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的BLOG

　　林贤治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刚刚开始，中国正式进入毛泽东时代。这个天才的战略家，率领他的党和军队，成功地结束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紧接着，继续以运动战的方式，推进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和三五反运动，把广大工农群众按照新的方式组织起来，凝聚为新国家的政治基础。与此同时，严厉打击地方的乡绅势力，资本家，所有被视为阶级敌人的人。此外，发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名为“洗澡”。在运动中，强制或诱使知识分子公开暴露自己，歪曲自己

林贤治

　　从第一部诗集《诗经》开始，中国古代诗歌由四言到五言、七言、长短句，由古体到近体，从格律不那么严谨到平平仄仄，按谱填词，其间有变迁，有发展也有倒退。正如鲁迅说的，诗到唐代已经做完，从主题到体式大体完备，任是神通广大的天才怎样的翻筋斗，也难跳出如来的掌心。清末谭嗣同、夏曾佑一流提出“诗界革命”，黄遵宪主张“我手写我口”，实际上相当于缠足妇女的放脚，即“解放脚”，“解放”以后仍然只能歪歪扭扭地走路，比起天足来实在差得远。

　　近两千年的诗歌历程，也曾产生过几位大诗人，但是在整体上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这种状态与中国历史长期定位于专制政治和农业文明有关，它与社会一治一乱循环往复的超稳定结构是相对应的，概括一点说就是缺乏自由。在一个封闭的沉闷迟滞的社会里，大诗人只能如晨星一般寥落出现，要产生群星灿烂的局面简直是不可能的。就拿已经出现的几位大诗人来说，也都同具有相当自由度的社会背景有关。比如屈原所在的春秋战国时代，政治思想便很活跃，活动也比较自由。那时的人们到邻国或敌国去，不用怎么办签证；国家的要害部门也常常使用外

真共和与假共和

　　清帝国打倒了，民国已经建立，革命向何处去？

　　在各级政府中，革命派不能形成主导的力量，反而被边缘化，原来的立宪派纠合旧官僚势力，顺利地进入权力中心。孙中山和黄兴被袁世凯派去督办铁路，他以经济性事务羁限他们，使之脱离实际政治。在共和的旗帜下，革命党还能干些什么呢？建国的亢奋毕竟短暂，他们普遍感到郁闷和迷惘。最活跃的恐怕要数宋教仁，他在民初结社组党如春草怒生的情况下，积极组织国民党，并在国会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但因此，他招致暗杀。

　　袁世凯的野心隐藏极深，但终究要浮出水面，而且愈来愈暴露。他包围国会，废宪制宪，解散政党，禁止集会结社，完全用专制的老手段。尔后，他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反对共和，妄图恢复帝制。他的宪法顾问、美国政治学协会前任会长古德诺鼓励了他。古德诺认为，中国传统中缺乏自由民主所应具备的东西，所以，最适合的政体还是君主立宪制。杨度不失时机地鼓吹“去共和”、“求君主”，组织“筹安会”拥袁称帝。一个国家主义者与独裁政体结盟是必然的归宿。严复对于中国是否可能实行民主一直抱怀疑态度，这时，也被

革命：偶然与必然

　　1867年7月21日，曾国藩和幕僚赵烈文闲聊，预测清王朝可以维持多久，结论是：50年。赵烈文的理由是，天下治安一统的时间太长，至今没有分裂，是因为风气未开；但只要“抽心一烂”，势必成“土崩瓦解之局”。想不到一语成谶。

　　帝国的专制，既支撑了它也破坏了它。与其说它的灭亡，是因为革命党势力的雄厚或行为的激烈，不如归因于它的腐朽。尤其是改革之后，它培植了新兴的敌对力量并使之壮大，却在多头的冲突中加速了自身的衰败，而革命党仅是一个方面而已。一个专制政体，一旦失去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可以肯定，是到了完结的时候了。

