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大地之歌》

他站在台上，身高不到四尺，然而当他开始唱马勒的《大地之歌》第二首第一句的时候，我几乎热泪盈眶，不能自持……太美了，美得仿佛“此曲只应天上有”。

他是德国人，名叫夸斯托夫（Thomas Quasthoff）。

《大地之歌》一向是我最钟爱的马勒作品，原因有二：一是内页的歌词源自唐诗，二是曲子作得回肠荡气，令人不能自持，真可谓酒不醉人人自醉。

乐迷都知道，《大地之歌》中的六首歌曲，一向是由一位男高音和一位女中音唱的，二人轮流各唱三首，男人高歌饮酒欢乐，女人却娓娓道出人生之哀愁，而最后的一场《告别曲》，足足有三十分钟之久，既向送行的朋友，也向人生告别。就唐诗的成规而言，送行的必是男性朋友，不可能由一个女子吟唱，否则只能是闺怨，而非送君千里。马勒的原作中也特别注明：女中音唱的三首歌曲也可以由男中音唱，其实这样才更合歌词中的意境，然而，男中音演唱此曲的人极少，除了大名鼎鼎的费雪·迪斯考(Dietrich Fischer Dieskau)之外，几乎无(男)人可继其后。

直到我听到这位侏儒的歌声。

夸斯托夫的声音与费雪·迪斯考大相径庭，

我在正式受聘任教哈佛之前，到哈佛访问两次，每次一学期，以便作一个最后决定。
第一次访问时间是1992年秋季，次年秋季再由西岸回来访问一学期，直到1994年才正式上任。因为每次访问时间都不长，所以由系方安排住在学生宿舍的一套专为访问学者准备的客房。哈佛本科生的宿舍设备十分奢华，简直像一个小学校，令我大开眼界。哈佛的学生宿舍叫作“舍院”(House)，指的并非一间房屋，而是一个住宿单位和团体，往往有数幢房子组成：除宿舍外还有餐厅、交谊厅(Junior Common Room和Senior Common Room两种，前者供学生用，后者供学者和客人用）、舍监(House Master)住屋、各种客房和供住舍研究生的居室；有的还备有小剧场、钢琴室、小教堂、图书馆和花园草地。学生住在这里，衣食住行有人照料，外加研究生辅助教学和解决疑难，而且每周定期由舍监开茶会或宴会，每学期必有一次盛大餐会，由学生邀请自己喜欢的教授参加。到了圣诞节前夕和春季学期快告终时更有舞会和各种娱乐节目。各个宿舍风格不同，各出奇招，譬如我所属的“罗维尔舍院”（Lowell House）每年冬季都举行一次华尔兹舞会，先教学生跳，然后舞会在晚上九时开始，由在哈佛做访问教授第二部在哈佛教学的

我在哈佛任教，前后总共十年(1994～2004年)，是我在美三十多年教书生涯的最后一站。在此之前，我曾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1990～1994年)、芝加哥大学(1982～1990年)、印第安那大学(1976～1982年)、普林斯顿大学(1972～1976年)、香港中文大学(1970～1972年)和达特茅斯学院(1969～1970年)教过书。前后换了六所学校，连我自己回想起来也很吃惊。
最后回到母校任教的机缘，我曾在《徘徊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一书中谈过，主要是靠韩南(Patrick Hanan)教授对我在学术上的照顾。当年我和他素不相识，却因鲁迅研究结了缘，那时他是哈佛东亚语文学系的主任，极力争取一个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的职位，后来千方百计才从台大请来王德威，但德威做了三年就另谋高就，去了哥伦比亚(现在时隔十五年他又回哈佛再接我的位子，非但名至荣归，还顺理成章)。韩南和接任系主任的杜维明又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请我到哈佛来任教。事后我才知道，哈佛请资深教授的办法和他校不同，先由系方遴选教学的经验第二部在哈佛教学的日子推荐，再报到校方，由文理学院院长亲自写信给同行学者评审，再把系方的候选人和其他四五位学者列在一起请行家比较，换言之，候选人必须在这个名单中脱颖而出，得到所有

