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增加农民收入，确实还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如果明年政府在财政上 有比较大的支持的话，农村地区怎么样增加生产本身，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千家万户的小农户和大市场之间的联系，我们过去总结出农业产业化，在这方面有很多的文章做，从农业发展本身，可以讲一方面需要支持，需要支持的方面很多，就是关于金融方面的支持，当然如果说能够做到全国百强的农业的龙头企业没问题，但是大部分还都是中小型的龙头企业，他们的资金支持来讲相当困难，金融改革相当关键，农信社的改革已经启动了，这方面工作要加强落实。农村小额的贷款，这个对农户要加入到龙头企业，带动农户的基地，如果有小的贷款，对他来讲就能够解决资金的问题，同时可以在农村推动一些金融上面的创新，农民现在觉得贷款很难，使得农民没有好的资产作为抵押，如果说有龙头企业来给基地农户进行担保的话，有很多的好处，一般银行不愿意给农民做担保，是信息不对称，不知道哪个农户有能力，不知道哪个农户是不是借了钱以后，是不是好好地经营，但是龙头企业对于农户的信息是完全掌握的，而且它的技术是龙头企业提供的，它的产品是龙头企业购买的，对于金融所需要的很多的防范风险的客户信息不对称的信息都有，可以进行这方面的金融创新，由龙头企业成立担保公司，然后来给基地里面的农户扩大生产，或是准备加入的农户提供充足的资金进行担保，我想这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的措施。

　　另外就是地区中小银行的发展，如果能在农村地区包括城市地区能够很好地发展地区性的中小银行，那么它对于提供给中小企业，它本身就会是深化农村经济改革的很重要的部分，对于增加农民的收入会有很好的帮助。

我想不能简单理解为新农村建设，但是可能还是必须在以 改善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上作为入手点。有几个原因，因为刚才陈主任讲到，新农村建设有四个工作重点，一个是发展生产力，第二个是深化改革，第三个是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第四个是千方百计提高农民的收入，前面三个工作过去都谈过，新增加的是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不能说过去没做，但是这一次是作为明确的政策措施提出来的。

　　我觉得作为入手点还有另外的原因，关于新农村的建设，我也思考过，当时提出这样的思考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怎么样增加农民的收入，第二个怎么样改善农民的生活。从增加农民收入的角度来看，从长期的角度来看，要减少农村人口，就要牵扯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劳动力转移比较快的话，农民的收入就会增长得比较快。从98年开始出现生产能力过剩，给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制造了障碍。

　　怎么样解决农村里面的过剩劳动力，这里面存在着怎么样扩大国内市场的问题，我们知道农村还是一个相当大的市场，但是农村的市场要开发的话，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农民收入的问题，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的收入，另外就是要改善与农村有关的基础设施，过去农村的基础设施没有得到政府的高度的重视，我很高兴看到，增加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服务作为政策提出，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亮点，如果真的改善以后，改善了农村基础设施以后，才能改善农村这个市场，一方面可以给农村劳动力转移出来这条渠道畅通起来，就是增加农民的收入，第二个它也可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如果说跟农村有关的基础设施改善以后，农村就能够改变，有很多正面的作用。

　　我们政府的财政力量是在逐渐增加，现在新农村建设，它的目标提出来了，增加的财政这一部分，从目前来看，我觉得重要的还是在农村的基础设施方面，还有科技方面的都需要增加。

本文为第三届中国经济展望论坛上讲话

我跟蔡教授合写的《中国的奇迹》对中国的农业、农村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 角色，做了一个比较历史性、系统性地分析：建国以后，到78年，当时国民经济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完整的重工业体系，重工业仍是至今很密集的产业结构。

　　我们看到当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非常低，生产效率也非常低，农民的生活长期没有得到改善，而且到78年的时候，我们还有3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就是2亿5千万人，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对这个现状进行了很大的改变，最重要的就是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79年开始，大量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并且放开了农村的市场，带来了一段的超高速的发展。经过那几年的努力，农村的经济全面发展，而且城乡差距缩小，建立了基本自足的格局。