　　在革命党内部，一直就起义的地点争论不已。黄兴主张把地点选在华中地区，孙中山则一直选择南方，主要在广东。然而，3月的黄花岗之役，同从前多次起义一样以失败告终，而且牺牲了大批干部，损失惨重。政府从湖北调兵入川使形势陡然变得严峻起来，革命派希望乘机举事；在香港的黄兴则希望准备充分，在十月底联合几省同时起义。

　　10月9日，隐藏在汉口俄租界的革命指挥部内，一枚自制炸弹意外爆炸，改变了一切计划。

群体性事件：立宪运动与保路风潮

　　《剑桥中国晚清史》称，晚清最后十年是1949年前150年或200年内中国出现的最有力的政府和最有生气的社会。但是，就在1908年以后几年，情势急转直下，大帝国加速度奔向衰亡。

　　维新运动时，大部分上层人士，包括士人，都认为康有为过于激进，现在，新士绅却变得急躁起来，抱怨政府的改革步子太慢。新政带来的苛捐杂税和通货膨胀，普遍影响了中下层群众的生活。对现实的不满，不断引发群体性事件，主要是暴力事件。据调查，1909年发生113起，1910年285起，到1911年更为频密。在大规模的骚乱平定之后，事件的持续时间更长，参加人数也更多。当时，这类群体性事件称为“民变”。奉命带兵镇压广东连州反抗钉门牌骚乱的左绍佐在日记中写道：民众“冤仇结于骨髓”，“民气之悍，民心之愤，已成危象。”1911年9月3日上海《时报》评述也说：“今日中国之乱遍地皆是，如处火药库上，一触即发，其危象真不可思议。”

　　仍然处在发展中的现代社会是强怨恨社会，其实也是高风险社会。尼采说，怨恨是向外界而不是向自身寻求价值的。当民众的怨恨累积到可以接受参

改革制造出来的颠覆性势力

　　十八、十九世纪，在上海等少数大都市内，一些民间社团开始陆续出现。人们自发组织起来，成立同乡会、各种行会，还有不同的工人团体和派别、秘密结社和绅商组织，政党就是在这些城市社团尤其是政治性组织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革命党成立较早，且带秘密性质，跟后来公开成立的政党颇不同。梁启超有一段著名的话说：“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政府不但制造了革命党，而且制造出新知识分子、新军、绅商集团，对政府来说，这些都是颠覆性的力量。

　　改革潜伏着一种“弑父”情结。

　　严格说起来，同盟会算是最先出现的革命党，除了较为严密的组织之外，还有明确的政纲，有指导全党的主义。所谓“革命党”，只是一个统称而已，包括武昌起义前夕，湖北的科学补习所、日知会、湖北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文学社和共进会，事实上是一批带有一点会党气质的革命团体。在这个专制时代，革命与会党结下了不解之缘，孙中山在美国，就曾加入洪门。从1895年至1908年，革命党发动多次武装起义，基本上是通过

新兴知识分子及其分化

　　从自强运动开始，随着改革的进行，东西方的政治文化交流愈来愈频密，战争也不失为一种交流，致使观念的冲突愈来愈激烈。过去的青年士子，在现代学堂和国外留学生涯中迅速蜕变为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在异常的政治气候中成长，普遍培养了一种叛逆精神，蔑视传统权威和现行政府。最可怕的是，留学人数愈来愈多，九十年代以后，留学生每年以数倍人数剧增。他们办报刊，组织演说，成立各种社团，发动国内学生传播危险思想。

　　最早意识到青年知识分子的潜在威胁的是清政府，但是此时，它已无能为力。在意识形态方面，除了陈腐的儒家教条，再也拿不出具有煽惑作用的理论。到处是星星之火，且有燎原之势，国内已经应付不暇，如何可能顾及海外？从这种左支右绌的情况可以看出，战争大大消耗了政府的元气，它的执政能力已经大不如前。弱势政府的存在，使环境变得相对宽松，知识分子活动更趋活跃。