——从反越战到嬉皮我在哈佛读书的20世纪60年代，适逢美国介入越南战争，越陷越深，因此国内反战的风潮也愈演愈烈，年轻人和学生——不少是及龄应召入伍的候选人——当然反对得更厉害，终于演变成各种反政府的学潮，哈佛学生也不例外。我虽然没有卷入，但也受到其余波的震撼。
“反越战”之风也波及到我的学术专业。当时有一批激进派的研究生，后来组成了全国性的组织，并出版了一个很像样的学生刊物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其中有一个领袖人物名叫James Peck，写了不少篇寓言式的文章，点名批判费正清，认为其学术观点不正确，有偏袒美国政府之嫌，而费教授“宰相肚里能行舟”，反而邀请他的这个学生和他公开交换意见，化干戈为20世纪60年代哈佛的学生生活第一部在哈佛求学的日子玉帛。我在台下“观战”，禁不住佩服费教授的雅量，他这一招与我在课堂上批评他的反应如出一辙。但我更佩服的却是业师史华慈参加的一次哈佛教授反越战论坛，我在台下听到不少于六七位名教授发表言论后，史教授出场了，非但独抒己见，还力排众议，把前面一位俄国教授修理了一番。即使是反战，我的老师依然不忘学术，把思想史活学活用，令我折服。我也由此学到一种思想

让听古典音乐成为习惯

一晚与妻子到文化中心观赏香港管弦乐团（也简称港乐）的《莎乐美》歌剧音乐会，观后兴奋不已，次晨6点即醒，立刻起身写下一篇乐评，写完意犹未尽，于是又成此文。

记得20世纪70年代初，名指挥萧提接掌芝加哥交响乐团(简称CSO)，不下两三年就将其提升为美国最著名的乐团，各报章杂志争相吹捧，该团欧游归来，芝加哥人倾巢而出，夹道欢迎，甚至连电话簿也以芝加哥交响乐团作为封面!

芝加哥可以，为什么香港不能?香港音乐界早有一块璞玉——香港小交响乐团——前年暑期受法国邀请演出，却得不到香港政府的全力支持，仅剩一年就要“弹尽援绝”。而香港管弦乐团请到大师艾度·迪华特（Edo de Waart）担任音乐总监和指挥，却叫好不叫座，内中行政阶层的人事问题至今未能完全解决，长此以往，前途堪忧。特别是有鉴于香港管弦乐团演出《莎乐美》的成功，团员个个像是打了一剂强心针，士气如虹，与黄大德任指挥时代的那种有气无力的样子，“判若两团”。在此关键时刻，即使政府无力，香港的各大地产商和财团何不挺身而出，大力支持?诚然，香港管弦乐团每年的预算早已超值，但只要“货色”属世界一流，又有何妨?更遑论它

一

《帝女花》使我想起《阿依达》（Aida）！

有没有搞错？那么如果说：《阿依达》也令我想起《帝女花》呢？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我当然搞错了，用学术语言说，这是“误读”或“误听”，但从我主观的立场来说，这毕竟是一个令我惊异的发现。其实这是我妻先发现的，有一次我们在剑桥的家里看《阿依达》歌剧的DVD，看了不到一半，她已经猜出剧情的一半，待看完全剧，她不觉感叹说：“真有点像我最喜欢的粤剧《帝女花》！”我听后大为好奇，嚷着要看《帝女花》，于是在返港后就找到《帝女花》的一个陈旧不堪的CD版本——当然是任剑辉和白雪仙主演的影片版——我边看边被这两位名角的演技吸引住了，特别是白雪仙，她那如怨如诉的唱功和表情，真是把个明朝公主演得入木三分。但玉莹说任剑辉唱得更精彩，我一时不能苟同，怎么女扮男装演驸马？看来看去她还是个女子，很不习惯。后来我看任、白的粤剧多了，竟也和我妻一样，当她是男子，此是后话。

据我妻说：任剑辉和白雪仙是绝配！我起初也看不出所以然来，后来看了吴宇森导演的此剧版本，觉得布景、美工和摄影都胜过许多，但看来看去就是觉得男女主角不对劲，这才逐渐领悟到任

关于《牡丹亭》演出传统的对话

返美后，打电话和一位住在纽约的艺术界朋友聊天，话题扯到最近颇引起争议的《牡丹亭》上演事件，竟然也引发我们二人之间的争论。抄袭乐友戴天的手法，以甲乙二人对话记之，但我已经将之改头换面，所以，甲乙双方都不代表我的观点。

甲：《牡丹亭》未能在纽约演出，真是可惜。对我这种喜欢歌剧的人，虽不懂传统昆曲，但还是想看，甚至一掷千(美)金，也在所不惜。

乙：你说懂歌剧，但不懂昆曲，你知道昆曲是怎么演出的吗?这个演出传统，事关紧要，但美国的媒体，甚至香港的评论者，都没有报道分析。

甲：只有少数例外。我在电脑网络上看到几位研究中国音乐的学者的看法，对此皆有详述。

乙：我也看了，你对谁的观点最表赞同?我个人最同意黄琼潘教授的意见，她认为这位华裔导演处理《牡丹亭》的手法，实在与传统大相径庭，甚至有点哗众取宠，画蛇添足。她在写给《纽约时报》的公开信中说：陈士争导演也太过骄傲，以为自己的现代手法就是艺术，完全不顾三个世纪的昆曲演出传统和几代昆曲艺术家的心血和精力。
甲：你说演出传统，谁晓得17世纪的明末演《牡丹亭》的传统是什

