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弗世界：后极权时代的废墟

——第三章《建筑学》断片

　　林贤治

　　安塞姆·基弗﹙1945－﹚，德国著名画家，新表现主义艺术的代表人物之一。后移居法国。

　　基弗被称为第三帝国废墟上成长起来的画坛诗人。他一直专注于表现德国的历史，德国的文化命运及纳粹主义的遗产。他说：“我带着联系我们意识和经历的象征进行创作，这象征将同时引发我们对自身的不断的省思。”历史、神话、宗教、文学题材都是他的视觉对象，其中，大屠杀的记忆是反复表现的主题。作品富于历史感、悲剧感，带有沉思的性质。结构宏大，形式新异，令人震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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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8月30日，作家索尔仁尼琴在莫斯科辞世。

　　世界各大通讯社和报纸报道了这个消息，犹如报道一艘巨轮在伏尔加河突然沉没。在莫斯科，前往吊唁的民众并不算多，且多为中老年人；不过，政府当局是重视的，总统梅德韦杰夫和总理普京都出席了葬礼。在俄国历史上，似乎没有哪一位知识分子作家，能像今天的索尔仁尼琴这样享受国葬般的待遇。

　　索尔仁尼琴的著作，最早的汉译本，当是作家出版社1963年2月出版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1964年10月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属“黄皮书”一类。三卷本《古拉格群岛》由群众出版社出版于1982年，当时，版权页上一例清清楚楚印有“内部发行”的字样；前年重版，版权页仍然注明：“内部发行”。

　　《古拉格群岛》全书结构宏大、厚实、沉重，而且真实得可怕，堪称一座献给时代全体受难者和受害者的纪念碑。1945年间，索尔仁尼琴因在通信中表达对斯大林的不满，结果在前线被捕，度过长达八年的劳改生涯。据他所述，《古拉格群岛》的资料来源，除了个人的劳改营经历以外，还包括了二百二十七人的口述、记忆和书信在内。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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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红是现代中国的一位伟大的平民作家。

　　说她伟大，是因为她在短暂的一生中，始终体现了对穷人和妇女的弱势者群体的灵魂的皈依。她的善的爱、悲悯与同情是广大的，而且，这与她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专制性，以及社会不公的批判联系在一起，显示着一种人性的深度。当她以书写的方式表达着所有这些的时候，无视任何范式，而创造出了极具个人特质的自由的风格。在她的一百余万字的文学遗产中，至少有两部诗性悲剧《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一部讽刺喜剧《马伯乐》，堪称经典之作。

婚恋史：生为女人

　　1911年，萧红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父亲专制而保守，在萧红初中毕业以前，就为她订了婚，毕业后不再让她上学。这样，她的接受教育及自由婚姻的权利过早地被剥夺了。周遭房客的女人、农妇，和她们的女儿，以不断重复着的险恶的命运呈示给她。她感到恐怖。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五四的大潮已落，而流风仍在。这时，萧红已经是一个读过易卜生的《娜拉》和鲁迅的《伤逝》的青年了。为了求得新知和爱情，她决然离家出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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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分子”一词，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法国，始于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由当时的激进派领袖克列孟梭在《知识分子宣言》中首次使用；二，据考证，在俄国，此词在1860年间即已开始流行，甚至更早。在这两个国家的知识分子中，作家和人文知识分子就从事社会批判，推动社会价值观念的进步作用来说，表现是最突出的。然而，在社会地位方面，两国却出现很大的反差。在法国，这部分知识分子普遍受到社会的重视，已故的代表性人物不少进入“先贤祠”。而俄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却长期充当政治迫害的牺牲品，特别在苏联时期。

　　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存在着一种重视工农而轻视知识分子的主流倾向。十月革命胜利后，这种倾向无疑地要在政治实践中表现出来，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了恶性的发展。1918年7月之后，苏维埃政府开始建立书报审查制度，对文化组织和文化活动实行垄断和控制。1921年8月，列宁下令解散由高尔基倡导的以保护知识分子为目的的“饥荒救济委员会”，导致高尔基出走国外。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的怀疑、不合作、甚至反对的态度激怒了列宁，他亲自签署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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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读到郭宏安先生惠赠的新著《从阅读到批评》。国内研究“日内瓦学派”的著作，恐怕这还是第一部。这些西方批评家极富于专业眼光，同时，又具有强烈的社会意识；博大，精微，生气勃勃，读后不禁叹服。

　　最后一章介绍斯塔罗宾斯基的随笔论，就颇异于我们传统的文体观念。斯塔罗宾斯基对“随笔作家”蒙田极为推崇，是因为蒙田出于公民的义务和人类的责任，高声、清晰地说出了关于介入民众的抵抗和宽容的忠告。在说到随笔写作的条件时，斯塔罗宾斯基特别指出：“唯有自由的人或者摆脱了束缚的人，才能够探索和无知。奴役的制度禁止探索和无知，或者至少迫使这种态度转入地下。这种制度企图到处建立起一种无懈可击、确信无疑的话语的统治，这与随笔无缘。”强调随笔写作与自由制度和精神解放的联系，在我国作家和批评家中是极少见的。所以，在西方，洋洋数十万言的作品照例算作随笔，而在我国，随笔仅限于小品而已。

