漱石草堂

    今天讲《雷雨》，人教版教材选取的是这部话剧第二幕，周朴园当然是其中一个避不开的主线人物。从阅读《雷雨》到讲授《雷雨》这些年，我也一直喜欢不断分析和思考这个人物。我总觉得分析周朴园，往往能让我们更深切的感受到很多人性的本真，当然也未必是非善即恶的。

    一个男学生在谈到周朴园对鲁侍萍的爱时，表达了对周朴园的理解，他认为：“周朴园为了自己的权势和地位，抛弃了当初的梅侍萍，娶了一个有钱有门第的小姐，这是可以理解的。就像现在的年轻人，没钱没地位何谈爱情？《北京爱情故事》里的石小猛和沈冰当初的爱情是纯真的，但是即使是纯真的爱情在金钱和权势面前又是如此的不堪一击。如今，男人没钱没房没车，哪个女孩子肯嫁给你呢？……”

    我有些愕然。我感慨的不仅仅是现在的高中生的思想的偏执，我疑惑的是我甚至不好评价这个男生的思想是成熟还是不成熟。因为现在的社会给孩子们注射太多的“催熟剂”。表面上看，他们是紧跟现实的，至少在这个社会上他们没有out。但从深层次来看，我们年轻一代的价值观折射出的是怎样一个让人忧虑的未来社会？

    教育的目标是理想的，然而现实总是有诸多的不堪，唯物质主义、金钱至上，赶时髦、追潮流……当我们的社会意识形态里充斥的都是这些，民族的未来还有希望吗？

    我们常常批评一些泥古的人，守旧、落伍、不开化，，做时代的弃儿……从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上来说，这当然没有错。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就伴随着创新和更新，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就像江泽民同志当年所强调的“与时俱进”的发展理念。但是，我们要清楚的是创新和更新，并不是全盘否定，更不是连根拔起，有很多精神层面的东西是不能遗弃的。

    不管社会上有多少人会批评学校的教育是如何的脱离现实，我想告诉学生的是：不是现实社会的所有东西都是正确的，不论是你看到的，还是你听到的，都可能是不对的、不好的。当我们直面门户外的世界时，清新的空气和肮脏的病菌同时存在。我们在世间行走，或行色匆匆，或徜徉漫步，都要有批判的意识、怀疑的精神和独立的人格。

    曹臣《舌华录》里记载了一个故事：苏轼一日饭后散步，拍着肚皮，问左右侍婢，“你们说说看，此中所装何物？”一婢女应声道，“都是文章。”苏轼不以为然。另一婢女答道，“满腹智慧。”苏轼也以为不够恰当。爱妾朝云回答说，“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苏轼捧腹大笑。

    要理解苏轼的“不合时宜”，就要理解什么是“合时宜”。“合时宜”，就是会讨个巧儿，卖个乖，结合具体的社会条件，灵活地顺应大多数人的意思，对上面的政策要巧妙地阳奉阴违，对下面的小动作要抓大放小，得过且过。这是“合时宜”。苏轼是个大儒，他不想这样糊涂，他总要把事情想明白了，按照最正确的去做，有时候就免不了不合群，好处他捞不到，危险他避不开。苏轼在政治舞台上的几次失意，确实是因为如此。他总是坚持自己的政见，而在政治斗争中被强大的政敌所打击。所以王朝云说苏轼是“不合时宜”。与其同时代的人相比，欧阳修浑厚通圆，王安石执拗强硬，曾巩谨慎平实，他父亲沉敏持重，他弟弟韬光养晦，唯他“一肚子不合适宜”。惟其不合时宜，苏轼在其人生历程中处处闪现出人性的光辉，而他自己也成了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最伟大也是最可爱的人之一。

    我们当然也不必去学苏大学士的一肚皮不合时宜。但是，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不能只是随波逐流。除了需要顺流取势的智慧，更需要逆流而上的勇气。否则，人之何以为人？又何苦枉在人世走一遭了呢？

