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增加农民收入，确实还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如果明年政府在财政上 有比较大的支持的话，农村地区怎么样增加生产本身，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千家万户的小农户和大市场之间的联系，我们过去总结出农业产业化，在这方面有很多的文章做，从农业发展本身，可以讲一方面需要支持，需要支持的方面很多，就是关于金融方面的支持，当然如果说能够做到全国百强的农业的龙头企业没问题，但是大部

我想不能简单理解为新农村建设，但是可能还是必须在以 改善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上作为入手点。有几个原因，因为刚才陈主任讲到，新农村建设有四个工作重点，一个是发展生产力，第二个是深化改革，第三个是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第四个是千方百计提高农民的收入，前面三个工作过去都谈过，新增加的是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不能说过去没做，但是这一次是作为明确的政策措施提出来的。

　　我觉得作为入手点还有另外的原因，关于新农村的建设，我也思考过，当时提出这样的思考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怎么样增加农民的收入，第二个怎么样改善农民的生活。从增加农民收入的角度来看，从长期的角度来看，要减少农村人口，就要牵扯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劳动力转移比较快的话，农民的收入就会增长得比较快。从98年开始出现生产能力过剩，给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制造了障碍。

　　怎么样解决农村里面的过剩劳动力，这里面存在着怎么

我跟蔡教授合写的《中国的奇迹》对中国的农业、农村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 角色，做了一个比较历史性、系统性地分析：建国以后，到78年，当时国民经济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完整的重工业体系，重工业仍是至今很密集的产业结构。

　　我们看到当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非常低，生产效率也非常低，农民的生活长期没有得到改善，而且到78年的时候，我们还有3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就是2亿5千万人，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对这个现状进行了很大的改变，最重要的就是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79年开始，大量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并且放开了农村的市场，带来了一段的超高速的发展。经过那几年的努力，农村的经济全面发展，而且城乡差距缩小，建立了基本自足的格局。

　　由于在农村改革取得了成功，从85年开始，开始了第二阶段的改革，在农村方面，整个的政策导向开始往新的方向发展，85年开始乡镇企业大发

尊敬的主席、各位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今天，我感觉非常荣幸，能够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到无锡来参加“2005世界城市服务业大会”，对于研究学者来讲，一个国家的经济怎么样，跟这个国家的城市化和服务业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以中国的例子来说，我们从1978年开始进行改革开放，这26年的时间里面，平均经济增长速度是5.4%，20多年的时间国民经济的增长10.3倍，都是中国发展最快的一个时期，也是中国层次化水平提高最迅速的一个时期，在1978年的时候，我们城市化的水平只有17.9%，但是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每年提高0.9个百分点，到2004年的时候已经达到了41.8%。但是我们全世界的水平来讲，应该讲我们城市化的水平与我们经济发展的水平相比还是比较低，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低收入国家的水平是人均收入低于760美元，这样一个国家城市化的程度平均是30%，那么下中等收入的国家他人均收入的水平是760美元到3030美元，这些国家的人均城市化水平是50%，上中等收入国家他们的收入水平是从3035美元到9386美元，这些国家他平均城市化的水平是70%。高收入国家也就是收入高于9386美元的国家，他们平均城市化的水平是80%。我国在2004年的平均人均收入是1277美元，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进

中国从1978年底开始的改革与开放， 到现在为止可以说是一个奇迹。26年间，国内生产总值规模增长了10.3倍，年均增长率高达9.4%，远远超出邓小平同志年提出的20年翻两 番、平均每年增长7%的目标。在国内经济飞速增长的同时，中国也从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变成了一个世界上最开放的大国经济，对外贸易年均增长16.7%，对外贸易的规模26年间增加了56倍。对外贸易依存度(即进出口总额和国内总值的比值)从1978年的9.5%提高到2004年的70%，远远高于日本的不到20%和美国的20%左右。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排名从1978年的第35位，提高到去年的第3位。