　　这里的随笔，明白地是一种自由书写，是自由观念的一种实践，相应于自由精神的一种思维方式和语言形态，是自由存在的敞现。在本质的意义上说，随笔式写作潜在着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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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法属阿尔及利亚

　　早在十九世纪，阿尔及利亚已经成为法国领土的一部分。这种版图的改动，埋下了法国社会，尤其是知识界日后内战的导火索。

　　阿尔及利亚本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半独立行省。1830年，法国借一起外交事件悍然入侵。可是，战争并不如法国人想象的那般顺利，他们遭遇了顽强的抵抗；即使使用了焦土政策，仍延至1879年才宣布对阿尔及利亚的占领。新领土被正式吸纳到法国行政体系之中，划归“大法兰西”的三个省。在这里，法国人实行“同化”与直接统治制度，为了消弭本土意识，先后有100万欧洲移民来到800万阿尔及利亚人中间。然而，阿尔及利亚人始终不曾忘记土地是祖先的土地，仇恨既经种下，对抗情绪便一天天积聚，蔓延，终于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重新爆发。

　　早在二战结束时，当地伊斯兰民族主义者在争取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游行中遭到镇压，还有许多人在随后的骚乱中被警察打死。此后，对法国行政官员和移民的袭击，便同殖民主义者的报复性暴力构成了恶性循环。1954年，多个阿尔及利亚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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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朵火焰，平凡的圣迹

在它的每一个斜面和尖端上

在所有的金红的雾霭和阴翳里

殉教者般地发光，但不耀眼，也不刺目。

——彭燕郊《一朵火焰》

　　诗人与歌手是不同的。歌手带着他的歌嗓上路，他的目光，大抵关注眼前的事物；作歌是即兴式的，歌讫便罢。诗人多出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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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多写诗始于1972年。用多多的诗句来形容，那是祖国“被另一个父亲领走”的“迷信的时辰”。经过多年，他作为一个诗人的影响并没有超出北京知青的小圈子；随着“今天”诗群的冉冉升空而变得光芒四射的时候，他仍隐现在星云背后，显得非常晦暗。直至1989年出国以后，国内才正式出版他的一个薄薄的集子；而此时，他在国外已多次获奖，并陆续出版了英语、日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等多种诗集。可见，中国的诗歌界、评论界是势利的，敌视真正的诗歌的。

　　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多多不满14岁，红卫兵、武斗、插队，如此起伏动荡的生活贯穿了他整个成长期，构成他的生命背景，也即他的诗歌底色。他不能不是一个政治性诗人。不同于食指的是，他的诗没有那种亲近官方的轻信的色彩；而有别于北岛的是，他对于为他所否定的过往的事物，却并未取完全决裂的态度。他承认，文革也曾带给他“左派”的东西，他依然怀念当年的“理想主义”。在他的诗里，政治与人性，既互相混和又互相冲突，其中既有精神的，也有肉欲的；既有快意恩仇的、豪放的，也有恐惧的、伤感的、颓废的；既有沉思，也有疯狂的战

精神性与文学创造

精神性：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

　　中国文学缺乏精神性，这是显而易见的。

　　“精神性”，拉丁语的词根有“呼吸”之意，生命的呼吸内涵了鼓舞生气的原则。精神性存在于现实世界的非物质领域中，它滋养人类的灵魂，让人类在生存中寻找根本的价值和意义，并以此发展自身的精神生活。在著名的哲学家、宗教家、诗人、艺术家、先知和神秘主义者的描述中，精神性是一种存在和体验的方式，这种体验是借助超验方面的意识而产生的，具有一种终极性；它决定于关于自我、他者、生命、自然和其他事物的价值观，当一个人的灵魂为它的能量所激发时，便获得了激情、力量和思想深度。具有精神取向的人，相信生命与神圣性融合的可能性；他深知，存在论的渴求不是通过物质而是通过精神来满足的。他怀有改造世界的理想，使命感和责任感，致力于生命潜能的发掘；但是，他深刻地意识到生存的悲剧，对他人的痛苦和死亡的意识，反过来又加深了他的自我认知和行为体验。

　　我们的作家对自身的精神生活以及作品的精神性从来缺少追求的热情。我们长期被置于“大一统”和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

中国文学精神（下）

1949年：一个转折点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转折，同时也是思想文化和文学艺术方面的一个根本性转折。

　　这时，作家队伍出现了新的整合和分化。郭沫若、茅盾等成为领导人物，沈从文“转业”从事文物研究，巴金追踪报道英雄事迹，穆旦随后专事诗歌翻译工作等等。建国之初，即开展文艺整风，文联作协相继成立。整风运动又称“洗澡”、“割尾巴”，从多位作家的回忆录来看，当时的心态各有不同，有积极拥护，心悦诚服的；也有疑惧重重，痛苦接受的。经过一番折腾之后，接着便是肃反运动和一系列思想批判运动。肃反是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开始的，再就是批判“丁陈反党集团”，以及接踵而至的著名的反右运动。在“写真实”、“干预生活”的口号下写作的一批报告文学、小说和杂文被定性为“毒草”，许多知名作家如路翎、丁玲、艾青、吴祖光等成了“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被送至劳改农场，被迫进行“思想改造”。

　　建国后基本上延续了延安时期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文艺政策，这些权宜性的战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