    我多么希望我的学生的内心里还能留存一些精神意义上的“不合时宜”，来纠改“唯物质主义”的偏执，来抵抗现实社会的污浊之气。

    泱泱中华最不缺乏的就是王小波所言之“沉默的大多数”，我亦不能免俗。

    “沉默的大多数”之所以沉默，其缘由大致有三：不敢说、不会说、不想说。

    驰目当下，“不想说”的群体中恐怕还要再细分一类，即想说也说不尽。

    庸碌如我者，说不尽，也就常常不说了。

    然而，沉默者也有不愿沉默的时候，譬如灌了二两黄汤或者火已燃着了屁股。

    说完了不相干的题外话，该说正事了。依照大人先生者的理论，这回的正事当然也并不正大，盖因“非其义，君子不轻其生”云云。

    事由乃是日前在同事博客上看到的“馆陶县第一中学的一名高三年级老师赵某于4月27日晚服毒身亡”。其死因亦不另类，“经警方调查，自杀原因主要是生活压力过大，心理负担过重。”这样的新闻，在国人的眼里怕不算什么新闻了。

    若只如此， 如我者，不过心生一些“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感慨而已。

    照我这半拉子记者出身的眼光来看，这报道的新闻点却不仅仅是赵老师的自杀，更在于报道最后的“官样闲笔”——“馆陶县第一中学教学秩序井然，赵某意外死亡一事没有对学生们的学习造成影响。”

    看惯了“黄门”记者报道的人，多有怀疑的想法，于是上网搜了该校的网站和贴吧，真是“干净和谐也么哥”，不免惊叹该校师生的淡定了。

    以我将近三十年的人世经验，一位年轻老师的非正常猝死，即使不引起骚乱，也不至于如此淡漠无声吧。

    当然，这自然是老爷们和校方的丰功伟绩，所谓“维稳压倒一切”嘛。

    然而，我不仅疑问了：我们的教育要教给学生什么？面对高考，漠视一切？哪怕是陨落了一个日夜伴随他们的年轻的生命？

    高考当然重要，孩子们得靠这个去大学领取以后找工作的“敲门砖”。

    然而，走进大学之后呢？硫酸泼熊、“马加爵”、刀捅教授、掐死女友高楼抛尸、求爱不成砍死女同学、挟持人质抢劫校内银行……这些的事情都是个案吗？

    前些天，就在我住处一箭之遥的地方，高中生刀杀出租车司机，小年青们斗殴砍去臂膊……

    很多人指斥凶手，慨叹世风。我为凶手们惋惜。青葱的年纪，何至于此？难道教育没有责任吗？我们的父母、老师、学校、社会能够免责吗？

    我们的社会为孩子们奉献了什么？尔虞我诈、庸俗糜烂！

    我们的学校为孩子们奉献了什么？成绩成绩、分数分数！

    我们的父母为孩子们奉献了什么？娇生惯养、自私自利！

    我们的教育难道只是教学生去取“敲门砖”，或者教他们如何使用各种工具？

    何为教育？研究的专家教授放眼皆是，写成的著作论文满坑满谷。面对太多太复杂的学术成果，我还是从简吧。看看《说文解字》的解释，“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我们能不能教孩子做一个善良的人？

    圣人有云，“君子不器”。一直很纳闷，愚鲁如我者，善且看得懂，大人先生者如何解不出这四个字呢？

    我们的教育能不能不把孩子们变成各式各样的工具，而是塑造成一个个堂堂正正的人呢？

    不足百年前，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的最后发出了一声呐喊：救救孩子……

    我多么希望这样的呐喊，在遥隔百年的今天依然能够响起，而且更加响亮！

    救救孩子……

迟毓凯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文学名著之一，其中的故事更是脍炙人口。然而，就象著名的认知疗法ABC中常常提到的，同样的事物，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会有不同的心情。对《西游记》的阅读也是如此，革命家从这本书看到了造反和革命；宗教家从这本书看到了儒道佛的交融；老人从这本书看到了人生，孩子从这本书看到了诙谐，电影人则从这本书中看到了爱情（见《大话西游》）。“道士说，这部书是一部金丹妙诀；和尚说，这部书是禅心法门；秀才说，这部书是一部正心诚意的理学书。”
    如果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采用一个心理学的视角，用一种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读这本书，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一本关于一个人自我成长和人格完善的书，他展现了一个英雄人物——孙悟空成长的心路历程。　
    （一）孙悟空人格特点与成长阶段

