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

　　上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在总结新文学的成就时指出，五四后的第二个十年不如第一个十年。一个进化论者的结论具有启发的意义：文学如同历史一样，是可以倒退的。

　　倒退的原因，在鲁迅那里，大约如他所言：“五四失精神”，文学失去了五四发轫期的那种自由反抗的精神。文学精神可以从两个方面观察，一方面同时代思潮有关，另方面寓于作家个人的生存状态和思想倾向。文学创造是一定的观念、思想和道德原则的产物。

　　五四是一个观念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时代。文学观念的一个最重要的革命是，它不是“载道”的，不是意识形态的仆从，而是独立的、个人的、审美的。当时最完整地表达这种文学新观念的，当推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一文。文章强调人是灵与肉的统一，因此文学必须是人性的，道德的。健全的文学，不但是个人主义的，而且是人道主义的。这就是对文学作为“人学”的五四式阐释。

　　从五四开始，文学社团蜂起，许多刊物在校内外创办起来，即便旋生旋灭，都是自由思想的载体。就在这些“自己的园地”之上，生长了大批的作家和作品。在《新青年》率先显示新文学的实绩的鲁迅自不

东方学，西方学，爱国主义及其他

　　萨义德的“东方学”是著名的。

　　在萨义德那里，东方有两个层面：一是实体的，自然存在的；一是想象的，人为建构的。东方是欧洲最古老、最广阔的殖民地，是欧洲的物质文明与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最常出现的神秘的“他者”。东方与西方相对立而存在，并为西方而存在。

　　“东方学”是一种权力话语方式。它是西方通过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对东方所作的描述和阐释，对所有与东方有关的观点的权威裁判，是君临东方，对东方实行殖民、操纵与重构的一种机制或方式。东西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极端不对等的权力支配关系，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构成整个“东方学”的思路。

　　这是一个东方血统的西方人对西方霸权话语的批判，其实也可以看作是来自西方内部的批判。

　　不妨杜撰一个名词：“西方学”。

　　在东方，有人做盗取西方之火的普罗米修斯，一面燃作引导国民精神的灯盏，一面煮自己的肉；但是也有人害怕引入异地的火种，终至蔓延开来，烧毁古老的圣殿，墓穴，以及所有祖传的宝贝，因此

中国人看中国人

　　世界的整体性、广阔性、多元性，通过西方传教士、探险家、商旅的足迹和军士的火炮在中国展开。中国被逼进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进入政治经济体系和文化价值体系。

　　启蒙与侵略并存，接受与屈辱同在。

　　十九世纪末，达尔文的进化论被严复做成了《天演论》。

　　社会进化论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原则，在西方可以成为帝国列强侵略的工具，自承优秀民族而以武力逞强；在东方，则不甘于充当劣等民族而被淘汰，故可以成为救亡图存的口号。同样的理论，因接受的主体及语境的不同而不同，其效果甚至可能完全相反。

　　国民性问题同样如此。

　　史密斯作《中国人的气质》，我们当今的学者可以恶意地推测作者的动机；但是在当时，中国的启蒙学者“误读”它并翻译出来予以传播，都因为身在近代中国的困境引起的危机感所致。

　　《中国人的气质》中译最初以《支那人之气质》为名，刊发于1901年3月1日《清议报》上。“支那”一词最早为古印度对中国的称谓，后传至

外国人看中国人

　　对于西方人来说，中国一直是一个神秘的国度。从十六世纪开始，西方航海家、旅行家、传教士陆续来华，通过他们，欧洲唤起了对这个东方古国的热情，至十八世纪中期尤为炽烈。这时，中国赢得欧洲人普遍的钦敬和颂扬；但是，十九世纪以后，原先较为一致的看法被打破了。

　　对中国的介绍，最初偏重于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后来转向政治文化制度，于是批判代替了赞美。这里包含着对制度优劣的价值判断在内，未始完全出于武力征服者的骄蛮与愚妄。

　　在塑造中国的文明形象方面，耶稣会传教士起到“领唱者”的作用。由于这些传教士都是经由严格挑选的著名学者，因此影响特别广泛。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最为人知，他出版的《基督教远征中国》便是权威著作之一。其中，他这样说到中国人：“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颂。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成就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

外国人看外国人

　　美国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之一。它有着新时代的本能、作为理想和实践的表现，但是显然又有祖宗的信仰和道德准则的遗留，以致英国戏剧家、费边主义者萧伯纳说美国还落后时代一千年。

　　一个国家，两种心理。

　　美国的“新人”可以惠特曼（1819—1892）为例。他歌颂自己，却无卑琐的私念，因为他一直环视“转动着的大地”；他歌颂总统，称为“父亲”和“船长”，却非个人崇拜的谀辞；他歌颂美国，却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嚣声；他毕生歌颂人民，展望民主，却不曾沦为民粹主义者。

　　诗人之后，又出现许多新的形象：实用主义者，迷惘的一代，垮掉的一代，新左派等等。

　　美国人变化之快之大固不必说，老欧洲人在近代以降的变化也是惊人的，科学、哲学、文化、艺术、甚至宗教，都不断出现新的面孔，新的内容、样式、宣言和口号，新的转机……西方人在历史的镜框前面，不断地修整着自身的形象；东方人在西方人的背后，对照陌生的影像打量自己。