　　固然中国的改革总体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可是存在的经济问题也不少。首先，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集体的生产队制度开始，1978年到1984年间，农业生产发展很快，农民收入提高迅速，城乡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2.6：1降价到1984年的1.8：1。在农村改革成功的基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政府和社会各界的艰苦努力，我国的扶贫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04年5月25-27日世界银行在上海召开全球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扶贫大会，以推动交流和学习各国尤其是中国的扶贫经验。这是对我国改革开放25年来，农村极端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降低到2004年的2610万，20世纪的最后20年，世界贫困人口的减少主要发生在中国的成就的肯定。然而，随着扶贫实践的快速发展，特别是贫困人口总量的不断减少，我国贫困问题的特征也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给我国的扶贫工作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和问题；同时，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改善低收入人群生活，缩小城乡、地区差距也是“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在2020年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据此，我国的扶贫战略和政策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以下根据这些年来对我国扶贫工作所做的研究,提出以下8点建议，以供参考：

　　一、按国际标准重新确立贫困标准

　　我国目前农村极端贫困人口的标准是人均年纯收入625元以下，这个标准是1986年开始大规模扶贫时，按照当时解决温饱的要求制定的，已经不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目前我国测算农村低收入贫困人口的标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提出20年翻两番，平均每年增长7%的目标，过去26年间实际的年均增长率则高达9.4%，国内生产总值规模扩大了10.3倍，远高于按每年7%来增长的5.6倍；在国内经济飞速增长的同时，我国也从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变成了一个世界上最开放 的大国之一，外贸增长年均16.7%，26年间增长了56倍，到2004年底我国成为全世界第3大贸易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即进出口总额和国内总值的比值)从1978年的9.5%提高到2004年的70%，远远高于日本的不到20%和美国的20%左右；各项社会事业也得到很大发展，高等教育每年招生人数从1980年的12.4万增加到2004年的447.3万，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2004年的2610万；尤其在“十五”期间，我国战胜了非典，克服了东亚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迎接了加入世贸组织的挑战，走出了自1998年以来的通货紧缩，粮食产量大幅增加，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回升，国民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但是，在总

尊敬的赵社长，曹总裁，各位商学院的院长们、以及媒体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今天早上我感到特别荣幸，有机会来参加2005商学院院长论坛，并且谈谈我对中国商学院教育的一些看法。

　　我感到非常荣幸是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我今天也代表全国工商联，作为工商联的副主席参加这个会议。我们知道商学院提供的教育也就是我所代表的工商联的对象，在过去十多年的努力，把中国商学院的教育从无到有，我查了一些历史，中国商学院的教育最早从1984年在大连所举办的中美的工商管理教育的培训中心，以及中欧的工商管理教育中心。真正变成一个国家的项目是在1991年才开始的，当时我们教育部批准的只有九家，招收的学生只有84人，但从1991年到现在只有14年的时间，我们国内授予MBA的学校有87所，另外有32个EMBA项目，从1991年的84人增加到现在在校学生有两万人，EMBA的学生有四千多人，这对中国工商教育起到非常大的推动作用。我们商学院MBA教育和EMB

从2003年我国经济开始的新一轮快速增长，主要是依靠在如钢铁、化工、重型机械等重化工业领域的大规模投资。一些人认为，这种在重化工业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上扬期。

　　但我认为，中国经济近两年来加速重工业化，并不像许多人以为的那样，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了某个阶段，产业升级自然带来的结果。产业结构当然会不断升级，但这一轮重工业

化应该讲还是有点走进了岔路。

 

　　在我看来，目前这一轮“重工业热”不符合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劳动力过剩，应当更关注劳动密集型而不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现在的情况却是，没有比较优势的重化工业得到政府银行支持，许多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却无法取得银行贷款。据统计，重工业每1亿元人民币的投资可创造5000个就业机会，轻工业同样的投入却能创造出3倍的就业岗位。而且重工业需要的是专业技术产业工人，无法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