    孙悟空是《西游记》中最重要也是最特别的一个角色，从其行为表现，我们基本可以对其个性心理特征做出如下的判断：从认知层面上，孙悟空的听觉一般，但视力却有非凡表现，具有火眼金睛，可以看透妖魔鬼怪的画皮。而且，他还具备很强的直觉能力，在西行的过程中常常他最先发现山谷中的妖气，寻常中的不寻常。孙悟空的智力水平是相当高的，其领悟能力、学习能力非一般人所能比拟。这从他在菩提祖师处学艺的经过处便可见一般，因悟空不想学一般的技艺，遭到菩提祖师的斥责，并在其头上打了三戒尺。当周围的弟子们纷纷抱怨其惹恼师父时，悟空却微笑不语，原来他早已领悟师父的真正用意是在三更时分将对他秘密传道。从非智力层面上，孙悟空是个外向乐观的人。面对西行路上的妖魔险阻，有时候连唐僧本人都面露难色，猪八戒更是想分行礼后回高老庄做他的女婿；而孙悟空，敌人的本领越强大，他的敢斗敢闯的精力便越旺盛，面对困难他从不面露难色，处处冲锋陷阵在前。

    从人格的整体来看，孙悟空集“兽性、人性、神性”于一身。他是一只猴子，具有猴子的活波好动、永不安生的特点，但他不是一只普通的猴子；他还具有人所具有的爱憎分明、喜怒哀乐；但他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他还是一个能力非凡、降妖除魔的神仙。
    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的基本结构可分为“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三个部分，其中本我是人的动物性，是人所有精神活动能量的储存库；自我是人格中理智的、符合现实的部分，它派生于本我，不能脱离本我而单独存在，自我是本我的执行机构。但人在现实中也不能完全按其动物属性来行事，所以自我也需要超我来调节。超我是人格中最文明、最有道德的部分，它是社会道德的化身，按照道德原则来行事。
    孙悟空身上所具有的“兽性、人性和神性”和弗洛伊德将人格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是暗合的。孙悟空身上的兽性，是他的自然本性，在这一部分，他所追求的是不受约束、任情随欲，谁束缚他，他便反抗谁，这相等于其人格的本我部分。孙悟空身上的人性则相当于自我部分，他受本我的驱使，但又受到现实的约束。在成长的过程中，神通广大的孙悟空也也常常对流露出自己的花果山美猴王生活的向往，这说明孙悟空现实生活中的言行，许多还不是随心所欲的，多半是本我与现实妥协的结果。孙悟空的神性在表明他超凡的能力之外，也预示着其能力的发挥不在是率性而为，是有一定道德原则的要求，否则，就是“妖”而非“神”了。这便与超我相吻合。在孙悟空的心中，虽然充满了反抗精神，但他也希望自己的行为符合道德的要求，符合“神”而不是“妖”的要求。若不然，在初入师门，和唐僧闹翻之后，仅仅东海龙王的几句劝说“……你若不保唐僧，不尽勤劳，不受教诲，到底是个妖仙，休想得成正果” ，悟空便沉默不语，翻然悔悟了。可见，孙悟空还是一个有理想，希望自己的言行符合神而非妖的要求，符合道德原则的指引。
    从孙悟空的成长经历来看，他的人格成长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石猴出世始，到大闹天空、被压五行山下止。这个阶段相当于孙悟空人格成长的童年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孙悟空的行为基本上是受本我的冲动控制为多，弗洛伊德认为本我的唯一目标是追求快乐，它向一个暴躁的婴儿，非常贪婪而不开化，只对自己的需要感兴趣。在这个期间，孙悟空凭借自己的天赋异秉，一出世便称王，要过一种“不伏麒麟辖，不伏凤凰管，又不伏人间王位所约束，自由自在”的生活，孙悟空的生本能使他大闹地府，勾去生死簿中的姓名而获得长生；他的死本能又让他大闹天空，破坏掉天庭的建筑和秩序。但人如果仅仅按照自己原始的生命本能来行事的话，必然被现有的社会秩序所不容。现实与本我的需求不可能完全一致，本我的需求不可能在现实面前完全满足，孙悟空在试图满足本我需要的道路上也遭到了挫折，在大闹天空之后被压五行山下。
    自从拜唐僧为师，踏上漫漫取经之路起，孙悟空的人格发展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虽然也受本我欲望的驱使，但更多的时候他自我的的言行要受到超我的影响。他的神性而非妖性得到了增强，虽然他身上猴子的性情也不段涌现，但在大方向上，他的主要行为还是按照现实社会的要求而进行的。在这个期间，他的死本能——破坏的冲动也在不断调整和升华。刚刚拜师的时候，他可以无原则地棒杀几个毛贼来获取几个盘缠，但是，随着取经路程的演进，在“保卫唐僧西行，最终修得正果”信念指引下，他的金箍棒，更多地打向那些要吃唐僧肉的妖魔鬼怪，他的破坏能量也更具有建设性。他的神通广大没有变，他的本我冲动没有变，但本我的力量已经升华为降妖除魔，而不是肆意妄为。虽然有时他也不免发出“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的感叹，这就如一个人常怀念童年，但却不能回到童年一样。孙悟空放弃了自己的一些童年时代的美猴王之梦，而不畏艰难险阻随师父西行，他的自我也因此得以发展，人格得以完善，成为一个人人敬仰的英雄。

