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社会的不同人群不约而同地认定一种观念的主导地位，并几乎忘记了其他可能性、甚至自觉排斥其他可能的时候，这种观念就占据了安东尼·葛兰西所定义的文化霸权的地位。在我们的话语中，科学无疑拥有这样的特权。科学二字不仅仅指称一种知识体系，还夹带了价值评判的功能：当人们说一个事物是科学的，意味着它是正确的、好的、值得追求的；反之，当人们说一个事物是不科学的，则意味着它是错误的、坏的、其存在的合理性是值得怀疑的。
科学在中国享有如此荣光，已经有一百多年了。1923年，胡适在为著名的“科玄论战”做总结的时候就写道：“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不唯科学如此，高举科学大旗的人也感染了轻慢的态度，“科玄论战”中科学支持者的代表人物丁文江就把他的对手蔑称为“玄学鬼”。
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的科学（Science）源于西方，这两个字也是一个经由日本转手进来的外来词。探究其本意，有广义的科学和狭义的科学之分。从中世纪到启蒙时代，任何一种系统化的知识体系都可以称为科学；如今，科
近日（是05年的事了）整理旧物，翻出一封信件，信封上标明寄自台湾省宜兰市。信写在巴掌大的一块纸片上，言简意赅：
李先生：
西湖匆匆一聚，时隔二月。
这期间，我去山东拜孔子，也效法孔子登泰山。近日已经把感想整理出来，连同《古调今声》寄给你。
还好，这是春暖花开的季节。
陈炳宗上
恰逢两岸交流的春天，重读这封信，不胜感慨。那是2002年初，我到杭州出差，在即将返回北京的时候，我利用飞机起飞前不到两个小时的空闲，提着行李在西湖边闲逛。正是那个时候，我遇到了这位迄今只谋一面的朋友。他个子不高，40多岁，穿着普通，操一口台湾口音的国语，看得出来，他在寻找一个跟他交谈的人，更确切地说，是想找一个听他倾诉的人。
闲谈之中，我了解到他叫陈炳宗，出生在台湾，在宜兰的一所中学教语文，此行是利用假期到大陆来游玩，寻访历史古迹。除了教书，
后人总是企图为发生过的历史事件赋予意义，但历史阐释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受到诸多现实因素的制约。发生在1990年的国家统一无疑是德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但德国人是如我们惯常认为的那样将其阐释为民族大团结的胜利吗？当然不是，由于其独特的历史，德国人对国家、民族等词语保持着警惕并尽量避免使用。这是一种混合的心态，既表示对历史的反省，也避免其他欧洲国家重新对德国抱以戒备之心。
经过多年冷战的准备，柏林墙在被推倒的那一刻就注定要成为一场战斗胜负见分晓的象征，即西方对东方的胜利、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胜利、民主对专制的胜利。经过16年之后，这种阐释方式并没有弱化和消退。一个抽象的“东部”被丑化，不但背负了历史的罪责，也成为德国现实的负面问题的根源。
与此同时，原东德留下的痕迹则逐步被抹去。共和宫的拆除可以视为一个标志性的动作。
柏林的“宫廷政变”
柏林最有名的菩提树下大街，西起勃兰登堡门，向东大约绵延约两公里。在街的尽头，一侧可以看到古老的柏林穹顶教堂、博物馆岛，另一侧是一个凌乱的大工地，就是正在拆除过程中的共和宫。为了不影响它的近邻，拆除过程进行得极其缓慢，虽然自
中国人的世界主义情怀是颇重的。这可能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想传统有关，两千多年走过来，不光是帝王，就连许多中国百姓都觉得天下万邦皆乃天朝的臣民，既然四海一家，大家就不需分彼此。
一个韩国人曾经打了这些中国人一个响亮的耳光。事情的背景是这样的，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上，中国队一球未进在小组赛阶段铩羽而归，而韩国队则表现神勇，一路高歌冲进四强。很多中国人在失望之余还是感到很兴奋，毕竟有一支亚洲球队表现不错。坦率地讲，我这个伪球迷当时大概也是这样想的。世界杯过后，一个在中国的韩国留学生致信某报，谈到很多中国朋友在他面前表达了由衷的喜悦，而不是祝贺，这让他感到困惑，于是直率地置疑，我们韩国人赢得很爽，关你们中国人什么事？这封信有幸被编辑放行，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讨论。
