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都吃得很简单，没有喝酒；接待LM谈了他的论文，改完了一篇自己的论文，完成了几篇英文文章的阅读，思考了一下改第二篇论文的思路和需要做的一些补充调查；上了网、看了电视，也打了盹儿。。。

有点吃惊现在的电视节目，好像个个台都在搞歌舞大赛。世道果真如此歌舞升平？也有台风消息、空难、美国人质、维吾尔大爷勇救汉族保安。。。还看到介绍潘光旦的“优生学”理论。目迷五色中听到 Jean Baudrillard 在说：hyperreal。

听了李娜的《青藏高原》，有站在高山之巅的高远和透亮感。韩红是在用身体唱歌，李娜是在用身心。还想听听她出家后录制的佛乐。

上网问了LXD学瑜伽的事情，查看了一些瑜伽馆信息。想学学，不过好像从教练到学员几乎清一色娘子军。还读到一

社会学是什么？是一门科学。科学就需要价值中立。有价值中立的社会学家吗？肯定没有。我们都是在一定的价值体系或者片段中成为这一个我或者那一个我的。那么社会学家怎么可以做价值中立的研究呢？

科学之所以要求价值中立，是建立在这么一个假设基础上的：人类的认识总是有限甚至片面的，因此基于我们的认识得来的知识也不是绝对的真理（the Truth），而只是相对的真理（truths），甚至可能是错误的理解。其次，我们未必能够认识到我们的认识和知识有局限甚至错误--而我们往往也确实没有认识到。以偏见甚至错误的知识（其实都不应该叫知识了，为简便起见，还是以知识名之）对待世界、对待社会和他人，结果可能就会是：环境污染（却以为是改造（进）自然）、有“科学”根据地把女性、黑人、其他少数族裔当作生物学上的二等种类、把同性恋当作精神病患者。。。因此，为了避免人类以片面错误的知识一劳永逸（人是有惰性的）地对待世界、社会和他人甚至自己，社会学鼓励大家要有“社会学的想象力”，也就是说，对每一个问题，都要有“是否还有其他可能的

我呢，从小就爱哼哼小调或者引吭高歌，在青春期就活活把嗓子给吼破了。尽管如此，爱音乐天性不改，尤其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有流行音乐之后，我跟妹妹一天到晚就围在收音机旁听歌学歌。那时候一首刚出来的歌根本不知道上哪儿找歌词，哪怕凭我们青春期的过人精力也是枉然；也没有钱买磁带，而且即使有钱，那时候的出版部门都没有现在的商业头脑，出版速度远远滞后于大众（也许是小众）的音乐口味--所以也才不能用今天时髦的名字“出版商”来称呼它们。这样反而越发刺激了“消费欲”，尤其是我，只要有机会有可能都会想着法子找，或者托人找。那时候找得最苦的音乐记得有王洁实谢莉斯版的《外婆的澎湖湾》以及尊龙版的《末代皇帝》的音乐。后来乔治·麦克的WHAM！组合来中国演唱，我马上买下了他们的磁带，日听夜听，几乎把磁带听瘫。当时还有一盘上海出的欧美流行歌曲带也是我的最爱，不光歌收得好（比如就有当时流行的'Yesterday Once More','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而且都有歌词--那年头儿的英文歌磁带一般都不带歌词的，因为很难找英文

我觉得根本的原因就是不尊重别人，不把人当人--这其实就是不把自己当人，但是又恰恰想通过蔑视甚至粗暴对待他人来哪怕抬高一点点自己的地位，于是形成恶性循环。聪明一点的就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或者掐好什么时候该和蔼，什么时候该“义正词严”（发火而已）。愚鲁的就整天拉着张马脸，殊不知这种精神状态是要短寿的。这些人都是因为自己的位置（威信、声望）实质上还很不稳固--或者根本就太不稳固，不管官位有多高，同时这些人缺乏智慧明白怎么样才能赢得尊严，所以才想通过这种嘴脸来加强一下--殊不知这样做会弄巧成拙适得其反，更不招人待见。其实哪怕是这些人的奴才日后也会反目的，甚至反目更甚--因为只有这样的人身边才会围着奴才，而奴才和暴君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不过依利益情景或差序格局而变，所以二者其实是一个脑袋，因此才会狼狈为奸或者反目成仇。因为制度本身是官官相护，既得利益者嘛，如果眼光“长远”一点，自然会在关键时刻内外有别，维护自己平时仇恨但利益相关者的短。做了奴才做暴君，做了暴君做奴才，这种人始终

幸福还是学生生活--当时感觉如此，现在也感觉如此。也是一种除却巫山的经历。

心如止水的那一天我的生活还有意义吗？或者说，我有可能不做俗人吗？覆水难收，我再也变不回那张白纸了。所以嘛，继续画画儿，或者涂鸦。涂画出的东西也许没意义，不过在涂画中我能感受到生命在（于）运动。上帝给我们生命不是要我们也变成上帝，而是吃喝拉撒行。行行走走。或者说，徘徊，在这座拘留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