    （二）金箍棒、紧箍咒的心理象征意义

    金箍棒是孙悟空在龙宫里得到的一件宝贝，是东海里的定海神针，可随人意粗细长短，名为“如意金箍棒”。在得到这个宝物之后，孙悟空闲时就把他放在耳内，用时掏出成为自己的武器，不论是大闹天空，还是取经路上降妖除魔，金箍棒须臾不离自己。《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将孙悟空的这个宝贝命名为“如意金箍棒”，是无意也好，有意也吧，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观点，金箍棒的心理象征意义是很明显的，是孙悟空心理能量的源泉，也是齐天大圣里比多（libido）的所在。
    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本我是人格中最难接近、但又是最有力的部分。说它难接近是因为它潜藏在无意识之中；说它最有力，因为它是人所有精神活动所需要能量的储存库。而本我中所储存的精神能量，即为里比多，它是人心理行为背后的真正动因。而金箍棒，作为自然本性——里比多的象征，正是靠着它，孙悟空才得以大闹龙宫地府，大败天兵天将，后来又横扫西天妖魔的。然而，人的里比多随意发泄必然为社会所不容，正如孙悟空的金箍棒不能不分青红皂白随意驱使，孙悟空也正是因此被压五行山下，让其进行五百年的自我悔过。
    但是，如果人的里比多得不到释放的话，人便会产生焦虑和压抑，而长期压抑的结果会导致心理的扭曲。作为孙悟空而言，无疑具有极端好动、用不安生的个性特点，他的心理能量也需要有个释放的途径，仅仅压抑起来行不通的。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心理能量所导致的焦虑可以通过心理防御机制来得到化解和疏导。人主要的心理防御机制包括压抑、投射、转移、否认、升华等方式。在五百年的炼狱之后，孙悟空皈依了佛祖，成了取经和尚唐僧的徒弟。但是，这并不表明他的里比多的消亡，而是以一种升华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升华是指原来用以满足本能的活动为更高的文化目的所取代，表现为一种对文明事业的追求。在取经途中，孙悟空金箍棒的不在任意所为，而是直接指向了为祸人间、阻碍取经大业的破坏分子。他也因为自己的情欲的升华，最终修成了成果，获得了斗战胜佛的称号。
    与金箍棒同时不离孙悟空左右的，是他头上的金箍儿，它随时受唐僧紧箍咒的差遣，给孙悟空带来的无穷的烦恼。孙悟空的金箍儿除了是紧箍咒的载体，在心理意义上，还是社会道德规范的象征，是孙悟空人格上超我的代表。
    如前所言，超我是社会道德的化身，按照“道德原则”行事，它总是与享乐主义的本我直接发生对立和冲突，使它得不到满足。在《西游记》中，常常出现的情节是，孙悟空拿出代表本我的金箍棒，准备痛痛快快大干一场的时候，师父的紧箍咒响起，缩紧的金箍儿使得孙悟空痛苦不堪。从心理学的意义上说，这一场景生动地表现了孙悟空人格上的自我在本我和超我之间的挣扎，这种冲突在前面节选的《西游记》片断——“三打白骨精”的情节中得到了集中的展现。按本我的意愿行事，抛弃超我的奴役，这是许多人的梦想，孙悟空也时时刻刻想把这个金箍儿拿走，他到西天后的第一个愿望也是：“趁早儿念个松箍儿咒，脱下来。打的粉碎，切莫教那甚么菩萨再去捉弄他人”，可见孙悟空对其是憎恶之深。然而，正如随着西行的脚步，唐僧运用紧箍咒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一样，孙悟空的行为也越来越遵从当时的社会规范，他的原来受许多受外在的紧箍咒控制的行为也逐渐成为一种自觉了。当西天取经事成，悟空要求师父去掉金箍儿之时，他头上的金箍儿已经自然消失，而他却浑然不觉。这也表明，社会道德规范对他的要求已经从他律到达了一种自律。孙悟空已经成熟为一个社会认可的英雄人物，不管他自己愿意不愿意。

