吧！此时不说，更待何时？但是，李达将军好像是没明白为什么坐牢似的，他回答毛泽东说：“我是糊里糊涂进去的，又糊里糊涂出来。”4年牢狱，就这样轻描淡写两句话，能是这么简单？会是那样“糊涂”的吗？毛泽东把话挑明了：“李达不糊涂。”
　　为什么说“李达不糊涂”呢？因为“文革”的苦，是不能在

     晋朝一位高僧叫竺法深，深得元帝和明帝的敬重。但是这二帝之后，其间有一段被人遗忘的时间。直到哀帝司马丕即位，才又想起了本朝还有的这样一位高僧，于是哀帝便经常派人到竺法深隐居的剡县把竺法深大师请到京城来讲经说法，竺法深才又恢复了与宫廷的密切关系。
     这期间，后来成为简文帝的会稽王司马昱与竺法深好像还建立了一点特别的友情，因此二人过从甚密，来往得比较多些。或者说，是竺法深在司马昱那里的时候比较多，因此这就被后来做到丹阳尹的刘惔碰到了。刘惔肯定是对竺大师与豪门贵族的密切关系持不同政见，既然碰到了，那就当面问问：“道人何以游朱门？”作为僧人，干嘛老往权贵家里跑呀？那不就成为“俗人”了吗？竺大师大概也不能否认这是个问题。但是竺大师却告诉刘丹阳：“君自见其朱门，贫道如游蓬户。”“朱门”，那是你刘丹阳眼中看的，在我贫道竺法深，则如同出入平常人家是一样的。据说，竺法深还真不是一个口是心非的僧人因此而被誉为“方外之士”。

     南齐王僧虔，是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四世族孙，也练得一手好书法。而齐太祖萧道成呢，他“亦善书”，也是一个书艺高手。在齐太祖日理万机的工作之余，书法于他，“笃好不已”。这样的兴趣到了什么地步呢，齐太祖“尝与僧虔睹书”，提出要与王僧虔比试比试书法的技艺。
     你王僧虔是专家，但是朕就要向你提出挑战。皇上要挑战臣下，那还有啥空话可说呢，王僧虔还有敢不应战的？于是君臣二人各写楷书一幅，“书毕，帝曰：‘谁为第一？’”这书法写好以后，齐太祖要王僧虔评评，谁写得好，谁的书法第一？两人相比，一个第一，另一个就只能是第二啰。好像，齐太祖没有要王僧虔给出并列第一的意思。我齐太祖就是要与你书法世家出来的比个高低，这是齐太祖要与王僧虔比试的自信。
     然而，如果直截了当地说，齐太祖的书法，一定不在王僧虔之上。但是如果这样说了真话，那可是会冒犯龙威的。但是如果对皇上说假话，把好的说成差的，既贬低自己，也是“欺君”的罪。所以怎样回答，都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难题呢？“僧虔对曰……”王僧虔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