这位韩国留学生提出了一个并不深奥的问题，在主权国家的时代，国家——而不是其他形式的界定——才是利益单位，而各个利益单位在本质上是竞争的。亚洲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国家才是政治的概念。同属亚洲不意味着国家间就不存在竞争或者竞争就更温和，中国人没有理由为韩国队的表现而兴奋（出于礼貌，祝贺一下还是应
1941年6月22日，被西线的节节胜利冲昏了头脑的希特勒下令进攻苏联，开始在东西两线同时作战。就在这一天，丘吉尔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他说：“苏联的危险就是……我们的危险，也是美国的危险，正如苏联人为保家而战的事业是全世界自由的人们和自由的民族的事业一样。”
这话听起来是多么的悦耳和具有迷惑性，坚定的反共者丘吉尔仿佛在一夜之间转变为共产主义的同情者，从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一跃而成为世界主义者，让诚实的人不敢相信这就是那个把“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挂在嘴边的丘吉尔。
事实并非如此，苏联人保家卫国的事业不是英国人的事业，也不是丘吉尔的事业。丘吉尔欢喜的是，苏联终于加入了反法西斯阵营，这将极大地缓解英国的战争压力，所以他不惜口头上违背自己的理念向苏联示好，拉拢苏联共同对付希特勒。而一旦对纳粹德国的战斗取得胜利，第一个跳出来反苏还是丘吉尔，1946年3月5日，他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富尔敦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宣称“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条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拉开了冷战的序幕。
这段并不生僻的历史表明，世界主
成龙之所以超越了一个普通的演艺明星所能企及的高度和影响力，不单是因为他拍起电影来真地玩命，还在于他多年来一直在实践着他在电影里宣扬的那种博爱精神，热心于公益。不久前（现在算来，是很久以前了），香港的凤凰卫视牵头，邀请成龙等人前往遭遇海啸的印尼重灾区探访灾后重建。在解释为何投身这一慈善之旅时，成龙面对凤凰卫视（这真是一家善于自我宣传的机构）的镜头说，他以前虽然没有到过印尼，但在灾难面前他觉得自己和印尼人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都是生活在一个星球上的人类。
成龙所言流露出一个世界主义者的情怀。（凤凰也在努力打造这方面的形象，他们为这次探访制作的专题片即命名为“我们都是地球人”。）但是成龙大哥无意中讲的另外一句话，却触碰到了世界主义者们无可回避的一个难
按：邹恒甫发布的版本，包含了一些其本人后期加入的内容。贴在这里，算是立此存照吧。
李北方：关于你和光华的纠纷，请问为什么要以给周济的公开信的方式来开始？你还说回国的时候要和陈至立见面谈这个事。
邹恒甫：在美国，大学教授、最高法院的法官是终生制的，tenure是神圣的，一旦得到之后，除非他杀了人、犯了强奸罪，否则不可以开除他的。即便开除，也是要打十几年官司的。这就是为什么我的事情在香港、台湾、新加坡变成头号新闻。但我没有接受国际媒体的采访，我要维护中华民族的形象。
我在美国这么多年没有绿卡，和你一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只多了一本联合国秘书长签字的护照，我在中国不是酒后开车撞死人的话，我没任何责任，但我不会滥用我的权利。
我已经给了北京大学这么长时间考虑，我4月份就把信传给了北大领导，都没有反应，他们还继续折磨我，把我的办公室搬掉，把我的房子要腾出来，把我的董辅礽讲座教授拿掉，这些东西都没有跟我打招呼的，我只有到周济那去啊。我跟周济、陈至立都很熟，不找教育部长找谁啊，美国的教育部长第一件事情就是关心这个。教育部长不关心我，不关心陈丹青，不
程 巍