音乐和电影——我的两大爱好——如果配在一起，又会产生何种作品?为我带来何种乐趣?答案有二：我酷好以音乐家为主题的电影；特喜欢听电影音乐。前者目前几成绝响，后者却欣欣向荣。

据闻某国领导人最喜欢三部美国电影——《乱世佳人》、《翠堤春晓》和《一曲难忘》。这三部影片中有两部是音乐片。《翠堤春晓》原名“伟大的华尔兹”，是华尔兹大王施特劳斯的一部传记片，片中有不少难忘的镜头，皆与音乐有关，特别是作曲家和女高音坐在马车上穿过维也纳森林的一幕，浪漫得出奇，也因之受观众宠爱(影评家则嗤之以鼻)。《一曲难忘》是一部描写钢琴家肖邦（Fryderyk Fanciszek Chopin）的传记片，我近日重温旧梦(看的是 DVD版)，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如醉如痴了。倒是另一部李斯特（Franz Liszt）的传记片(狄克·保加主演)拍得较好，幕后演奏的是大名鼎鼎的钢琴家乔治·博列特（Jorge Bolet），他生前录制李斯特作品的唱片，至今还是首选，演奏和录音都是一流。

如以音乐演奏作标准，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是《狂想曲》(Rhapsody，至今未见翻版)，伊丽莎白·泰勒主演。她在片中爱上两个男人——一个是小提琴家，一个是钢琴家；前者先以一曲《流浪者之歌》

《对等音乐》：一本不对等的小说

最近读一本英文小说《对等音乐》(An Equal Music)，读完颇不过瘾。作者维克拉姆·塞思（Vikram Seth）是一位奇才，原籍印度，曾写过千言史诗，人在加州研习电脑，在中国也住过，可谓纵横四海，雄才大略。此次以伦敦为背景，写一位弦乐四重奏团的第二小提琴手和一位逐渐耳聋的女钢琴家的恋爱故事，是一个新的尝试，然而却不成功，不禁使我联想到文学和音乐的关系与语言问题。

 用文学语言来描写音乐演奏，如何写法?用再多的形容词、再多的比喻、再多的意象，还是无济于事，因为音乐的语言是声音，而文学的语言是文字，这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作曲的方式虽然也是书写，但乐谱符号所代表的，不是形象，而是声音。记得多年前在芝加哥大学见过一位作曲教授，我把一份瞿小松的乐谱送给他看，是一首交响曲，我如读天书，他一边看一边频频点首，又摇头摆尾，如入无人之境，一页接一页地翻着，速度奇快，不到十分钟就看完，然后对我说：“我们作曲家有一个本领，乐谱上的符号可以立刻化作脑海中的声音，他这首作品我已经在脑海中演奏过了，相当不错!”

我当时觉得无法理解，后来和其他音乐界的朋友谈起，他

在哈佛读书将近八年(1962～1970年)，拿硕士学位只花了一年功夫，不费吹灰之力，因为硕士的要求不严，除了修够八门课外，只需把一门研讨课的论文作为硕士论文即可，或略加修改算数。博士学位则较难，除了中文和日文外，尚需第三外国语——法、德、西班牙或俄文。以中文为母语的学生占不了太多的便宜，必须修三年日文，第一年尤其要花工夫，每天要上课、做练习。我们那一班仅有五人，任教的是克莱格教授(她是日本人，丈夫Albert Craig是哈佛的日本史名教授、赖世和的大弟子)，因为人数少，她至今还记得我，还特别前来参加我的退休宴会，不胜铭感。
至于第三外国语，我则驾轻就熟，在台大外文系修了两年法文，后又从卜尔格神父补习一年，尚未忘记，所以在芝大和哈佛的法文考试都轻易过关。倒是语言和考试第一部在哈佛求学的日子我自告奋勇选修的俄文课，令我大费周折。我迷俄国文学和思想史，所以有一年暑假决定选修俄文初级班，但须在两个月读完一年的课程。暑假班的同学大多是中学生或其他各地来的大学生，早有了俄文根底，来哈佛读暑期班，其实是来玩玩的。唯独我这个研究生，个人背景和其他同学截然不同，所以立即受到老师的注意，上课时，老师不停地叫我：“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