　　由于在农村改革取得了成功，从85年开始，开始了第二阶段的改革，在农村方面，整个的政策导向开始往新的方向发展，85年开始乡镇企业大发展，当时提出离土不离乡，这方面蔡所长有很多的研究。90年代开始，有很多从离土不离乡，变成了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进城，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我国的经济发展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发展过程中，如果说农村和过去比，还是有改善，但相对于整个城市来讲，差距就越来越大，就到90年代末，三农问题开始又引起了高度的重视，我个人很高兴看到这几年三农问题又引起了中央高度的重视，两个1号文件，十六届五中全会刚刚通过的关于

十一五规划的建议里面又提出要推动新农村建设，我相信这会对我们推动农村经济对我们农民的生活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措施。

本文为第三届中国经济展望论坛上讲话

尊敬的主席、各位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今天，我感觉非常荣幸，能够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到无锡来参加“2005世界城市服务业大会”，对于研究学者来讲，一个国家的经济怎么样，跟这个国家的城市化和服务业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以中国的例子来说，我们从1978年开始进行改革开放，这26年的时间里面，平均经济增长速度是5.4%，20多年的时间国民经济的增长10.3倍，都是中国发展最快的一个时期，也是中国层次化水平提高最迅速的一个时期，在1978年的时候，我们城市化的水平只有17.9%，但是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每年提高0.9个百分点，到2004年的时候已经达到了41.8%。但是我们全世界的水平来讲，应该讲我们城市化的水平与我们经济发展的水平相比还是比较低，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低收入国家的水平是人均收入低于760美元，这样一个国家城市化的程度平均是30%，那么下中等收入的国家他人均收入的水平是760美元到3030美元，这些国家的人均城市化水平是50%，上中等收入国家他们的收入水平是从3035美元到9386美元，这些国家他平均城市化的水平是70%。高收入国家也就是收入高于9386美元的国家，他们平均城市化的水平是80%。我国在2004年的平均人均收入是1277美元，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进入到下中等收入国家。

　　我刚才提到，我们城市化的水平只有41.8%，也就是说，跟下中等国家的收入差距有四个百分点，我们知道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当中的收入指标就是到2020年的时候，希望我们全国的人民收入达到3000美元，我相信这个目标能达到，而且不仅能达到，在这个时间里面人民币也应该是继续升值。到2020年的时候中国的发展水平应该会进入到上中等水平，在未来15年的时间里，我们城市化应该从现在的只有41.8%的水平应该往70%的水平的这个目标前进，我们应该会迎来一个城市化高速发展的一个时期。

　　城市化本身不仅是经济发展这一个结果，实际上城市化也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解决他自己经济当中出现问题的一个原因，就拿中国的历史来讲，我们的改革是从农村改革开始，市场改革推向全国，但是在过去这20多年，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出现了所谓“三农问题”的严重问题，也就是说农民、农村、农业，这个问题当然引起我们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我们提出农村工作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那么在

中国从1978年底开始的改革与开放， 到现在为止可以说是一个奇迹。26年间，国内生产总值规模增长了10.3倍，年均增长率高达9.4%，远远超出邓小平同志年提出的20年翻两 番、平均每年增长7%的目标。在国内经济飞速增长的同时，中国也从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变成了一个世界上最开放的大国经济，对外贸易年均增长16.7%，对外贸易的规模26年间增加了56倍。对外贸易依存度(即进出口总额和国内总值的比值)从1978年的9.5%提高到2004年的70%，远远高于日本的不到20%和美国的20%左右。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排名从1978年的第35位，提高到去年的第3位。

　　固然中国的改革总体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可是存在的经济问题也不少。首先，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集体的生产队制度开始，1978年到1984年间，农业生产发展很快，农民收入提高迅速，城乡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2.6：1降价到1984年的1.8：1。在农村改革成功的基础上，中国政府在1985年把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推向城市，农村的发展开始滞后于城市，1992年城乡收入差异已经达到1978年的水平，到2004年则扩大为3.2：1。其次，从改革的重点转向城市以后，政府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大量倾向城市，使得整个农村不仅在收入方面滞后于城市，在整个社会发展方面也滞后于城市。前任德国驻华大使回到德国，记者问他对中国的印象时，说“中国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写照。