    （三）唐僧和观音对孙悟空成长的影响

    按照《西游记》书中的交代，孙悟空是一个天生的石猴成精；唐僧是金蝉子转世成为取经人；而观音则是西天的灵山的菩萨。这三者在书中的关系很清楚，观音是西天取经的发起者和召集人，唐僧是取经路线的忠实执行者，而孙悟空则是保护唐僧取经的大徒弟。然而，对孙悟空的人格成长而言，唐僧和观音的影响却不是这样简单。
    就唐僧而言，孙悟空的人格特点和他是格格不入，按理，孙悟空也不会喜欢唐僧的个性。在书中，孙悟空对唐僧的不满和反抗也是常常发生，他们似乎是天生的敌人，心理上斗争和冲突不断出现。在唐僧对他唠唠叨叨莫要杀生之际，他也常常嘲笑唐僧肉眼凡胎，不识别真假，这种冲突在三打白骨精中也得到具体的体现。孙悟空对唐僧的教诲充满了反抗，但在反抗中又常常不得不妥协，在这种矛盾的振荡中，孙悟空的人格也在逐步走向成熟。从心理意义上讲，孙悟空和唐僧的关系不仅仅是师徒，更象是父子。当刚刚成为唐僧的徒弟，师父哄骗着将金箍套在孙悟空的头顶时，这具有一个极强的心理象征意义，那就是将是将孙悟空置于社会道德的规范之下。虽然孙悟空明显感到了这种规范对自身自由的束缚，就象一个孩子被父亲告诫从今之后什么是不能做的，什么是社会所不允许的，他感觉到了不自在，但是，为了成长，他又不得不接受这一切。在刚刚接受社会道德的规范的日子里，个体是不愉快的，正如刚刚戴上了金箍的孙悟空。但是，当个体已经接受这种规范，并使这种成为自身行动的准则时，他又会感激给他带来这种规范的人。就象孙悟空和唐僧的关系，是在冲突中开始，但当到了孙悟空成佛的那一刻时，彼此的关系已经是亲密无间的了，这与我们和我们父亲的关系是何其相似。
    观音菩萨也是孙悟空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人物，可以说她对孙悟空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唐僧。是她，在孙悟空大闹天空时推荐了二郎神将其抓获；也是她，在看到孙悟空被压五行山下时而不住叹息；又是她，在唐僧西天取经时，给了悟空一个赎罪和展示才能的机会；还是她，在取经路上帮助孙悟空度过了一个一个难关，最终使其位列仙班。从《西游记》一书中不难看出，对孙悟空的成长最关心的是观世音，对孙悟空成长帮助最大的也是观世音。在这里，观音菩萨不象一个清心寡欲的神仙，更象一个关心孩子成长的母亲。孙悟空在取经路上对观音的依赖感也不仅仅行动上的，更是心理上的。例如，在《西游记》第五十七回中，孙悟空取经路上又遭挫折，便去寻找观音菩萨，“行者望见菩萨，倒身下拜，止不住泪如泉涌，放声大哭。菩萨教木叉与善财扶起道：“悟空，有甚伤感之事，明明说来，莫哭，莫哭，我与你救苦消灾也””。从如此的对话中，我们感受不到大闹天空美猴王的风采，这更象是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在向母亲哭诉的场景。曾听人说观音和悟空的关系象情人，其实不然，他们应该是更象母子。
    最后说一句多余的话，虽然从心理层面上讲，唐僧和悟空的关系象父子，观音和悟空的关系象母子，但是作者并不想说他们的关系象一家人。确实，把唐僧和观音的关系比照为夫妻，那是有乱点鸳鸯谱之嫌的。

没事整理电脑，发现两张照片。

按理，我一般没有工作照片，某班某同学上课喜欢偷拍，被其班主任没收了工具。于是，我得到了照片，这才知道自己上课是什么样子。

这一事件给我的启示是，偷拍要找好点的工具。

有点意思，留点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