　　梁启超提出：“今日中国欲为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义。”知识分子深知观念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革命就是观念的革命，而观念是由知识分子创造并加以传

新政改革：帝国的绝唱

　　已经开启的改革不能不继续进行，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改革愈往前进行，阻力愈大。自然，保守势力愈是阻碍改革，反抗的力量也就愈强；而且愈往后拖延，付出的代价愈大。

　　在“百日维新”之后，慈禧以为依靠镇压和权谋两手，就可以抚平政局，恢复稳定，想不到黄河决堤，华北大旱，教案蜂起，拳民闹事，乱象丛生。特别是后者，被山东巡抚尊为“义和团”的大批拳民，打着“扶清灭洋”的口号，进入京津，滥杀传教士和教民，以至使用洋物如纸烟、火柴者，外国使馆和外交人民受到严重威胁。清政府不但不加制止，反而大力支持这种“完全民族主义”的行动。当西方列强组成联军，以“保护使馆”的名义兴师问罪时，慈禧竟然决定“向各国宣战”，命令政府军与义和团一起攻打使馆区。结果，八国联军血洗北京，慈禧继前次同咸丰帝一起避难热河之后，再次挟持光绪逃往西安，创下中国统治史上，同朝皇帝在外敌面前两度逃离京都的纪录。

　　据说慈禧为此懊悔不已，因为她缺乏政治判断力而过于听信端亲王和军机大臣刚毅等人的意见。这个昏谬无知的家伙，在签订了《辛丑

戊戌维新：一场流产政改

　　鸦片战争之后，屈辱的条约签订似乎已经让惯于遗忘的中国人处变不惊。当中国在甲午海战中惨败的消息传出之后，举国上下，仍然无法承受这意外的刺激。日本，在中国人看来不过是东夷小国，中国即使如何战败也不能败在它手上。然而这是事实。而且，日本在谈判桌上显得那么骄纵、贪婪，除了迫使中国开放更多的商埠和支付数倍于前的巨额赔款之外，还得放弃朝鲜的宗主权，割让包括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在内的大片领土。中国的“自强”改革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成效在什么地方呢？

　　最可怕的是，帝国列强接踵而至，掀起争夺租借地的狂潮。德国占领胶州湾，俄国占领旅顺，法国则声称华南和西南属于它的势力范围。一时间，中国书报不断出现“神州陆沉”、“豆剖瓜分”一类字眼。中国人笼罩在一种亡国的焦虑和恐惧之中。

　　只有当全社会感受到危难将至的时候，思想界才会变得活跃起来。最先觉醒的知识者发现：自强改革已经彻底失败，究其原因，就在于不敢触及现行体制。为此，他们呼吁：必须刻不容缓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否则必至亡国！

　　其实，有关制

从“自强”运动说起

　　世界上少有像中国这样具有辽阔的内陆，干旱、封闭，人民则以坚忍著称的国家。几千年一治一乱，王朝兴替，循环往复。清王朝到了乾隆皇帝逊位之时，已经开始衰败，即使有历史学者罗列当时的人口和经济持续增长的数据，从整体上说，依然无改于一个停滞的帝国的面貌。

　　马克思这样评论中国：“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的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1840年，解体的时间开始了。马克思说：“历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能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似的。”是英国的鸦片加大炮，最早打开这个古老的密闭的空间。

　　这是中国皇帝所不能接受的。帝王有帝王的荣耻观。在他的眼中，中国乃“天朝上国”，居“天下之中”，所有国家都是藩属国，使节前来都要行跪拜礼的。想不到终有一天，朝贡关系变作了条约关系，自然是奇耻大辱。然而，就在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的次年，1861年，咸丰“龙驭上宾于天”了。

　　晚清政治的要角慈禧从此登场。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同治帝不过是体制的一个象征而已，权力一直掌握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