　　不仅是城乡差距扩大，而且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也不断在扩大。主要原因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固然很快，财富越来越多，但是分配相当不均。尤其是随着改革的深化，就业越来越市场化，不少新增劳动力找不到工作，许多国有企业的冗员下岗；同时，不仅出现了一个利用市场机遇和自身能力正当获得较高收入的人群，而且，还出现了一些利用特权和新旧体制弊端巧取豪夺不正当财富的人，使得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据估计2004年底中国银行中12.6亿人民币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中的80% 为20%的人拥有；另外，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中国的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程度最常用的一个指标)已经达到0.48，接近国际学术界认为的警戒线边缘。关心中国前途的人不得不担心中国的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政府和社会各界的艰苦努力，我国的扶贫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04年5月25-27日世界银行在上海召开全球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扶贫大会，以推动交流和学习各国尤其是中国的扶贫经验。这是对我国改革开放25年来，农村极端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降低到2004年的2610万，20世纪的最后20年，世界贫困人口的减少主要发生在中国的成就的肯定。然而，随着扶贫实践的快速发展，特别是贫困人口总量的不断减少，我国贫困问题的特征也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给我国的扶贫工作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和问题；同时，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改善低收入人群生活，缩小城乡、地区差距也是“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在2020年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据此，我国的扶贫战略和政策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以下根据这些年来对我国扶贫工作所做的研究,提出以下8点建议，以供参考：

　　一、按国际标准重新确立贫困标准

　　我国目前农村极端贫困人口的标准是人均年纯收入625元以下，这个标准是1986年开始大规模扶贫时，按照当时解决温饱的要求制定的，已经不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目前我国测算农村低收入贫困人口的标准，实际上与世界银行提出的按购买力平价计算1天1美元收入的国际贫困线标准十分接近。建议直接采用这个标准，这样既有利于和世界减贫的工作接轨，也有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

　　二、完善开发式扶贫，在做好“自然资源开发”的基础上，同时侧重“人力资源开发”

　　面向当地自然资源的开发式扶贫是我国过去扶贫工作的特点，这方面我国有许多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的经验可以总结。对此战略，我国应继续坚持，并逐步增加资源开发的技术含量，以提高开发效率，减少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在“自然资源开发”的基础上，应当同时侧重对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源开发”，通过推动基础教育、成人教育和科技培训来提高贫困人口适应市场的能力和通过成功的人口迁移来获得非农就业机会的能力。建议以社区为单位建立社区学习中心，促进基础教育和成人教育、学校教育和社区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有机结合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提出20年翻两番，平均每年增长7%的目标，过去26年间实际的年均增长率则高达9.4%，国内生产总值规模扩大了10.3倍，远高于按每年7%来增长的5.6倍；在国内经济飞速增长的同时，我国也从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变成了一个世界上最开放 的大国之一，外贸增长年均16.7%，26年间增长了56倍，到2004年底我国成为全世界第3大贸易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即进出口总额和国内总值的比值)从1978年的9.5%提高到2004年的70%，远远高于日本的不到20%和美国的20%左右；各项社会事业也得到很大发展，高等教育每年招生人数从1980年的12.4万增加到2004年的447.3万，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2004年的2610万；尤其在“十五”期间，我国战胜了非典，克服了东亚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迎接了加入世贸组织的挑战，走出了自1998年以来的通货紧缩，粮食产量大幅增加，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回升，国民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但是，在总体经济发展势头良好的同时，国民经济内部还存在一些问题、矛盾：

　　首先，我国经济总体水平还低，2004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277美元，为同年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0100美元的3.2%。虽然和过去比，我国的人均收入、生活水平已经改善了很多，但是和其他发达国家比，差距还很大。尤其，如果按一天一美元的购买力平价来计算，我国的贫困人口还有9000多万人。因此，我国只有继续努力保持比较快的增长速度，才能缩小和发展国家的差距，在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其次，改革的任务尚未完成，国有企业的效率很低，金融体系存在许多隐患，国民经济“一放就活、一活就乱”的体制性弊端仍未根除，重复投资、盲目投资、投资过热等造成经济大起大落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第三，城乡差距扩大，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公。1978年我国城乡收入是2.6：1，随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集体生产队制，农业发展很快，农民收入也得到提高，城乡收入差距下降到1984年的1.8：1。从1985年开始，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全面推向城市，带来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农村的增长相对滞后，到2004年城乡的收入差距已经增加到了3.2：1。而且，即使在城市里，收入格局也不断分化，主要原因