　　欧洲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批

知识分子与国民性批判

　　有国民性，就有国民性批判。但是，如果没有知识分子，批判根本不可能发生，甚至出现反批判。

　　知识分子立足于社会变革，本质是激进的，在不满于现状这一点来说，与政治家正相一致。但是，政治家是少有责备民众的，出于动员和利用的需要，相反不乏称颂之辞；而知识分子没有切身利益的需要，所以常常不顾利害，多所指摘，看起来大有“反人民”的倾向。

　　无论是出于对历史的实际考量，还是出于文化理想的驱使，知识分子都寄希望于社会变革的主体：人民。不幸的是，由于批判的天性，悲哀而疾视，因此也就不免要把自己推向与国民对立的位置。

　　知识分子无论如何的平民化，都具有某种精英意识，在大众面前以启蒙者自居。这是一种宿命：既皈依集体，又反对集体。

　　挪威剧作家易卜生被称为“欧洲的最愤怒的人”。在他著名的社会剧《人民公敌》中有两句十分突出的台词，一句是：“多数派从来是错误的”；另一句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是最孤立的人。”主角斯多克芒大夫因为捍卫他的原则而反

林贤治

民族，国家，国民性

　　民族有民族的性格，国家有国家的性格。

　　民族是人民的共同体，它的成员通过一种公共文化和民族意识联系、凝聚到一起；国家则是社会的政治组织，是一个政府机构，而有权力要求人民遵从它的意志。

　　如果说民族性格是天生的话，那么国家性格则是养成的，是规训与惩诫的产物。

　　现代国家形成于十八世纪。

　　“民族性”、“国民性”其实是同一概念，欧美盛行于前，中国采用于后。作为对民族国家性格的一种现代性描述，显然它是在“民族”、“国家”、“国民”等意识和概念被定义之后产生的，带有民族和国家性格的双重性。但是，由于国家的强势，国民性无疑更多地蒙上“利维坦”的巨爪的阴影。

　　民族主义本质上主张人民主权让渡给国家，应当看到，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是同构的。

　　波普尔指出：民族主义是与对开放社会的抗拒相联系的。它诉诸我们以部落本能，激情与偏见，诉诸我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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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中国今日思想，不要统一，只要分歧。

　　——《新青年》第4卷第3号

　　五四运动的发生，距今已有90个年头。当年的风云人物已然逝去，文物部分保留下来，部分遭到湮灭。所谓历史，更多的是历史学话语，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阐释者，从权力者到学者文人，也都各各带着不同的身份、利益、自己特有的观念和意识形态来审视过去。由是，五四出现了众多的面貌。无论是事件和事实本身，或是固有的意义，五四历史的完整性都没有得到充分的敞现，反而，通过不断的改写而被遮蔽。

五四作为矛盾统一体

　　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游行示威活动，抗议中国政府对日的屈辱政策。以北京大学为首，印发《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散发传单，高呼口号，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深得工商界及市民支持。在政府出动警察逮捕学生之后，斗争的怒火迅速蔓延到了上海，以致全国各地。

　　其实，爱国斗争有很长一段引信

基弗世界：后极权时代的废墟

——第三章《建筑学》断片

　　林贤治

　　安塞姆·基弗﹙1945－﹚，德国著名画家，新表现主义艺术的代表人物之一。后移居法国。

　　基弗被称为第三帝国废墟上成长起来的画坛诗人。他一直专注于表现德国的历史，德国的文化命运及纳粹主义的遗产。他说：“我带着联系我们意识和经历的象征进行创作，这象征将同时引发我们对自身的不断的省思。”历史、神话、宗教、文学题材都是他的视觉对象，其中，大屠杀的记忆是反复表现的主题。作品富于历史感、悲剧感，带有沉思的性质。结构宏大，形式新异，令人震悚。

 林贤治

　　2008年8月30日，作家索尔仁尼琴在莫斯科辞世。

　　世界各大通讯社和报纸报道了这个消息，犹如报道一艘巨轮在伏尔加河突然沉没。在莫斯科，前往吊唁的民众并不算多，且多为中老年人；不过，政府当局是重视的，总统梅德韦杰夫和总理普京都出席了葬礼。在俄国历史上，似乎没有哪一位知识分子作家，能像今天的索尔仁尼琴这样享受国葬般的待遇。

　　索尔仁尼琴的著作，最早的汉译本，当是作家出版社1963年2月出版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1964年10月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属“黄皮书”一类。三卷本《古拉格群岛》由群众出版社出版于1982年，当时，版权页上一例清清楚楚印有“内部发行”的字样；前年重版，版权页仍然注明：“内部发行”。

　　《古拉格群岛》全书结构宏大、厚实、沉重，而且真实得可怕，堪称一座献给时代全体受难者和受害者的纪念碑。1945年间，索尔仁尼琴因在通信中表达对斯大林的不满，结果在前线被捕，度过长达八年的劳改生涯。据他所述，《古拉格群岛》的资料来源，除了个人的劳改营经历以外，还包括了二百二十七人的口述、记忆和书信在内。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