尊敬的赵社长，曹总裁，各位商学院的院长们、以及媒体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今天早上我感到特别荣幸，有机会来参加2005商学院院长论坛，并且谈谈我对中国商学院教育的一些看法。

　　我感到非常荣幸是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我今天也代表全国工商联，作为工商联的副主席参加这个会议。我们知道商学院提供的教育也就是我所代表的工商联的对象，在过去十多年的努力，把中国商学院的教育从无到有，我查了一些历史，中国商学院的教育最早从1984年在大连所举办的中美的工商管理教育的培训中心，以及中欧的工商管理教育中心。真正变成一个国家的项目是在1991年才开始的，当时我们教育部批准的只有九家，招收的学生只有84人，但从1991年到现在只有14年的时间，我们国内授予MBA的学校有87所，另外有32个EMBA项目，从1991年的84人增加到现在在校学生有两万人，EMBA的学生有四千多人，这对中国工商教育起到非常大的推动作用。我们商学院MBA教育和EMBA教育在社会上有很多赞成也有很多批评，但我个人认为商学院教育在中国将会迎来更大的发展，目前只是一个起点。

　　我们知道，最主要的是市场需求决定市场供给，而我国在未来的经济发展对MBA的教育、商学院的教育有很大的需求。在很多场合，我常讲，我们最慢到203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应该可以达到美国的20%。而中国的人口规模是美国的五倍，因此到2030年，中国的规模应该和美国一样大。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决定企业的形态，目前从财富500强，有192家是美国的企业，占财富500强的88.4%，日本的企业占17.6%，而中国在2002年的时候进入世界500强的只有11家，占财富500强的5.5%。为什么提这个比例呢？实际上财富500恩强的企业和这个国家总体经济规模在世界的经济规模是高度相关的，在2002年的时候，美国总体的经济规模占总体世界经济规模是32%，而财富500强的规模是38.4%，日本在2002年的时候，它的总体经济规模在世界上占14.5%，财富500强的企业占的是17.6%。而在2002年的时候，我们总体的经济规

从2003年我国经济开始的新一轮快速增长，主要是依靠在如钢铁、化工、重型机械等重化工业领域的大规模投资。一些人认为，这种在重化工业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上扬期。

　　但我认为，中国经济近两年来加速重工业化，并不像许多人以为的那样，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了某个阶段，产业升级自然带来的结果。产业结构当然会不断升级，但这一轮重工业

化应该讲还是有点走进了岔路。

 

　　在我看来，目前这一轮“重工业热”不符合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劳动力过剩，应当更关注劳动密集型而不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现在的情况却是，没有比较优势的重化工业得到政府银行支持，许多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却无法取得银行贷款。据统计，重工业每1亿元人民币的投资可创造5000个就业机会，轻工业同样的投入却能创造出3倍的就业岗位。而且重工业需要的是专业技术产业工人，无法吸纳中国数以亿计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村劳动力。

　　中国的现实是劳动力便宜，资本昂贵，现阶段大力发展没有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果很可能是银行坏账大量增加。而资本密集型大企业容易取得贷款也说明，目前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主的银行体系不利于鼓励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中国更多地需要中小型银行给这些中小企业服务。

　　的确，这几年中国经济在国际上可谓是一枝独秀，2003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了9.4%，2004年在9.7%，今年上半年也达到了9.5%。对外贸易连续两年超过30%的增长，贸易额在全世界排名第三。面对快速的经济增长和蓬勃发展的国际贸易，我们应如何定位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的角色？是继续利用我国劳动力便宜的竞争优势推动经济发展，还是走战略转型路线？在探讨这个问题时，历史的经验是值得注意的。

　　改革开放前我国推行的资金密集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就是一种典型的赶超战略。不过，几乎所有实行赶超战略的国家或地区都没有达到赶超的目标；相反，一些没有采取赶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